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路径探索：乡村振兴研究的策略措施

《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指出了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关于实施路径，也试图通过“五大振兴”对学术界的研究进行归纳。

1.产业振兴的视角。一是关于产业深化发展路径。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产业融合[247]、文旅产业[248]、土地流转[249]、数字经济[250]等方面，为乡村产业振兴拓展了思路。二是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贺雪峰认为要将亿万农民组织起来，这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将农民组织起来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当前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通过科学设置集体土地的权利，使所有农民利益与土地联系起来，并造成对村社集体的赋权，从而重新激活村社集体，形成村社集体‘算平衡账’的能力，真正将农民组织起来。”[251]三是关于农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252]。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因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随着门槛变量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发展的促进效应不断增强。”[253]

2.人才振兴的视角。一是关于乡村精英的研究。如，从“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与“内生型乡村治理精英”有机共融[254]、“任务型乡贤”[255]等方面的研究。二是关于人才建设研究。例如，提出从本土性培育人才出发，培养造就乡村本土人才，培育新乡贤和两委干部人才；[256]也有侧重对留住人才的环境、机制的研究。陈军亚指出：“通过吸引能人回乡破解乡村人才瓶颈，要从分类开发、能力提升、权威转化、长效激励等方面构建精英再造机制。”[257]钱再见等指出：“打通‘人才下乡’的立体化通道，使新乡贤‘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通过政策托底、人才培育、平台建设、文化涵育四个方面，“优化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258]。三是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研究。新型农民的培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开展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259]新型职业农民是“产业发展的引领者”“现代生活方式与乡风文明的倡导者”“现代科技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传承者”“可持续发展观与乡村民主自治的践行者”。[260]要通过数字信息技术“着力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增强数字化增收能力”，做一个“数字新农人”。[261]四是关于乡村教育推进路径的研究。教育是保证乡村人才可持续的关键。如提出通过梯次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多样化发展路径、产业经济与教育相融合、乡村文化发展体系这五重进路推动乡村教育振兴。[262]

3.文化振兴的视角。一是关于移风易俗方面的研究。如提出要构建政府、基层组织、民众在内的多元主体的文化治理格局，通过互联网技术、“软硬兼施”、创新婚介服务等途径，[263]以及多语言（方言）语音科普推广[264]等方式，将民风民俗与时代新风相适应。二是关于文化治理的研究。提出“以理念行动建立全过程质量治理理念、以复合治理行动实现全主体联动融通、以智治行动实现高品质服务全流程追踪、以政策创新行动实现制度结构全周期改进。”[265]此外，还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266]等视角的研究。三是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红色资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持力量。在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推进中，提出要从内外部齐头并进，实现向红色文化资本的转化，助力乡村振兴。[267]此外，也有从红色旅游[268][269]等视角的研究。

4.生态振兴的视角。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是人居环境治理的研究。提出构建“一种以城乡基层社会为场域、以彼此关联的生态权益为基础、以共有生态资源发展为理念、以共同的生态环境建设行为为内容、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导向的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270]。还有“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让道德约束、规范村民的环保行为”[271]等观点。二是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如提出“绿色发展的振兴之路，必须在强化空间优化、推进绿色产业、优化政策体系和构建科技创新体系等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率先实现突破”[272]。

5.组织振兴的视角。一是关于基层党组织的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层党组织必须要树立先进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法、营造治理环境，不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273]二是关于多元治理方面。多元共治“并非主体数量上的简单增加，而是根据不同的权力特点和治理对象之间的契合度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的优势”[274]。组织振兴路径在于“一核多元、两级架构、各归其位、各负其责，强化党组织对乡村的掌控力，重塑乡村治理秩序”[275]。三是关于“三治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如提出“须从构建共同价值准则、拓展村民公共参与渠道、激发新乡贤引领价值、实现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双重效应等方面补齐乡村治理短板，促进村民满意度提升”[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