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来时路

（自序）

2012年春天，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傍晚时分，我喜欢一个人坐在花园的长椅上，喧闹了一天的校园安静下来，夕阳照在“方院”（斯坦福大学主建筑群）上，肃穆辉煌。我经常产生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就像作家王蒙在小说《蝴蝶》里所描写的那样：我为什么来到了美国，坐在斯坦福的夕阳里？我真的是那个每天赶十几里山路、冬天脚和鞋子冻在了一块去上学的小男孩吗？真是那个暑假里一边放牛、一边背唐诗的少年吗？

2014年，我所在的中国海洋大学90华诞。一天，学校档案馆的张瑞红老师打电话，让我写一篇谈谈自己学术经历的文章。往事就是这样，不提则已，一经提醒，就像春风吹过的原野，一下苏醒了过来……

迄今，我已出版了十几部著作，发表了近百篇论文，似乎都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但有一事我至今难以忘怀。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正在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我的同门师姐刘蕾（著名儿童文学出版家，明天出版社副总编辑）在《作家报》兼职，彼时《作家报》在全国影响很大，很多名家都在上面发表文章，特别是连续推出的“作家论”，更是成为《作家报》的“品牌”。一天，刘蕾找到我，给了我一沓复印资料，让我写一篇“张一翔论”（张一翔即已故作家张恩娜）。说实话，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张一翔是谁，也从未读过她的作品，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但又觉得能在《作家报》上发表文章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也是很光荣的事。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找来《作家报》发表的同类文章，反复揣摩研读，依葫芦画瓢，写了一篇《女性命运与性别解放——张一翔小说论》，发表在《作家报》文学评论版上，满满一个版面，看着挺能唬人的。这是我从事文学评论的“处女作”。看着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特别是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刊上，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那种喜悦和兴奋是难以言传的。后来，陆续在《作家报》《文学世界》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所谓文学评论的文字。我隐约记得，当时有一个女作家，把她的小说集寄给我，让我给她写一篇所谓的评论，在她的书中还夹着一张十分漂亮的照片，这对一个正在读研究生的年轻人来说，是颇为“自豪”的，现在想来，也是一种甜美的回忆。

然而，真正引领我走向学术研究之路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朱德发先生。彼时，朱先生正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们几个博士生各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我承担的这一部分很有趣，叫“非理性的哲理文学”——当时，我正在做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性视野中的张恨水小说”，这两个题目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一方面，课题催得急；另一方面，博士学位论文又绝不能出半点差错，心中焦虑，自不待言。于是，一会儿张恨水，一会儿“非理性”，颇有点今天说的“穿越”之感。无奈，就靠咖啡提神、助思，我后来喜欢喝咖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承担的这一部分，主要是从隐喻和象征的视角，来重新考察和评估20世纪中国小说。说来也怪，我之前很少从这一角度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带着课题任务来重新阅读那些小说，如鲁迅的《药》、钱锺书的《围城》等，仿佛一下子完全不同了，顿时变得陌生起来，就像一个熟人或老朋友忽然变得不认识了，我第一次体会到理论思维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想起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的著名说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焦头烂额的我终于交了差，导师对我承担的这一部分还算满意。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与导师合作撰写了《非理性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论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思维》等几篇论文，前者被《新华文摘》2003年第10期全文转载，这也算是这次学术经历的“副产品”和“意外”收获吧！

课题完成了，我也博士毕业了，但是朱先生教给我的研究方法却深深植根于内心深处。我来到海大工作后，住在海大浮山校区，由于住得近，春天的时候，有时几个老师就相约爬校园后面的浮山。记得一次，与同事孟华教授、曲金良教授、黄亚平教授、李玉尚教授（已调往上海交大任教）、孟岗博士一起爬山，极富人文情怀的孟华教授提议，以后每周爬一次山，同时每人主讲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个问题，相互切磋，近乎读书沙龙吧。一经提议，群起响应，现在想想，我那时轻狂，也许是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梁实秋等在青岛“酒喝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的豪兴吧。我带了青岛啤酒，李玉尚教授带了花生米等，大家边喝酒、边交流，海阔天空，放浪形骸，现在想来，还颇为怀念那段浮山岁月呢。恰巧，那时我正在读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和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特别是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自我表达的理论，使我之前许多模糊的认识似乎逐渐清晰起来：为什么20世纪中国作家笔下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那么多的肺结核病患者形象？这些都是偶然吗？都是不经意间的“巧合”吗？都是无心的吗？这些肺结核病患者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与精神有什么内在联系？越想越兴奋，真有豁然开朗之感，那种快乐，既简单又强烈，既纯粹又醇美。人们常说“高峰体验”，有时我想，学问的快乐，不也是人生“高峰体验”之一种吗？后来我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利用暑假完成了一篇论文——《精神生态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那年我刚好40岁，“为赋新词强说愁”，写了一首打油诗曰《四十心境》：

人生四十已无梦，春花秋月不须惊。

岂有豪情似旧时，夜来无事听涛声。

论文写完后，很盲目地投给了山东大学的《文史哲》编辑部，很快得到了贺立华先生的回信，论文也很快就发表了，这其实是那次课题的“未竟事业”。后来，我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小说隐喻叙事研究”，学术的“种子”却是十多年前即已埋在了心中。

王蒙研究构成了我最近十余年学术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机缘”，我与王蒙研究同样如此。其实，我与王蒙先生相识很晚，是来中国海洋大学之后的事。但是，20年前，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对王蒙产生了兴趣，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王蒙的著作，这主要是性情所致，只是感到王蒙在当代作家中很特别，并没有将来专门从事王蒙研究的想法，更绝不会想到多年后，王蒙研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重要部分。到我做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很自然地就选择了王蒙，导师告诉我说，“王蒙是个硬骨头，值得认真去做”。论文完成后，按照我从一家报社主编通讯录上抄来的地址，寄了一本给王蒙。10年后，当我第一次与王蒙先生相见的时候，他还说起此事。

2003年9月，我刚到海大，就参与筹办“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虽然受到“非典”的影响，但仍然来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作家、学者、诗人，盛况空前。也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王蒙先生。

之后，我一直在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工作，学术兴趣也主要集中在王蒙研究方面，并曾先后组织召开了八次有关王蒙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后来，我出版了《王蒙文艺思想论稿》，这是我的第一部王蒙研究专著。《王蒙文艺思想论稿》出版后，曾得到一些我所尊敬的师长如著名学者严家炎、谢冕、朱德发、吴义勤等先生的勉励，令我十分感动。他们的勉励鞭策着我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由于做了一点研究工作，2009年，我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并获得国家公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访学一年的机会。

除了学术研究外，我的另一重要收获，便是因为工作关系结识了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和学者，如莫言、贾平凹、余光中、冯骥才、毕淑敏、余华、迟子建、叶辛、黄济人、张炜、郑愁予、张贤亮、白先勇、舒婷、魏明伦、严家炎、谢冕、袁行霈、叶嘉莹、童庆炳、何西来、徐通锵、舒乙、朱虹，以及德国的顾彬、韩国的徐世旭、俄罗斯的托罗普采夫等，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都是王蒙先生请来担任海大驻校作家、客座教授或来参加学术活动的。在与这些作家的接触中，有的成了很好的朋友，王蒙先生曾赠言“文心淡远，美景陶然”于我，莫言则赐我“以诗为马”的字幅，严家炎先生以“上善若水”勉励我。特别是在这些交往中，能近距离地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情怀。如2004年4月上旬，王蒙先生夫妇、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夫妇、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先生到海大进行为期一周的讲学。4月，正好是青岛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美丽的海大校园更是樱花怒放，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三人之中，王蒙最健谈、最幽默；袁行霈先生最儒雅，身材修长，文质彬彬，用现在的流行话语，袁行霈先生相当“帅”，并且写得一手相当漂亮的字，他的演讲《古典诗词与情趣的培养》令人陶醉，这也是我听到的最精彩的一次演讲。我还记得，就在讲学的那几天，童庆炳先生每晚六点半给海大文学院的师生讲授《文心雕龙》。一天晚饭时，王蒙先生说，“赶快吃饭，吃完去听童老师的《文心雕龙》课”，饭还没上齐，王蒙先生几分钟就草草吃完了，急急忙忙爬到教学楼的五楼合堂大教室，我感觉王蒙先生听课的心情就像我小时候在农村看电影抢占座位时的感觉，生怕去晚了错过开头。童庆炳先生已于2015年驾鹤西去，令人感叹。

我还记起了诗人余光中来海大时的情景。2006年5月末，余光中先生应王蒙先生之邀来海大讲学。我陪着余光中夫妇游览了青岛的信号山后，在海边散步，闲聊，余先生问我孩子多大了，那天正是儿童节，余先生随即掏出钢笔给我正在上小学的儿子题写了祝贺语。我儿子说，这是他收到的最珍贵的儿童节礼物。

回忆这些事，我内心感到温暖，也充满感激，因为文学和学术，我结识了一个个充满个性和才华的灵魂。感谢命运，感谢生活，感谢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