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刍议：以“知母不知父”为例

《社会》2014年第2期、第3期连载了吴飞《“知母不知父”的西方谱系》，该文系统梳理了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类学界几位主要母权论者的思想，并对其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正如吴飞文中所言，作为人类历史一环的“母权社会”在西方学术界已遭到严厉批评，因此，吴文的真实意义在于阐述国内盛行多年的“母权社会”或母系社会[1]的理论前提。

在吴文的末尾，吴飞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母权社会竟会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得到那么广泛的接受，并最终成为不容置疑的公理呢？”[2]吴文认为大体有三个方面的支撑：第一是西方学者的理论。但“既然西方的母权理论早已崩塌，中国的母系论者就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撑”[3]。第二是古代文献中的一些材料。“但正如潘光旦先生指出的，这些材料非常薄弱，与巴霍芬在西方古代文献中的发现不可同日而语。但就连巴霍芬都无法肯定古希腊母权社会的存在，这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就更不能支撑母权社会在中国古代的存在了。”[4]第三则是利用“许多古书中都有关于‘知母不知父’的说法来支持母系社会的存在。比如，《商君书·开塞》：‘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仪礼·丧服·传》：‘禽兽知母而不知父’”[5]。吴飞认为，“这些并不能被用作史料，因而这些说法的存在并不足以支撑母系社会的存在。不过，这些却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上古之世的设想，比霍布斯明确提出‘知母不知父’的问题要早了近两千年。难道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曾经设想过母系社会的存在？”[6]可惜，吴文至此戛然而止，“究竟如何来解读这些材料，怎样理解中国上古之世的社会形态，如何最终厘清母权社会问题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影响，将是我们下一步的课题”[7]。在《近世人伦批判与母系论问题》一文中，吴飞也写道：“民国这些学者还有第三方面的理据，那就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相关讨论，比如《庄子·盗跖》《商君书·开塞》《吕氏春秋·恃君览》等都有上古之人‘知母不知父’的说法。但首先，这些是先秦思想家对上古生活的一种猜想，不能作为史料；其次，‘知母不知父’并不意味着就是母系社会。以这些说法证明母系社会的存在，更是没有根据的。关于这个方面，笔者将另外撰文讨论。”[8]

西方“母权社会”学说体系的坍塌，为我们反思中国自身“知母不知父”之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晚清民国之际，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后，被历史学家用来构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以期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外乎人类的普遍历史。

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自身，我们发现，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脉络中，“知母不知父”具有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先秦文献自身展示的思想世界与20世纪套用西方学术术语对其进行的描述之间存在裂缝。接下来，我们将梳理“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反思这一断裂对当今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并由此发掘与阐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