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转型正义

真相、补偿与和解：人民发起的转型正义评估

乌戈·范德梅韦（Hugo van der Merwe）

凯瑟琳·森莎巴（Kathleen Sensabaugh）

南非应对其种族隔离历史问题所采用的南非模式由（部分）独特的真相与和解机制构成。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试图通过公开听证会、调查报告和建立正式侵犯档案的方式寻求应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许多人对指导这一方法和具体实施方式的假设持怀疑态度。就是否公开播放骇人听闻的虐待行为，从而鼓励关于和解和宽恕的论战、建立官方历史叙述裨益于共同回忆和对正义和民主社会的集体承诺，对这一问题仍然争议不休。

公开正视大规模系统性侵犯历史的国际共识正在达成，这也是近年才有的现象。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一共识是一种普遍规范，但对这种进程如何造福社会这一问题尚不清楚。过渡司法程序（真相委员会就是突出的例子）为受害者、国家机构改革乃至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福利；《南非和解晴雨表》为拓展社会视野开启了一扇窗，特别是南非民众如何应对由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干预而与过去对抗的长期趋势。

一般而言，涉及正视过去的进程是后冲突社会的基本要求，但哪些历史片段应当被铭记在心（相对于应被遗忘的那些部分），哪些类型的过渡司法程序最为有益，依然存在着严重问题。虽然许多南非人或许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国家的有效方案，但其形成的相关细节引发了激烈的争论（Sapa 1997；Theissen & Hamber 1998）。许多其他后冲突社会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式直面历史。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视界有限，主要侧重于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忽略了与“真相”相关的更为广泛的议题，例如，大规模侵犯社会经济权利、系统性不平等、基于性别的暴力和国家腐败。因此，南非的历史叙事遭人为扭曲，盲点重重。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置身于包括重建与发展计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土地回归和平权行动的经济转型和补救措施的更广泛的政治议程中，同时处于名誉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倡导的“彩虹之国”的论述中，这一论述将该国对未来的愿景描绘为具有多元文化但却拥有共同国家认同感的国家。然而，这一比喻的准确性和得体性又如何呢？在历史的种族冲突，持续的政治论战和巨大的阶级分化的背景下，我们不能指望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样的短期干预能够异乎寻常地就我们的问题或其他问题达成共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

然而，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了解南非人对过去和未来持有共同的核心信念和价值观的程度。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南非和解晴雨表》的成果来解答。本章首先分析了后转型的南非公众感知数据方面的变化，聚焦过去的真相，补偿与和解问题，进而根据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观察研究了这些趋势的变化。接下来的内容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探讨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前公众的看法，第二部分着眼于公众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过程的反应，第三部分则反映了最近关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有效性和对解决当前社会和政治挑战的相关性的回顾性意见。

直面过去的阻力

调查公众对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时期时的真相、补偿与和解的看法之前，回顾委员会成立之前的背景及其在南非人民中激起的反应至关重要。在对现状做出严苛的评判之前，我们先需要审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受命修复的历史分裂这一严重的遗留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种族隔离显然难以维持，多党政治谈判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磋商，这些问题关涉民主宪法的内容以及过渡机构和进程可能采取的形式。如何处理和理解历史事件显然是谈判过程中最棘手的决定之一，并有可能使谈判进程完全脱轨（Hamber 1998；Maharaj 2008）。“谈判过渡”时期，执政党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断然拒绝在政治权力上退步，除非新政府保证不会起诉其官员。就在长达11小时的会谈和大多数谈判伙伴被排除在外的最后一刻，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和南非国民党政府才就旨在指导真相与和解进程的1991年《临时宪法》达成了理想化（却相当模糊）的后续。[1]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通过《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1995年第34条）合法设立的。然而，在该项立法通过之前的漫长的谈判中，就如何处理过去这一问题的政治分歧不断显现。南非国民党虽然投支持票，但似乎该党、其保守的白人选区或南非白人媒体从未真正支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想法。当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被委任领导委员会，在听证会开始时，委员会就招致了南非国民党和其他反对派团体的严厉批评。这些批评并非挑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采取的具体措施，而是提出了对过往之事不去追究，更不应该着手处理的更深层次的意见。

正如Gunnar Theissen（2009）的分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筹备前进行了一些民意调查。这些意见在政治和种族上均存在分歧。南非民主替代方案研究所（Institute for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in South Africa）1994年开展的调查发现，65%的黑人受访者支持成立委员会调查种族隔离期间犯下的罪行，而仅39%的白人受访者持相同意见（Theissen 1999）。1995年在委员会成立后，但在委员会工作开始之前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人民对委员会确定过去真相能力的信心存在严重分歧，63%的白人怀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能否担当此任，而72%的黑人则抱有信心（Theissen 1999）。

Theissen发现，即使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一旦启动，民意不会发生太大改变。事实上，随后的调查表明，唯一的重大变化是白人的态度会变得更加强硬（Theissen 2009：197）。根据1997年对白人受访者进行的电话采访，Theissen指出，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强硬反对态度反映了更广泛的白人后种族隔离综合征，对委员会的反对是“为了消解对过往政治秩序合法性和对被调查者作为一个正直体面、道德高尚、行为规范、倡导正义的公民诚信的质疑的挑战”（Theissen 2009：201）。Theissen进一步指出，白人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态度显然是拒绝新政府设立的机构和规划。因此，反对不仅是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形式和程序的断然拒绝，同时是对新政府的疑惑和疑虑的申明。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始于1996年，经两年运作，1998年开展的公众调查发现，57%的南非人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国家有所裨益（Theissen 2009：44）。然而，根据种族分析结果，绝大多数南非白人（72%）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于国家不利。对其他研究结果的分析也表明了类似分歧，这些分歧甚至在委员会诞生之前就存在。1996—2000年，对以大赦换取充分披露真相的总体支持率从49%上升至72%，但白人对此的支持率依旧较低（39%）。南非黑人对未来起诉的支持率颇高，达50%—67%，而白人支持率仅26%（Theissen 2009：45）。

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回应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于1998年结束。[2]然而，该机构依旧高度政治化，其最终报告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和合法性质疑。因此，公众对其成就的看法也存在分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曝光过去侵犯人权的事实真相。调查发现，39%的南非白人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未能完成这一中心任务，而南非黑人仅有5%（Theissen 2009：207）。关于未来是否有必要继续执行还原真相的任务，仍然充满争议，56%的南非黑人支持建立后续机制，三分之二的白人反对此项措施。

即使委员会机构支持制定为大众所接受的、公认的历史叙述项目，但支持开放并直面过去仍然是敏感话题。许多南非人重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此方面的贡献，但也有人担心南非可能会过分关注过去。

尽管先前民意调查存在分歧，司法与和解研究所在2002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同种族之间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近乎四分之三（73%）的受访者认同南非应该“遗忘过去，继续前行”。其中绝大多数南非白人（80%），多数南非黑人（69%），印第安人（90%）和其他有色人种（76%）均赞同此观点（Lombard 2003：7，12）。这一发现似乎与Theissen（2009）所援引的南非黑人毅然支持进一步还原真相的研究有所矛盾。鉴于不计其数的历史性虐待事件（大量尘封的细节和殖民主义与种族隔离的复杂形态）和对共存的迫切需求，或许尘封过去实属上策。长期背负种族隔离恐怖的沉重负担实在不可取。在不断受种族隔离后遗症侵袭的环境下，选择性回忆和遗忘也许能慰藉心灵。由此看来，真相还原需要与忘记或至少远离种族隔离历史齐头并进。选择性记忆和遗忘的可接受性，以及这些记忆的轮廓，显然在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时期仍备受争议。在此意义上来讲，委员会努力填补集体知识和记忆方面的空白，确认真相的一些版本，并对历史事件提出新的视角（主要以受害者为中心）。这一进程还须谨慎掌舵，解决种族分歧，权衡遗忘和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

此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没有为种族隔离虐待罪行画上句号。委员会为事实、个人叙述和官方历史奠定了基础，为深入研究、调查和历史辩论提供了实质性参考。同时引入了接触过去的新工具和新形式，并助力于转变文化框架，在社区之间回忆令人惊骇的虐待暴行并展开对话。这两个要素，即记忆的实质和过程，在南非仍然颇具争议。

理解过去

尽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目标和调查结果受到公开的政治质疑，但就历史事实问题和解决种族隔离遗留问题而言，仍然有望达成共识。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强烈抵制并不意味着它不会促成视角的某些转变。特别是考虑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引发了媒体的疯狂报道，塑造了政治辩论，并最终通过书籍、纪录片和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公共文化之中，因此，追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结束以来的辩论至关重要。

发展共同的记忆或叙述

面对历史问题，关键是要研究南非人如何铭记种族隔离，该国所有群体是否创造和分享共同的记忆与认识。种族隔离以蓄意分离为前提，既是经济和政治机会的分离，又是社会现实和参照点的分离。南非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甚至同一群体内部，不同的经历和记忆造成了深刻的社会裂痕。这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寻求解决的一项主要问题。21年的民主史中，南非人是否着手创造共同记忆？就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在此，我们研究一下《南非和解晴雨表》在这一点上民意数据提供的一些见解。

对过去直接的、基于经验的记忆无法被重塑或再次创造。但是，对过去关键事件、故事和广泛叙述的普遍认识却可以分享，这些会日益成为对历史、审视历史和评判历史方式的新的共识的一部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通过公开听证会和媒体每日的大量报道与南非公众直接接触，即便如Theissen（2009）所言，该节目在南非黑人观众中的收视率也是白人的三倍。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建立的最常见的共识或真相之一是种族隔离政府对竭力改变制度者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南非和解晴雨表》在2013年的调查结果表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结束十余年后，79%的南非黑人仍相信此事为真，仅59%的南非白人同意种族隔离政府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见图1）。尽管这一事实仍然得不到肯定，令人费解，但对这一事实的拒绝或许反映了许多白人的看法，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供的真相失之偏颇、带有偏见。

图1 种族隔离政府针对种族隔离斗争者犯下的可怖罪行，依据种族划分，2013年
注：由于四舍五入取整，总计百分比之和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作者对2013年《南非和解晴雨表》调查的分析。

如果我们纵观2003—2013年就同一事实的数据走势，会发现种族分化极其鲜明。如图2所示，白人对前政府对反种族隔离活动分子的暴行事实总持更强烈的抵制态度。有趣的是，尤其是近年来，所有种族群体对这一说法的认同度均有所下降。

图2 种族隔离政府针对种族隔离作斗争者犯下的可怖罪行，依据种族划分，2003—2013年（正确，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对《南非和解晴雨表》2003年到2013年调查结果分析。

1966年，联合国大会宣布种族隔离为危害人类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重申了这一点。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要利用道德话语而非法律话语对种族隔离罪行作出了清晰明确的（或许是意料之中的）判断。尽管有批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声音，指责他们以同一标准评判冲突双方的侵犯人权行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立场依旧十分明确，建立种族隔离制度是造成持久人权侵犯行为的基本罪行。2013年，《南非和解晴雨表》调查发现，61%的南非白人同意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而黑人、有色人种和印度裔南非人群体的认同率则降至80%左右（见图3）。相当一部分白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已经令人担忧，但更令人吃惊的是，17%的黑人也不同意这一说法。

图3 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吗？依据种族划分，2013年（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对2013年《南非和解晴雨表》的结果分析。

图4 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吗？依据种族划分，2003—2013年（正确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对《南非和解晴雨表》2003年到2013年调查结果分析。

图4显示了十年中对种族隔离的感知呈波动状态。2003年，92%的南非黑人认为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但截至2013年，这一比例下降至83%。同期，认为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的南非白人比例从72%下降至60%。如果把这种对种族隔离的判断理解为国民公认的真理，那么自2010/2011年以来，以及从2003年到2013年的整个时期内，所有种族群体对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认同率的下降趋势令人忧心忡忡。在所有种族群体中呈现的波动也引发了一些重要问题，即这些观点是否会因政治事件和事态发展而改变，譬如，对历史解放运动的支持率降低。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白人的认同水平一度达到高峰，甚至与南非黑人的认同率持平。然而，2003年和2013年，在种族隔离是否为危害人类罪的问题上，双方的认同率相差20%。

表1 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吗？2003年和2013年（确实正确/可能正确所占百分比）

表1显示，对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说法的认同率随着时间而变化，研究使用了三个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种族、生活水准测量（Living Standards Measure，LSM）和年龄。生活水准测量（LSM）低（从1级至10级）与收入水平低下相关联。[3]显而易见，不同种族群体间的意见分歧（2003—2013年）最大。虽然不同生活水平群体的南非人间存在差异，但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罪这一事实，南非所有种族、不同生活水平群体和不同年龄阶层的认同程度均有所下降。

南非有色人种、生活水准测量1—3级范围内和35—49岁成年人的认可度大幅下降，要解释这种跌落及其细微差异绝非易事；是对背景因素（如对雅各布·祖马政府或更广泛的政治气候的幻想破灭）的临时反应？抑或是与种族隔离历史显著性降低相关的长期趋势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数据显示，大多数来自所有种族群体的南非人均同意这些关于过去的关键事实，但认同水平（和波动）为总体的共同叙述提供的基础略显薄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即记忆的破裂和共识的断层，我们需要理解如何解决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

理解当下：社会经济补偿

上一节集中讨论过去的真相，现在我们转向应对当下的真相。公众如何理解当下？当下是否被视为过去的延续？我们当下的问题是否被视为尚未解决的种族隔离遗留问题未能澄清的恶果？

社会经济不平等和贫困程度居高不下，是当今南非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种族隔离遗留问题。在《南非和解晴雨表》的调查中，被问及南非最大的分歧时，绝大多数南非人（2003年为30.3%，2013年为29.4%）认为是贫富差距。直至2003年，种族问题才上升至第三大分歧，2013年又跌为第四，这意味着（至少可以解释社会分化）种族问题或许不是当今南非人最紧迫的问题。目前的不平等和贫困水平是否由种族隔离直接导致，仍然有待商榷。显而易见，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在实行民主的20年里无法得以解决，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

从这场辩论的诸多方面均可看到种族分歧。首先，问题是在和解进程中，贫穷和经济不平等是否被视为应优先关注的问题。

图5 只要种族隔离下弱势群体依旧贫穷，就无法实现和解，依据种族划分，2013年
注：由于四舍五入取整，总计百分比之和不等于100%。
资料来源：作者对2013年《南非和解晴雨表》调查的分析。

图5显示，只要在种族隔离下弱势群体依旧贫穷，公众通常就会认为南非和解是不可能的，但当这些数据按种族划分时，却有很大差异。把消除贫穷作为首要政策似乎不是一个共同目标，至少与解决种族隔离遗留问题无关。

这场辩论的第二个方面是人们察觉出的种族隔离和当今不平等之间的关联。目前的不平等是历史遗留问题已成共识？还是民主政府的政策引发的新难题？从根本上来说，谁该为新南非持续的不平等背锅？

种族歧视最显著的遗留问题之一是南非白人和黑人在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成就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Johnson（2014）提到，在种族隔离盛行之际，白人学生平均获得的政府资助金额是黑人学生的9倍。后种族隔离补偿政策不大可能对大多数在种族隔离时期受教育的人产生深远影响。当南非人被问及现在的收入差异是否因为白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时，他们的意见总体上一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保持一致（总体超过80%，见图6）。

图6 南非当前收入差异之大源于过去黑人和白人受教育程度不同，依据种族划分，2003—2011年（赞同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对《南非和解晴雨表》2003年至2011年调查的分析。

按种族分列时，印度裔、有色人种和南非黑人的数据相当稳定（高于80%），而认同当今不平等与种族隔离下受教育机会的差别有关的白人比例则明显较低，且各不相同（56%—81%不等）。这些结果表明，被调查者一致认为，种族隔离教育制度具有歧视性，并导致不平等的遗留问题。显然，白人难以否认也难以接受这一基本事实。波动的认同水平或许反映了人们对承认即使明显正确的事件的抵触。确证这一事实实质上是承认白人从种族隔离中不劳而获的特权。[4]大多数南非人却认为种族隔离下存在教育歧视的事实，但在解决不平等、扶贫和种族补偿方面是否取得了进展仍存在分歧。

过去20年里，有关不平等程度的官方统计数据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南非景象。基尼系数（衡量贫富不均的程度）的变化表明，1994年以后，收入不平等现象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0.70增加到2005年的0.72和2009年的0.70（DPME 2014：29）。然而，这已被社会发展补助（养老金、儿童补助金等）的广泛覆盖范围所抵消，这对最贫困的家庭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公众对不平等的感知却是另外一幅图景。

表2显示，2007—2013年，同意1994年以来贫富差距有所改善的南非人数呈上升趋势。[5] 2007年，24.8%的人认为贫富差距有所改善，而2013年这一数字攀升至30.8%。按种族分析，这一增长似乎完全由黑人的积极判断所致，而有色人种、印度裔和白人在2013年的判断则更为消极。虽然事实（基尼系数）基本上未有变化，但认为不平等现象是严重的国家问题的观点日益增多。黑人做出更积极的判断或许是拓宽获得社会补助金途径所产生的改善效果。

表2 自1994年以来，贫富差距是有所改善还是保持不变？依据种族划分，2007年和2013年

表3 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BEE）于黑人参与经济而言有效，依据种族划分，2012年

同样，表3也显示一个或许出人意料的共识。2012年，约54%的南非人同意，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EE）是确保更多黑人参与经济的有效政策。尽管南非黑人中认同率最高（58%），但在所有种族群体中同意这一声明的南非人数多于不同意者。

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补救

如上所述，南非的和解具有基本的社会经济维度，掩盖了社会中严重的种族分歧。然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仅侧重于过去种族隔离的一个特定领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涉及谋杀、谋杀未遂、酷刑和严重虐待。这些十恶不赦的罪行被曝光并成为追究个人责任和指导补救的重点。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拥有调查真相和揭露侵权行为的重大权力，但其以起诉和赔偿形式直接伸张正义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首先，根据法律（根据《宪法》的要求），委员会的责任是给予大赦，换取充分揭露罪行。第二，委员会无权对拒绝申请大赦或拒绝大赦的人提起法律诉讼。第三，委员会仅有权就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向国家提出建议，而且直接援助受害者的资源非常有限。

由于真相委员会被赋予的权力有限，最终导致国家未能有效解决转型正义问题。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仅得到3万兰特[6]（约为真相委员会建议的赔偿额的四分之一）的小额一次性赔偿，而且没有受到委员会提议的诸如教育补助金和医疗援助等其他措施的援助。刑事问责也未曾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向国家检察机关（National Prosecuting Authority，NPA）提交了300件可供起诉的案件，但其中仅有少数案件能上法庭[《商报现场报道》（Business Day Live），2015年5月22日]。最近的一起案件是1989年被国家宣判缓刑的前警察部长阿德里安·弗拉克（Adriaan Vlok）伙同其四位同事蓄意谋杀直言批评种族隔离的南非教会理事会（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秘书长弗兰克·奇凯恩（Frank Chikane）牧师的案件。此外，国家努力赦免那些在种族隔离期间犯虐待罪者，其中一些被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赦免拒之门外。

总体上，种族隔离期间严重侵犯人权的肇事者和受害者在南非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查明约有17000名受害者，如前所述，有300起案件移交至国家检察机关（NPA）。但是这些案件在国家叙述中的象征意义却意味深远。通过查明和分别标注种族隔离罪行的受害者和肇事者，并在公开听证会期间在国家舞台上讲述他们的故事概貌，进而移交司法和诉讼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此外，这些案件为国家提供了一个以透明、公正和负责的方式处理侵犯人权案件的良机。

公众如何看待种族隔离侵犯人权的遗留问题？又如何看待国家在解决悬而未决的正义问题时所履行的责任？《南非和解晴雨表》的调查结果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卓识远见。

被问及政府是否应该为种族隔离制度下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支持时，调查结果再次反映了种族间的差异（图7）。2013年，仅约三分之一（34%）的南非白人同意政府应支持侵犯人权的受害者，而黑人和印度裔南非人的支持率约三分之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试图使人对受害者的苦难产生恻隐之心，并将这种同情转化为实质性的补救措施，但南非白人似乎并未因此而触动。

图7 政府应该支持受害者吗？依据种族划分，2013年
注：由于四舍五入取整，百分比之和不等于一百。
资料来源：作者对《南非和解晴雨表》 2013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南非和解晴雨表》的调查结果显示，就“政府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起诉种族隔离罪行的肇事者”这一陈述，不同种族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图8）。2011年，南非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和印度裔间的认同率在48%—61%之间波动。这似乎表明南非人可能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充分解决了追究种族隔离肇事者责任的问题。

图8 政府已做了充分的工作起诉种族隔离罪行的实施者，依据种族划分，2011年（赞同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对《南非和解晴雨表》 2013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2011年的《南非和解晴雨表》还询问是否应该释放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期间没有供认种族隔离罪行的肇事者。南非黑人和印度裔不大可能支持释放施罪者，而白人则赞成赦免。

不平等背景下的和解

上一节触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持久影响，以及公众对委员会影响的认识。本节重点讨论南非人如何看待该国在解决和解问题上的总体进展。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或许对此认识产生了间接影响，但充其量可被视为为进一步干预提供工具奠定基础和和解话语。

2011年，约半数南非人称在生活中经历过和解，这一结果较为温和。然而，倘若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们仅能推测。他们的亲朋好友经历和解的百分比总体相似。然而，图9显示，个人是否感觉亲历过和解，与对亲友是否经历和解的认识比较来看，不同种族存在着较大差异。不同受访者（或许不同的种族群体）对和解经历的解释只能靠猜测。此种经历或许包括人际互动或政治象征性的过程或事件。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可能会因人而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虽然如此，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悬殊，尤其是个体就和解经验而言的悬殊，引发了一些关注。56%的南非黑人承认他们亲历过和解，但仅34%的南非白人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图9 个人和亲友经历的和解过程，以种族划分，2011年（赞同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对《南非和解晴雨表》 2011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图10 自种族隔离结束以来，南非在和解方面已取得进展，以种族划分（赞同所占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对《南非和解晴雨表》 2011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图10显示南非人对南非和解的看法。约65%受访者认为，自种族隔离结束以来，和解取得了进展，所有种族群体（甚至白人）的认同率接近50%。

和解取得的进展不能完全归因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事实上，随着委员会本身逐渐成为历史，持续的社会变革进程中其他因素和事件在塑造和解观念中变得愈发重要。尽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象征着该国将和解政治置于优先地位，但目前紧张的政治局势和分裂的经济却对和解话语形成反击，或至少对该项目产生了严重怀疑。和解目标仍然转瞬即逝，似乎是随着南非国际运动队的命运，而非民主国家的政治成就而起伏。这也许是植根于大多数南非人心中的愿望，时而被滋养，时而被践踏。

记忆与认同

如前所述，就种族而言，南非人对过去、现在、未来极具纷争。对建立国家认同感需要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民族认同是否建立在对过去共同记忆之上？是否建立在对一套共同的国家符号和机构的承诺之上？抑或一组共同的价值观？鉴于上述种族分歧，目前尚不清楚何物方能增强民族凝聚力。

证据表明，对过去的看法是按种族划分的（图1—图4），因此没有一个能够将南非人作为整体团结起来的共同记忆。正如金·威尔（Kim Wale）写到，记忆和民族身份密切相关。她指出，“对过去意义的对话可能……为塑造共同的南非身份奠定基础，这一身份基于参与，而非否认，种族隔离的历史及其对现在的影响”[《商报现场》2014年12月4日][7]。这些研究结果使我们倍加关注共同记忆的存在（或者不存在）。这反过来又对我们需要采取什么行动修复过去的认识产生重要影响。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观点因种族不同而不同。种族分界线的持续存在提出了一个创造或巩固民族认同、取代种族隔离的种族和族裔分类的严重问题。

2013年，受访者被问及南非人的原始认同时，23%的人回答说这基于他们的第一语言，其次是人种（13%）、族裔（11%），最后是南非国籍（7%）（图11）。虽然2009年与南非认同的主要联系到达峰值，占14%，但随后几年这样回答问题的受访者所占的百分比却稳步下降。因此，强烈的民族认同作为国家统一的基石似乎仍然难以捉摸。

图11 主要认同联系，2007年至2013年
资料来源：作者对《南非和解晴雨表》 2007—2013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虽然民族认同感没有预期的那样强烈，无法形成持久的民主，但其他形式的高度认同并不一定与民族认同产生直接矛盾。受访者可能强烈认同自己的主要语言群体身份和国籍。目前民族认同关联度水平较低，或许表明亚群体认同程度更强，而不是民族认同关联度降低。民族认同的实质也需谨慎对待。强烈的民族认同或许产生排他性——一种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南非在后1994时期的仇外历史可能是此种排他性民族主义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民主的南非产生了民族认同，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进步。

能否预测未来？

本文进行的数据分析并非意在说明未来趋势。此外，公众舆论的回顾性变化似乎呈现出渐进、试探性变化，这种变化与20年民主时期的具体政治、社会或其他变化没有明显联系。意识形态界限模糊，政党内部动荡不定，在处理过去的种族隔离问题上，政治纲领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经济自由斗士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步入政坛，参与选举，呼吁进行更多革命性的变革，解决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这为国家辩论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新轨迹。

然而，非洲人国民大会百折不回的斗争传统，及其对选民的弹性控制，是一种以静制动的力量，这很可能限制南非在如何应对历史问题的政策转变机会（除非非国大发生重大的内部变革）。政治和代际更迭或许是促使国家转变如何面对历史问题的关键。在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和智利，各种政治力量耗费20余载才充分实现转变，才将独裁者和相关罪行的肇事者绳之以法。国家对人权原则的新承诺、军队和司法部门的代际更迭，受害者和人权组织永不言弃的承诺，使沉睡多年的过去重回国家舞台。

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殖民和种族隔离压迫和各种形式的人权侵犯背景下，随着新的窗口为受害者声称权利和政治机会主义者利用未议决的主张谋取私利而开启，种族隔离遗留问题可能会在不同时期复活。

结论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南非推广了和解概念，但似乎未能澄清和解的含义和为未来制定明确的共同议程。委员会一方面将和解的意义个性化，将和解与个人的同情与宽恕过程相关联；同时寻求和解与社会正义和经济赋权问题之间的联系。这一信息似乎在政治姿态、受害者的高调报道、媒体辩论以及个体的残忍或宽恕特定行为的关注中被淹没。最终，受害者和肇事者的个人故事、骇人听闻的虐待事件的曝光，以及对真相的政治斗争，形成了一种极不平衡的和解语言——与宽恕思想紧密相连的语言，这使南非公众对到底应该遗忘什么、铭记什么、引向“彩虹之国”的将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更加困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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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时宪法》后序特别指出，“对于与政治目标有关并在过去冲突中犯下的行为、不作为和罪行，应给予大赦。为此目的，根据本宪法，议会应采取法律确定明确的截止日期，该日期应在1990年10月8日至1993年12月6日之间，并规定机制、标准、程序，包括在法律通过后的任何时刻可处理大赦的法庭（如果存在）”。

[2]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大赦委员会继续运作了四年，报告的最后一卷于2003年才得以问世。

[3] 该指数是几个变量的综合得分，包括住房类型、获得不同技术和其他生活方式变量。

[4] 然而，2014年司法与和解研究所和解晴雨表报告显示，当南非白人被问及是否同意“种族隔离导致当今许多南非黑人贫困”的说法时，往往持更加消极的观点。

[5] 和解晴雨表仅在2007年开始跟踪这一数据。

[6] 2016年约等于2120美元。

[7] 《我们必须记住过去才能完全和解》，刊登日期：2016年9月，网址：www.bdlive.co.za/opinion/2014/12/04/ we-must-remember-the-past-to-fully-reconc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