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综述
既往方能开来。学界的研究成果，是本书写作的当然参考对象。具体而言，学界的研究成果可分为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两部分。
直接相关部分是目前对元代刑部的研究情况。相对来说，直接研究元代刑部的专著或论文较少，目前来看，有赵文坦《元代的刑部和大宗正府》[16]，直接对元代刑部这个机构进行了相关探讨。该文成文时间较早，对刑部作了总体考察，整理总结了与元代刑部相关的部分内容，如职能、官员构成等，但行文较为简约，个别地方存在瑕疵，如刑部尚书的姓名有若干收录错误，如“陈思谦”作“吕思谦”等。此外，2004年在天安门东观礼台附近出土元代刑部的第三题名记碑，为元代刑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碑刻文献材料。对此，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刘卫东撰有《〈刑部题名第三记碑〉考》[17]，在介绍了题名记碑出土情况的同时，对元代刑部略作简介。该文为元代刑部研究提供重要的思路和线索，但也存在讨论不足之处。许多问题没有仔细讨论清楚，甚至石刻碑文的点校也有一些误差。
以上为目前学界针对元代刑部的直接研究现状。间接研究现状，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其他断代的刑部研究成果，为本书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参考。相较而言，其他断代的刑部相关研究成果要比元代丰富，可以为本书提供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如唐代有陈灵海的《唐代刑部研究》[18]、王建峰的《唐代刑部尚书研究》[19]等，宋代有刘本栋的《五代至北宋初期刑部制度研究》[20]、龚延明的《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21]和王晓昱的《宋代刑部研究》[22]等。明清以后，存世史料显著增多，史料种类愈趋多元，因而研究成果也愈趋细化，对明清两朝刑部的探讨自然也就进一步细化，如朱志培的《明代刑部大理寺职能嬗变考》[23]、张田田的《清代刑部的驳案经验》[24]等。
其二，部分通史性著作也会在探讨中央官制特别是六部时介绍刑部。其中，以陈高华、史卫民撰写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25]介绍最为详细。其著中第三章“中央行政体制”第三节“六部及其职能”中，有对元代六部演变和职能的具体介绍；第八章“司法制度”第四节“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中，有专门介绍刑部和大宗正府之间的权力调整问题，主体内容源于陈高华《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26]一文。
其三，研究具体的元代中央及其他机构或政治制度的著作论文中，也会涉及对元代刑部的部分研究。
首先，元朝（包括“大蒙古国”）并非自政权建立伊始便采纳汉法，因此其国家机构的建置有一嬗变过程。大蒙古国时期，国家机构设置简略，行使司法和审判等职能的主要是“大断事官”一职，也称“也可札鲁忽赤”。这一职位随着大蒙古国的日益扩张和社会发展而发展。忽必烈时，因国家制度设计中融入汉法，“也可札鲁忽赤”逐渐演变成后来元朝的机构“大宗正府”。“大宗正府”的权力时涨时落，总体而言，随着元朝中央机构逐渐采纳汉式的中书省和六部体系，“大宗正府”的职能与原先的“也可札鲁忽赤”相比要相对小一些。一方面，中书省、枢密院，甚至宣政院、太禧宗禋院、詹事院、宣徽院等机构，都纷纷设立或短暂设立本机构的断事官，分走了原来“大断事官”的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刑部的设立也从中分走了相当一部分的立法、司法权力。机构之间存在权力衔接和让渡，故早期关于“大断事官”和后续“断事官”“大宗正府”等相关机构的研究，也构成本书对刑部机构研究的必要参考之一，如李涵的《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27]，田村实造的《元朝札鲁忽赤考》[28]，扎奇斯钦的《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29]，姚大力的《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30]，刘晓的《元朝断事官考》[31]、《元代大宗正府考述》[32]等。
其次，元朝大规模比附、采纳汉法的做法，要到忽必烈即位之后。忽必烈于1260年建元中统后，逐渐采纳原先金朝的一省制中央机构建置设立中书省。[33]中书省之下，其最初于中统二年设立左三部和右三部，并非一开始就采用六部建置。其后，部一级的建置在左右三部、四部[34]、六部之间摇摆不定，后来才逐渐固定为六部体系。对于这个阶段的了解和把握，是研究下一阶段刑部权力来源和建置的一个必然前提，因此，这一阶段关于中央机构设置和调整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成为本书对刑部机构研究的必要参考之一，如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35]、《金元六部及相关问题》[36]，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37]等。
复次，元代正式采用一省六部制后，刑部机构的发展渐趋稳定。但由于元代司法的特殊性，刑部并非唯一拥有司法审判权力的机构，大宗正府、枢密院、宣政院等部门，亦在有限的人户或具体问题上取得参与司法审判的资格和权力，形成元代较具特色的“约会制”。此外，御史台、行御史台、肃政廉访司等各级监察系统，对司法审判亦有相当的审覆干预权。故对这一现象的相关研究成果，本书亦需加以参考，如陈高华的《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一文，对此有较为充分阐述。
最后，在研究元代法律制度、法典文献等问题时，不可避免会涉及元代刑部职能的研究。元代刑部的基本职能是司法审判，法律制度、法典文献中所载的司法判例，往往是这一职能的生动体现和外化。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元朝取消了一度设置的大理寺，故元代刑部兼具前代刑部和大理寺的职能，刑部设狱即为其特色之一。因此，对狱政职能的梳理，是研究元代刑部的一大特色。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刘晓的《元代监狱制度研究》[38]、宋国华的《论元代的监狱管理——兼与唐宋的比较》[39]等。
以上是本书所涉元代刑部的基本研究综述情况。该载不尽之处，并见拙文《元代法制史研究综述》。[40]
[1] 各行省下辖的理问所与刑部有一定的职能上的相似，在管理地方司法事务上，刑部甚至可视为腹里地区的“理问所”。元人戴良曾在《送王理问序》中称：“凡庶府百司事有不平者，则平之于宰相；宰相不欲以自平，则下之于理官。于是理官得以考其情而生死之，使死者不怨，生者衔德。是宰相者，代其君以用刑者也；理官者，代宰相以掌刑者也。宰相势虽尊，而其责不若理官之为重。盖宰相不能必人之死生，而理官得以法令而死生之也。故理官者，国家生民之司命也，其责可不谓重乎？”据此可知二者之间职能之相似。必须强调的是，行省理问所与中书省刑部之间并无隶属关系，理问所对行省宰执负责，刑部对中书省负责。而行省与中书省之间原则上互为表里，很难完全视为上下隶属，后文详述。
[2] 罗炳良：《“予夺褒贬”与“据事直书”——中国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及其演变趋势》，《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7页。
[4]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5] 孙继民、宋坤、陈瑞青、杜立晖等：《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6]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7]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汇编：《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8] 《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1982、1986、2006年版。
[9] 陆峻岭编：《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
[10] 王德毅等：《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 姚景安：《元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 [日]植松正：《元代政治法制史年代索引》，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版。
[13]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四库全书索引编纂小组主编：《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索引》，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4] 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5]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6] 赵文坦：《元代的刑部和大宗正府》，《历史教学》1995年第8期。
[17] 刘卫东撰：《〈刑部题名第三记碑〉考》，《北京文博文丛》2014年第3期。
[18] 陈灵海：《唐代刑部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9] 王建峰：《唐代刑部尚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
[20] 刘本栋：《五代至北宋初期刑部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1年。
[21] 龚延明：《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22] 王晓昱：《宋代刑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9年。
[23] 朱志培：《明代刑部大理寺职能嬗变考》，硕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大学，2011年。
[24] 张田田：《清代刑部的驳案经验》，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25] 陈高华、史卫民撰：《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6] 陈高华：《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载《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3月，后收于《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27] 李涵：《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28] [日]田村实造：《元朝札鲁忽赤考》，《中国征服王朝的研究》（中），京都：同朋舍出版社1964年版。
[29] 扎奇斯钦：《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蒙古史论丛》（上），学海出版社1980年版。
[30] 姚大力：《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1] 刘晓：《元朝断事官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32] 刘晓：《元代大宗正府考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33] 元朝陆陆续续设立过几次尚书省，但时间都不是很长，也并非金朝意义上的尚书省。
[34] 四部体系为吏礼、户、兵刑、工部，是元代从左右三部体系向六部体系过渡的中间阶段。
[35] 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6] 张帆：《金元六部及相关问题》，《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7] 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8] 刘晓：《元代监狱制度研究》，《元史论丛》第7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9] 宋国华：《论元代的监狱管理——兼与唐宋的比较》，《平顶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40] 拙文载《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