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希腊认同的兴起[1]
伊莱德·马尔金
（李永斌 译）
摘要 如今，网络概念已经在最近的诸多论文中普遍存在了——从脑科学到后现代主义再到全球化。当然，这也是一个对地中海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启发意义的概念。本文不从分层的“中心—边缘”结构入手，而是提供一个新的认知图景，考察距离是如何创造了事实上的中心，即从黑海的格鲁吉亚到地中海的西班牙不断扩展的古希腊城市（或“殖民地”）网络是如何促进泛希腊主义兴起的。本文考察相对短时间内诸多殖民地的建立以及这些殖民地的广泛地域范围，神话结构和阿波罗以及德尔斐神谕在向外殖民的共同体和定居者中间所起的奠基性和媒介性作用（法律），还有“母邦”与殖民地以及再次殖民地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以及他们之间新的区域利益和认同，所有这些，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创造了一种新的“希腊”认同。
网络概念是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概念取代了中心—边缘分层结构的构想，提出了一种新的地域和人类空间的视角。脑科学研究表明，网络可能比其所有组成部分都要更重要，尤其是在对伤害的补偿方面；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一个快速变化着的大小联结体系。网络概念在法国铁路系统中的实际运用（其中所有的主要干线都从巴黎出发），使得从法国的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旅行变得容易多了。最重要的是，网络思维已经改变了树这一植物学概念在历史学中的象征，在过去，树的“根”“干”“枝”被用来表示个体、民族、语言以及整体文明的谱系。与其他批评“树形结构”、支持网络模式的人不同，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和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提出了一种“根状茎”的概念，这是一种“无尽的”相互连接的根茎体系，它在地表之上即为一株株的多叶植物。根状茎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有表面呈枝杈状向各个方向衍生的，也有所有方向都向内凝结成球茎和块茎的……根状茎上的任何一点都能够与任何其他点联系起来，也必须联系起来。这与树或根截然不同，后者是画出一个点，再固定一个顺序。[2]
历史研究已经长期受到“树形结构”的支配，这种结构必然包括中心—边缘的空间分层结构和各种“原初”的时间分层结构。尽管空间和时间分层结构应当作为重要的撰写工具，但并非唯一可用的工具。对于地中海历史来说，网络概念似乎在后现代思潮兴起之前很久就已被认为是有用的工具。当亨利·皮朗的忠诚支持者仍在想象地中海因为穆斯林的征服而被劈为两半之时，施洛莫·多夫·戈伊泰因就已经谈到了一种联系地中海沿岸的商业网络。[3]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许多作品也暗示了网络这一观念，即作用于整个地中海、能够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中被历史学家观察到的网络。[4]
第一批反思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的作品已经出现，其中一部非常有吸引力的作品是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尔的《堕落之海》[5]，该书强调“微区”（microregion），在每个“微区”都可能观察到许多布罗代尔认为只能应用于作为整体的地中海的模式。例如，布罗代尔所归类的“山脉”——人并不太容易成为其中心主题——可以在黎巴嫩和比卡山谷看得到，这些山脉有着各种各样的特征（气候、经济、社会，等等），而根据布罗代尔，这些特征是属于地中海地区的。也许可以这么简单地说，地中海地区仍然表现出布罗代尔模式（地中海是交流的场所），但是更多是表现为一种各个“微区”的网络联系，而在各个“微区”内部又都存在着布罗代尔模式。在此基础上再加上时间[6]维度，尤其是考虑到史前时代、古代和早期近代的比较，我们就能发现一种“惊人的、高水平的趋同”。利用分形[7]物理学和混沌理论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微区”也是作为整体的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分形。
对我来说，这些概念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早期希腊历史和希腊认同的兴起。只要我们概览一下古代希腊地图，就很容易引起网络/分形的想象。公元前2千纪末期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在希腊大陆海岸、爱琴海、小亚细亚、普罗庞提斯以及黑海、意大利、西西里、法兰西、西班牙和北非所建立的希腊殖民地和他们的领土范围，就类似一种分形。每一个政治共同体，不管是一个城邦还是一个族群（一种基于地域和种族的政治群体），都有自己的“微区”，这些微区的各个要素（如城镇、圣所、邻居等）之间又有各种关系。但是这些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城邦，也形成一种网络，这些网络又根据地域、亲属（“母邦—殖民地”关系或族群，“外交联姻关系”）、宗教和族群附属（如德罗斯的圣地和泛伊奥尼亚节日）等关系再进行分类。希腊网络兴起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对于古希腊文明和希腊认同来说，什么人是“希腊人”。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没有任何人被称为“希腊人”，就他们的集体称谓如阿戈斯人、达那奥斯人和亚该亚人来说，这些称谓没有任何族群区分的功能。一方面，他们都是英雄，有着共同的社会、道德和宗教表达形式（还有语言，但是特洛伊人和独眼巨人也会说这样的语言）；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发现在特洛伊战斗的英雄在很多方面又是不同的，包括英雄的家族、各有特色的地域和共同体，还有各自本地的仪式。荷马之后，有族群区分功能的词汇“希腊”（Hellas）和“希腊人”（Hellenes）的出现也很缓慢。古代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将希腊认同的兴起解释为一个文化和语言传播的过程，但是这种解释已经被研究希腊族群的学者的观点所取代，后者同意这种一般模式，但是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比如，乔纳森·霍尔（Jonathan Hall）就将希腊认同视为一种与古典时代早期（公元前480年左右）希腊人对抗波斯人之时的解释“相反”的一种界定。从这个时间往前追溯，在古风时代（开始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希腊人”（Hellenicity）就已经有了一个“集体”卷入神话谱系（赫楞［Hellen］、埃奥罗斯［Aiolos］、多洛斯［Doros］以及伊翁［Ion］，全体希腊人及其分支埃奥利斯人、多利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就以他们得名）或崇拜组织（如管理德尔斐圣所和神谕的联盟或近邻同盟）[8]的过程。根据可能真实的重构，“希腊人”这一称谓最开始是从希腊东北部一个小地方传播开来的，伴随着围绕德尔斐神谕的希腊政治共同体的宗教组织的建立而传播，德尔斐神谕在希腊殖民运动中也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9]
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之际，数以百计的新城邦建立了，将希腊人的眼界扩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希腊人在非常广阔的地区定居下来，包括希腊本土、爱琴海、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法兰西南部、北非以及黑海。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有的来源地被称为“母邦”（metropoleis），这种称谓也许是合适的，有时候他们来自一些没有城邦而只有各种地域和政治认同的地方，如波伊奥提亚（Boiotia）、罗德斯（Rhodes）或亚该亚（Achaia）。不管他们来自哪里，他们都不是来自“希腊”（Greece），这一词只是在公元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时期才出现。如此多的定居点、相对短时间内诸多殖民地的建立，以及这些殖民地的广泛地域范围、阿波罗的德尔斐神谕在向外殖民的共同体和定居者中间所起的持续性媒介作用，还有“母邦”与殖民地以及再次殖民地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以及他们之间新的区域利益和认同，所有这些，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创造了一种新的“希腊”认同。
新城邦的居民会面对各种不同的人群，包括那些彼此之间迥然相异的人群，如乌克兰的斯基泰人、北非的利比亚人、埃及人、西西里的西凯尔人，以及意大利的埃特鲁里亚人。关于这些新地方的想象，尤其是关于这些我们现在理解为“相似”、实际上有巨大不同之处的想象，以及共同的殖民体验，肯定已经在海岸线和港口中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海外冒险故事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为荷马史诗的素材。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定居范围渐趋拉长的空间距离，可能会影响我们所称的希腊人看待他们自己的方式。
我认为，海外殖民使新生的“希腊性”（Greekness）这一观念得以为人所知，并且得到了强化，首先是因为新近意识到的与诸多“他者”的不同之处，其次是因为最初的殖民体验的相似之处。后者包括了宗教的作用，尤其是德尔斐的作用；殖民冒险的发起者（oikistes）和领导者的作用；认同、独立以及对正在出发进行殖民的共同体的依赖之间持续不断的张力；殖民者依靠有组织群体的核心而形成的相互合作；一种成为殖民者（apoikoi）的意识；对新领土的自然空间进行组织的需求，这种组织以一种类似于从克里米亚到法兰西都显而易见的方式进行；以及对泛希腊圣所的特别捐赠和对泛希腊赛会的特别参与。
这些殖民体验的相似之处，与各种地理界限的扩张和日益多样性相结合，使得希腊人认识到他们自己内部的差异远远小于他们与自己所遭遇的海外人士之间的差异。人们意识到“相似性”并不是在彼此接近之时（实际上，这时他们更关注的是差异性），而是在彼此分离之时。正是距离创造了事实上的中心。相互连接的绳索越是拉伸，强度就越大。这些海外殖民的海岸线越长，希腊人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就越近。换句话说，殖民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希腊主义的兴起。
正如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所指出的那样，“时间所创造的客观性，距离最终也会创造，甚至会为全体同胞所共有”。[10]换句话说，地理距离有着和时间距离同样的功用。我们为了证实某些相似性，会忽略大量的差异性。现代希腊人为了塑造一个现代的新古典主义民族认同，会对如何看待过去进行刻意的选择。[11]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距离起着一种精神过滤器的作用。我所探求的并不是怀特所说的“客观事实”，而是对于这种客观事实的感觉，即这样一种意识：认为事物是共同的、共享的、相似的，这种相似性的许多元素构成了一种认同。伴随着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的地理扩张脚步，一种新的通用方言、第一种真正的“希腊人”的语言即“通用希腊语”（the koine）出现了，随之出现了一种共享的希腊化。
这种聚合，即地域范围的扩展，以及时间远景的缩短，创造了希腊认同的广阔网络。本文力图解释一些希腊网络的有效性和可能的含义，尤其是关注发展“方向”似乎来自外来者或“最高点”（用树形结构的思维来说就是“从边缘到中心”）之时。我会聚焦于地理范畴和殖民定居点，聚焦于泛希腊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联系，尤其是这种联系的转换——围绕着德尔斐神谕、关于起源的神话和英雄观念、希腊民族的内在认同以及希腊社会和宗教秩序术语的转换。
认知地图
我们首先需要将一种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地理范式放在一边，其中一种范式在约翰·博德曼的一部著作的标题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海外希腊人》（The Greeks Overseas）[12]，“海外希腊人”这一称谓被广泛用于对古风时代希腊殖民的考古学考察。这一标题就暗示了中心与边缘的思维，好像希腊人在某种意义上就类似于“海外的”（outre-mer）十字军或海外的法兰西人。我们冠之以“古代希腊”的地图，大部分仅仅是爱琴海周边的图示，其他希腊城邦经常被降格为小图，这是对“希腊殖民”并不精确的说明，有时候甚至还将爱琴海完全排斥在外。这么做不仅仅是因为在小篇幅的地图上有太多城邦名称会很麻烦，相反，这么做体现了一种对于主要的中心（希腊）和次要、闭塞或外围地区的区别，因为希腊是主要的活动地域。如果用这些术语来表述，那么这些区别肯定是带有主观色彩的。例如，公元前480年的一个西西里的希腊人，面对迦太基人入侵，与一个在同一年面对波斯人入侵的处于同等地位的雅典人相比，前者对于中心事务的看法，其“希腊性”肯定不会少于后者。出于我们贫乏的资料或者出于决定我们观点的历史建构，“边缘”（Margins）是偶然的。
或许该为此负责的正是“殖民”（colonization）这一术语。用“殖民地”一词来指称公元前8世纪中期以后从“旧希腊”的母邦到海外蛮族之地建立的希腊城邦，可能会导致误读。很大一部分城邦都是后来才建立的，不管是否有“殖民”，不管是在我们主观划分的爱琴海圈子之内还是之外。爱琴海上的岛屿（例如阿摩戈斯［Amorgos］、塔索斯［Thasos］、利姆索斯［Lemnos］、斯基罗斯［Skyros］）、现代意义上的希腊大陆（例如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特拉琴尼亚的赫拉克里亚［HerakleiaTrachinia］），以及伊奥尼亚的岛屿和伊庇鲁斯，在古典时代都持续地被殖民，这里的移民有时会面对那些以我们现代眼光来看似乎彻底属于希腊地区的非希腊人（“蛮族人”）。
“海外”殖民地也未必是次要的。一些海外殖民地，如叙拉古、昔兰尼或黑海的赫拉克里亚，统治着广阔的地域，充分参与泛希腊赛会，有着富足而充满文化生机的生活。对于我们已经习惯在其中工作的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地图框架的修订，只是暗示着我们的着眼点。这里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关于城市形成和建立过程的答案，而是要激起一种重新思考，思考殖民在社会聚合过程和自然的、“内在的”定居过程中间所起的作用，这一定居过程发生在诸如柯林斯、厄立特里亚或派罗斯的库库纳里斯等城邦所在的领土上。我们还要重新思考同时发生在与诸如斯巴达这样的母邦相邻的土地上的扩张、定居点在短时间内的建立、海外殖民，以及商业据点。我并不希望将“殖民”这一词的含义扩展到失去其所有独特性的地步。相反，我希望强调，这一词所表明的多样性，是在一个与共同体和个体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发展网络中的相互联系。[13]
德尔斐
殖民地和泛希腊主义的兴起之间的联系，最突出的特征也许就体现在以德尔斐神谕为中心的仪式性和象征性领域中。德尔斐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城邦建立和殖民过程，为社会秩序的重组提供许可，提供“创建预言”（foundation prophecy）、授予建立者宗教权威。正是殖民，而非任何其他事物促进了德尔斐在泛希腊和国际范围内的声誉上升。不管这些事情或者“创建预言”（我们所知的大部分都是“事后诸葛亮”或者文学的虚构）的真实性如何，但是殖民之前对神谕的请求似乎是可以得到证实和确认的，各个城邦与德尔斐持续的（有时候是重建的）特殊关系也可以得到证实和确认，这种关系可以从铸币上的德尔斐三脚架图案中得到解释。像利比亚的昔兰尼这样的城邦，认为他们不需要因为自己多次的殖民（或再次殖民）而请求德尔斐神谕，是因为整个利比亚已经囊括在德尔斐神谕对于昔兰尼的许可范围。但是昔兰尼也与德尔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贵族会参加皮提亚赛会，也正是通过德尔斐，大约在昔兰尼建立以后第八代人中的一个专家、曼提奈亚（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城市）一个名叫德摩纳克斯（Demonax）的人开始对昔兰尼的社会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14]
母邦与殖民地，以及德尔斐势力范围之间的相互关系盘根错节，子邦居民增长后，通常会再次进行新的殖民。例如，马赛利亚（Massalia，今马赛［Marseille］）就在法兰西的里维埃拉（Riviera）一带建立了我们所熟知的大部分城市。地域网络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依赖，也提升了德尔斐的作用。马赛利亚就在德尔斐控制了一个金库，接受自己城邦和其他殖民地的捐赠，同样也接受来自埃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的捐赠。正是通过赞助德尔斐，马赛利亚将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崇拜传播到西班牙和罗马。罗马的狄安娜（Diana）[15]塑像正是以马赛利亚的阿尔特弥斯为模板。[16]
渐渐地，德尔斐成为皮提亚赛会的举办地，尤其是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与奥林匹克赛会一样，皮提亚赛会本质上是泛希腊性的，将来自各处的希腊人聚集到这个圣所来。铭文也可以证实“神的使者”（theoroi）的地位，他们在希腊人的土地上纵横捭阖，宣布神圣休战和皮提亚赛会的到来。然而，“神的使者”也意味着那些离开他们母邦的人可以“参观”（theoroi 的最初含义）和参与在德尔斐举行的赛会。因此，当这个赛会每四年举行一次之时，“希腊”的某一方面就得到了重申：使者联系着各个城邦，宣布他们有权利参与一个共同的仪式。[17]
殖民也有助于区域认同的兴起，区域认同是对希腊人族群内部和固定的先祖血缘认同的疏导。对于所有从西西里出发到希腊去（尤其是到德尔斐和奥林匹亚去）的宗教使者来说，西西里的纳克索斯（Naxos，西西里的第一个希腊定居点，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始建于公元前734年）附近的保护神阿波罗（Apollo Archegetes）祭坛就扮演着一个启程之地的角色。希腊人在西西里殖民的历史上，纳克索斯的建立就是一个“五月花号时刻”，新建的保护神阿波罗的祭坛主要是作为一个区域认同——西西里的希腊认同的宗教中心。大约700年后的屋大维（奥古斯都）时期，情况仍然如此。这个祭坛能够象征这种新的希腊认同，其原因是它既不依赖于西西里的希腊城邦的次级族群认同（多利亚人和伊奥尼亚人），也不依赖于任何特别的母邦（如卡尔基斯、麦加拉和科林斯），而是依赖于一种在西西里成为一个希腊人的共同经历的共同情感。一些有关神的使者的铭文，确实提到了来自西西里（ekSikelias）的神圣使者，而其他类似的表述通常是指称他们来自某个具体的城市。[18]
这可能并不是那些最初修建祭坛之人的初衷。纳克索斯人为保护神阿波罗建立祭坛的最初原因可能是表示对他作为“登岸之神”（ekbasios）的尊敬。然而，不久之后，可能是在公元前8世纪最后30年间，诸多其他定居点也在西西里东海岸建立之时，殖民地形势强大的同化力量就开始起作用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对于“建立”的概念化过程就已经将新的定居者符码化了，这些定居者不仅关注他们自己特殊的“建立”过程，而且也关注他们的第一次登陆——其地点可能就在纳克索斯的阿波罗祭坛所在地（从希腊到西西里的古代航线从科孚岛出发，到达西西里的船舶的登陆地点自然就是纳克索斯），他们还关注迅速兴起的区域认同。西西里的希腊认同变成一个清晰的焦点，还因为他们与西西里的其他定居者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西凯尔人、西坎人（Sicani）、伊利米人（Elymian），尤其是腓尼基人。[19]
公元前7世纪早期，一个西西里的移民可能会认为纳克索斯是那些“更像我们的人”（也就是那些居住在西西里的其他希腊人）“第一次到达的土地”。在殖民形势下，同化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通过将祭坛作为他们共同的交集，第一批来到西西里的希腊人成为了西西里人（Sikeliote），这种转变在神圣使者的出发和到达中得到体现。因此，这个祭坛可能意味着一片新土地向移民“敞开了”——向希腊人的移民敞开了。一个关于希腊人的概念似乎在殖民地域的背景下兴起了。在这种背景下，新的殖民体验有必要得到清晰的表达，这种体验疏导了习俗和集体认同中希腊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来自城市，或者来自多利亚人和伊奥尼亚人中较大的次级族群。
类似的发展可能出现在马赛利亚，殖民者在这里为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建立一种祭仪，作为他们自己所特有的，但是同时也为德尔斐的阿波罗建立了一种祭仪，这种祭仪对于所有伊奥尼亚希腊人来说都非常熟悉，通常与德尔斐的皮提亚·阿波罗成对出现。[20]与纳克索斯一样，马赛利亚也是在一片此前没有其他希腊人居住的新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希腊城市。我们不能确定为何这个神庙是泛伊奥尼亚的。可能是人们期望有很多伊奥尼亚人会到来，即便他们是来自母邦的逃亡者，因为他们的母邦已经被波斯人围攻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伊奥尼亚人到来。尽管因为距离太远导致阵线拉长，但是定居者认为需要确立一种集体认同，这种认同超越了小范围的佛卡亚人（Phokaian）之间的联系。
皮提亚·阿波罗（德尔斐的阿波罗）也随着殖民而传播，比如在东北部许多麦加拉人的殖民地中就有发现，这些殖民地包括西西里的麦加拉和博斯普鲁斯的拜占庭的一个麦加拉。[21]德尔斐被认为是地球的象征性“肚脐”（omphalos），因为殖民而富裕，其长久存在证明了神谕的力量和它的泛希腊地位。因此，殖民的距离越远、数量越多、形成网络的绳索越持久，这些因素就会变得越强大，网络就会越密集，导致了“地球肚脐”观念的进一步强化。
也许德尔斐并非唯一提供“创建预言”的神谕，但是只有它很快获得了这种泛希腊地位，成为广阔地域里希腊殖民地事实上的中心。在马赛利亚建立之前，大约公元前600年，佛卡亚是当时小亚细亚的一个主要商业贸易城邦，其对外联系已经到达了直布罗陀之外的西班牙，但是佛卡亚并没有请求狄狄玛（Didyma，在小亚细亚的米利都）附近的阿波罗神谕，而是转到德尔斐。[22]在我看来，殖民的泛希腊主义在具体的先例基础上很快建立起来了，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新的概念化的视界。
在随后的时间里，尤其是在希腊化时代，德尔斐和皮提亚·阿波罗的影响还在扩大，重申了一种希腊主义的观念，并使得通往阿富汗的所有道路相互连接起来。在阿富汗的阿里—坎拉姆（Ai Khanoum），艺术和建筑有着刻意的仿古风格，在广场上公开展示着带有德尔斐箴言的铭文。[23]
人、神话英雄与希腊网络
古代希腊的集体认同经常与英雄时代的过去相联系。例如，斯巴达就是在对这片土地拥有所有权的赫拉克勒斯的后代领导下征服和建立起来的。那些相信自己是当地居民的阿卡迪亚人，被认为是他们以之得名的阿卡斯（Arkas）的后代。相反，在当时尚存记忆期间（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有着众所周知的凡人创建者，这些创建者是在身后被英雄化了，并在市政广场（agora）上得到了祭仪。然而，公元前5世纪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城市，如亚该亚人的克罗同（Kroton），就将他们的英雄起源的关注点转移了。因为没有对其历史创建者——莱派伊的米斯凯洛斯（Myskellos of Rhypai）的除忆诅咒（damnatiomemoriae），所以他们在其铸币上印上“创建者赫拉克勒斯”（Heraklesktistes）。宣称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是其创建者，很明显是来自于其同名英雄克罗同的有关神话，克罗同是赫拉克勒斯的一个同伴，被赫拉克勒斯意外杀死了，懊悔不已的赫拉克勒斯就承诺在当地建立一个殖民地。类似的故事还有罗克洛斯（Lokros）或阿布德洛斯（Abderos）与赫拉克勒斯之间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与洛克里斯（Lokris）和阿布德拉（Abdera）的同名英雄人物有关。[24]
斯巴达的殖民地塔拉斯（Taras，现代的塔兰托［Taranto］，罗马时代的塔兰特姆［Tarentum］）有一个背景模糊的创建者，某个法兰托斯（Phalanthos）。塔拉斯（Taras）是森林女神与海神波塞冬所生的儿子，与当地的一条河流同名，在古代就逐渐掩盖了法兰托斯的光辉，取代后者成为塔兰特姆铸币上著名的骑海豚者形象。[25]在公元前460年，塔拉斯打败了非希腊人（拉皮基亚国王奥皮斯［Opis the Iapygian king］和派乌克提亚人［Peuketians］）一次猛烈的联合进攻后，献给了德尔斐一组塑像，其中既有法兰托斯也有塔拉斯。面对当地的挑战，以及发生在七年前的一次民主革命，当地的英雄及其本地认同就愈发凸显。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赫拉克勒斯似乎成为更合适的泛希腊认同形象：塔索斯于公元前432年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赫拉克里亚城”，其母邦斯巴达也在大约同时建立了一座赫拉克里亚城（即特拉琴尼亚［Trachinia］）。[26]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阿布德拉，这里的殖民者来自提俄斯（Teos，位于小亚细亚），同时崇拜一个同名的阿布德洛斯和历史上在他们之前未能成功建城的开拓者：克拉佐蒙奈伊的提米西阿斯（Timesias of Klazomenai）。[27]黑海的赫拉克里亚崇拜阿尔戈英雄埃多蒙（Argonaut Idmon），其历史上的创建者则是麦加拉的吉西奥克斯（Gnesiochos of Megara）。[28]塞诺皮崇拜阿尔戈英雄奥托吕库斯（Argonaut Autolykos），尽管其历史上的创建者非常出名，第一次创建者是米利西亚人哈布隆（Habron），后来被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西米里袭击者摧毁，第二次创建者是科俄斯（Koos）和克里提奈斯（Kretines）。[29]在古典时代，名声不佳的雅典人哈格农（Hagnon）创建了安菲波利斯，他有意地引入了色雷斯神话英雄来索斯（Rhesos）留下来的传说。安菲波利斯有一座已经证实是献给来索斯及其母亲（缪斯女神之一）的圣所。[30]
抛开地域和前后继承关系的考虑，这种从强调历史创建者向强调神话创建者（尤其是无处不在的赫拉克勒斯）的转变，似乎证明了一种历史自治权和新建国家面临的挑战：殖民地意识到了他们要比母邦的英雄世界晚得多。一般来说，在历史创建者存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期间，人们会以他们的事迹和出身自豪，最重要的例证就是献给历史创建者的祭仪，他们被埋葬在市政广场上并在此受到崇拜。然而，随着泛希腊认同意识的增长，通过将这种崇拜逐渐转向神话英雄，如阿布德洛斯、克罗同，尤其是赫拉克勒斯，殖民地能够变得和他们的母邦同样历史悠久，因此甚至可以将其历史追溯到比遥远的特洛伊战争时代更古老。
神话和祭仪似乎走了相反的方向。泛希腊网络中殖民地对于祭仪的投入，从古风时代早期起，就很明显地表现为参与和投入到奥林匹亚和德尔斐的伟大中心来。他们来到这些地方的频率，尤其是来到奥林匹亚的频率，明显与他们和希腊世界的联系不成比例。他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夸耀他们得到神灵庇佑的财富和成就，但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关注则是泛希腊的。除非所有其他希腊人都能欣赏到，否则他们敬献给奥林匹亚或德尔斐的巨大财富的价值就难以彰显。这些敬献的物品也提升了德尔斐和奥林匹亚的声望，使得这两个地方的声誉远播整个地中海，大大超越了巴尔干半岛和邻近的爱琴海。关于神话，正是“旧的”希腊世界提供了神话的框架，将殖民地融入早期希腊城邦共同的古代历史想象中（如赫拉克勒斯、特洛伊战争）。但是其相互交织，则是晚近的事情，大部分不会早于古典时代，通过伟大的泛希腊英雄和他们在早期建城过程中的支持作用而完成。正是在那时，祭仪和神话这两个网络汇合，将神灵庇佑的、正在扩展的（希腊）地中海世界与缩短了的殖民起源及其与包罗万象的希腊本族神话网络的交织这两者联系在一起。
建构的母邦？
关于母邦与殖民地的多方面关系，亚该亚希腊人的案例提供了一种解释，也提供了一种理解希腊内部网络结构的颇有助益的工具。这种联系并不是单向的，不是带有帝国思维的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从母邦到殖民地（或从中心到边缘）。如今，这种看法已经在卡佩镇（Cape Town）发现的一个献给罗德岛的西塞尔（Cecil Rhodes）的石碑中得到了证实，石碑上的铭文（发现于1998年）仍然存在：“这是你的土地。”如今，后殖民主义讨论的中心是“逆写帝国”，这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缅甸岁月》（Burmese Days）中所描述的一种现象：种族交杂及其对一个英国人或一个法国人的深远影响。[31]
希腊的网络是多方面的。例如，人们很久以前就已经观察到，亚该亚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是城邦，而此时在伯罗奔尼撒的亚该亚人本土并没有类似的实体。随之而来的推论就是，至少在亚该亚人的案例中，就政治发展来说，殖民地走在母邦之前，而更古老的希腊世界在随后模仿了这种政治发展。[32]比如，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亚该亚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看待亚该亚及其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的方式。在毕达哥拉斯俱乐部被破坏以后，来自伯罗奔尼撒的亚该亚希腊人作为调停人和调解人而出现，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意大利南部的亚该亚城市——克罗同、塞巴里斯（Sybaris）和考罗尼亚（Kaulonia）结成了一个同盟，其模板就是伯罗奔尼撒的亚该亚人同盟，这两个同盟都有献给鸟神宙斯（Zeus Homarios）的神庙，都有共同的习俗、法律（ethismoi）和制度。[33]关于意大利希腊人在共同的殖民起源方面相互交织的区域认同，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
然而，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意大利南部殖民城邦建立以后几代人的亚该亚认同的发展，这些殖民城邦的建立来自于几种力量相互间的微妙作用：“亚该亚人”这一称谓在荷马时代的威望（这对于所有那些在特洛伊战斗过的人都很有吸引力）、来自意大利的“亚该亚属性”在伯罗奔尼撒的亚该亚人中的映射，以及随后与古典时代亚该亚城邦的友好关系。希腊的亚该亚同盟可能是意大利的类似同盟的模板，但是我们永远不能确认。然而，看起来比较明确的是，使得意大利南部殖民城邦之间有着明确的团结关系的方式，是以下述内容为模板，即共同的亚该亚起源的观念、母邦与子邦的关系、对法律（nomima，这是一个希腊城邦最显著的特征）的特别强调。用波利比乌斯的语言所表达的这些法律（ethismoi），调节、规定、象征了“大希腊”（Megale Hellas，或Magna Graecia，即众所周知的意大利南部地区）地区亚该亚人的集体认同。[34]
亚该亚人认同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地域：一是伯罗奔尼撒的亚该亚人，他们曾经派出波利比乌斯所说的调停使团，从而恢复了他们自己的亚该亚属性；二是大希腊地区的亚该亚人，他们关注自己的共同起源，将其作为他们制度性的共同点的证明。这一案例表明了对一种网络的需求，这种网络能够在关于母邦与殖民地的象征性水平上运行，并且遵循一种树状结构框架，根据这种框架，母邦一定优于殖民地。实际上，亚该亚城邦和亚该亚同盟兴起的历史顺序似乎应该反转过来。至于这两个历史事件相互交织的实际情况，似乎起作用的就是这个网络结构的顶点意大利，然而，从概念上来说，这种反转的模式占了支配地位。
从米斯凯洛斯建立克罗同之时起，亚该亚认同就有了多种重要意义。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亚该亚认同是不断波动的，所起的作用也并不相同，作为一位希腊化的亚该亚人，波利比乌斯也对亚该亚认同的意义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自己的爱国情怀使得他想要表明，亚该亚人从很早起就有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制度。顺着网络绳索的流动趋势是可以改变方向的，这就是地中海网络的主要意义，尽管这种意义是在有关母邦与殖民地的“亲属关系”中、在现实的多样性中象征性地塑造出来的，但是累积的联系要比最初起源时重要得多。在概念上和实际上，网络的基本模式继续存在。这包括两个区域认同：伯罗奔尼撒人和意大利人的亚该亚属性，以及他们通过海洋建立的相互联络。
法律
对于研究古代地中海网络的历史学家来说，一个截然不同的证据（这一证据在本质上远不止是实证主义的）也许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希腊城邦的认同特征，体现在他们的祭仪、当地神灵的等级、神圣的历法、地方行政官和制度机构的名称、一个城邦部落划分和再分的术语之中。
一个殖民地的建立者必须做出积极、思虑周全的选择，才能调和一个新集体的社会和宗教秩序，没有这种秩序，人们就不能够长时间生活在一起而不招致神灵的愤怒或失去其表面的社会凝聚力。在古典时代，法律成为某种值得注意的事物，反映甚至规定了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法律也是一种强大的同化力量。各种来源的殖民者会以创建者为核心而被同化，从而被吸收进一定的社会秩序中，而这种社会秩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法律所决定的。法律的特性是“中性的”，法律所反映的联系并不依赖于创建神话、伪造的预言或带有一定历史性质的记载。法律通常并不用于亲属关系（有关族群和与之同名的英雄神话就很好地解释了这种意图），[35]因此也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怀疑和伪造。法律反映的是宗教、社会和政治生活，这种生活的基础是一种特别希腊性的认同和联系的体验。
例如，在古典时代进行创作的修昔底德就认为法律是殖民认同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介绍西西里的希腊殖民者的早期历史之时，修昔底德指出西西里的盖拉（Sicilian Gela）的法律是“多利亚人的”，在提到罗德岛和克里特起源的殖民者（在盖拉建立之时，罗德岛和克里特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之时，“多利亚人的”这一术语也被广泛提及。后来，当盖拉又建立阿克拉加斯（Akragas）时，就“赋予它盖拉的法律”。[36]修昔底德特别指出，这并不是被推而广之的“多利亚人的”法律（一种希腊内部身份认同），而是母邦特有的法律。这可能是因为盖拉城邦的原初殖民认同似乎要比没有正式城邦名录的“罗德岛人和克里特人”要更具凝聚力和政治性。
修昔底德还谈及卡尔基斯、赞科勒（Zankle）和西米亚组成的链条。赞科勒在面向意大利“靴形足部”的西西里顶端，这里最早由来自库麦（Kyme，那不勒斯湾坎帕尼亚地区的一个希腊城邦）的希腊人（“海盗”）进行殖民。随着来自库麦（本身是卡尔基斯的一个殖民地）和优卑亚的卡尔基斯人的加入，以及各自的一个创建者的加入（来自库麦的是佩里莱斯［Perieres］，来自卡尔基斯的是克拉泰门尼斯［Krataimenes］），赞科勒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修昔底德还提到了这里有一项习惯法（nomos）：当一个子邦建立殖民地之时，要有一个来自其母邦的创建者。西米亚在西西里的东北沿岸，是由赞科勒建立，时间可能是公元前648年，在这个殖民链条的第三个点上，修昔底德提到了三个创建者（欧克莱德斯［Eukleides］、西蒙斯［Simos］、萨孔［Sakon］）。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混合殖民地：除了有不少伊奥尼亚希腊人中的卡尔基斯人，来自叙拉古（一个多利亚城市）的被放逐者米提达伊人也来到这里殖民。这么一来，事情就变得有趣了，正如修昔底德所说，西米亚的语言是“多利亚语和卡尔基斯语混合”的结果，但是居主导地位的法律却是卡尔基斯人的。[37]这一点有着深刻意义：殖民形势导致了一种语言的混合，因为语言是中性的，而不是一种象征性和形式上的决定性因素（与现代民族主义中的某些特例恰恰相反）；与之对照的是，因为人们从一开始就需要一种法律，一种相互依存的法律，那么刻意的选择和排除就有必要了。这是“创建”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不得不以明确的决定来对社会和宗教秩序做出裁决和调停，新来者也不得不适应这种已然成型的折中方案，这种模式在近代殖民社会中也能找到诸多对应。
从现代研究来看，这恰好是法律的重要性：不是构想一种创造传统的先验，而是需要运用一种独立、负责的标准。带着对地中海地区斯巴达殖民行动的尊重，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试图指出这一事实，那就是斯巴达、铁拉、昔兰尼、塔拉斯、意大利的赫拉克里亚，以及特拉基斯的赫拉克里亚，它们有着各种类型的王、议事会（gerousia）、执政官（ephors），但是在任何宣传性的口头传统中，对于丰产之神阿波罗（Apollo Karneios）的崇拜都有着特别突出的地位。这意味着，并非所有法律都是从殖民地一开始建立就已经运用了。例如，执政官可能是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的一个创新，而大部分斯巴达殖民地的建立都要早得多。这表明，要么是各殖民地对执政官的引入不会早于公元前6世纪（因此，执政官是一个新鲜事物，可能意味着对母邦和子邦联系的一种再确认），[38]要么是执政官首先出现于殖民地，然后被引入斯巴达。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这两种可能性都不能得到确切证实。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也就说明了网络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让我们来非常简要地考查另外两个城邦网络的案例，这两个案例既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象征性的相互交织，但却基于母邦与子邦的联系。第一个是萨摩斯及其殖民地：伯罗奔尼撒北海岸和阿摩戈斯岛上的佩林托斯（Perinthos）、比桑铁（Bisanthe）和西莱昂（Heraion）。[39]萨摩斯与普罗庞提斯地区殖民地之间的崇拜的相似性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大约在佩林托斯建立之后一代人，我们发现两个萨摩斯的佩林托斯人向赫拉敬献了一个起名礼贡品（dekate），其形式是一个金质的戈耳工（Gorgon）和一个银质的塞壬（Siren）。[40]人们对记载这一事件的铭文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是回归的佩林托斯公民的一次正式的敬献，有人认为只是一次单纯的个人敬献。无论如何，这两个佩林托斯人被称为o［i］khi＜hi＞oi，反映了这两个城市间的密切关系。另外一段铭文也表明了赫拉的声望，这段铭文出自佩林托斯，大约在赫拉利昂（Heraion）的佩林托斯西边24公里处发现。在萨摩斯的神灵体系中，赫拉可能是最重要的，这位女神也出现在了佩林托斯的铸币上。[41]最后，就政治发展水平来说，我们发现，佩林托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也就是萨摩斯人出发之际，就已经开始反对他们的僭主（geomoroi）了。[42]
与法律有关的另一个方面是历法，历法的基础是宗教，月份的名称通常都依照一个重要的祭仪而定。如果一个殖民地采用同样的带有神灵崇拜意味的月份名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它也采用了与之相联系的祭仪，正如派罗斯（母邦）和塔索斯可能展现的那样。[43]我们得到了萨摩斯人的月份顺序，从中可以看到，萨摩斯和佩林托斯至少有7个月是相同的。殖民地的法律有时候能够反映母邦在某些特定改革之前的形势，就如阿摩戈斯的历法情况一样。[44]
对制度的最初模仿，尤其是在组织核心保持了所谓的“卡尔基斯属性”之时，可能就是意识形态发展到需要一种认同的核心了。同样，新近引入的诸如检察官这样的制度也反映了对认同的某种再次确认。然而，阿摩戈斯历法仍然有在母邦之外的独立发展。就绝大部分情况而言，法律似乎在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中都是实际需要的。殖民地通常都是君主制国家，而这种制度在他们的母邦并不占主流，这可能就是为何当法律在母邦经历改革之时，殖民地并不热衷于进行改变。在那些以部落划分的社会中，这种现象尤其明显，比如佩林托斯的部落就遵循了传统的伊奥尼亚名称。这可能反映了佩林托斯建立之时萨摩斯的形势，这时萨摩斯的伊奥尼亚血缘部落尚未被取代，后来的改革将其划分为两个相邻的地域性部落，即“沿河地区”切西亚（Chesia）和“旧城区”埃斯提帕莱亚（Astypalaia）。[45]
迄今为止，人们研究得最深入的殖民城邦的法律是麦加拉的。[46]一份麦加拉殖民地及再次殖民地的名单包括：西西里东部的叙布莱亚的麦加拉（Megara Hyblaia，建于公元前728年），以及其再次殖民地——西西里西部的塞林诺乌斯（Selinous，建于公元前628年）、博斯普鲁斯海峡靠近亚洲一侧的塞利努斯（Selinous）和阿斯塔克斯（Astakos）、位于欧洲一侧的拜占提昂（Byzantion）和塞林比利亚（Selymbria），还有庞提克的赫拉克里亚（HerakleiaPontike）及其自己的殖民地麦塞比利亚（Mesembria）、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卡拉提斯（Kallatis）和黑海的陶鲁斯的切尔索尼斯（ChersonesosTauric）。塞林诺乌斯的神灵体系与希腊大陆的麦加拉（即尼赛亚［Nisaia］）非常相似。一位创建者被人从母邦邀请而来，他可能在塞林诺乌斯受到了一位创建者应该得到的祭仪，这就表达了祖母、母亲和女儿这样一种殖民城邦链条。[47]我们在拜占提昂也发现了明显的麦加拉祭仪。有献给皮提亚·阿波罗的；有献给牧羊神德墨忒尔（DemetraMalophoros）的，这是麦加拉及其殖民地特有的祭仪；有献给正义之神阿尔特弥斯（Artemis Orthosia）的；有献给占卜者波利埃多斯（Polyeidos）的；有献给特拉蒙之子埃阿斯（Ajax son of Telamon）的。保护神阿波罗和达芙妮菲洛斯（Daphnephoros）在塞林比利亚也非常重要。我们还没有关于麦加拉历法的信息，而拜占提昂的历法却有完整留存的，但是拜占提昂的历法与塞林比利亚及其再次殖民地庞提克的赫拉克里亚、卡拉提斯和切尔索尼斯的历法都有显著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麦加拉起源。[48]
麦加拉的传统姓名是三段式的，来源于多利亚部落的血缘传统，但是对一个麦加拉公民的称呼是称他来自父系的姓和他的社会性名字（hekatostys）。中间这个社会性的名字，可能来自于军事区分，这种区分不是与传说中的血缘部落相联系，而是与地域划分相联系。麦加拉一共有5个这样的村落，主要的地方官员、5个执政官、5个将军（strategoi）都出自这5个村落。在整个希腊大陆，这种社会性的名字只在麦加拉出现过。这种单元（其基本人数是100）经历了多次改革，以便能够容纳新的公民。拜占提翁也有同样的改革。从地方行政长官的称谓中也能够发现一些端倪，如名年官，在麦加拉的同名职务则是巴塞勒斯（basileus），以及5个行政长官（aisymnatai）议事会。所有这些，包括轮值长官（proaisymnon，类似于主席，相当于雅典议事会或轮值执政团中的首席执政官［epistates ］），都能够在以下殖民地中找到：塞林比利亚、卡尔基顿、庞提克的赫拉克里亚、陶鲁斯的切尔索尼斯、卡拉提斯，以及西西里的塞林诺斯。因此，叙布莱亚的麦加拉可能也有这些称谓。[49]
结语
古代的传统认为第一批希腊立法者（洛克里的扎鲁科斯［Zaleukos of Lokroi］和卡塔纳的查隆达斯［Charondas of Catana］）来自殖民地。考古发现证明，第一批有一定规模、有规划的城市遗址也出现在殖民世界。这并非偶然。在建立之初的形势下，殖民地的发展是迅速的，殖民者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对组织公民、经济、宗教和政治空间的需求势在必行。缓慢、渐进的模式不适合大多数殖民地，尤其是传统和考古证据（比如在叙拉古）都指出向了一种疾风骤雨式的接管，一个殖民地的建立也是一个“事件”。叙事的历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强调古代地中海移民的长期过程。在这种形势下，人们需要处理非常现实的问题，如划分平等份地（kleroi，定居者所得到的土地）和宗教份地（temene，神灵管辖的神圣土地），以及通过法律决定社会秩序。希腊殖民地迅速相互借鉴，因此，新的政治共同体模板不仅在广泛的地域范围中投射到其他新的殖民地，而且也投射到所谓旧的“母邦”。再者，对地方性认同进行抽象化的需要，也类似地表现在地域性希腊认同（如西西里、亚该亚）的创建，以及更大规模的整合，即通过对泛希腊圣所（奥林匹亚、德尔斐）的仪式和献祭而形成的希腊大网络（Greek Wide Web）。古代奥林匹克赛会和皮提亚赛会的胜利者名单中包括了诸多来自西部的希腊人，对此我们并不应该感到惊诧。他们需要这种希腊属性，并且在实践中提升了这种观念的重要性。
希腊历史学家对于祭仪与认同相互交织的方式非常熟悉。在一个没有护照和身份证的世界，一个城邦的公民身份是根据他们参与祭仪的权利来界定的，反之亦然：非公民的参与意味着对整个共同体的玷污。同样，地域性群体以及将相邻地区的单位组合成一个城邦（即聚居区［synoikismos ］）的过程也有仪式性的表达：雅典的神话告诉我们，为了彰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燃烧的火焰的独特性，在阿提卡各个普通灶台上燃烧的火焰是如何不得不熄灭的。[50]希腊城邦，诸如泛伊奥尼亚的12个伊奥尼亚城邦，通常以圣所为中心创建跨越城邦的群体。希腊的公民性和地域性认同模式似乎能够同时运用于微观和宏观的希腊属性。只有“希腊人”才能参与奥林匹克赛会，就如只有“斯巴达人”才能加入独特的斯巴达树木之神阿尔特弥斯（Artemis Orthia）祭仪，只有特别的雅典德莫成员（大约160个此类单位的其中一个）才能接近放置祭祀牺牲的德莫祭坛。
因此，不要感到诧异，这样一种“分形网络”的比喻看起来是恰当的：一个乡村中参与祭仪的成员构成标准同样适用于泛希腊的范围。殖民者似乎带着这样的观念到达了遥远的海岸，他们在这里重构这些观念并予以抽象化，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认同圈子——公民（叙拉古人）、殖民地（母邦是科林斯）、次级族群（多利亚人）、地域（意大利南部），并将所有这些融入一种总体的“希腊”认同。在一个较小的范畴，即地域和次级族群，这些就是意大利的亚该亚人与伯罗奔尼撒的亚该亚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创造了一种亚该亚城邦的先例，并且为其“故乡”提供了一种亚该亚认同和用于祭仪组织的模板。因此，我们所称的“殖民”是一种重要的、形成性的历史力量，这种力量随着希腊大网络的不同线索而奔流，形塑了总体上的古代希腊社会，并且使之更具希腊性。
（伊莱德·马尔金［Irad Malkin］，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地中海历史评论》主编；译者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 本文英文版见Irad Makin，“Networks and the Emergence of Greek Identity，”in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Vol.18，No.2，December 2003，pp.56-74。
[2]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trans.B.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p.6-7.
[3] S.D.Goitein，A Mediterranean Society：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93.
[4] 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trans.Siân Reynolds，New York：Haper and Row，1976（1972）.
[5] 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Oxford：Wiley-Blackwell，2000；亦见珀塞尔在本卷中的论述。
[6] 指一段历史的时间。下文中“时间甚至最终会成为同胞所共有的”，“时间”一词同此含义。——译者注
[7] 分形（fractal），具有以非整数维形式充填空间的形态特征。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粗糙或零碎的几何形状，可以分成数个部分，且每一部分都（至少近似地）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即具有自相似的性质。1973年，芒德勃罗（B.B.Mandelbrot）在法兰西学院讲课时，首次提出了分维和分形的设想。——译者注
[8] Susanne Saïd （ed.），HELLENISMOS：Quelquesjalons pour une histoire de l’identitégrecque，Leiden：Brill，1991； Jonathan M.Hall，Ethnic Identity in Greek Antiqu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IradMalkin （ed.），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Washington：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1.
[9] Jonathan M.Hall，Hellenicity：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Ch.5.
[10] Edmund White，The Flâneur：A Stroll through the Paradoxes of Paris，London and New York：G K Hall & Co.，2001，p.28.
[11] R.Just，“Triumph of the Ethnos，” in E.Tonkin，M.McDonald，and M.Chapman （eds.），History and Ethnic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pp.71-88.
[12] John Boardman，The Greeks Overseas：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4th edn，London：Thames & Hudson，1999.
[13] 新近的相关研究包括James Whitley，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Gree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Carol Thomas and Craig Conan，From Citadel to City-State：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ce 1200-700 B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Catherine Morgan，Early Greek States beyond the Polis，London：Taylor & Francis Ltd.，2003。亦见M.B.Sakellariou，The Polis-State，Paris：De Boccard，1989，以及哥本哈根城邦研究中心出版的系列作品，尤其是Morgens Herman Hansen （ed.），The Polis as an Urban Center and as a Political Community，Copenhagen：DetKongeligeDanskeVidenskabernesSelskab，1997。
[14] Catherine Morgan，Athletes and Oracles：The Transformation of Olympia and Delphi in the Eighth Century B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IradMalkin，Religion and Colonization in Ancient Greece，Leiden：Brill，1987，Ch.1.On Demonax，Herodotus 4.161.原文引用的古典文献以缩略形式呈现，中文译文保留原格式——译者注
[15] 罗马神话中的处女守护神、狩猎女神和月亮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尔特弥斯。——译者注
[16] IradMalkin，“Missionairespaïensdans la Gaulegrecque，”in IradMalkin （ed.），La France et la Méditerranée，Leiden：Brill，1990，pp.42-52.
[17] Matthew Dillon，Pilgrims and Pilgrimage in Ancient Gree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Paula Perlman，City and Sanctuary in Ancient Greece：The Theorodokiain the Peloponnese，Gö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2000.
[18] Perlman，City and Sanctuary，p.31。关于祭坛，见Thuc.6.3，以及IradMalkin，“Apollo Archegetes and Sicily”，AnnalidellaScuolaNormaleSuperiore di Pisa，Series 3，16.4 （1986），pp.959-972。
[19] Carla Antonaccio，“Ethnicity and Colonization”，in Malkin （ed.），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pp.113-157.
[20] Strabo 4.1.4 （179）.
[21] Louisa D.Loukopoulou，Contribution àl’histoire de la Thrace propontiquedurant la périodearchaïque，Athens and Paris：Birll 1989，p.104.
[22] Herodotus 1.165.1。关于马赛利亚的早期历史，见 Antoine Hermary，Antoinette Hesnard and Henri Tréziny （eds.），Marseille grecque：600-49 av.J.-C.，la citéphocéenne，Paris：Éd.Errance，1999； Trevor A.Hodges，Ancient Greek France，London：Duckworth，1998.
[23] P.Bernard，Fouilles d’Ai Khanoum I：Campagnes1965，1966，1967，1968，Mémoires de la Delegation Archéologique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hereafter MDAFA） 21，Paris：Klincksieck，1973； O.Gallium，Fouilles d’Ai Khanoum II：Les propylées de la rue principale，MDAFA 26，Paris：Klincksieck，1983； H.P.Francfort，Fouilles d’Ai Khanoum III：Le sanctuaire du temple a niches indentes 2，les trouvailles，MDAFA 27，Paris：Klincksieck，1984； P.Bernard，Fouilles d’Ai Khanoum IV：Les magnus hors tresors，questions d’histoiregreco-bactrienne，MDAFA 28，Paris：Klincksieck，1985； P.Leriche，Fouilles d’Ai Khanoum V ：Les ramparts et les monuments associés，MDAFA 29，Paris：Klincksieck，1986.
[24] Strabo 8.7.5 （387）； W.Leschhorn，Gründer der Stadt：Studien zu einem politisch-religiösen Phänomen der griechischen Geschichte，Palingenesia 20，Stuttgart：Brill，1984，p.29 n.4； Diod.4.24.7；参见 C.Jourdain-Annequin，Heraclès aux portes du soir，Annales littéraires de l’Université deBesançon 402，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89，p.280。关于罗克洛斯与赫拉克勒斯，见Conon Narr .3；关于阿布德洛斯与赫拉克勒斯，见Pind.Paean 2.1.104； Philostratus Imag .2.2；关于“创建者赫拉克勒斯”，见Léon Lacroix，Monnaies et colonisation dans l’Occident grec，Brussels：Palais des Académies，1965，pp.76-78；关于作为以之得名的英雄赫拉克勒斯，见Heraklid.Lemb.De rebus publicis 36； Schol.Theocr.4.32a； Schol.Lyc.Alex .1007。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残篇认为克罗同是创建者，见Frg .611.68 Rose。后来的资料试图将历史上的创建者米斯凯洛斯和传说中的创建过程联系起来，赫拉克勒斯在米斯凯洛斯的梦中显现，并要求他创建克罗同，见Ovid.Met .15.12-59。
[25] Antiochos FGrHist .555 F 13 =Strabo 6.3.2 （279）； Paus.10.10.8； Dion.Hal.Ant.Rom .19.1.3； Steph.Byz.s.v.Taras； Ps.-Scymn.330-334.
[26] Irad Malkin，Myth and Territory in the Spartan Mediterrane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Chs.4 and 8.
[27] Herodotus 1.168； 参见 Benjamin Isaac，The Greek Settlements in Thrace until the Macedonian Conquest，Leiden：Brill，1986，pp.77-78。
[28] Malkin，Religion and Colonization，pp.73-77； Stanley M.Burstein，Outpost of Hellenism：The Emergence of Heraclea on the Black Se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p.15-18。埃多蒙首先得到了证实，见Herodoros FGrHist 31 F 50-51；亦见Promathidas FGrHist 430 F 3； Apoll.Rhod.Argonautica 2.844-847.
[29] Ps.-Scymn.992-995，其依据是A.迪尔（A.Diller）对诗歌的详细列举：The Tradition of theMinor Greek Geographers，Lancaster：Coronet Books Inc，1952。关于与阿尔戈英雄相联系的奥托吕库斯，他的墓冢在塞诺皮也有着神谕的功能，见Strabo 12.3.11 （546）；参见Apoll.Rhod.Argonautica 2.955。
[30] Polyaenus Strat .6.53； 参见Thuc.4.102.3； Schol.Aeschin.2.91； Marsyas FGrHist 135 F 7=Schol.Eurip.Rhesos 347。
[31] Bill Ashcroft，Gareth Tiffin，and Helen Tiffin，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London：Routledge，1989； 参见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and Helen Tiffin （eds.），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5； Bart Moore-Gilbert，Postcolonial Theory：Contexts，Practices，Politics，London：Verso，1997。
[32] Anthony M.Snodgrass，Archae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33] Polybius 2.39.1-6.
[34] 见 Catherine Morgan and Jonathan M.Hall，“Achaianpoleis and Achaian colonization” in Morgens Herman Hansen （ed.），Introduction to an Inventory of Poleis，Acts of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re 3，Copenhagen：DetKongeligeDanskeVidenskabernesSelskab，1996，pp.164-232。亦见John K.Papadopoulos，“Minting Identity：Coinage，Ideology，and the Economics of Colonization in Akhaian Magna Graecia”，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12 （2002），pp.21-55。关于殖民过程的希腊化，见Getzel Cohen，The Seleucid Colonies：Studies in Founding，Administration，and Organization，Historia Einzelschriften 30，Wiesbaden：Steiner，1978。关于“大希腊”，亦见论文集Megale Hellas：Nome e immagine （Atti del ventunesimo convegno di studisulla Magna Grecia，Taranto，2-5 ottobre 1981），Taranto：Kessinger Publishing，1982。
[35] Olivier Curty，Les parentés légendaires entre cites grecques：Catalogue raisonné des inscriptions contenant le terme ［syngeneia］ etanalyse critique，Geneva：Droz，1995.
[36] Thuc.6.4.4.
[37] Thuc.6.5.1.
[38] 实事求是的考察见 Massimo Nafissi，“From Sparta to Taras：Nomima，Ktiseis，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lony and Mother City，” in Stephen Hodkinson and Anton Powell （eds.），Sparta：New Perspectives，London：Classical Press of Wales，1999，pp.245-272。参见Malkin，Myth and Territory 。
[39] Loukopoulou，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Thrace propontique，pp.96-97.
[40] 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12/391 （1955）.
[41] A.J.Graham，“OIKEIOI PERINTHIOI，”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84 （1964），pp.73-75 （reprinted in A.J.Graham，Collected Papers on Greek Colonization ［Leiden：Brill，2001］，pp.257-262）； Loukopoulou，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Thrace propontique，pp.101-102.
[42] Loukopoulou，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Thrace propontique，pp.55，97.
[43] A.J.Graham，“The Foundation of Thasos，”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hereafter ABSA），73 （1978），pp.61-98 （reprinted in Graham，Collected Papers，pp.165-229）； “On the Great List of Theoroi at Thasos”，ABSA，73 （1982），pp.103-121 （reprinted in Graham，Collected Papers，pp.231-256）； “Thasian Controversies”，in Graham，Collected Papers，pp.364-402，with François Salviat，“Une nouvelle loithasienne：institutions judiciaires et fêtes religieusesà la fin du IVe s.av.J.-C.，”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Hellénique，72 （1948），pp.193-267 at pp.212-219.
[44] Loukopoulou，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Thrace propontique，pp.110，113-117.
[45] Ibid.，p.129.
[46] Kirster Hanell，Megarische Studien，Lund：Lindstedt，1934； Claudia Antonetti，“Megara e le sue colonie：Un’unitàstorico-culturale？”，in Claudia Antonetti （ed.），Il dinamisno della colonizzazione greca：Atti della tavola rotonda，“Espansione e colonizzazione greca di età arcaica：Metodologie e problemi a confronto （Venezia，10-11/11/1995）”，pp.82 et passim； Loukopoulou，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Thrace propontique，pp.103-109.
[47] Thuc.6.4.2.
[48] Hanell，Megarische Studien，p.192； Loukopoulou，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Thrace propontique，pp.120-122.
[49] Loukopoulou，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Thrace propontique，pp.138-142.
[50] Thuc.2 .15.2； Plut.Theseus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