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非和解事实的再思考
- (南非)凯特·莱夫科·埃弗雷特 (南非)拉詹·戈文德 (南非)唐纳德·福斯特主编
- 14178字
- 2025-04-28 20:01:26
绪论 衡量南非的社会变迁
凯特·莱夫科·埃弗雷特（Kate Lefko-Everet）
拉詹·戈文德（Rajen Govender）
唐·福斯特（Don Foster）
2014年4月，南非庆祝首次不分种族选举和民主转型20周年，纪念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对南非在政治生活、治理方式、经济结构和运作等领域的生活是否有所改进的广泛关注[见 Booysen 2014；2014年4月25日《邮政卫报》（Mail & Guardian）；《总统》（Presidency）2014[1]；2014年5月6日《卫报》（The Guardian）][2]。当然，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和46年种族隔离之后，南非国内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和解状况成为焦点。
许多人在民主时期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有关南非生活变化程度的答案。于大多数人而言，民主过渡带来的巨大变化显而易见。许多学校、街区、工作场所均实现种族融合。自1994年以来，领导反种族隔离解放运动的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历届全国选举中均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接受司法与和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IJR）关于社会变化迹象的采访时，南非人认为，“在郊区，不同种族的儿童都在一起玩耍”“人们已经原谅彼此”“全国98%的人团结一致，不再互相歧视”而且“即使你认为自己地位低，其他人地位高，你仍然可以出人头地”。[3]
然而，南非的生活也每天提醒着人们，一些地方和人民根本没有改变，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和“未了之事”依然顽固不化。近期发生过相关事端，比如：2015年斯泰伦博斯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反对改革（通过“开放斯泰伦博斯运动”）及豪登省（Gauteng）鲁德普拉（Roodeplaat）特库罗基金会学校（Curro Foundation School）实行分离教室——声称是迫于学生家长的压力而为之[2015年5月15日IOL新闻（IOL News）][4]。
同样，种族主义、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和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行径在许多曾实行种族隔离的居民区依然存在。2014年，在开普敦，有人发现哈菲尔德村居民协会脸书页面出现该协会对郊区街道上行人进行种族定性的相关信息，引起全国轰动。尽管该社区被认为包容且团结，但当地居民出于安全顾虑开发了用于指导安全监视详细信息的暗号：“查理”（Charlie）指代有色人种，“布拉沃”（Bravo）指代黑人。该社区论坛是一个封闭的脸书群组，正如居住在该地区的一名人权律师所发现的那样，他将此议题搬上媒体，该论坛极力禁止任何成员对这一主导话语提出异议。凡是反对此主导言论的居民被禁止加入脸书群组，并受到网络欺凌。网络上的恶意和愤怒不可避免地蔓延到现实世界。
这仅是开普敦郊区众多涉及种族关系紧张和暴力事件中的一桩。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2013年11月至2015年1月），南郊温伯格治安法院就受理了16起涉及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案件，省级平等法院受理了38起。其中包括：
·南非国防部队（South African National Defence Force）一名白人成员认为一名黑人家政工作者是性工作者因而对其进行攻击（《目击者新闻》，2015年1月20日）；
·一名白人男性路人认为一名疾驰的马拉维年轻男子在逃离犯罪现场，因而对其进行鞭打，而后证实该年轻男子跑步是因为要赶工上班。（《IOL新闻》，2014年11月12日）；
·五名白人大学生在购物中心停车场攻击该购物中心的52岁女性清洁工[《时报现场》（Times Live），2014年11月24日]；
·一名青年白人男性在夜总会阳台上向一名黑人出租车司机撒尿（《IOL新闻》，2014年11月15日）。
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桩涉及青年白人女性殴打和言语攻击他人的案件。该女子年仅23岁，没有任何关于种族隔离社会化过程的真实记忆或经历，她攻击一名年长的有色人种女性，二人在停车场发生争执，引发肢体冲突：“你最好把你的车开走，否则我就用点击枪把你赶出去……你不属于这里。滚回你自己的地方。”（《开普时报》，2015年1月16日）尽管这些事件使得举国聚焦开普敦，但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均有发生。
本书目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不同经历中，在一个国家，我们可能会面临定期的巨大发展和停滞不前所带来的矛盾迹象，因此很难衡量南非在和解和改变社会关系方面进行到何种程度。对这一进程的评估往往过于依赖偏见、轶事、刻板印象和误解。
本书旨在回答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即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人是否已经和解，或至少公众认为和解是否已经发生。为此，本书依据司法与和解研究所自2003年以来通过《南非和解晴雨表》（South African Reconciliation Barometer，SARB）调查收集的10年全国民意数据，进而讨论吉布森（James L Gibson）教授于2004年在南非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HSRC）出版社出版的早期作品《克服种族隔离：真理能使一个分裂的国家和解吗？》，吉布森分析了2000年至2001年《南非和解晴雨表》调查的一系列初期试点，为当前的研究提供基准。
本书所有论文均为司法与和解研究所公开征集。论文作者从不同的学科，以独特新颖的视角分析和解释《南非和解晴雨表》数据。他们首先提出关于社会变化的基本问题，而后通过对这些结果的定量数据分析和解释寻找答案。我们认识到理解和解进展所包含的内容宽泛，定量分析民意数据仅是其中一面。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这仍然是关键的一部分。从一开始，至关重要的是要承认我们的初衷并非实证主义的或排他性的。我们认识到这样实属坐井观天。但我们同时认为，推动更广泛的和解项目中的一部分至关重要。
定义和解
首先，厘清和解的概念复杂性十分重要。和解这一概念适用于后冲突社会，因此无论是南非国内抑或国际社会，就这一术语的含义而言，人们很难达共识。David Bloomfield，Teresa Barnes和Luc Huyse（2003：12）认为这种复杂性源于和解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
和解的目标是一个未来愿景，一个重要的前进方向，甚至是打造心往神驰的理想国。然而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现在时的方式处理问题，建立和解进程是努力的途径，切实有效，朝着最终目标前行，这一进程本身价值非凡。
国际司法研究所创始主任查理斯·维拉-维森西奥（Charles Villa-Vicencio，2004：6-8）提出，和解涉及多个过程和参数：和解中断了既定的事件模式；和解可能包括原谅，却不尽然；和解需要“社会各阶层认真倾听和深入对话”；和解需要理解；和解需要时间和空间悲伤和疗愈；和解包括承认真理；和解有关记忆和追求正义；和解也包括赔偿。
其他学者在定义此复杂概念时也有突破。Daniel Bar-Tal和Gemma Bennink（2004）综合了和解的14个定义后将其定义为：“在正式达成和解决议之后，在卷入棘手冲突的社会之间形成或恢复真正的和平关系。”（Nets-Zuhngut 2007：55）Louis Kriesberg（2007：2）将和解描述为在敌人或前敌对团体间建立相互和解的过程，和解通常是指朝着相对合作和友好关系发展的过程，这种关系通常是在涉及关系中的一方或多方受到严重伤害而导致关系破裂后建立的。
尽管这些定义并非详尽无遗，但对概念化和解而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南非和解项目
理解和解的意义和确定和解进展需要回顾过去。20世纪90年代末，显而易见，种族隔离现状无以为继，作为向民主“协商式转型”的一部分，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议题应运而生。这一提议于谈判桌上的任何主要参与方而言，未必称心如意。可以说，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和实施者，即南非国民党（the National Party）及其支持者是特赦的最大受益者。相反，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可能更倾向于会招致起诉的政治审判。然而，由于要求结束协商式转型的压力日益加剧，1993年颇具约束力的临时宪法在结语中增加了最后关头的妥协，形成了有利于推进和解和重建而使大赦成为可能的条款。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1995年第一届民主议会颁布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而合法成立。以“完全披露”与完全大赦（既非刑事责任也非民事责任）进行交换换取真相（Sarkin 2005）。南非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内部非常制度化的和解办法，其基础是讲真话的重要性，这是实现充分理解种族隔离时代暴行、促进宽恕和国家团结以及最终获得特赦资格的必要步骤。有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南非采取的是恢复性司法，而非报复性司法。正如Rosemary Nagy（2002：324）所描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强调“理解并非报复”“补偿并非反击”和“乌班图（ubuntu）并非伤害”的重要性。委员会 “尽可能完整汇编这些事件和违规行为”。名誉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Archbishop Emeritus Desmond Tutu）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并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表的五份报告的第一份前言中描述了其中的一些事件：
所有南非人都知道，近期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如沙佩维尔（Sharpeville）和兰加（Langa）屠杀、索韦托（Soweto）起义、教堂街爆炸、马古（Magoo）酒吧和阿曼济姆托蒂（Amanzimtoti）温皮酒吧爆炸、圣詹姆斯教堂（St James' Church）屠杀、博伊帕通（Boipatong）和瑟布肯（Sebokeng）。我们还知道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尼尔·阿格特（Neil Aggett）等人在拘留期死亡；在东兰德（East Rand）和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发生的割喉及 “黑对黑”暴力事件，起因为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联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及后来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间的对峙。我们的国家浸染在不同种族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民的血泊之中。（TRC 2003）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三个委员会组成：第一，人权侵犯委员会（th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Committee），该委员会收到22000名受害者和证人的陈述；第二，大赦委员会（the Amnesty Committee），该委员会能够大赦揭露政治暴行者（最终批准大赦7116名申请人中的849名）；第三，赔偿和复权委员会（the Reparation and Rehabilitations Committee），主要就政策和救济款项提出建议。重要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有传唤权，但其工作范围在调查具有政治性质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之内。调查范围仅限于沙佩维尔大屠杀前夕（1960年3月1日）至临时宪法生效之日（1993年3月5日）之间所犯的罪行。
Martin Coetzee（2003）指出，绝大多数特赦申请者均无法表现出其政治动机，所以其中大部分被法庭以技术理由驳回（共计5442个申请被驳回）。仅有1647项符合审查的所有要求。其中有关南非安全部队成员仅有293项——与如此长时间的暴行相比，此数量之少令人悲恸。事实上，大多数大赦申请者并不是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者和犯人，而是许多泛非主义者议会（Pan Africanist Congress）、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the Azani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武装派别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的成员。这一进程结束时，90%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国家申请者获得大赦，78%的合格申请者获得大赦（Coetzee 2003；Foster，Haupt & De Beer 2005：21）。基本没有未获赦免的个人遭起诉。
聚焦受害者和幸存者证词和故事的公开听证会在媒体播出，尽管电视画面只播放了从受害者那里收集的大约10%的资料，树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程序的主导形象。大部分证据源自400多名训练有素的记录员组成的团队，他们使用一份相当简洁的官方表格收集记录有关侵害事实的标准化信息（见Wilson 2001）。截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程序完成，共计21769名个体受害人。其中，唯有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特别指明的人士方有资格获得赔偿。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过程的结果和发现记录在包含一系列卷宗的报告中。前五卷于1998年10月送交时任总统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另外两卷由大赦委员会、赔偿和复权委员会汇编2003年提交。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进程未能逃脱诟病，溯及既往，批评的声音有增无减。衡量其成功与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没有南非人可以说他们对种族隔离制度下犯下的暴行一无所知；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贡献。然而，以下诟病尤为突出：一方面，在如此狭窄的职权范围内，许多诸如强迫迁移、通过法律、未经审讯羁留、形形色色的歧视等种族隔离时代的滥用行为均被排除在调查之外。另一方面，许多高级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例如前总统波塔（PW Botha），拒绝参加委员会的工作。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领袖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批评这一过程缺乏公正。
回顾性批评的另一个观点，也是本卷许多论著的出发点，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时期，政府在推进和解方面的明确工作有限。一些遭受严重侵权的受害者获得了赔款，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报告的许多建议仍未得到执行和实现。推动和解或执行这些建议的任务显然不属于任何政府部门或机构。所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政府政策议程上的中心地位迅速减弱，而且可以说已经被其他话语和优先事项所取代，比如促进“社会凝聚力”[霍夫迈尔（Hofmeyr）采访]。
衡量和解的进程
2000年，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缔结之后，司法与和解研究所成立，旨在以民间团体和非政府人士的角度审视委员会建议的实施情况。研究所的创始目标之一是通过一项全国代表性调查衡量和解在一段时间内的进展情况，最终成为“和解晴雨表”项目。
起初，《南非和解晴雨表》项目被构想为纵向研究，专门衡量和解进程。项目的初期进展始于司法与和解研究所在2003年进行的一项探索性研究，该研究调查了“南非人赋予和解概念的意义和联想”；和解进程的地点和方式问题；国家领导水平评价；以及对该国为“处理未尽事宜”试图做出的评价（Lombard 2003b：3）。
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以开放式问题的形式调查南非人民如何理解和解的意义。3491名调查参与者中近30%的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其他调查参与者的回答包括以下几点：宽恕（23%）、统一（16%）、和平（13%）、种族融合（10%）、遗忘（9%）、合作（5%）、处理遗留问题（5%）、处理差异（5%）、社会经济发展（4%）、价值观（63%）、结束种族主义（2%）、人权（2%）（Lombard 2003b：5）。
另外一个封闭式问题也得到了类似的回答。被问及和解的含义时，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和解是指原谅过去的行为（32%）、不同种族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24%）或愿意与其他种族的人建立关系（18%）。相比之下，仅8%的人认为和解是指“立即解决经济不平等”，7%的人认为是社会和经济发展（Lombard 2003b：7）。
基于这些初期研究，Gibso（2004）提出，和解包括“至少四个具体的、甚至是独立的子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本书理解和解的基础：
·跨种族和解——不同种族的人愿意信任彼此，抛弃对其他种族的成见，逐渐和睦相处；
·政治宽容——承诺相互忍受，甚至那些他们深恶痛绝对方的政治思想的人；
·支持人权原则（抽象和具体）——包括严格遵守法治并致力于法律普遍性；（及）
·合法性——特别指承认和接受新南非主要政治机构权威的倾向（2004：4）。
表1 原始《南非和解晴雨表》的假设和指标
续表
探索性研究结果和Gibson分析工作的成果形成了早期《南非和解晴雨表》调查旨在检验的七条主要假设。这些假设和相应的指标如表1所示。最初的七条假设于2004年被缩减为六个假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诺”的假设被删除）。
《南非和解晴雨表》研究方法，2003—2013年
在2003年初进行了初步探索性研究以及制定经修订的一套假设之后，《南非和解晴雨表》的调查于2003年底再次进行，2004年进行了两次。此后，从2005年至2013年每年进行一次调查。2014年，进行了广泛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测试，并更新了调查，以便从2015年开始进行新的迭代。这些测试的结果在本章的后续部分中得到实质性论证。
2003—2013年，《南非和解晴雨表》调查采用定量问卷进行，问卷包含约100个项目，大多数采用李克特量表五点选项（Likert scales）。在此期间，部分调查项目稍有改动，这通常由于试点测试期间，被调查者不理解某些具体问题的措辞。有几个条目被直接删去，并在随后的几轮调查中增加了一些针对当前问题的条目。例如，《南非和解晴雨表》的早期几轮调查中测试了南非人是否认为抗议正当合理。在2011年增添问题项，测试直接参与抗议。然而在2003年至2013年间，大多数调查条目保持不变，以便产生纵向的可比较数据。
在此期间，作为两年一度的重点调查社会和政治趋势的哈亚布斯（Khayabus）调查的一部分，益普索（Ipsos）（前身为益普索·马基内（Ipsos Markinor）进行了实地调查。每轮调查中，益普索都从16岁及以上的南非人中挑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每个样本包括大约2000名南非城市人口和1500名非城市人口，男女比例均等。抽样框架基于人口普查人员的地区编制。每轮调查前均会先行进行问卷调查，并在三月至五月期间开展实地考察（2003—2004年的第一轮调查亦是如此，而同年的第二轮调查则在第三季度及第四季度进行）。
所有《南非和解晴雨表》的实地考察由面对面采访组成。根据受访者的喜好，采访采用六种语言：英语、南非荷兰语（Afrikaans）、伊苏鲁语（isiZulu）、塞索托语（Sesotho）、伊塞科萨语（isiXhosa）和茨瓦纳语（Setswana）。益普索为确保准确性和一致性，至少反向检查每名实地工作人员至少20%的采访工作。所有参与均采取自愿原则，不向受访者提供奖励。
司法与和解研究所一般在每年12月16日——恰逢南非全国和解日（South Africa's National Day of Reconciliation）——公布年度调查结果。为确保结果能反映所有南非人的看法，通常对结果进行加权。大都市样本按种族、城市、性别和年龄加权，非大都市样本按社区规模、年龄、性别和省份加权。
为方便本书分析，本书略去了2003年及2004年进行的《南非和解晴雨表》的第二轮调查。这样便可以对每年的趋势进行一致性分析，比较每年同一时间收集的调查数据。表2展示了2003—2013年取得的未加权样本，以及益普索报告的置信区间和误差幅度。所有数据、研究报告和技术报告均可通过开普敦大学数据中心[5]免费公开下载。表3显示了2013年全国人口统计的大致情况。
表2 2003—2013年取得的未加权样本
表3 2013年南非全国人口，按种族和性别划分
测量的完整性
本节简要概述和讨论与《南非和解晴雨表》相关的度量和度量充分性的关键内容。在本书中，“条目”指的是调查中的单个问题。问题以各种形式呈现，如要求提供人口信息，衡量态度和信念；以及思想、行为或活动发生的频率。除另有说明，所有条目均指《南非和解晴雨表》调查中的特定问题。本书也参考其他数据来源，如“国家收入动态调查”（the National Income Dynamics Survey）、“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和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
量表是旨在测量相同基础的潜在变项/构造的条目集合。因此，有关正义的量表包括若干单独条目，每个条目调查正义概念的不同维度。量表的经验价值在于它能够以不降低复杂性的方式测量复杂构造，因为每个条目均利用了公共构造的不同含义。通过三角测量法，测量中充分体现了构造意义的复杂性。在所有调查研究中，条目和测量量表逻辑相关，在公共舆论和感知调查中尤为突出，因为这些调查通常以最初抽象和多维性质的构造的测量为特征。
测量潜在构造
如上所述，所有《南非和解晴雨表》条目和问题（显变量/观测变量）均为衡量各种基本理论概念和与该国民族和解话语相关的构造。这些概念或构造之所以是潜在的，是因为它们无法直接观测，而是要通过使用显性变量衡量。从逻辑上来讲，这些显性变量可以被认为是由潜在构造派生而来。当应用到调查问卷条目的具体形式时，显性变量就可以恰如其分地衡量潜在构造。
由于这些测量变量经过设计、概念化和操作过程，由显性变量测量潜在构造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差。出于种种原因，测量得到的变量或许无法充分代表潜在构造。
他们只能捕捉到潜在构造的有限方面，从而淡化构造意义的复杂性。这与当前《南非和解晴雨表》案例一样，在绝大多数被测量的构造，如和解、民主和公平，本质上意义抽象、复杂且微妙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适用。
潜在构造意义的复杂性尚不能轻易转化为适当的调查条目。虽然被测变量可以充分捕捉复杂潜在构造的多维意义，但将这些被测变量转化成受访者能够阅读、理解并且适当回应的实际调查项目时，极易扭曲并混淆潜在构造的原意。当调查样本和人群在语言和教育背景迥然不同时，例如南非，情况尤甚。
这种测量方式也容易受抽样过程和抽样误差的影响。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调查施行中概念变化的所有演变含义、问题措辞的变化以及用于单个调查项目回应格式的变化，不同调查迭代可能产生不同的测量质量，这可能是由差分样本或亚群体造成的。如果说人类冲突史为后世有所启示，那便是完全相同的概念的含义或许天差地别，取决于不同个体或群体的经历和特征。
因此，测量潜在构造的量表可能对个体或一组个体行之有效，而对另一个体或一组个体却收效甚微。这种度量完整性上的变化问题纷繁复杂，因为在跨样本调查时，通用的测量方式难以应用，进而使得对比工作步履维艰。
效度和信度
与所有的定量调查一样，效度和信度是《南非和解晴雨表》条目和量表测量完整性的两个基本属性。这两种属性被称为测量的心理测量属性，对测量量表在研究和实证工作中的开发、测试和应用至关重要。简而言之，效度是指量表测量其所要测量的内容的程度，而信度是指这种测量在重复的迭代和应用中保持一致的程度，效度和信度在逻辑上相互联系。
效度通常分化为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为测量潜在构造“表面价值” 而测量的变量）、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测量变量提供了与潜在构造相关的重要内容域的充足覆盖范围）、聚合效度（测量变量以可预测方式对应部分的独立指标）和建构效度（测量变量充分捕获和测量潜在变量的概念意义）。在心理测量学分析中，建构效度意义重大，因为实现建构效度通常可以确保其他三种效度的实现。
信度研究量度工具是否能重复显示同一个结果或数值。信度是效度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变量可能一直测量相同的事物，但所谓“相同的事物”可能与实际心仪的潜在构造几乎没有对应关系。相反，建构效度是信度的充分条件：如果所测条目对某些潜在变量具有高度指示性，那么二者在变量的重复应用中将保持一致。
在实证研究中，心理测量验证通常采用因子分析等统计技术进行，该技术检查在何种程度上显性或被观察变量（问卷项或问题）能准确综合地测量部分与所关注的理论建构相对应的一些潜在维度。一旦确定该显变量能够测量此潜变量或因素，就可使用内部一致性测试来检查量表的可靠性，这些测试测量个体项在不同规模应用中持续衡量潜在因素。
《南非和解晴雨表》的心理计量学验证
在过去的12年里，《南非和解晴雨表》主要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利益构造的概念构思屡经改进和调整，同样，SARB对这些变量的测量方式也进行了各种改进和修改。然而，直到2014年才对调查项和量表进行了正式的心理测量验证。
鉴于该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关于民族和解话语演变的更广泛的背景，2014年《南非和解晴雨表》的心理计量验证工作源自并被置于司法与和解研究所的一项对调查模型、调查形式、目的和相关性的审查的更广泛的背景。审查的目的是考虑并发展能够认识这一不断演变的和解话语，并适当调整其概念构思和涵盖构成这一话语的关键问题和构造的《南非和解晴雨表》。为此，司法与和解研究所进行了一系列不同的活动：
·通过一系列专题讨论会和定性研究，回顾和解的话语演变；
·考虑数据和信息的更广泛的环境，裨益于更全面地认识该国和解问题，例如贫穷和不平等数据、人权委员会与种族有关的申诉数据、司法部关于仇恨犯罪和涉及种族主义的案件的数据；
·审查现行的《南非和解晴雨表》调查工具，改善调查问卷的概念和测量方法。
审查的总体目标是启动一个最新、更广泛、更全面的调节晴雨表，其中载有来自SARB的感性数据以及从多个来源三角测量的经验数据。除统计资源和参考文献外，2014年《南非和解晴雨表》心理测量验证工作利用了一系列的资源（调查）助力确定标量测量的完整性，并提出改进建议和/或向《南非和解晴雨表》引入新的构想与条目，旨在学习其他地区在相关构造概念化和测量方面的经验实践。使用并参考了以下调查：
“非洲晴雨表调查”（The Afrobarometer Survey）——一项在南非和非洲大陆其他33个国家进行的关于政治态度、信仰和意见的民意调查。非洲晴雨表目前正在进行第六次迭代，得益于其众多测量项目和量表的广泛验证。
·“南非社会态度调查”（The South African Social Attitudes Survey）是“全球社会态度调查”的本地版本，由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定期进行。
·“全国选举研究”（The National Election Study）——一项由美国的旨在了解政治思想和行为诸方面的调查，已有四十逾年历史。
·“一般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同样由美国实施，是一项整体社会态度调查。该调查已有数十年历史，并受益于多次验证研究和改进。
·“欧洲晴雨表”（The Eurobarometer）——相当于非洲晴雨表，在许多的欧盟国家进行了多轮调查。
·“欧洲价值观调查”（The European Values Survey）——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欧洲格式，定期开展，定期验证。
·“荷兰公民展望晴雨表”（The Dutch Citizens Outlook Barometer）——由荷兰社会研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开展的一项纵向民意调查，旨在记录该国现有和新兴的政治和社会趋势。
验证研究成果
对《南非和解晴雨表》的修订尚在编写之中，因此无法最终说明验证研究对该过程的影响。尽管如此，《南非和解晴雨表》的心理计量验证研究的结果可以简要总结如下：
·大多数核心理论结构具有充分的衡量完整性，但是最近对问卷调查表的一些修订对特定次级构造的测量完整性有所减弱；
·大多数标量测量都足够有效，但在许多情况下仍有改进的空间。这丝毫没有降低量表的现行效力，也未限制其在实证研究中的适用性；
·大部分量表均确凿无误，但少数量表的信度在不同的调查迭代中发生变化，这表明需要通过开发增加新条目改进量表。
总体而言，验证研究为《南非和解晴雨表》的大多数构造，特别是民族和解话语的核心构造，提供了可靠的测量完整性实证依据，在指出和提出修订时，这些修订更多地反映了对测量持续改进的需求，并非任何可能导致《南非和解晴雨表》量表不适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的不足。
总之，验证工作确定，《南非和解晴雨表》中的多种量表和条目的测量完整性足以允许在实证研究中采用这些措施，但前提是要适当考虑复合变量的拟订及其应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因素。如本卷各章所述，在这种可变组合有必要和适用的情况下，所有作者均适当遵守了这一禁令。
《南非和解晴雨表》历年调查成果
本书各章对2003—2013年的《南非和解晴雨表》调查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大多数作者集中分析了此时期的部分精选调查条目。为此，有必要简要回顾此时期内出现的部分主要趋势。
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最深刻的变化是对和解前景与经济变革认识之间的联系。尽管自1994年以来，南非在扶贫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南非仍然是赤贫、失业和收入不均的代名词（DPME 2014）。研究员Karen Lombard（2003b）在2003年撰写的探索性调查结果中指出，和解与社会经济正义（如赔偿、财务补偿或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之低，令人大跌眼镜。她建议，“和解与‘更困难的’的社会经济救济问题之间缺乏直接联系的事实可以解释为，这些问题在大多数南非人的脑海中并非占据要位”（2003b：7）。最近几轮调查显示，经济不平等现在被视为南非一大社会断层线，也是导致分裂最紧迫的原因之一。2013年，58%的南非黑人认为，在因种族隔离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民仍然贫穷的情况下，和解是无稽之谈，仅29%的南非白人持同样看法。这些调查结果暗示着若无法达成更好的经济平等，对和解的呼声实际上可能会下降。
《南非和解晴雨表》调查数据证实，南非身份作为取代其他身份来源的身份时，吸引力有限。卡琳·亚伯拉罕斯（Caryn Abrahams）在本卷第12章中对此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讨论。我们在反复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与拥有共同的民族认同相比，南非人更容易与其他拥有共同母语或种族的人交往。2009年和2010年，仅大约14%的人认为“南非人身份优先”，凌驾于其他身份之上，到2013年，这一比例已降至7%。统一国家是否要求个人拒绝所有其他形式的身份，而只拥护单一的国家身份，仍然存在疑问。与此同时，《南非和解晴雨表》的数据还显示就建立统一国家的意愿达成的共识总体上有所下降，从2003年的73%下降至2013年的55%。
本书中由唐·福斯特（Don Foster）和金·威尔（Kim Wale）、欧文·克兰肖（Owen Crankshaw）撰写的几个章节细致研究了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跨种族接触问题。有证据表明，尽管变化缓慢渐进，但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例如，2004年《南非和解晴雨表》发现，仅有大约41%的南非人在平日与另一历史界定的种族群体的人交谈。随着民族融合程度的提高及城市化进程的持续，这一比例在2013年升至56%。然而，跨越历史种族鸿沟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可谓是衡量进步的更重要的指标。尽管有类似的上升趋势，但仅43%的南非人表示，他们经常在家或在朋友家与其他种族的人交往（2004年这一比例为23%）。把交往和社交数据与经济和生活水平指标一同分析时，南非富人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显然呈上升趋势，换言之，这些南非富裕家庭生活在多人种的城市地区，在正式部门就职，将子女送去多民族学校接受教育。
《南非和解晴雨表》数据分析还揭示了一些关涉南非人如何理解和记忆该国种族隔离史的颇具挑战，甚至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民主制度推行后的第一个十年和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程序结束后不久所进行的早期调查中，《南非和解晴雨表》在聚焦过去所采取的措施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和相对共识。2003年，87%的南非人认为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77%的人认为国家对反种族隔离者犯下暴行。在调查期间，总体平均水平有所下降，2013年上述两数据分别降至76%和72%。然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少数民族群体中数据下降。尽管70%的南非白人在2003年同意种族隔离是反人类罪，但10年后这一比例降至53%。在其他有色人种中对这一问题的认同率也急剧下降（从92%降至70%），印度裔南非人的认同率从89%将至70%。另据年龄的分析显示，保守主义和深度怀疑过去“真相”者往往是年轻的南非白人——所谓的“生而自由”的一代，怀疑和保守程度远超上一代人。
运用种族
本书的出版和《南非和解晴雨表》的制定，引发了一系列在由非种族主义宪法规定支配下民主背景下的使用种族隔离种族类别的持续性的重要问题。然而，同等重要的是，我们须承认，种族在南非社会中的诸多领域（如果不是大多数）仍然处于中心地位，如上所述的种族主义攻击，个人和文化认同的复杂因素，以及作为补偿和纠正战略的基础。此外，正如唐·福斯特和金·威尔在本书中所述，“种族”的社会建构已经成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此基础上被“分类、隔离、诽谤、压迫，在某些情况下被起诉”的南非人的现实。因此，本卷对社会趋势的分析采用历史上定义的种族群体。当这些数据用来指代人群而非描述符，这也反映了使用反映所有公民意见的国家代表性数据，而不仅仅是调查对象的意见，但此种对种族类别的使用也并非不置可否。
本书内容及前瞻
本书所有作者均使用《南非和解晴雨表》的结果来回答南非人在经历了20多年民主之后是否和解这一关键问题。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接、实证主义的答案。但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方面已经为今后政策和规划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明确的答案。
第一部分聚焦过渡时期的司法问题。乌戈·范德梅韦（Hugo van der Merwe）和凯瑟琳·森莎巴（Kathleen Sensabaugh）回顾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讲真话的最终目的以及委员会是否为南非人过去和现在应该如何实现和解提供了足够的指导。谈及南非以外的过渡时期司法和解途径，科里·维纶加（Cori Wielenga）就《南非和解晴雨表》和《卢旺达和解晴雨表》（Rwandan Reconciliation Barometer）的概念发展做了比较。苏伦·皮莱（Suren Pillay）就这一主题做出回应，对后殖民国家的公民角色提出了质疑。
第二部分着力分析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的社会关系。欧文·克兰肖（Owen Crankshaw）认为，自向民主过渡以来，种族间的接触逐渐增加，但其程度仍然从根本上受到种族、职业和就业状况的影响。唐·福斯特（Don Foster）和金·威尔（Kim Wale）利用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954）闻名遐迩但富有争议的接触理论，也发现了社会接触增强的证据。然而，由于许多南非人长期深受种族和阶级隔离，其影响在种族态度的改变方面受到了极大限制，其和解作用无奈微乎其微。饶勒拉·芒库（Xolela Mangcu）为回应这一主题，在黑人意识运动中找到了未来的和解方向。
第三部分着眼社会经济转型及进程。杰里米·西金斯（Jeremy Seekings）批判地审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社会阶层以及人们对经济变化和不平等的看法。他探讨了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种族融合与和解是否在精英阶层中取得了更迅速的进展以及这对未来扶贫政策议程的意义。雅克·德威特（Jacques de Wet）分析了公众对平权行动的看法，发现尽管存在普遍误解和不同的种族观点，但仍存在诸多共识。他利用哈贝马斯模型，确定了未来转型对话的重要条件。克里斯蒂·范德韦斯特休森（Christi van der Westhuizen）认为，种族和经济排斥的持续合力意味着和解只有在转型成功时才可能出现。菲西·古梅德（Vusi Gumede）回应本部分的主题，呼吁要实现和解，就要采取更为激进的转变方式。
第四部分聚焦政治参与和政府机构。公众对民主治理机构合法性的信心是Gibson（2004）和解假说的关键组成部分。卡罗尔·默森（Carol Mershon）探讨了具有挑战性的正式普世权利与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等社会问题。默森的分析表明，与民主巩固的进展相一致，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公共机构从根本上支持和解。但是，由于在克服不平等方面取得纠正或进展的迹象相对较少，公民可能对这些机构的和解效果并未有所察觉。此外，科勒特·舒尔茨-赫森伯格（Collette Schulz-Herzenberg）和阿曼达·古斯（Amanda Gouws）认为，政治信任似乎正在下降，对这些民主机构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和解项目的支持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兹维勒图·祖罗博（Zwelethu Jolobe）采取了略微不同的策略：尽管他认为在民主的南非民众逐渐参与抗议活动的势头日益增长，但这实际上可能意味着在地方政府领域，更多的公民投资和更广泛的参与。朱迪斯·菲比（Judith February）回应这一主题时，回顾了在大学校园铺天盖地的抗议、公共机构的不平等加剧以及公众信任度下降的背景下，维护和实现宪法价值观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民主过渡的最初几年，政策话语关注促进国家统一和认同的目标，最终实现图图（Tutu）团结的“彩虹国家”（rainbow nation）愿景。然而，在第五部分中，卡琳·亚伯拉罕斯（Caryn Abrahams）发现了一个几乎相反的趋势：南非人似乎日益怀疑是否需要或如何认同国家集体，这也导致了社会失范的日益加剧。虽然这一发现可能适用于全国人口，但罗伯特·马特（Robert Mattes）发现，实际上，与共同的南非认同观念的联系，特别是在少数族裔群体中，实际上可能正在加深。尽管最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争论，但沙梅拉·西达特（Shameela Seedat）回应这一主题时对南非人民继续致力于民族团结抱有希望。
最后，吉米特里·伊拉斯谟（Zimitri Erasmus）和哈利·加鲁巴（Harry Garuba）通过提出批判性问题作结，问题涉及通过调查研究能回答的现象，不能回答的现象、数据与日常生活所见之间时而存在的鸿沟、使南非变成 “更加人道的社会”还需做出的集体工作。
综上所述，本书的贡献在于对未来的道路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本书表明，虽然在和解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截至目前，和解项目的成功仍然受限。和解是否应成为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时期的明确政策重点？它是否仍应是一项重点？在尚未从根本上克服不平等的情况下，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和解吗？我们未来在和解方面的国家目标是什么？若有可能，我们如何知道何时实现这些目标？本书各章或许无法明确回答这些问题，但为有见地的辩论和决策提供了成熟的、基于证据的基础。
参考文献
Allport G（1954）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MA：Addison-Wesley.
Bar-Tal D & Bennink GH（2004）The Nature of Reconciliation as an Outcome and as a Process.In Y Bar-Siman-Tov.（Ed.）From Conflict Resolution to Reconcilia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oomfield D，Barnes T & Huyse L（Eds.）（2003）Reconciliation after Violent Conflict：A Handbook.Stockholm：IDEA International.Accessed September 2016，www.idea.int/publications/ reconciliation/upload/reconciliation_full.pdf.
Booysen S（2014）Twenty Years of South African Democracy：Citizen Views of Human Rights，Governance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Accessed September 2016，freedomhouse.org/sites/ default/files/Twenty Years of South African Democracy.pdf.
Coetzee M（2003）An Overview of the TRC Amnesty Process.In C Villa-Vicencio & E Doxtader（Eds.）The Provocations of Amnesty.Cape Town：David Philip.
DPME（Department of Planning，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2014）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4.Accessed September 2016，www.thepresidency-dpme.gov.za/news/Documents/ DEVELOPMENT%20INDICATORS1%202014%20FOR%20WEB.pdf.
Foster D，Haupt P & De Beer M（2005）The Theatre of Violence：Narratives of Protagonists in the South African Conflict.Cape Town：HSRC Press.
Gibson JL（2004）Overcoming Apartheid：Can Truth Reconcile a Divided Nation？Cape Town & New York：HSRC Press &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Kriesberg L（2007）Reconciliation：Aspects，Growth and Sequenc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12（1）：1-21.
Lombard K（2003a）Report of the First Round of the SA Reconciliation Barometer Survey.Cape Town：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Lombard K（2003b）Revisiting Reconciliation：The People's View.Research Report of the Reconciliation Barometer Exploratory Survey.Cape Town：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Accessed September 2016，sabarometerblog.files.wordpress.com/2009/09/ exploratory-survey-report.pdf.
Lombard K（2004）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The State of Reconciliation.Report of the Second Round of SA Reconciliation Barometer Survey.Cape Town：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Nagy R（2002）Reconciliation in Post-Commission South Africa：Thick and Thin Accounts of Solidarity.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35（2）：323-346.
Nets-Zuhngut R（2007）Analysing the Reconciliation Process.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24（3）：53-81.
Presidency（Republic of South Africa）（2014）Twenty Year Review：South Africa 1994-2014.Accessed September 2016，www.safricaun.ch/20YearReview.pdf.
Sarkin J（2005）Carrots and Sticks：The TRC and the South African Amnesty Process.Amsterdam：Intersentia.
Statistics South Africa（2014）Mid-year Population Estimates 2013.Statistical release P0302.Accessed September 2016，www.statssa.gov.za/publications/P0302/P03022013.pdf.
TRC（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2003）TRC Final Report.Accessed September 2016，www.justice.gov.za/trc/report/.
Villa-Vicencio C（2004）Reconciliation.In C Villa-Vicencio & E Doxtader（Eds.）Pieces of the Puzzle：Keywords on Reconciliation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Cape Town：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Wilson RA（2001）The Politics of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采访
霍夫迈尔·J（Hofmeyr J），司法与和解研究所政策与分析项目负责人，Skype对话，2015年7月9日。
[1] Gandhi E，《民主20年：改变良多，任重道远》，访问日期：2016年9月，mg.co.za/article/2014-04-24-twenty-years-of-democracy-much-has-changed-but-not-enough.
[2] Malala J，《南非选举：20年的民主之路真的改变了国家吗？》，访问日期：2016年9月，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y/06/south-africa-elections-20-years-democracy-apartheid.
[3] 引文源于南非司法与和解研究所于2011年5月委托的定性焦点组访谈文本。上述具体的文本来自自由州（Free State）的沃登（Warden）、夸祖鲁纳塔尔（KwaZulu-Natal）的拉迪马斯（Ladysmith）和东开普省（Eastern Cape）的乌姆塔塔（Umtata）。
[4] Monama T：《库罗学校涉嫌种族歧视》，访问日期：2016年9月，www.iol.co.za/news/ south-africa/gauteng/curro-school-found-guilty-of-racism-1.1858792#.VWHexhcx78c.
[5] 见 www.datafirst.uct.ac.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