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概要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石。其中，少数民族乡村又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面临“建设好美丽家园”“守护好神圣国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现代乡村文明建设时代重任。对此，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恰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宝贵内生文化资源。由于乡村振兴既是一个现代乡村文明的“新生”过程，也是一个传统乡村文明的“再生”过程，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通过“现代性转化”与“结构性再生”，恰是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推动力。

研究思路：首先阐述了乡村振兴与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逻辑关系，进而全面梳理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的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上，从政治学的宏大视野深入揭示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路。特别是运用民族国家的基本理论，包括国族理论、国民身份理论等，深度分析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何以转”的内在逻辑。进而，又进一步揭示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如何转”的实践逻辑，包括以“协同”的方式、以“再生”的方式、以“互融”的方式、以“嵌入”的方式等，从而被激发出全新的时代生命力；接着，又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被激发全新时代生命力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如何助力乡村振兴的。不仅探讨了如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逻辑，而且重点从政治学的视域分析了这些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如何作为“基层治理的协同力”“政治社会化的内生力”“传播主流价值的凝聚力”而发挥振兴作用的。最后，从未来展望方面阐述了进一步深入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发展方向与推动思路。以下是各部分的具体研究内容：

（一）理论基础：乡村振兴与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逻辑关系

对乡村振兴本质的解读与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目标的厘清，是深度分析传统治理资源的乡村振兴功能的前提。为此，本书同时将乡村振兴的政策性表达、学术主题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指示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将“乡村振兴”转换成“文明转型”的学术主题，同时结合乡村振兴的政策性表达，尤其是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回信、考察讲话中所提到的“建设好美丽家园”“守护好神圣国土”“维护好民族团结”“记得住乡愁”这四大乡村振兴任务，以此为主线，建立分析框架。

第一，在乡村振兴的理论解读上，本书试图从政治学的视域，置于“文明转型”这一学术视野下进行分析。从本质上看，乡村振兴乃是中国乡村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场深刻的“文明转型”，旨在建立一种“现代乡村文明”，实现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的转型以及重建乡村文明秩序。乡村振兴并非把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农业发展好，而是要构建一种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相融合、现代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相融合的全新的“现代乡村文明形态”，包括建立现代乡村物质文明、现代乡村精神文明、现代乡村生态文明、现代乡村政治文明与现代乡村社会文明。

第二，将乡村振兴的学理分析与政策性表达有机结合起来。体现在五大乡村文明范畴，所对应的政策性表达分别是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2]、文明和谐[3]与治理有效[4]。本书不仅用学理分析深度阐释政策性表达的内在机理，也有用政策性表达指引学理分析的研究方向。

第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少数民族的相关回信、考察讲话等，厘清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目标并建立分析框架。由于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边疆地区，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独特的地缘环境与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等，赋予了少数民族乡村振兴在建立现代乡村文明时，既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本书在着眼少数民族乡村实际进而精准定位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目标任务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给少数民族的相关回信、考察讲话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最后聚焦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老支书的回信以及云南大理乡村考察时的讲话等，将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目标具体化为“建设好美丽家园”“守护好神圣国土”“维护好民族团结”“记得住乡愁”这四大方面。

面对现代乡村文明建设重任，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恰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宝贵的内生文化资源。由于乡村振兴既是一个现代乡村文明的“新生”过程，也是一个传统乡村文明的“再生”过程。其中，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经现代性转化与结构性再生，恰是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资源。

以下是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梳理的少数民族乡村振兴分析框架：

（二）内生资源：优秀传统治理资源的基本类型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少数民族在特定生产生活环境下逐渐形成且世代相传的，同时有助于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传统价值、传统规范、传统习俗等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一个由多重治理因素相互作用的文化时空，主要包括传统组织资源、传统习俗资源、传统价值资源。

1.优秀传统组织资源。一是血缘类宗族组织。如彝族的家支制度。二是地缘类民间组织。如基诺族的卓巴卓生组织、佤族的寨老组织、拉祜族的卡些组织、傣族的“细梢老曼”组织等；此外，还包括传统业缘类民间组织等。

2.优秀传统习俗资源。一是风俗习惯。例如，节庆、公共仪式、礼节、象征符号等。二是传统习惯法。不同民族对习惯法有不同称谓，有的叫规约，有的叫款约，有的叫榔规，有的叫阿佤理，还有的叫古法，等等。三是传统爱国规约。突出特点是用传统文化的载体表达全新的价值内涵。

3.优秀传统价值资源。一是国家观。包括爱国主义意识及命运与共意识等。爱国主义是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心和民族魂。例如，唐代地方性民族政权南诏所立《德化碑》，就是反映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鲜活个案；再如，1913年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通过的《联合东蒙反对库仑》、1934年云南佤族17部首领联合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的体现。二是民族观。包括同根共祖意识、民族团结意识、和而不同与包容多样意识等。中华各民族都有强烈的“同根共祖”思想，根植于各民族内心深处，流淌于各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各民族和谐共处的重要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三是社会观。包括崇德重仁意识与礼义廉耻意识等。中华各民族自古就是“崇德重仁”的民族。如，从南诏君臣共立的《德化碑》到大理国留传至今的《护法明公德运碑》《兴宝寺德化铭》，这些碑文都凸显了一个“德”字，彰显了彝族、白族“重道德”的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四是自然观。中华各民族自古就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

（三）内在机理：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路

1.“何以转”。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治理资源在民族国家的塑造下在传承中不断转化与发展。推动逻辑主要包括：国家制度逻辑、国民身份逻辑、国族逻辑、政治文化逻辑和自发逻辑等。第一，国家制度的重构：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政权的一体化建设，推动了传统治理资源的根本性改造；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与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则又为传统治理资源在发展中传承创造了制度环境。第二，国民身份塑造：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身份逻辑。第三，“多元一体”的国族建设：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关系逻辑。第四，政治文化的重塑：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文化逻辑。第五，内生性动力的驱动：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自发逻辑。

2.“如何转”。在民族国家的塑造与影响下，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其中，传统组织资源主要以一种“协同”的方式，传统习俗资源主要以“再生”“互融”“转型”“嵌入”等方式，传统价值资源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从而被激发出全新的时代生命力。

（四）古为今用：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效能

作为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推动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不仅是“产业振兴”的稀缺发展资源与“生态振兴”不可忽视的内生文化资源，而且也是“文化振兴”的重要传统社会资本，更是“治理有效”的宝贵文化戍边资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生性载体。其中，传统组织资源又作为“基层治理的协同力”，传统习俗资源又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内生力”，传统价值资源又作为“传播主流价值的凝聚力”，分别助力乡村振兴。

以下是本书关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研究的框架图谱：

（五）未来展望：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深入推动

未来，需聚焦“建设好美丽家园”“守护好神圣国土”“维护好民族团结”“记得住乡愁”等建设要求，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向深度转化。一是紧扣“建设好美丽家园”，将优秀传统治理资源进一步转化为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力量与乡村绿色生态空间的涵养力量；二是紧扣“记得住乡愁”，以现代文明为引领方向打造“现代乡愁”；三是紧扣“守护好神圣国土”，从“边境治理共同体”的角度推动深入转化；四是紧扣“维护好民族团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深度转化。在推动思路上，一是要统筹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坚持传承中发展、发展中传承；二是要健全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党建引领机制；三是要正确把握好差异性与共同性之间的关系；四是要正确把握好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