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缝组的公告栏贴出调岗通知时，雅婷正在给最后一只玩具熊缝完左眼。带班组长用红指甲敲着她的工位挡板：“质检组陈主任点名要你，说你针脚稳、眼神尖，全厂找不出第二个这么细致的。”周围的大姐们纷纷凑过来，李姐拍着她肩膀笑：“好事啊，坐办公室吹风扇，不用跟咱们抢后排那台破吊扇了。”
雅婷攥着断针的手还没松开，指尖沁出的血珠染红了熊爪的绒毛。她盯着通知上的“月工资增加500元，计件另算”，想起父亲那双补了三次的解放鞋，想起弟弟开学要交的杂费——这500元，足够给家里添台新的碾米机了。直到下班前，陈主任的助理抱着白大褂来找她，她才恍恍惚惚跟着走进质检组的楼层。
质检组的办公室比车缝组安静得多，六台强光检验台一字排开，王姐和李阿姨正在分拣出口样品，镜片后的眼睛眯成细缝。“小姑娘来得正好，”陈主任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眼镜，“老姐妹们眼神不济，欧美订单的针脚误差要控制在0.5毫米内，你年轻，熬得住。”雅婷这才发现，质检组的同事大多四十开外，有的手指关节肿大，有的脖子上贴着止痛膏——原来所谓的“工作表现好”，不过是厂里需要个能在强光下长时间盯细节的年轻眼睛。
第一天轮岗，雅婷就被检验标准手册砸得头晕：毛绒玩具的拉力测试、小零件防吞咽标准、颜料甲醛含量限值……她抱着手册蹲在楼梯间啃，突然听见陈主任在拐角打电话：“就找那个湖南妹子，看着老实本分，多压点活儿也不抱怨，上个月车缝组产量第一的就是她。”楼道的风灌进领口，她才明白，所谓的“调岗”不过是把最累的活儿交给最肯吃苦的人——就像村里总把重活交给长工，因为知道他们不会说“不”。
但她还是留了下来。白大褂的口袋里装着新工牌，“质检专员”四个字烫着金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母亲在电话里说：“镇上的刘叔夸你有出息，坐办公室管全厂的质量。”她摸着检验台上的游标卡尺，没说每天要在强光下盯十小时，没说深夜加班时眼药水用了半瓶，没说欧美客户的投诉单像雪片般飞来时，陈主任总把责任推到她头上：“年轻人多担待，熬过去就是资历。”
只有发工资那天，看见银行卡里的“2000元”，她才觉得眼前的重影没那么模糊。给家里汇完钱，她在夜市给父亲买了双新解放鞋，鞋盒上印着“耐磨抗滑”的字样。路过车间后巷时，听见几个组长在抽烟：“质检组那丫头真能扛，昨天我送了批瑕疵品，她硬是对着强光数了三百只熊的针脚，眼都不眨。”
暮色里，她摸着白大褂上的绒毛，突然想起车缝组的缝纫机声。现在的质检台很安静，却像座无形的秤，全厂的产品质量都压在她肩上。但她知道，这秤砣虽重，却能称出她走出大山的每一步分量——就像母亲在信里写的，山核桃要砸开硬壳才能吃到仁，日子要咬碎牙才能尝到甜。
那天深夜加班，她第一次注意到质检台的天窗正对着星空。深圳的星星很少，却有几盏彻夜亮着的灯，像极了山村里守夜的煤油灯。她不知道，在这盏灯下，会遇见那个总在推车里藏着小惊喜的男孩，会遇见比工资单更温暖的牵挂，就像此刻落在检验台上的月光，虽淡，却长久地照着她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