前言

时间的齿轮已经转到了2024年，120多年前，中国发生了旨在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两个多甲子的时间轮回，中国的发展可谓是翻天覆地，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自信和坚定成为中国人与世界交往的最好名片。然而在120多年前，中国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每一个中国人备感屈辱，残酷的现实促使有识之士思考御侮图强之道。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反思洋务运动的不足，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仅在于器物层面，政治制度的保守陈旧才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于是他们奔走呼号，一方面通过上书活动影响统治阶级上层；另一方面通过办报纸、开学堂、建社会团体等方式宣传变法思想，汇聚变法力量，为政治制度的变革作准备。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认可，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措施陆续颁布。然而百日维新没有涉及维新派知识分子一开始倡导的君主立宪主张，即便如此，百日维新也因为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奶酪”而被迫中断。维新派旨在通过变法建构君主立宪制，进而发挥制度的优势实现独立富强的目标没有变为现实。这场运动为什么归于失败？笔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反思，去探寻戊戌维新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以期在理论上总结出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而对现实政治制度的平稳运行提供政治文化视角的启发。

120多年的时间长度对于一个生命个体来说已然很长，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它又显得太短。然而在戊戌维新发生后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发展却几经波折，最终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成功建构。首先是发生了清末新政，它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在危机越发严重之时，进行的一场政体层面的自我革命。其改革举措和戊戌维新基本一致，前者相对于后者，在政体层面甚至有更多实质性的改变。由于通过改革建构新的政治制度并非统治阶级的真实意图，清末新政最终中断。其次是辛亥革命，中国从君主专制的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君主专制垮台，民主共和制建立，国家性质和政体形式均发生改变。国家性质上，由过去的地主阶级掌权转变为资产阶级掌权；政体形式上，由君主专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再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性质上，从资产阶级性质国家转变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层面上，虽然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并且战后仍需大量恢复重建工作，政协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对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政体实现完整转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实现了平稳运行，从政治文化角度来说，这得益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有力支撑。这一事实也启发我们，要想实现政治制度的持续平稳运行，需要根据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程度对政治文化不断进行完善和扩充，使其继续为政治制度的良序运行提供保障。

本书以戊戌维新为个案，围绕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变革的影响展开研究，从中分析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影响的一般机制，这是本书的创新点所在，也是理论意义所在。另外，强烈的问题意识促成了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不同国家间的政治制度为什么如此不同？英国为什么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同样是面临发展危机，中国和日本为什么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这些问题最终促使笔者把目光聚焦到了政治制度变革的政治文化影响方面。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政治制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经历建构、完善、衰落、消亡等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由此产生，它关乎一个国家兴衰更替的历史。只有反思历史，了解过去，才能以史明鉴，更好地向前迈进。戊戌维新发生后，历史走过了120多年。因此，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