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中海区域的酒文化[1]
金寿福
摘要 本文试图以全球史研究的视角考察古代地中海区域不同族群的酒文化产生以及相互之间交融和促进的过程。文章作者认为，相似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宗教、语言上的渊源关系促成了整个古代地中海区域的酒文化并为之后的西方酒文化奠定了基础。只有把地中海区域视为一个整体，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地中海周边精英阶层确立身份和巩固特权的欲望和为此采取的措施以及国家之间路上和海上发达的贸易在酒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地中海区域在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该区域居民在宗教和语言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地中海表面上看上去像是阻隔周边不同民族和国家往来的天然障碍，实际上构成了传输物资和理念的便捷和宽阔的水道。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作者把古代地中海区域视为一个关系密切的整体，借助文字和考古资料考察酒文化如何在这个区域形成和传播。作者把时间范围基本限定在公元前一千纪，按照主题分六节探讨酒文化产生和演变之时，地域上则先后把黎凡特、两河流域、埃及、爱琴海地区作为考察对象。文章把精英阶层确立身份和巩固特权视为酒文化形成的最重要动力，把贸易理解为酒文化得以传播的主要途径，揭示了宗教和意识形态在酒文化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葡萄酒和啤酒作为线索追寻了地中海周围不同族群的人生观和来世观念。
一 葡萄酒和啤酒
野生葡萄树生长在地中海东岸、安纳托利亚东部以及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区域。研究人员在今亚美尼亚地区收集到的野生葡萄树品种最为丰富，有证据表明，这里的先民似乎最早进行了驯化野生葡萄树的尝试，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6000年。[2]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这一技艺已经南传到约旦河谷，埃及人开始种植葡萄树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最早的葡萄酒的证据来自发现于今伊朗乌鲁米耶湖以南地区的两个陶罐中，酒的酿造年代被测定在公元前5400年至前5000年之间。[3]多数历史植物学家们认为，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加索和札格罗斯山脉的居民最先开始种植葡萄。[4]
根据考古结果判断，黎凡特地区葡萄树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均与新石器末期该区域先民从游牧过渡到定居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先民驯化野生葡萄树首先也是为了果腹，葡萄被酿制成葡萄酒是之后的事情。以农耕为主意味着基本食物有了保障，可以把精力转向饮食的多样性。陶艺的提高也为制造密封、耐用和美观的酒罐提供了条件。[5]黎凡特地区的居民开始种植枣树、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和石榴树的时间与他们定居下来并逐渐转入城市化生活的节点相吻合。[6]来自两河流域的考古和文字资料告诉我们，该地区的居民很早就开始从两个地方进口葡萄酒，一是今亚美尼亚地区，另外一个是黎凡特。[7]这一事实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酿造和饮用葡萄酒与定居的城市生活相辅相成。
在乌加里特语、赫梯语、迈锡尼语（即线形文字B）、古典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中，英语的“葡萄酒”（wine）一词分别为“yn”，“wayana”，“wo-no”，“oinos”，“vinum”和“yayin”；可见，它们在词源上有一定的关联。[8]从这些名词之间的衍生关系，我们很容易看出地中海区域酒文化的源远流长，而且其源头在黎凡特。葡萄酒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荷马用葡萄酒来比喻爱琴海的颜色当中略见一斑，他称爱琴海是“暗酒色的大海”（Wine Dark Sea），可能指黑夜里借助星星调整方向的船员们对这片海域的印象。[9]
说定居生活和城市化促进了酿造和饮用葡萄酒，这种解释其实更加适用于啤酒。有的学者认为，古人最早种植谷物或许不是为了制作面包，而是为了酿造啤酒。[10]这个观点非同寻常，不过很难让人信服。依靠采集生活的先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拿野生的谷物和果实充饥；随着定居和农耕生活的开始，谷物不仅成为主要的食物，而且剩余的粮食为人们寻找其他食用方式奠定了基础。布雷德伍德称，古代近东地区的居民驯化的野生小麦和大麦更适合于酿啤酒，而不适合做面包，因为当时的小麦和大麦很难去壳，如果不做特殊处理便无法做成面包。[11]这一观点显然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提出的，对于生活在远古的人们来说，充饥是最为要紧的事，把谷物去壳和把谷粒磨成面粉后食用一定晚于人们囫囵吞枣式地食用小麦和大麦。布雷德伍德又说，古代近东居民使用臼早于磨盘，认为他们最早把谷物做成稀粥，只是后来才学会把米磨成面粉再做成面包。[12]事实上，面包与啤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把谷物做成粥和保存粮食过程中发生的谷粒发芽并发酵等都为人们酿造啤酒提供了实践基础。无论如何，有关古人酿造或者饮用啤酒的证据大大晚于他们耕种谷物的时间。[13]在《吉尔伽美什史诗》里，具有神性的恩基多不吃饭食，不喝啤酒，据说他与瞪羚一起吃草，与牛一起喝水。很有意思的是，一个妇人教他如何过文明生活，让他逐渐习惯于吃饭和喝啤酒。连续喝了七杯啤酒之后，恩基多心满意足，脸上放出了光芒。[14]
在《旧约》中的许多段落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以色列人在转入定居生活的过程中如何因地制宜发展了包括葡萄酒和啤酒在内的酒文化。《民数记》13：23记载，进入约旦河以西之前，摩西派人到那里侦探虚实。其中的两个人砍下了一个葡萄树枝，因为结的果实太茂盛，两个人只好用一个杠抬着，这一点反映了迦南人早在以色列人迁居之前种植葡萄。在把以色列人将要定居下来的土地描写为福地的时候，《申命记》的作者把葡萄树视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15]《申命记》33：28用如下的话概述以色列人定居在福地的状况：“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以色列人当时使用格泽历，其中9月和10月分别是收获葡萄和橄榄的月份，人们在葡萄园举行庆祝活动表达感恩和快乐之情，妇女们用歌舞助兴。[16]
在20世纪末对麦吉多周围地区进行的勘测中，以色列考古人员发现了117个古人用来压榨葡萄的石池，可见这一地区酿造葡萄酒的悠久历史和该地居民所消费的葡萄酒的数量。[17]之前的1960年代，考古人员在今耶路撒冷以北的岩洞里发现了数量可观的葡萄酒罐，每个陶罐的容量估计达40升。如此算起来，这些岩洞里当时储存了约10万升葡萄酒，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这些葡萄酒的酿造年代应为公元前8至前7世纪，人们把葡萄酒放在岩洞里是为了冷藏。[18]《以西结书》27：18提到了产自大马士革附近的名字叫“黑本”的葡萄酒，考古人员在此地确实发现了古老的压榨葡萄的石池。[19]看来，当时的居民不仅自产葡萄酒，而且已经不惜代价获取异国他乡的佳酿。
古代以色列人并非只喝葡萄酒。啤酒同样让他们身心愉悦。“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20]（《申命记》14：26）不仅如此，啤酒还是献给耶和华的供品之一，“在圣所中，你要将醇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民数记》28：7）。不少篇章中用“油、新酒和五谷”或 “五谷、新酒和油”概括了收获之后献给耶和华的所有供物，可见当时民众的食物来源和饮食结构。[21]古代以色列人尚无看重葡萄酒和看轻啤酒的倾向。
因为两河流域的气候不适合葡萄树生长，美索不达米亚人主要的酒精饮料是啤酒。[22]他们喜欢用芦苇秆从罐子中吮吸，以此过滤酒中的糠麸。有迹象表明，美索不达米亚人很早就开始进口葡萄酒。在一些属于苏美尔时期的滚筒印章上的图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用带有把手的杯子或高脚杯喝酒，学者们相信杯里的酒是葡萄酒。[23]根据酒的类型的不同，酒具和喝酒的方式也各异。美索不达米亚人称葡萄酒为“来自山区的好啤酒”或“山区的啤酒”，主要依靠进口的葡萄酒成为国王和精英阶层才有资格享受的奢侈品。据专家估算，美索不达米亚人把谷物的四成用在酿造啤酒上，啤酒构成了摄取热量的重要形式，因为它与流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啤酒不仅是人们日常食物的一部分，而且也作为供品献给神。两河流域很早就出现了专门出售啤酒的酒肆，[24]曾经到两河流域游历过的古典作家也记述了相同的情况，希罗多德和色诺芬均提到过，当地人习惯于喝一种用枣酿制的酒。[25]
出土于马里王宫的泥版文书告诉我们，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马里君主从位于两河流域以北的亚美尼亚一带进口葡萄酒。除了路上辗转，运酒人驾船在幼发拉底河顺流而下。随着公元前一千纪新亚述帝国的崛起，从今天的伊朗西部到叙利亚北部的山区增加了葡萄种植区，酿酒技术也得到了提高，说明统治者更加喜欢喝葡萄酒。亚述纳西帕尔二世声称，当他为尼姆鲁德新宫殿的落成举行庆典时，仅葡萄酒就装满了十万个酒囊。[26]亚述人生产“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对葡萄酒的评价一般为“甜”“好”“陈年好酒”“有劲”等。[27]
古代埃及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适于酿造啤酒的大麦是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很自然，啤酒是更加廉价和普及的饮品。考古人员在位于埃及南部一个史前遗址发现了酿造啤酒的装置和啤酒残留物，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前3400年之间。[28]埃及人酿造的啤酒实际上很粗糙，不仅夹杂糠麸，而且酒精含量很低，保存时间也很短。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啤酒间于粥与酒之间。从享受的角度说，它是酒精饮料；从维持生命的角度说，它无异于流食。在《金字塔铭文》里，祭司向神祈祷，希望死去的国王在来世得到“不变酸的啤酒”。[29]《阿尼说教文》的作者描写了一个母亲从怀孕到抚育孩子长大成人的辛劳，其中提到了母亲每天为上学的孩子送去“三块面包和两罐啤酒”，可见这里说的啤酒兼有充饥和解渴的作用，提神的作用次之。[30]
埃及人很早就从黎凡特引入驯化的葡萄树和葡萄酒酿造技术。[31]考古人员在三角洲多个史前文化遗址发现了葡萄籽，这些地方在历史时期成为埃及最重要的葡萄产区。在阿比多斯，考古学家们在前王朝时期一位国王的陵墓中发现了许多葡萄酒罐，罐里存有葡萄籽。据考证，葡萄酒应当是从黎凡特南部进口。[32]葡萄酒罐里留有葡萄籽，说明当时的过滤技术有待完善。不可思议的是，一些罐子里存留着无花果切片，切片上曾经钻过孔，可能是为了把切片串在一起。葡萄酒中放入无花果切片可能是为了增加味道，或者，酿造者以为无花果具有促进发酵的功能。[33]
在埃及第一王朝时期，象形文字中出现了表示葡萄压榨器的符号，而确切地表示葡萄酒的单词诞生于第二王朝。[34]它的限定符号是两个并列的葡萄酒罐，可见葡萄酒的灌装和运输在酒文化形成过程中占据的地位。在一个曾经属于第二王朝国王沙什穆维的酒罐的塞子上，有表示葡萄树的象形文字符号。该符号是用印章印上去的，符号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长满葡萄串的葡萄树，其二是支撑葡萄树的支架。我们由此可知，最晚在第二王朝，埃及的葡萄种植业已经成型，有专门的管理人员以及机构。同样是在第二王朝时期，官吏们墓前的墓碑表现墓主端坐供桌前享受后人奉献的供品的场景，供桌上看得到面包、啤酒、禽肉、牛肉，供桌下方一般立着一个装有葡萄酒的陶罐。啤酒和葡萄酒都是墓主人生前饮用和喜欢的饮品，因此他希望到了来世以后仍旧得到它们。从第四王朝开始，官吏们在其建在萨卡拉等地坟墓墙壁上刻画了采摘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场面。[35]一位名叫梅腾的官吏在其墓室墙壁上描写了自己拥有葡萄园的事实，称园子的面积超过一公顷，出产的葡萄可以酿制很多葡萄酒。[36]第五王朝的一份文献记录了六个名字不同的葡萄园，献给乌纳斯国王的供品中包括五种不同的葡萄酒。到了第六王朝，埃及人希望死后获得的供品单形成固定的格式，一般来说，啤酒位列葡萄酒之前，可能是因为啤酒所占的比重更大。[37]
很多迹象表明，种植葡萄和橄榄的技术大约在青铜时代初期传入塞浦路斯。在更早的时候，岛上的居民酿造和饮用啤酒。[38]在塞浦路斯岛东岸一个名叫萨拉米斯的墓地，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该岛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中介作用的证据。被标注为79号的墓出土了许多酒器。包括酒器在内的随葬品上刻画或雕塑了很多源于埃及地中海东岸的主题，如带翅的太阳圆盘、哈托女神头、托着桶状容器的魔仆、生命之树、粽叶饰、荷花等。墓葬的年代被发掘人员测定为公元前700年前后。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葡萄酒及葡萄酒酿造技术西传的轨迹，在此过程中，酒器的制作技艺和相关的艺术风格也得到传播。[39]
克里特没有野生葡萄树，因此这里的葡萄应当是引进的，来源地可能是黎凡特或安纳托利亚。[40]与塞浦路斯的情况类似，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似乎曾经喝啤酒。在该岛的南部，考古学家发现了两个公元前2200年前的容器，其中有大麦制品的残留物，极有可能是啤酒。至米诺斯文明中期，岛上居民酿造和饮用啤酒的证据就更多和更明显了。[41]公元前两千纪，米诺斯的贵族们开始从西亚引进葡萄酒。在岛上的一座米诺斯文化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石头压榨装置，时间被测定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说明岛上居民最晚从这个时间点开始酿造葡萄酒。[42]此后，葡萄酒成为精英阶层彰显身份和地位的首选饮品，不久便成为唯一的酒精饮品。[43]这可能与他们的喜好、葡萄在此地适于生长、葡萄酒易于长期保存等特性相关；不过，还应当考虑到克里特在粮食供应方面很难自给的事实。
希腊本土许多地方生长着野生的欧亚种葡萄树，但是酿造葡萄酒技术传入的时间相对较晚。学者们因此推断，本土希腊人独立驯化葡萄树的可能性并不大，更加可信的解释是驯化的葡萄树和酿酒技术从西亚经由爱琴海岛屿传入。[44]古希腊哲学家波菲利称，宙斯用蜂蜜酒灌醉了克罗诺斯，因为那时还没有葡萄酒。无独有偶，普鲁塔克说犹太人起初祭祀神时用蜂蜜酒，因为当时人们还不能酿造葡萄酒。[45]学者们相信，至少在底比斯，人们起初把啤酒当作主要的酒精饮料。[46]
在希腊出土的盛酒大锅即巨爵在时间上晚于近东。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大锅上荷花、司芬克斯、狮身鹰首兽等主题以及用大锅调酒并从大锅往酒杯分酒等习俗由近东向西传播。当然，这些习俗在传播的过程中以及传到一个地方之后经历了程度不同的改变或改良。[47]希腊人饮用葡萄酒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兑水。《荷马史诗》屡次提及甜美的葡萄酒，或者直接说酒甜，或者间接地说酒甜如蜂蜜，可能意味着酒的甜度越高，它的品质也越好。在正常和绝大多数情况下，史诗里的英雄们喝葡萄酒的时候都要兑水。[48]荷马称奥德修斯从色雷斯主管葡萄园的玛戎那里得到了十二罐未兑水的葡萄酒。荷马还描写了玛戎特地为奥德修斯以20∶1的比例往葡萄酒里兑水。[49]此外，荷马认为，最好的葡萄酒产自色雷斯的马罗尼亚。这是一种醇香的浓酒，奥德修斯正是用它促使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陷入沉睡当中，然后才得以逃脱。[50]在荷马眼里，是否喝葡萄酒以及如何喝葡萄酒可以被视作衡量文明程度的尺牍。基克拉迪群岛虽然是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以后返乡途中造访的岛屿，但是显得比特洛伊更荒凉和原始。它是一个尚未开化的地方，那里居住着独眼人，他们不知农耕，生活完全依靠饲养绵羊和山羊，吃羊肉并直接喝羊奶。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不喝葡萄酒。[51]
公元前7世纪以后，当希腊人向东北方向殖民时，他们开始接触包括色雷斯人在内的外族。有的希腊人称这些外族人喝啤酒。[52]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一，葡萄酒此时已经成为希腊人唯一至少最重要的酒精饮品。[53]其二，喝葡萄酒构成了确定身份的标准和强化族群认同的手段。如上所述，荷马和柏拉图都说色雷斯人喝葡萄酒，可见色雷斯人很早就开始喝葡萄酒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可是阿基洛克斯以轻蔑的口吻说色雷斯人只知啤酒。[54]从色雷斯出土的钱币上可以看到葡萄和饮用葡萄酒的器具，其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5世纪。根据希罗多德，色雷斯人崇拜两个神，一个是酒神，另一个是战神，因此，色雷斯人打仗的时候已经喝醉，喝醉了就去打仗。[55]色诺芬曾经亲自去过色雷斯。在塞乌忒斯国王的王宫里，色雷斯人用葡萄酒招待色诺芬，酒具是呈牛角状的杯子，色诺芬反倒没有提到啤酒。可能是色雷斯人与希腊人一样以葡萄酒为主，或者他们知道希腊人喜欢葡萄酒，所以没有提供啤酒。不仅色雷斯人喝葡萄酒，而且葡萄酒和喝葡萄酒的风气在整个小亚细亚非常盛行。在弗里吉亚都城戈尔狄翁的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极有可能属于弥达斯国王的陵墓，其年代大概为公元前700年。从陵墓出土的铜质桶状容器中，发掘者提取了葡萄酒、啤酒和蜂蜜酒融合物的残留，[56]说明这一地区的居民在大批希腊殖民者到来之前已经有喝葡萄酒的习惯。
在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里，狄奥尼索斯给色雷斯带去了葡萄酒，而欧里庇得斯在其悲剧《酒神的女祭司们》描写了狄奥尼索斯由东向西的旅程。[57]这位酒神称自己从遥远的地方来，来自弗里吉亚和吕底亚——两个河里出产黄金的地方。狄奥尼索斯最后来到了希腊，第一个落脚点是卡德莫斯掌权时期的底比斯。欧里庇得斯在剧中的另外一处称狄奥尼索斯从弗里吉亚的山区来到希腊宽阔的街道。在欧里庇得斯看来，葡萄和葡萄酒酿造技艺是由狄奥尼索斯跨洋越海从安纳托利亚传入希腊的。因为卡德莫斯的家乡在腓尼基的西顿或推罗，种植葡萄的园艺以及葡萄酒酿造技艺也可能从那里来。[58]阿非利加努斯声称，狄奥尼索斯把种植葡萄的技术只传给希腊人，而那些野蛮人则只能喝啤酒；喝啤酒被解释为狄奥尼索斯对这些野蛮人的惩罚，或者说他们之所以喝啤酒是因为遭到狄奥尼索斯的诅咒。[59]维拉莫维茨认为，狄奥尼索斯最初源于色雷斯，不过他先是借道弗里吉亚和吕底亚，然后跨过大海来到了希腊。按照维拉莫维茨的观点，狄奥尼索斯在吕底亚成为酒神，这位酒神的崇拜传入希腊应当在公元前8世纪，他认为狄奥尼索斯来自克里特的可能性不大。[60]说起来，一个神或者一种观念的传播不一定是沿着一条直线，而且也不太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不少学者认为，瑞亚至少是从两个方向和两个层面传入希腊本土的，时间上稍早的一次是从南面或东南面，而稍晚的一次则是从弗里吉亚。如果以此类推，狄奥尼索斯神或者对这个神的崇拜可能也先后从两个方向传入希腊本土：一个是从克里特，另一个是从弗里吉亚或吕底亚。[61]相关的文献或文物残缺不全，警示我们下结论时要慎重。
到了公元前4世纪，埃及人代替色雷斯人成为希腊人眼中喝啤酒的典型代表。在雅典喜剧作家笔下，喝啤酒使人变得女人气。[62]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乞援女》中，阿尔戈斯的国王皮拉斯戈斯嘲笑埃及人没有男子气概，因为他们不喝葡萄酒，而是喝一种用大麦制作的酒。[63]阿忒奈奥斯说，埃及人发明啤酒就是为了让喝不起葡萄酒的人也能体验到醉的感觉。[64]不过，他对产自尼罗河三角洲的葡萄酒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们颜色清淡，味觉醇香，而且容易被人体吸收。[65]迪奥多罗斯也说，埃及人用大麦酿造的啤酒无论在醇香还是在口感都不次于葡萄酒。[66]
另外，希腊诗人认为只有希腊人喝酒时知道节制，其他民族则是泡酒。蛮族的标志首先是说一种不同于希腊语的语言，另外一个就是无节制地喝酒。阿里斯托芬描述了希腊使者到了波斯王宫以后被迫喝许多未兑水的葡萄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试图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角度探讨哪些地域的人有节制地喝酒，哪些地域的人没有节制。[67]根据阿忒奈奥斯，亚里士多德认为，喝啤酒喝醉的人和喝葡萄酒喝醉的人表现不同。前者仰躺在地上，而后者则面朝下倒地；因为啤酒使人变得愚蠢，而葡萄酒则让人头脑发沉。[68]阿那克里翁说，斯基泰人喝葡萄酒的时候又碰杯、又大喊，而且不知适量。他劝勉希腊人，伴着美妙的歌曲，喝得适中。[69]
二 人与神交流的媒介
在乌加里特文献里，葡萄汁被形象地比喻成“葡萄的血”。[70]这个意象距离以色列人后来把人或神的血比作葡萄酒的说法仅一步之遥。[71]普林节可能与悠久的迦南葡萄收获节相关，从词源上说，“普林”一词的词根与“压榨葡萄”相关。[72]无论是在宗教还是世俗的层面，葡萄酒均被视为能够赋予无限生命力的琼浆玉液。[73]在基督教里，献给上帝的葡萄酒被理解为牺牲。《路加福音》22：19-20描写道：“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指的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要不断这样做来记念我。’晚餐过后，他拿起杯来照样做，说：‘这个杯指的是凭着我的血所立的新契约，这血是要为你们倒出来的。’”《马太福音》26：27称这里涉及的葡萄酒为“契约之血”，标志了人与上帝之间订立了特殊关系。葡萄酒作为祭品被献给耶和华，早在犹太教里就属于重要的内容，在安息日和逾越节等重要节日里，葡萄酒均为纪念和重续盟约关系的象征物。[74]对于在地中海这个特殊地理环境诞生并壮大起来的基督教，宗教仪式中面包、葡萄酒和油扮演重要的角色绝非偶然。[75]
《创世记》9：20-21讲述了诺亚因耶和华的恩宠躲过洪水的故事，作为感恩，诺亚为耶和华奉献了各种供品并种植了葡萄树。等到葡萄树结果，诺亚酿制了葡萄酒。根据《犹比理》，诺亚喝酒的日子是新年的第一天。[76]显然，葡萄酒构成了人得以与神交流的媒介。《士师记》9：27说：“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设摆筵席，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在《申命记》16：13-14中，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哈措尔，考古人员发掘了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址。在神庙至圣所的位置，他们发现了盛葡萄酒的巨爵、制作燔祭的炉灶、用来奉献液体供品和固体供品的供桌。对于本文来说，最为重要的发现莫过于一个玄武岩雕像。它表现一个神端坐在御座上，手里举着一只酒杯。[77]根据早期宗教信仰，葡萄酒是神给予人的赠礼，但是神必需的葡萄酒要由信徒奉献。这是宗教得以产生和延续的重要前提。
大约于公元前14世纪，在乌加里特诞生了一个名叫“马尔兹”（marzeah）的节日。它是由死者的亲属举行的祭奠活动，神、生者和死者在这个节日里构成了三个层面。[78]比布鲁斯国王阿希雷姆的石棺的一个堵头上画着几个妇女揪头发，捶胸顿足，对国王的去世表示哀悼。石棺的其他壁面表现国王死后有充足的食物，其中一面刻画了这位君主饮酒的场面。他端坐在基路伯御座上，一手端着酒杯，另一手拿着一朵荷花。其姿势和神态与同样在此地出土的一个石碑上的艾尔神非常相似。阿希雷姆的石棺年代为公元前10世纪，而艾尔神的石碑被断代为公元前13世纪。这位国王在死后获得再生以后与神为伍的意愿显而易见，葡萄酒、荷花等都起到帮助国王复活的作用。学者们认为，在公元前14世纪的乌加里特，“马尔兹之屋”就是专门用来举行此类仪式的地方，被称为“马尔兹之主”的人充当司仪。他的角色类似于后来希腊会饮的主持人。[79]生者一方面祈祷神保佑死去的人，希望亲人在来世获得再生；另一方面思索生命的意义，在感叹生命短暂的同时抓紧眼前的时光。[80]在古代以色列人眼里，“福杯满溢”既是耶和华对他们的恩赐，也是他们对耶和华感恩的形式。[81]生命的每个环节都要以葡萄酒助力或作为标记：行割礼时喝一杯，婚礼时喝两杯，逾越节时喝四杯，葬礼时喝十杯。一句话，所有重要的场合都要以酒开始，以酒结束。[82]用《士师记》9：13中的话说，酒不仅让神喜悦，而且也使人快乐。耶和华赐予人酒、油和粮，三者各有其功能，“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83]
在美索不达米亚，一位名叫宁卡西的女神主司酿酒。在《献给宁卡西的颂歌》中，美索不达米亚人向这位酿酒女神祈祷，希望她保佑他们有充足的啤酒和葡萄酒，而且以快乐心情畅饮，直到极乐。[84]在苏美尔语当中，“啤酒和面包之地”表示宴会的场所。在印章、泥版等载体上，经常可以看到男女一边喝酒一边交媾的画面，多数情况下是女方用一根管子从很大的啤酒罐吮吸。这类泥版经常作为还愿奉献物放在神庙的庭院里。酒与繁殖和多产联系在一起，在向神祈求子嗣时，献酒和饮酒均具有了神圣的宗教意义。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国王舒尔吉自称在神庙里畅饮，并且与爱情女神伊南娜结合。[85]君主通过这类仪式祈求诸神保护和保佑他所统治的国家。酒尤其是葡萄酒用于宫殿落成典礼、签订和约仪式等，此时，抛洒在地上的葡萄酒象征着血，意味着毁约会带来致命的后果。[86]
新巴比伦王朝的君主们从周边许多地方进口不同的葡萄酒，目的是把它们作为供品献给诸神，其中包括来自亚述、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葡萄酒。新亚述帝国君主以撒哈顿提到了一种由葡萄酒、啤酒和葡萄汁合成的酒精饮料。[87]为了找到合适各种口感的饮料，亚述人可谓绞尽脑汁，很多时候是以取悦神的名义。有一首诗用如下的字句描写人为神奉献的供品：“黑色的啤酒、葡萄酒、白色的啤酒，所有让舌头痛快的饮料，他（国王）像倒水一样奉献。”[88]对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取悦众神具有两层重要意义，其一，世上万物原本来自神，没有神的恩赐，何谈享受和快乐；其二，即便山珍海味堆成山，没有神的保佑哪来心情享用它们呢？新亚述帝国叱咤风云的国王亚述巴尼拔在这方面不失为一个典型。这位几近战无不胜的君主陷入了极端的恐惧之中，以至于食不甘味。亚述巴尼拔令术士询问神的意志，术士求得神谕之后向国王转达神的话：“既然你举起双手向我祈祷，你的两眼充满了泪水，我发慈悲。只要神庙在，你就会安然无恙。吃饱饭，喝足酒，不要忘了音乐。”[89]
古代以色列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对来世持怀疑的态度，既然酒在那里被视为沟通人与神的媒介，它在注重来世的埃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便不足为奇。沙斯姆是古代埃及主司酿酒的神，在《金字塔铭文》《棺材铭文》和《亡灵书》里，沙斯姆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其一，他给奥西里斯带来葡萄酒，因为作为酒神与压榨葡萄相连；其二，他屠戮那些谋杀了奥西里斯的凶手以及死去的国王的敌人。[90]血与葡萄酒之间的关系以及葡萄酒促进生命的意思显而易见。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埃及人的观念中，神庙里有充足的粮食、酒和面包，意味着献祭者今生会受到保佑，来世有了保障。在《金字塔铭文》里，祭司们不厌其烦地宣称，生前曾经殷勤献祭的国王死后定能登天，在天国里享受包括无花果和葡萄酒在内的餐饮，并且说无花果和葡萄酒均来自神的园子。[91]根据《金字塔铭文》，主掌天的女神努特借助葡萄酒怀了冥界主宰奥西里斯。同样是在《金字塔铭文》里，奥西里斯、尼罗河泛滥水和葡萄酒出现在同一个语境中，奥西里斯被称为“泛滥季节的酒神”或被说成“因泛滥成为酒神”。[92]奥西里斯、尼罗河泛滥水和葡萄酒之间的关联蕴含了多重让人深思的含义。为奥西里斯庆祝的瓦格节在泛滥季节开始后的一两周之内。[93]在埃及人眼里，奥西里斯被塞特杀害并不意味着前者彻底死亡，而是像葡萄藤一样休眠，随着复苏条件的成熟，死去的神重获生命。在用大众体象形文字书写的咒语里，一种用血、葡萄酒和葡萄汁以及其他一些原料配制的液体被称为“奥西里斯的血”，反映了古代埃及人已经认识到血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他们试图通过复制奥西里斯的血液来促使死者复活的愿望。[94]
在古代埃及人的坟墓里，墓室墙壁上经常画着葡萄藤，寓意死者如同葡萄藤一样重复生命。在墓室墙壁上的绘画或浮雕上，可以看到死者把葡萄藤作为祭品献给神，意思是希望神赐给死者新生。[95]从前王朝时期的陵墓到图坦卡蒙墓，葡萄酒构成墓葬品的重要组成部分。[96]在《亡灵书》里，埃及人把今生的结束称为第一次死亡，意味着死后有复活的可能性；他们把死者在来世未能通过神的审判叫做“第二次死亡”，等于彻底失去了重生的可能。[97]如同一年一度的泛滥水促使枯死的植物复苏，葡萄酒能够让结束今生的人获得再生。[98]
在底比斯官吏墓地，有许多生者与死者通过酒进行交流的场面。在一个名叫纳赫特的官吏的坟墓，墓壁上有他的孩子们向他敬献葡萄酒的画面，其中一个女儿对死去的父亲说“为了你的生命，喝下这美酒吧，用这个奥西里斯神赐予的酒庆祝这美好的山谷节日”。在另外一个官吏墓的壁画上，死者的妻子奉献葡萄酒，她说“请接收这酒，喝下它，愿你在永恒之屋快乐”。在乌塞尔的墓室，壁画表现乌塞尔与妻子一起接受由女儿奉献的葡萄酒。女儿对父母说：“这是让你们获得重生的酒，尽情地喝吧，愿你们快乐。”[99]甚至到了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位于尼罗河以西沙漠上的达克拉绿洲的坟墓仍然以葡萄藤作为复活的象征物。[100]
在克诺索斯，供奉德墨忒尔的神庙里有许多酒杯和酒罐，说明为神灵敬献葡萄酒是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101]这一点与两河流域和埃及并没有任何差别。[102]克诺索斯宫殿里表现的宗教崇拜有四个要素，即公牛、葡萄酒、女祭司和蛇。这四个要素又可以归纳为二，其一，酒和公牛构成供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酒器呈公牛尤其是公牛头的形状；其二，女祭司与她手中的蛇一起象征永恒的生命或生命的循环。从古希腊一些陶瓶画可知，狄奥尼索斯与蛇有一定的关联。[103]从位于伯罗奔尼撒西部的皮洛斯和位于克里特的干尼亚出土了三块泥版，其上的线形文字B中首次出现了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在其中一处，狄奥尼索斯与葡萄酒相关；而在另一处，他与蜂蜜酒联系在一起，[104]说明狄奥尼索斯起初被奉为掌管酒类的神，只是后来主要或者说完全与葡萄酒相关，反映了希腊人逐步偏重葡萄酒的历史进程。有些学者甚至称狄奥尼索斯起初是个啤酒之神。[105]
如果把酒神、葡萄酒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迈锡尼的竖井墓中放置许多酒器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许多酒器显现出使用过的痕迹，说明它们并不是为葬礼专门制作的。[106]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些酒器不可能被当作一次性用品；换句话说，它们不会是参加葬礼的人饮酒之后丢弃的。显然，生者相信死人在另外一个世界也需要他们，他们希望死者在冥间依然享用酒。[107]这些酒器当中包括用来调酒的巨爵，用来舀酒的长柄勺，用来喝酒的高脚杯和带有双把手的浅酒杯或碗。[108]
在荷马史诗里，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出现四次，其中两处，狄奥尼索斯与葡萄酒已经有联系，第一处称他为“凡人的喜悦”（Iliad 14.325）；在第二处，狄奥尼索斯把金质的两耳细颈椭圆陶罐给了忒提丝，这个盛装未兑水的葡萄酒和油的陶罐后来成了放置阿喀琉斯尸骨的容器（Odyssey 24.74-6）。双耳细颈椭圆陶罐在当时是希腊人喝酒的器皿（Odyssey 2.290），说明狄奥尼索斯此时已经被奉为掌管死亡和酒的神灵。
当然，酒也是润滑生者与神之间关系的助剂。公元前7世纪的阿基洛克斯称自己因酒兴奋，进而吟唱狄奥尼索斯之歌。[109]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雅典陶瓶画多以狄奥尼索斯为主题，其中许多陶瓶本身就是装酒的容器，这位酒神的随从被叫做“西勒诺斯”（Silenus）或“萨梯”（Satyrs）。雅典人在秋季收获葡萄并酿造葡萄酒时庆祝“葡萄采摘节”（Oschophoria），节日的名字本身意指葡萄串；而伊奥尼亚许多地方名为“安忒斯忒里亚”（Anthesteria）的节日也是专门为狄奥尼索斯举行的庆祝活动，恰逢人们开始畅饮前一年秋天酿制的葡萄酒。[110]
一幅公元前4世纪的浮雕展现了人们祭祀阿波罗神的场面。浮雕的上半部分表现的是向阿波罗祈祷的信徒，下半部分则是祭拜结束之后信徒们饮酒的画面，饮酒者面前摆着酒器，他们旁边有几个乐手和舞者形成半圆形。[111]根据希罗多德，斯巴达人祭祀阿波罗的宗教活动也少不了葡萄酒 （Histories，VI.57），而且这样的祭祀活动在斯巴达日历中被固定下来。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两个神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了叔本华所说的“想象”和“意志”，但是把希腊人宗教世界中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神用两个对立的理念加以概括，似乎粗暴地简化了希腊人的思想。[112]
柏拉图说，神创立了宗教节日，目的是让人们暂时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伴着缪斯、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唱歌、跳舞，以便纪律能够在此之后重新奏效。[113]柏拉图不仅说出了一张一弛的道理，而且点明了酒的奇妙作用。对于地中海区域的居民们来说，在相同的气候和类似的生存条件下对酒的理解和应用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在《荷马史诗》里，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特洛伊人，遇到节日、宗教仪式和葬礼，葡萄酒都是必不可少的。诸神喝的是琼浆玉液，可能是更加醇香的葡萄酒。荷马提到了两种酒，名字分别为“普拉姆尼”（Pramnian）和“伊斯玛瑞”（Ismarian）。[114]
三 君主和精英的特权
除了提供营养和提神的作用以外，酒精成为精英阶层标榜自己、强化自身与众不同的重要媒介。对于统治阶层来说，饮酒是一种社会活动，酒能够增进个体和集体的身份认同，而且有助于各种宗教仪式的感染力。[115]在地中海区域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葡萄酒和啤酒的种类不断增多，合成酒精饮料的诞生，人们长途跋涉从遥远的地方进口酒，酒器逐步专门化和精致化，喝酒的形式渐趋复杂并在不同地方之间传播，所有这些，动因来自精英和统治阶层。
在黎凡特，以村落为主要居住模式的铜石并用时期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结束，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兴起的城镇。正是在这个转折时期，葡萄酒和橄榄油成为这一地区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产品。[116]在青铜时代IV，随着在黎凡特形成比较成熟的城市文化，包括酒器在内的器皿不仅种类增多，而且做工也非常精细。逐步形成的精英阶层在日益复杂的文化、经济和政治语境中把饮酒作为确定身份和巩固地位的手段。标准化的高脚杯显然是批量生产，意味着与此相关的权力中心已经诞生。同时，相同的器具为传播共同的价值观提供了条件；在埃卜拉王宫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成百上千的酒器碎片。[117]
《旧约》从多个视角为我们了解古代以色列上层社会的酒文化提供了线索。《传道书》10：17说道：“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 酒显然是权力运行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啤酒尤其是葡萄酒起到了巩固社会关系和增强集体意识的重要作用。[118]《阿摩司书》6：4-6控诉了贫富不均，指责富有阶层无所事事：“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119]
英国考古学家在撒马利亚发掘出象牙雕版，这些雕版原来可能是以色列国王亚哈的王宫里的床、御座、躺椅上的饰物。[120]这一发现与《列王纪上》22：39有关亚哈建造“象牙宫”的描述相吻合。亚哈举行宴饮的时候，可能半躺在用象牙等镶嵌的靠椅上。新近出土的一块属于亚扪国王阿米纳达布的石碑被断代为公元前7世纪，这位君主在石碑上描写了他建造楼台亭榭的情况，让人想起了《传道书》2：3-6里以色列君主的行为：“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树木；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这块石碑的时间比《传道书》成文要早几个世纪。可见，古代以色列人严格信奉一神教之前，他们的信仰和生活习俗与周边被他们视为死敌的亚扪人和摩押人并没有什么差别。[121]
被学者们称为“乌尔旗帜”的木板表现了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宴饮场面，其中可以看到后来宫廷盛大宴会的端倪。[122]宴会的主角是一位苏美尔国王，画面上的人物中，他比其他人高大许多。在画面的上方，六个客人面朝国王落座于木凳上，他们像国王一样手里举着酒杯。仆人们忙着满足宾主的需求，竖琴手和歌手在一旁助兴。画面的下方，可以看到十九位拿着、扛着或者举着贡物的男子。这些贡品可能是战利品，因为木板的另一面表现了战争场面。宴会显然是打完胜仗以后的庆功会。考古人员在两河流域和黎凡特的其他古代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旗帜。这说明，古代西亚君主们纪念重大事件的方式大同小异，饮酒是增强气氛的重要手段。在一块镶嵌着多种宝石的木板上，古代苏美尔工匠描画了国王及其臣仆们通过宴饮庆祝胜利的场面。
西亚宫廷宴饮的画面有几个共同点，其一是国王与王后共同出席，王后落座的地势略低于国王，国王端着酒杯，而王后把手伸向酒罐，明显有服侍国王的姿态。其二，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各种食物，弹奏诗琴和竖琴的乐手在旁边助兴。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一个身材很高的男子站在大酒罐旁，手里拿着一个长棍。他显然是调酒师，根据主人的需求调制配料不一、色味各异的饮料。[123]这些王公贵族特别在意酒具，他们使用的杯子用不同的材料制作，如金、银、天青石等，形状也很奇特，可见一个相对统一的酒文化在很早的时候业已形成，想清楚地说明哪些部分源自哪里，或者哪个地方的因素影响了哪些地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24]在其他场面，国王由一个专职的酒政伺候。后者一手端着一只长柄勺，勺的底部呈乳头状，柄的尽头则显现为一个蛇头，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驱蝇掸子，以便阻止苍蝇落在国王的酒杯上。艺术家费尽心思仔细刻画或雕塑了国王端杯子的姿势，他用指尖夹住杯子，显得非常高雅。[125]
亚述纳西帕尔二世在尼姆鲁德建造新宫殿，落成时举行了宴会。这位国王称提供了大量的酒，目的是“浇灌民众的内脏”。[126]在宫殿的墙壁，亚述纳西帕尔二世让手下人用浮雕再现文字中表达的意思，即国王不仅是和平的保证，而且也是民众的衣食父母；各种食物源源不断地来自国王强有力的双手，酒被视为快乐生活的最好标志。在豪尔萨巴德，萨尔恭二世的宫殿墙壁上也有国王举行宴饮的画面，大臣们相对而坐，手里举着呈现为牛角的酒杯。[127]西拿基立说：“我的宫殿落成以后，我邀请了亚述尔，这位伟大的神和其他男神、女神，我为他们敬献了美好的供品，我为他们制作了橄榄油和香料。在落成典礼上，我让来自全国的户长们用醇香的葡萄酒浇灌了他们的心田。”[128]
亚述国王宴饮的画面经常用茂盛的葡萄藤加以修饰，国王端着酒碗坐或者站在葡萄藤下，既表现国王安逸和舒适的生活，也标志着他统治区域的富足。[129]在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块大理石石板上的画面，亚述巴尼拔与王后一起坐在凉亭里，手里端着酒碗。[130]在尼尼微王宫墙壁上的浮雕，可以看到亚述巴尼拔半躺在雕饰得很精美的躺椅上，画面上有跳跃的狮子以及一个从窗户向外瞭望的裸体女子，这些主题可能与美索不达米亚象征繁殖的神圣婚姻相关。亚述巴尼拔一手举着酒杯，另一只手拿着一朵荷花，身旁立着一个放满各种小吃的桌子。在美索不达米亚早期艺术中，君主喝酒时呈站立或端坐姿势；而亚述巴尼拔是迄今为止最早持半躺的舒服姿势喝酒的君主。这位国王开了这种饮酒姿势的先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希腊会饮中的喝酒方式受到了来自两河流域的影响。[131]国王和王后正好坐在葡萄藤下面，这似乎是二人正在饮用葡萄酒的一个旁证。卡赫美士在古代曾经是著名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区，考古人员在这里也发现了王公贵族宴饮的浮雕。他们喝酒的姿势与亚述君主几无二致，乐手们弹奏的乐器种类则多了许多，其中有鼓、诗琴、吹管、响板、羊角号等。[132]
在阿比多斯属于涅迦达文化III的君主墓里，考古学家发现了约700个陶制容器。这个标号为U-j的坟墓的主人比第一王朝开始大约早150年。这座墓分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地上建筑已经不复存在，地下部分被隔成若干墓室，位于东南角的三个墓室堆满了各种容器，其中绝大多数曾经用来装葡萄酒。[133]在位于今卢克索西边阿蒙荷太普三世宫殿遗址，考古人员发掘了约1400个陶罐罐口碎片，这些陶罐曾经用来装葡萄酒。[134]在阿肯那顿建造的都城阿玛那，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大量葡萄酒罐及其碎片以及原来拴在罐子上的标签。学者们收集到了26个葡萄园名字，绝大多数坐落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一小部分葡萄酒产自位于阿玛那西南沙漠上的卡加绿洲。[135]
埃及第十七王朝的卡摩斯国王是驱逐喜克索斯人的英雄。他把占领喜克索斯人在尼罗河三角洲种植的葡萄园视为战胜敌人的最好象征。在纪念这场战斗的铭文中，卡摩斯称自己决意“喝阿普菲斯（希克索斯国王）葡萄园的葡萄酒”，并且说该葡萄酒由被俘的喜克索斯人亲手为他酿造。[136]国王当然也要用美酒佳肴来犒劳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士兵，在一块属于塞提一世的石碑上有如下的字句“国王强有力的手促成了胜利，他的马吃足了谷物，他的士兵喝饱了葡萄酒”。
在塞浦路斯，大量饮用葡萄酒始于葬礼。考古人员在发掘早期坟墓时发现了许多用来调酒和喝酒的陶制酒器，出土的牛骨头也很说明问题，因为在同一时期的聚落发掘中，出土的兽骨只有羊和猪的骨头。这说明，葡萄酒以及其他奢侈品成为地位日益显赫的精英阶层展示其权力和地位的工具，丧葬无疑提供最合适的场合。[137]酒器主要出现在属于男性的墓室，酒器上的图案多与战争相关。到了青铜时代晚期，来自迈锡尼的修饰精美的巨爵，以及来自西亚的青铜带柄大锅同时或交替出现，酒器上奇特的图案和相关的饮酒仪式不仅反映了青铜时代晚期精英阶层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而且变成了确定他们身份的符号系统。[138]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塞浦路斯的精英们在许多场合下举行宴饮，金属器皿上宴饮的画面让人联想到黎凡特居民庆祝的马尔兹节。[139]
克诺索斯中心区域的人口大约有一万人。这个以王宫为核心的居住区有一个高效运转的管理系统。宫殿和陵墓出土的大量葡萄酒罐就是最好的证明。考古人员在宫殿储藏区发掘了陶制储藏罐，它们可以容纳上万升葡萄酒。[140]在用线形文字B书写的文献里，葡萄酒未曾出现在宫廷仆从们获取的配给当中，它总是被列在诸如肉、奶酪、蜂蜜这类美味佳肴中，显然是被当作特供品。葡萄酒是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产品，因此它的生产和消费都长期被精英阶层所垄断。
在宫廷经济兴盛时期的迈锡尼，人们不仅在丧葬仪式中饮用大量葡萄酒，而且把它作为献给死者的供品。[141]迈锡尼早期权力中心的精英阶层大力引入酒器和饮酒形式，意在借此展示特权并强化手中的权力。[142]他们用一种带两个把手并有棱纹的杯子（kantharos）分酒或斟酒，并且引进米诺斯的酒器。[143]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管理机构是大型的宴饮得以举行的前提，反过来，以饮酒为核心的庆祝活动有助于精英们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笼络人心和组织人力。迈锡尼宴饮从亲属或者族群内部缔结新的关系或强化已有关系的媒介转化为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纽带，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从青铜时代初期（先是在克里特岛然后是在希腊本土）开始出现了表现宴饮的湿壁画，而且题材逐渐增多，表现手法也日渐成熟。[144]至青铜时代晚期，宴饮的形式固定下来，在饮用葡萄酒时最重要的酒器是巨爵和长柄勺，前者相当于调酒缸，后者则无异于分酒器。[145]
荷马借阿伽门农的口说，除了出征打仗，贵族们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宴饮。通过这一活动，人们区分了社会阶层，而且在同一等级或同一群体内加强了联盟。[146]荷马描写了奥德修斯征战归来时没有忘记空着的王座旁边的巨爵，身处冥府的阿伽门农想到曾经的权力时也马上想到了王座旁边的巨爵。[147]在庆典、葬礼这样富有纪念意义的场合，葡萄酒不仅增强了气氛，而且有助于邀请者与被邀请者之间加强联系和增进感情。有的学者在探讨古代地中海区域的葡萄酒时提出了身体政治经济学概念。[148]拥有一个巨爵，这个简单的事实能够传达有关巨爵主人的三个信息，第一，他是一个开化的人，因为没有巨爵（akratos）意味着一个人没有往葡萄酒里兑水就直接饮用；第二，一个巨爵表明它的主人拥有土地和葡萄园；第三，财富当然与权力密切相关，巨爵的主人有能力与人分享酒和食物，因此也能指望分享者为其效劳。[149]
荷马史诗里，属于同一个群体的成员们出征前或凯旋以后要围着巨爵或者围坐在一张桌子前痛饮。对于这些尚武的英雄们来说，饮酒重在显现社会地位和加强群体身份认同。从史诗的内容判断，女性一般被排除在类似于后期会饮那样的喝酒场合。正是这个原因，饮用葡萄酒在这类场合中被描写为“有男子汉气概”。[150]荷马通过描写主人公们参加宴饮刻画了他们分享和相互担当的品质以及在确认集体身份的同时注重个人名声的个性。[151]
到了古典时期，饮酒的形式和含义都发生了变化。会饮的参与者以有身份的成年男子为主，他们不分宾主，穿的衣服和得到的食物也都一样，半躺在置于房间墙边的躺椅上。与会者选一位酒会主持人，后者监督调酒，同时掌握喝酒的速度。[152]我们可以从会饮中觉察到荷马史诗描写的饮酒场面、米诺斯和迈锡尼宫廷中的宴饮以及西亚君主和精英半躺着喝酒形式等多重因素融合的痕迹。[153]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城市的贵族阶层成为主角。会饮强调愉悦（euphrosyne）和宁心（hesychia）。
表面上看，会饮是私人行为，不过它无论在心理层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具有巨大的社会效力，参与者使用的酒器、遵守的饮酒规则和喝酒时的谈吐都起到了确立和强化普遍价值的作用。[154]在会饮中，酒的最重要功能不是让人醉，而是促使人自由地和尽情地交谈，可以被视为希腊人共同探索感情世界的尝试。只有在似醉非醉的状态下，吟诗、唱歌、讲故事等风雅活动才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和高潮；在此过程中，表演艺术、诗艺、修辞等都得到完善。贵族们热衷宴饮，但是兑酒、斟酒和饮酒都有一定的规则，遵循它们意味着属于特定的群体。[155]会饮兼有娱乐和教育意义，除了加强占据主导地位的有身份成年男性的意识形态以外，它相当于教育未成年男子并引导他们进入成年阶段的仪式。[156]不少学者认为，会饮并非我们从前想象的那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他们看来，用公共支出举办的就餐活动具有很多会饮的性质。[157]会饮中使用的酒器中包括巨爵（krater）、 提水壶（hydria）、陶酒坛（oinochoe）、浅酒杯（kylix）、角状杯（rhyton）等，它们既反映了传统的源远流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上层不断推陈出新的趋向。[158]
四 酒、音乐、舞蹈和美女
在古代以色列，饮酒极言生活的快乐。讲到诺亚的出生时，《旧约》中有如下一段话：“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诺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159]所谓的安慰，就是让人偶尔从生活的困苦中解脱出来。诺亚躲过了大洪水以后便定居下来，栽培葡萄并酿造出了葡萄酒。[160]酒帮助饮者忘记痛苦和忧愁，饮酒者关注的不再是混乱和无法忍受的今世，而是理想化了的未来世界。[161]在《旧约》里，饮酒被说成上帝为人规定的律例之一：“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162]在上帝看来，只要一个人用来置酒的钱是正当得来的，他喝清酒还是浓酒，都随他便：“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道书》的作者认为，酒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用自己的双手挣得的，享用它受到上帝的恩准：“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分。”（5：18）“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上帝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8：15）[163]人不能喝酒或者喝了酒以后享受不到其中的乐趣，这些都被视为耶和华惩罚的结果：“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以赛亚书》24：9）
人生苦短，因此应当及时享乐。酒在两个层面有助于充分享受短暂的人生，其一，它能够强化人的瞬间感受。[164]《以赛亚书》22：13把死亡命题引入了有关酒的讨论之中：“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其二，它可以让人暂时忘掉一切烦恼。《箴言》31：6-7把这个问题阐述得透彻无比：“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记念他的苦楚。”《传道书》作者对人为何和如何享受酒做了归纳：“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日子，就是上帝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分。”[165]《传道书》的作者以富有哲理的语言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其道理与《吉尔伽美什史诗》酒肆女侍对吉尔伽美什的劝告并无二致。《传道书》所说的“悦纳”一词在其他地方表示上帝“享用”人献给他的供品，意思是说人在满足了神的需求以后，可以也应当考虑自己的七情六欲。[166]葡萄酒为生活增添了色彩，用它来比喻和描写情人和爱情是很自然的事情。《雅歌》4：10中男子对其恋人说：“我妹子，我新妇，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雅歌》7：1-8则用一连串的比喻和象征手法描写了一个美女的身材：“你的肚脐如圆环，不缺调和的酒。”
有了以上的联想，葡萄园被视为男女互表衷情的理想场所是很自然的事情。女子经常把自己说成是属于对方的一块葡萄园，等待她的恋人耕耘、采摘和享用，委婉地表达了男女之间纯洁和热烈的爱。[167]男子用同样的比喻指代对方“我妹子，我新妇，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168]我们既可以把这里所说的园子理解为实体的果园或葡萄园，也可以把它视为对情爱的象征性表述。[169]把《雅歌》理解为赤裸裸的性爱描写或视为一种寓言（人与神之间的交流），似乎都有些偏颇。比如有些解经者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170]理解为信徒们渴望弥赛亚的降临。如同古代埃及情诗一样，《雅歌》也特别强调感官上的享受，看、摸、尝、闻、嗅这类词频繁出现，其中有一句甚至说情人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足见在恋人们的脑海中，葡萄酒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意象。名字本来应当与听觉相关，而这里强调了嗅觉，马上让人联想到节日或婚宴醉人的酒香。
从印章、陶器、石板等上面的画或浮雕判断，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喜欢用吸管吮吸啤酒。考古人员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西亚其他一些地方挖掘出用骨头或金属制作的吸管。[171]使用吸管主要是为了不把啤酒中的杂质喝进肚里，另外，吸管可以让多人同时从同一个容器中饮用啤酒，无疑增强了节日的气氛，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卢加尔班达诗集》描写了人们喜庆的场面，其中包括三个要素：一是酒的品种，诗中提到了“黑啤酒、白啤酒和浓重的葡萄酒”，称这些酒是“让舌头产生快感的饮料”；二是酒的数量，“装满了各种食物和饮料的皮袋、皮囊”；三是高朋满座，有一首诗说“兄弟和朋友欢聚一堂”。[172]
在美索不达米亚，及时行乐（carpe diem）的主题最清楚地体现在古巴比伦时期用阿卡德语撰写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当中。这首曾经广为流传的诗歌的主人公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王国的君主。他是贤明的统治者，也是敢于挑战神的权威的英雄。但是在死亡面前，吉尔伽美什显得特别无助。他因此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令他长生不死的灵丹妙药。一位名叫希杜丽的酒肆女侍认为吉尔伽美什的行为徒劳无益，她劝后者抓住时机及时享受有限的生命：“吉尔伽美什，你匆匆忙忙去哪里？你所寻找的永恒的生命，你永远不会找到。当众神创造人类之初，他们把死亡分给了人类，而把永生的权利紧握在自己手里。吉尔伽美什，填饱你的肚子，享受属于你的白昼和黑夜吧！把你所拥有的每一天都当作节日来度过，让音乐和舞蹈伴随你的时光。穿上整洁的衣服，洗净你的头发和身子。拉住你儿子的手，让你的妻子在你的怀里感到快乐。这些是人唯一所能做的事情。”[173]酒肆女侍就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向国王进言，这本身就已经把美索不达米亚先民的生活智慧表达得无与伦比。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对来世抱着强烈的怀疑态度，因此没有像古代埃及人那样在墓葬上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他们试图尽最大可能享受人间每一秒钟的心理可想而知。[174]根据《吉尔伽美什史诗》，人生快乐之事归纳起来有四项：喝酒、吃肉、传宗接代、涂抹膏油。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酒肆里既有音乐和舞蹈，也有妓女。有一首苏美尔诗把爱情女神伊南娜所代表的性爱比作“甜美的啤酒”。[175]
古代埃及说教文旨在把年轻人培养成孝敬父母、忠于法老的有用人才。即使在这样的语境中，作者们没有忘记告诉年轻人享受生活，即“跟随心愿”。[176]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当劝说年轻人发奋读书的时候，说教文的作者把书吏说成比酒更让人享受的职业：“你要喜欢读写，摒弃跳舞，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有用的官员。别老想着芦苇荡，把回旋镖和狩猎忘掉。白天用手勤奋写字，夜晚用脑背诵。把纸草卷和写字板当作朋友，它们比葡萄酒更让人舒心。熟练掌握文字胜过其他任何职业，它比面包和啤酒更叫人心满意足，比衣服和膏油更使人快活。”[177]这些比喻足见说教文作者的良苦用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埃及许多有关酒的讨论出现在葬礼和祭奠死者的仪式等语境中，这使得饮酒这一主题不仅显得有必要而且具有了紧迫性。[178]《伊欣格尔纸草之说教文》中说：“一个人过了六十岁，所有的事都离他而去。他仍旧忘不了葡萄酒，可是已经无法一醉方休；他还想吃以前喜欢的东西，可是却食不甘味；他对女人还有欲望，可是无法让她获得快感。葡萄酒、女人和食物让人的心快乐，只要一个人节制有度，没有人会在他背后说三道四。有谁缺了三者之一，他就是有违于心的人。”[179]
位于贝尼哈桑的中王国时期官吏墓中有表现社会上层男女宴饮的壁画。其中一位男士喝得不省人事，只好由两个仆人像搬尸一样抬走。在位于底比斯的墓室墙壁上，可以看到女性因饮酒过量而呕吐，只好蹲坐在地上。她的长裙从肩膀脱落下来，手中的荷花压在胳膊下。有些女士与那位喝醉的男士一样也要靠女仆们搀扶才能站立。壁画旁边还刻写了女仆们劝酒的话：“给你斟酒，尽情地喝，尽兴地庆祝吧。听从你的伙伴的话，喝酒不要感到厌烦。”有一位女士似乎担心酒不够，她向酒保喊道：“给我来十八杯葡萄酒，你没有看见我想喝醉吗！我的肠子像稻草一样干燥。”[180]这些细节反映了古代埃及人注重享乐的事实，他们为来世投入巨资并不是因为看轻今生，而是为了让短暂的生命在另外一个世界延续。[181]
对于参加宴会的人来说，除了美酒佳肴以外，[182]音乐和舞蹈也是必不可少的。味觉、嗅觉、视觉和听觉，节日意味着感官上的盛宴，参与者的目的就是竭尽全力抓住这个时机。从味觉上说，醇香的啤酒和葡萄酒已经让宾主有些微醉；从视觉上说，有身材娇美的舞女以及她们手中的鲜花和花环可供欣赏；从听觉上说，有歌曲和乐曲，经常是一个盲人竖琴手一边弹奏，一边劝勉宾客更尽一杯酒；从嗅觉上说，不仅有美酒佳肴，而且还有香柱和鲜花散发的扑鼻的芳香。壁画和浮雕都强调了参加宴会的人在感官上获得的享受甚至刺激。[183]
墓室里的壁画和浮雕再现了墓主人享受生前分分秒秒的画面，在刻写于墓壁的自传里，墓主人用如下的言语予以强调，似乎意在与身后的人共勉：“我用酒和香料庆祝节日，我的心不曾厌倦于美酒和佳肴。因为我清楚冥世里漆黑一片，享受人世上的时光的人才算了解了人生的真谛。不要对手中的物质过分吝啬，更不要把所有的时间花费在积攒财富上。不必整天愁眉苦脸，更不必明天到来之前事先做无谓的准备。有泪就哭，有乐就笑，免得悲哀日后加倍而来。”[184]在一个名叫维内奥弗尔的棺材盖上，我们可以读到与《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女侍的劝告相关的话，似乎是远隔几千公里外的埃及官吏对美索不达米亚女侍的一种回应：“我在世时喜欢喝酒，从未厌倦于过节。让我最醉心的事情就是徜徉于芦苇荡里。我的房间里未曾有过烦恼，我的房子不知何为忧愁。美女们扎着辫子或披着长发，她们耸起的乳房让我赏心悦目。她们身上涂了含有没药的膏油，散发出荷花般的幽香。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用葡萄酒浸透了心田。”[185]
从古代以色列、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例证看得出来，酒是增加生活乐趣、消除忧愁的良剂；饮酒少不了音乐、舞蹈和女人。在古希腊，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582-592）称盛夏时节“山羊最肥，葡萄酒最甜”。他劝男人们寻找一处岩石下的阴凉处，就着比布里诺斯酒吃乳酪、小母牛和羊羔的肉。按照赫西俄德的理解，男女随季节在生理上有不同的反应。男人的旺盛期在冬天，而女人则在夏天。他提到炎热的夏日里，男人因为骄阳暴晒而气虚，而女人则情欲最为高涨。赫西俄德建议男人就着清澈的泉水畅饮葡萄酒，三份清水加一份葡萄酒。[186]赫西俄德强调劳逸结合，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助酒。当然节制是必要的，所以喝酒要兑水，性爱则要分季节。
关于如何看待短暂的人生，如何对待生活中的诸多烦恼，阿尔凯奥斯给出了富有哲理的建议：“让我们喝酒吧，为什么要等到掌灯时分？日光已经剩下不多，快把大杯拿来，那个漂亮的大杯子。塞墨勒和宙斯的儿子（狄奥尼索斯）赐给人酒，目的是让他们忘掉烦恼。两份葡萄酒掺入一份水，斟满酒杯，一杯接一杯。”[187]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女祭司们》（421-423）中称酒神把具有消愁作用的葡萄酒同时给了富人和穷人。[188]“我们不能沉迷于哀伤中，郁郁寡欢对我们徒劳无益。对我们最好的药物就是倒满葡萄酒，一杯接一杯。”[189]
在龙格斯的小说《达夫尼斯和克洛伊的牧野恋歌》里，采摘葡萄和酿酒季节就是庆祝狄奥尼索斯节日的时候，正是人们享受情爱的时机。[190]一方面，收获葡萄和酿酒为男女尤其是年轻人提供了互助、交谈和表白的机会，而且酒劲消除了原有的界限，不仅是男女之间的界限，而且还有其他社会规限。阿那克里翁是公元前6世纪末生于小亚细亚的忒奥斯城的诗人。不过，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萨摩斯和雅典，他的抒情诗赞美了酒和女人，其中既有男女情爱，也有同性之恋。[191]古希腊年轻男子的美德就是在婚礼上不至于喝醉，酒应当是帮助人更好地享受包括男女情爱在内的人生快乐的助剂。[192]
会饮中偶尔有女性出现，她们主要是来助兴的舞女和乐手；不过，有时她们也可能是来满足男人们的性欲。[193]这些女子身材苗条、长得妩媚、举止优雅，穿着意在暴露而非遮掩的衣服，另外还佩戴首饰；有时，她们裸露着上身甚至全身。[194]与会者一边欣赏年轻女子们吹笛、弹琴或跳舞，一边从带有双把手的浅酒杯喝酒。酒杯的底部有时画着带有色情味道的圆形画，随着与会者一口一口地抿酒，杯中的酒逐渐减少，杯底的画变得清晰。不能否认，希腊人强调多重感官享受的程度并不亚于埃及人。[195]
五 规范饮酒的机制
在古代以色列，酒是快乐生活的必要前提。葡萄酒一词在《圣经》中出现140多次，足见它在以色列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196]当然，以色列人也意识到酒的负面作用和潜在的危害。[197]首先，对于《旧约》的编纂者来说，君主喝酒要讲究尺度，不应沉湎于酒色。《箴言》的作者以王太后的口吻向王子讲述了治国的要领。作者把女色和饮酒放在一起论述，道理显而易见。他认为，嗜酒会使统治者忘记律例，及至“颠倒困苦人的是非”。作者劝告王子掌权以后为孤独者申冤，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贫乏的人辨屈。[198]按照作者的理解，国君饮酒完全超出了个人享受的范畴，而是涉及国家的兴衰存亡大事。我们在《传道书》能够读到相同的字句：“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醉酒，你就有福了！”[199]
其次，除了国君以外，神职人员在饮酒方面受到许多限制，《利未记》10：8-9宣称禁酒令是由上帝规定的：“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以赛亚书》28：7-8恰好描写了违反上述规定的例子：“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默示，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
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饮酒并不受限制，但是应当掌握量和度。关于饮酒可能导致人失态和失言，《箴言》的作者说：“酒能使人亵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200]关于饮酒与穷富之间的关系，《箴言》的作者认为“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膏油的，必不富足。”[201]所以，他向儿子发出了如下的忠告：“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202]《以赛亚书》描写了那些不信神、把酒当饭的人的嘴脸：“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留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作的。”[203]
耶利米把酗酒视为应遭神惩罚的罪过：“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204]《箴言》则把酒与妓女联系在一起，突出了酒的诱惑性：“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阱。她埋伏好像强盗；她使人中多有奸诈的。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205]酒和美食都没有罪过，当诅咒的是那些从早到晚纵情酒色之徒。只要一个人懂得节制，他饮酒不会遭到非议。第二圣殿被摧毁以后，许多犹太人拒绝吃肉和喝酒，因为他们相信肉和酒均与圣殿中献给耶和华的供品有关。深谙人生智慧的拉比并不同意这种生活态度，在他们看来，要想做得绝对就应当连面包也不吃，水也不喝，因为这两种东西同样是耶和华赐予人的食物，也与圣殿相关。拉比们相信，凡事都有限度，即使是出于哀悼而施行的禁食也应当有限度。[206]
关于如何理智地饮酒，传道者提出了如下的建议：“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207]显然，酒本身并无所谓好和坏，关键在于人。有的学者称这句话带有讽刺的口吻，[208]似乎过分解读。作者完全是从实际出发，他并非想道貌岸然地提出高不可及的要求。所有的吃喝来自上帝，既然他赐给了我们，就是让我们享受其中的乐趣，并感恩于他。[209]
上文曾经提到，在美索不达米亚主司酿造的神是一位叫宁卡西的女神。这一方面与妇女承担酿酒的任务有关，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啤酒对女性具有特殊的作用。在出土于西亚的泥版和印章上都可以看到男女交媾画面。不同寻常的是，其中的女性而不是男性在用一根吸管喝酒。这些画面与生育相关，那么啤酒是否被认为有助于女方受孕？[210]在《恩基与尼恩玛》神话里，尼恩玛是一个酗酒的母亲。结果，她生下了七个畸形儿。[211]可见美索不达米亚人试图从神话的角度强调过度饮酒的危害性。
在注重书面证据和法律条款的美索不达米亚，很早就诞生了旨在约束人们饮酒的法律。乌鲁卡基纳是拉加什的最后一位国王，早在汉谟拉比之前，乌鲁卡基纳就进行了范围很广的改革，其中包括神职人员的配给。乌鲁卡基那规定，这些祭司获得的啤酒由原来的七罐减少到三罐。[212]美索不达米亚是商业发达、人员流动频繁的地方，酒肆不仅为本地人提供消遣的机会和场所，而且给旅人提供食宿。酒肆不仅是吃喝的地方，也是信息交换和传播的中心。[213]《汉谟拉比法典》就酿酒和酒类交易做了明确的规定。法典的第108条款规定，酒肆女主人不得大斗进小斗出；换句话说，她应当按照毛重收粮食，而不是直接索取钱。一旦她被证明有罪，便会被投入河里淹死；第109条款规定，一旦有谋反者在酒肆聚集，酒肆女主人应当想办法让这些人被绳之以法；否则，她应当被处以死刑；第110条款禁止献身于神的女子开酒肆；不仅如此，她也不许进入酒肆喝酒，违者应当被处以火刑。[214]
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埃及并没有就酿酒、售酒、饮酒等事项颁布法律。[215]我们只是在说教文里看到一些劝诫和警告年轻人不要沉溺酒色的字句。说教文作者认为，年轻人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背书写字上，书与酒不可能二者兼得。有一篇说教文说：“听说你无心读书，而是热衷于喝酒，从一个酒肆窜到另一个。你每天晚上都是浑身酒气，啤酒味不仅吓走了别人，而且腐蚀了你的灵魂，你如今变成了一根折断的船桨，已经分不清左右；你多像一座没有神像的神庙，多像一幢没有面包的房子。你要明白，葡萄酒是令人厌恶的东西，你不要喝石榴酒，不要醉心于无花果酒，也别再惦记豆荚酒。”[216]
其他说教文则主要是从醉酒对身体有害和有伤风化的角度劝说年轻人不要耽于酒色。在一篇据称是由一位宰相撰写的说教文里，可以读到如下的教诲：“假如你凑巧与一个老饕同桌，等他满足了欲望之后再吃；假如你与一个酒鬼同饮，等他的心安静下来以后再喝。邻座是一个饕餮时不要伸手拿肉，假如他让你就不要拒绝，免得因此伤了和气。一个在餐桌上举止端庄的人，没有任何闲言碎语能伤及他。”[217]《夏提说教文》向年轻人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如果你吃了三块面包，又喝了两罐啤酒，肚子仍感空虚的时候，你要克制自己。当另一个人吃喝的时候不要站在旁边，更不要不请自便。”[218]《阿尼说教文》用如下的字句描写了喝得酩酊大醉的后果：“不要漫无止境地抱起酒罐灌自己！你的嘴酒后说不出好听的话，而你却不知道究竟说了什么。你摔倒在地上，头破血流，没有一个人向你伸出援助的手。你的那些酒肉朋友站在那里，甚至说：‘让这个酒鬼见鬼去吧！’假如这时有人来与你商讨正经事，他会发现你无助地躺在地上，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219]
在荷马描写的英雄世界里，主人公们喝的并非纯葡萄酒，其原因在于，醉酒不仅是危险而且也是耻辱的事情，[220]喝纯葡萄酒的后果只能是乐极生悲。不能喝酒或者喝酒时不能控制自己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史诗中那些醉酒的人物如波吕斐摩斯、埃尔佩诺尔本来就不心智健全。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争吵时称对方为“醉鬼”，可能这是他能想得到的最能击中阿伽门农要害的字眼 （Il.1.225）。[221]在神话故事里，酒神狄奥尼索斯从底比斯穿越基塞龙山、穿过埃琉忒莱隘口到达阿提卡。在伊卡利亚，狄奥尼索斯受到了伊卡瑞斯的款待，前者因此赐给后者一根葡萄藤。后来，伊卡瑞斯用果实酿造了葡萄酒，并且把未兑水的酒分给一群牧人，使得他们大醉。这些人以为伊卡瑞斯下了毒药，因此把他杀死。得知父亲被杀，伊卡瑞斯的女儿上吊自尽。[222]这个神话反映了古希腊人对纯葡萄酒潜在危险的认知，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神话的编纂者试图让饮酒者节制，即喝适当兑水的葡萄酒的意图。在希腊本土，巨爵的出现时间恰好与以葡萄酒为主的宴饮开始盛行相吻合。从这个角度看，往酒里兑水可能有增加酒量的目的，但是最为重要的应当是为了防止与会者醉酒；换句话说，人们喝酒的杯数不少，但是不至于喝得酩酊大醉，导致未曾料到的后果。[223]
饮酒构成了古希腊男人们生活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否可以喝酒构成了区分男女以及成年与未成年男性的标志。一个女子可以喝酒，意味着她特殊的身份。德莫斯蒂尼曾经说有个女人根本没有资格成为雅典公民，因为她与男人一起有吃有喝，变成了高等妓女。[224]未成年男子不许喝酒，但是他们可以在会饮中为年长者斟酒，他们从中学会了喝酒的要领。喝酒从另外一个角度标志着一个年轻人进入成年阶段，一个人拥有一只酒杯意味着他业已成年。[225]
在苏格拉底看来，葡萄酒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滋润人的心灵，让烦躁的心趋于平静，增加人们的快乐，葡萄酒应当是让人生这个终将熄灭的油灯保持燃烧的灯油。只要有节制，葡萄酒犹如清晨的甘露一样滴入人的肝肺，在这种情况下，酒绝不会扰乱人的理智。[226]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解读会饮在古希腊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会饮的根本目的是饮酒作乐，至少在理想层面，它的核心变成怡情，酒是达到目的的媒介，而不是目的本身。在柏拉图眼里，会饮是由年长和有身份的男子以诗歌和讨论的形式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的场所。在这里，成年男性喝酒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把知识和智慧传给下一代。[227]未成年男子可以参加会饮这个仪式化的喝酒场合；但是他们不许喝酒，只能扮演斟酒的角色，或者坐着或者半躺着，倾听成年男性们交谈、吟诗、唱歌。从这个意义上，会饮扮演了社会机构的角色。[228]柏拉图对普通民众在宴会上纵酒的风气表示强烈不满，在《会饮篇》里，聚会的人一致同意一边喝酒一边讨论哲学问题；因此，他们宁愿让那些职业助兴者去陪伴女性与会者。[229]
会饮强调了秩序和顺序，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要有先后。按照沿袭而来的章程，而且围绕特定的主题，喝酒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柏拉图在《法律篇》通过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长者讨论他们所属地区的法律。来自克里特和斯巴达的人都认为国家大事莫过于在对外战争中获胜，为此，法律的功能在于约束人民不要耽溺于享乐，培养人吃苦耐劳和勇敢善战。来自斯巴达的人特别提到了他的城邦法律禁止人饮酒，即使在狄奥尼索斯节日里也不例外。来自雅典的长者则认为，城邦的主要职责是保持内部和平，节制比勇气更加重要。[230]与斯巴达人相对应，雅典人尤其歌颂了会饮。在酒会上，在一位德高望重的会长的引导下，与会者学会如何控制享受、痛苦和欲望，掌握节制的技巧。雅典人最后说，十八岁以下的人不许喝酒，三十岁以下的人不许喝醉，而且喝醉只能在庆祝狄奥尼索斯节日的时候。[231]公元前4世纪的诗人优布利乌斯用如下诙谐的话语总结了古希腊人的喝酒艺术：“我为节制的人调制了三碗酒，第一杯是为了健康，第二杯是为了爱情，第三杯是为了睡眠。”在他看来，喝第四碗的已经不是正常人。[232]
六 酒文化传播的前提条件
早在193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就指出，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发现的古代陶器具有许多相同点。[233]这些陶器当中的葡萄酒罐在形状上大致相同，容量为三十升左右。它们一般有两个把手，瓶口很小，而且底部呈锥形，它们一般被称为“双耳细颈椭圆陶罐”，有的学者称之为“迦南罐”。因为这种罐底部尖细，必要时可以被当做把手，因此容易搬运。运输的时候，可以把它们挨着支撑体立着摆放或者平躺着放在支架上；运抵目的地以后，可以把陶罐尖细的底部插入坑中，这样既安全，也使得葡萄酒凉爽。此外，它们的罐口都很小，易于用黏土封口。[234]
近些年来，考古人员在位于今贝鲁特以南大约3万米的古代城市西顿遗址发掘了具有米诺斯和基克拉迪风格的酒器，如巨爵、基里克斯陶杯（kylikes）、高脚杯、圆锥形浅底碗，出土的酒罐壁面则有鱼或海豚的图案。[235]考古学家在埃及中王国时期的都城遗址也发现了这类画着海豚的罐子。经过测定，学者们相信这些罐子的产地是西顿而不是希腊的某个地方。[236]这意味着希腊生产的葡萄酒、希腊人使用的酒器以及希腊人的喝酒方式成为时尚。西顿产的希腊风格的酒罐里装的很可能是当地产的葡萄酒，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酒罐分装了来自希腊的葡萄酒。不管怎样，在没有商标法和专利权的古代地中海世界，人们崇尚的信条可能就是，只要有用就要为我所用。[237]西顿出土的各种装饰精美的器具反映了城中精英们注重生活品位的事实，足见他们用最精致的酒具饮用最好的葡萄酒的愿望。[238]
在今土耳其乌卢布伦附近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末的沉船为我们了解古代地中海区域的葡萄酒贸易提供了难得的细节。考古人员在沉船上找到了无花果、橄榄、石榴，小麦粒、大麦粒，针，鱼钩等许多果实和器物。[239]与本文直接相关的发现是双耳细颈椭圆罐。学者们推测，这艘船大概在小亚细亚装满舱，目的地可能是爱琴海某岛屿、黎凡特某港口或者埃及。[240]
公元前两千纪初，亚述商人远赴安纳托利亚设立贸易据点，交易的主要物品是金属和织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与当地人通婚，接受那里的酒文化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了公元前9世纪，崛起的亚述帝国不断向四周扩张，种植葡萄和饮用葡萄酒变得极为普遍。文字和图画资料显示，亚述统治者善于用酒宴庆祝胜利、纪念王宫神庙等建筑竣工，同样也喜欢把葡萄酒当做献给神的供品。[241]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借助四通八达的河流和运河很容易到达地中海沿岸的许多港口。幼发拉底河发源地距离今土耳其亚历山大勒塔湾不过180千米。美索不达米亚最早从扎格罗斯山区通过陆路进口葡萄酒，或者从通过水路从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进口，距离均超过600千米。[242]两河流域的马里和黎凡特的乌加里特出土的文献都提到了从克里特进口多种物品，其中包括葡萄酒。[243]希罗多德说，巴比伦人船上的货物主要是装着腓尼基葡萄酒的木桶，他同时提到了去巴比伦的希腊人先是跨越地中海到达幼发拉底河，然后顺流而下。希罗多德还描写了亚美尼亚葡萄酒商通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把酒运到美索不达米亚。[244]他们用柳树枝编成一个形状类似盾牌的架子，上面铺上兽皮，把酒罐装在这个筏子上，顺流而下。根据狄奥多罗斯，雅典将军科农想尽早拜见阿塔薛西斯二世的时候也是先取道西里西亚，然后通过陆路到达塔普沙卡斯，最后沿着幼发拉底河抵达巴比伦。[245]
从位于幼发拉底河岸的古代马里王国宫殿遗址出土了许多泥版，其中一些记录了这座城市进口葡萄酒的情况。好几块泥版是由一个名叫希德昆-拉纳西的商人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城市卡赫美士写给马里君主的。前者受国王委派常年住在卡赫美士，从那里收购葡萄酒然后再想办法把酒发送或者亲自运到国内。希德昆-拉纳西或许从中获取利润，即葡萄酒的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有差别。[246]此外，在马里出土的泥版文书中，还有多封由卡赫美士君主写给马里国王的信。前者在信中始终称后者为“兄弟”，双方交换的物品除粮食以外主要是葡萄酒。[247]
前文已经提及，考古人员从位于阿比多斯的一座王陵发掘出上百个来自黎凡特的葡萄酒罐。这座陵墓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100年，此时埃及尚未形成统一的王权国家。但是，阿比多斯的地方统治者已经了解黎凡特生产优质葡萄酒，而且有能力不远千里从此地进口数量很大的酒。[248]据估算，这些酒罐的容量合计为大约5455升。[249]在其中一些酒罐上，考古人员发现了象形文字符号，而且它们是在烧制之前刻写上去的，这说明这些葡萄酒罐以及其中的葡萄酒都是专门为了出口到埃及而生产的。[250]埃及第十八王朝时期，一位名叫坎阿蒙的官吏在其位于底比斯的墓室墙壁刻画了黎凡特产的葡萄酒运抵埃及的场面。船只到达底比斯以后，埃及人借助步桥卸货。身为底比斯市长、阿蒙神粮仓主管的坎阿蒙指挥手下人称量装满葡萄酒的两耳细颈椭圆罐，并一一登记。[251]
塞浦路斯的商人在地中海区域葡萄酒贸易以及酒文化传播中充当了中介人。[252]塞浦路斯的精英阶层一方面模仿迈锡尼宫廷里喜欢金银酒器的风气，另一方面又采纳乌加里特的饮酒方式。[253]一种器物或一个概念的传入并非呈现为一条直线，而且也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因地适宜的改变和改良。[254]塞浦路斯、迈锡尼和乌加里特形成了地中海东西向贸易线上的三个节点。[255]在萨拉米斯出土的一只碗的内壁，画着乐手、舞者和几个拿着酒罐的人，还有若干斜躺着喝酒的人。这只碗被断代为公元前6至前5世纪。不同寻常的是，壁面上同时画着埃及女神伊西斯及其儿子荷鲁斯。[256]
考古发掘结果证明，米诺斯人在乌加里特建有贸易点，而位于克里特岛东部海岸的扎克罗宫殿的主要功能就是与西亚和埃及进行贸易。扎克罗所处的位置从农耕或畜牧等方面并没有任何优势，这一点更加说明了它的贸易特色。[257]位于克里特岛上的康摩斯也曾扮演贸易中转站的角色，它可能直接与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城市进行交易，或者把塞浦路斯当作另外一个中转站，交易物品包括葡萄酒。[258]
有意思的是，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向外输出葡萄酒，无论在规模和范围上都很大。[259]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有充足的葡萄酒来源，而且需要掌握航海技术和懂得国际贸易的专门人才。在黑海沿岸的锡西厄、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昔兰尼加、马塞利亚、西班牙南部、托斯卡纳、保加利亚等地都发现了来自希腊的酒器。雅典成为最重要的葡萄酒集散地。根据在雅典市场出土的酒罐测算，62%的葡萄酒来自克尼多斯，23%来自罗得岛。[260]希腊本土的门德和爱琴海上的纳克索斯岛、忒诺斯岛的钱币上有葡萄图案，表示葡萄和葡萄酒在相关地方经济中的地位。[261]爱琴海众多的岛屿都是葡萄酒生产地，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开俄斯岛。产自萨索斯岛的葡萄酒比较淡，而且散发苹果的清香。从这里出口的葡萄酒罐都具有统一规格，而且封口都标注了葡萄酒酿造当年执政官的名字。这样做，一方面是强调酒的品质，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假冒。此外，岛上居民不许从外边进口葡萄酒，贸易保护主义此时就已经诞生了。[262]
在地中海区域，人们运输葡萄酒时使用两种容器。一种是西亚人发明的皮囊。这种用羊皮或山羊皮做成的容器不容易破碎，而且易于搬运。但是，这种容器的容量很小，所以一般用在短距离运输中。因为容易升温和皮囊本身的味道等原因，装在其中的葡萄酒应当尽快饮用。[263]上文所说的双耳细颈椭圆陶罐的优越性显现在长途贸易中，因为它们容量大，且具有保持酒质的特点。[264]古代地中海区域的酒商通常用树脂涂抹葡萄酒罐的内壁，以此强化酒罐的密封性，而且树脂又能使葡萄酒产生一种特殊的味道。一个地方的酒罐有一定的规格，并未在整个区域达成一致。一般的酒罐容量约为30升，大的可以容纳75升。
宗教在葡萄酒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不可低估。在古代地中海区域，不同地区都有一个与酒相关的神，这一点不仅便利了酒文化的传播和融合，而且为后期不同宗教之间观念的交融和神灵的融合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把狄奥尼索斯与埃及的奥西里斯等同起来。[265]在《酒神的女祭司们》中，狄奥尼索斯与安纳托利亚主司秘密仪式的西布莉女神联系在一起。[266]这种趋势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西亚大片土地以后得到加强和加速。有两个原因促进了狄奥尼索斯与西亚和北非相关神的同化或融合，其一是他在希腊神话中具有外来神的特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地区，有特定的神像狄奥尼索斯一样主司葡萄和葡萄酒，如埃及的奥西里斯、弗里吉亚的阿提斯、色雷斯的萨巴齐奥斯和波斯的米特拉斯。[267]
上文曾经谈到在萨拉米斯出土的一只碗，它的内壁有宴饮的画面。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上有埃及女神伊西斯及其儿子荷鲁斯。学者们认为，画面表现的是与伊西斯相关的宗教仪式。在埃及，伊西斯和荷鲁斯与酒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见埃及神被传到异地以后适应了当地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不仅是传播观念和思想的媒介，它到了目的地以后能够促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68]根据希罗多德，薛西斯到达赫勒斯滂以后，面对东升的太阳祭奠，向海里抛洒葡萄酒，希望他的神保佑他战无不胜。这里很难说希罗多德是在真实地描写波斯人的习俗还是揉进了希腊人宗教仪式的元素。[269]按照卢奇安的说法，给神和死者敬献酒，是生者与神或死者得以沟通的重要条件。因为宗教中的一切都是活着的人按照自己的喜好构思，神和死去的人最喜欢的莫过于酒和肉。[270]从这个角度说，地中海区域不同地方的酒文化中存在许多相同点，这是人的本性所致；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贸易与宗教理念的传播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民族迁徙、殖民甚至战争都以不同形式促进了地中海区域酒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埃及中王国末期，随着埃及国势的衰弱和黎凡特地区遭受连年灾害，喜克索斯人迁徙到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约公元前1600年，他们建立了王朝。喜克索斯人带来了更加先进的葡萄种植技艺和酿造葡萄酒技术以及更加讲究的饮用葡萄酒的风气，此后在尼罗河三角洲出现了许多大型葡萄园。在新王国时期，阿蒙荷太普三世和阿肯那顿分别在底比斯和阿玛那建造了宫殿，从中出土了不少装酒陶罐。有趣的是，酒罐上一些酿酒人的名字在词源上属于闪米特语。图坦卡蒙陵墓出土了二十六个葡萄酒酒罐。虽然里面的葡萄酒已经不见了踪影，但是酒罐上两位来自西亚的酿酒师的名字仍然依稀可辨。其中一位叫阿普瑞索普的西亚人酿造了一罐葡萄酒，另一位名叫夏伊的西亚人则酿造了六罐。[271]可见，喜克索斯人除了为埃及引进马和马拉的战车以外还促进了埃及的酒文化。[272]
上文已经谈到爱琴海地区与小亚细亚和黎凡特之间密切的贸易关系。伴随贸易活动的两个副产品是移民和殖民。考古学家在黎凡特发现了不少具有迈锡尼特征的小雕像以及壁炉，[273]在位于奥龙特斯河河口的阿尔米那，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大量具有希腊风格的器物。[274]多数学者认为阿尔米那曾经是一座由腓尼基人或阿拉姆人居住的城市，其中有在此做生意的希腊人和塞浦路斯人的居住区。[275]在位于贝鲁特、推罗和哈马附近的古代黎凡特先民墓里，考古人员均发现了希腊陶器。在哈马的一座神殿，人们把产自阿提卡的巨爵当做作愿物献给当地的神灵，巨爵的制造年代大致为公元前9世纪末期。我们很难说献供者是希腊人还是黎凡特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地中海东岸与爱琴海之间不仅有贸易和观念的传播，而且迁徙也经常发生，并且是双向的。[276]
葡萄酒酿造技术和东地中海的酒文化传到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应当归功于希腊人。有的学者认为，最早向法国输出葡萄酒的是伊特鲁里亚人而不是希腊人。[277]事实上，希腊人大约于公元前7世纪在高卢的马塞利亚（Massilia，今法国马赛一带）建立了殖民地并开始种植葡萄。不久，此地诞生了高卢最早的葡萄酒。[278]希腊商人随后沿着罗讷河逆流而上做生意，至公元前1世纪，高卢地区的凯尔特人不仅使用希腊字母，而且学会了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朗格多克的葡萄种植要等到公元前3世纪，后来才传到波尔多。公元2世纪中叶至3世纪中叶，葡萄种植业扩展到勃艮第和卢瓦尔河谷，传到莱茵和摩泽尔河谷地带则是公元4世纪的事情。终于在公元4世纪后半叶，香槟地区也出现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业。
在罗马帝国早期，高卢虽然自产葡萄酒，但是依然从罗马进口。与希腊人称雄地中海时期一样，马塞利亚此时仍旧是贸易重镇，葡萄酒和其他商品抵达这里以后需要从陆路或水路运送到内地。研究结果显示，高卢在公元前后还从罗马进口数量很大的葡萄酒。不过，到了公元2世纪，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高卢变成了葡萄酒出口地，目的地包括罗马。[279]高卢虽然是地中海区域最晚接受和发展酒文化的地方，但却是后来者居上。[280]
以上谈到了移民和殖民对地中海区域酒文化的影响。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地中海列国之间的冲突，几个大国的扩张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相关地区的葡萄酒文化。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期间先后十多次征战西亚。在刻写于卡纳克神庙墙壁上的纪年里，书记员记录了这位国王从西亚缴获的无数战利品，其中自然包括葡萄酒。有一段文字说：“士兵们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喝足葡萄酒，因为葡萄酒多得像流水。”[281]许多文献证明，埃及军队凯旋时带回许多西亚战俘，这些战俘当中是否有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行家？这些战俘与埃及女性通婚以后对埃及人产生了什么影响？由于还没有足够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这些只能推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无法确认而予以否认。
同样，公元前一千纪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很普遍的雇佣兵在酒文化形成和传播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向西和西南扩张，他们留下的文献里提到了伊奥尼亚人。[282]根据希罗多德（II.152-154）和狄奥多罗斯（1.66.12-67.2），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普萨美提克一世雇佣卡里亚人和来自伊奥尼亚的希腊人，这些人起初是作为海盗来到尼罗河三角洲地区。[283]吕底亚人于公元前7世纪末开始铸造钱币，目的是为了支付大量雇佣兵的薪俸，而铸币随后不久在希腊世界推广，说明这里所说的雇佣兵当中有很多人来自这些地方。[284]阿尔凯奥斯的诗可以被视为希腊人远赴巴比伦充当雇佣兵的证据。他的兄弟安提美尼达斯曾经为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效劳，参加了巴比伦军队攻占耶路撒冷的战斗。[285]阿尔凯奥斯称自己的兄弟从地球的边缘返回希腊。一般认为，他本人也曾经到埃及当过雇佣兵。《以西结书》第27：11章提到了推罗军队里有来自许多地方的雇佣兵，比如“Prs”“Lwd”和“Pwt”，学者们认为Lwd就是吕底亚，Pwt则指利比亚。[286]
根据在卡赫美士发现的器物，学者们认定，埃及法老尼科为了援助亚述而派往卡赫美士的军队中有希腊雇佣兵。在这场古代近东几个大国为了争夺霸权而进行的决战中，巴比伦军队战胜了亚述和埃及联军。[287]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此次战役中的巴比伦军队里是否也有希腊雇佣兵。无论如何，以雇佣兵这种形式实现的人员流动无论在人数还是范围上都出乎意料。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最晚在公元前7世纪，亚述、巴比伦、埃及、犹大和推罗的军队里都有希腊雇佣兵的影子，列国之争以及帝国的崛起和衰落都为雇佣兵提供了用武之地。这些雇佣兵并非都是为钱而战的穷人，不少人曾经是城邦里的贵族，后来在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落败而被迫出走。这些人不仅把希腊的观念和习俗传到外邦，而且回归时又把异地的传统带回家乡。从这个意义上说，雇佣兵与商人、艺人等有一技之长的人一样充当了酒文化的使者。[288]
地中海区域许多大国之间以及大国与诸侯国之间时不时地会因政治和经济原因交战，但是和平相处和友好交往应当说是国家之间关系的主旋律，葡萄酒以及酒器构成了象征这种友好关系的见证物。[289]在被学者们称为《阿玛那书信》的泥版文书里，巴比伦国王在写给埃及法老的信中反复强调他们如何款待了埃及使者，同时抱怨埃及法老庆祝节日时没有邀请自己一同饮酒。其中一个国王因病未能陪同埃及使者吃喝而请求埃及法老的原谅，同时希望埃及法老不会因此而减少赠送给巴比伦的礼物。[290]《荷马史诗》当中描写了君主之间互赠酒器和葡萄酒的场面 （Il.7.467-475）。[291]马里国王与位于叙利亚北部的古代城市阿勒颇的君主有姻亲关系。据称，后者曾经赠送给马里国王一百罐葡萄酒。古代地中海区域的酒罐容量通常为三十升，那么马里国王获赠的葡萄酒数量相当于今天的四千瓶，当时王公贵族对葡萄酒的需求量实在令人咋舌。[292]君主之间赠送葡萄酒除了礼尚往来的因素以外，葡萄酒在意念上有助于加强已有关系或者建立友好关系的潜在效力也不容忽视。在缔结盟约或签订条约时，由于葡萄酒的颜色与血色相似，有时会被用来强化双方新的关系的神圣性。
结论
满足身体的需要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无疑是人的本能。地中海区域适合葡萄和大麦生长，促成了葡萄酒和啤酒这两种滋润人身心的酒精饮料。在黎凡特和爱琴海地区，干燥少雨的气候和耕地的稀缺促使人们很早就偏重葡萄酒，在酒器和饮酒方式等方面很早就开始进行交流。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盛产大麦，啤酒很自然成为最普遍的酒精饮料，不过这两个地区的统治阶层很早就开始从不同区域进口葡萄酒，加上葡萄酒易于保存而且存放时间与醇香度相关，使得葡萄酒成为上层社会标榜身份和运作权力的重要工具。古代地中海发达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便利了酒和酒器的进出口，进而促进了地中海区域酒文化的形成。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和政治制度的相异，不同地区的酒文化显示出各自的特点，如在朝代更迭频繁和民族迁徙不断的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试图通过颁布法令来规范酿酒和饮酒行为；而在王权相对稳定的埃及，统治阶层试图借助说教文来引导年轻人养成健康的酒风。酒器和饮酒方式借助贸易传播，但是它在流传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比如马尔兹节日从黎凡特传到爱琴海地区以后大体保留了其形式，而内涵发生了变化，可以用“旧瓶装新酒”来加以形容。在美索不达米亚，宴饮构成了统治者彰显其权力和威望的手段，国王喝酒时半躺的姿势突出了其独一无二的地位，调酒师的任务是调制风味不同的酒精饮料。在希腊，宴饮演变为贵族阶层确立身份和强化群体认同的媒介。他们把会饮当作交流思想和教育未成年男性的场所，通过兑水以及确立饮酒规矩使得饮酒成为一种社会活动，调酒师的任务是往酒里兑入适量的水，以便饮者感受到酒的作用但不至于醉酒。此外，希腊人把不喝葡萄酒和饮用未兑水的葡萄酒视为外族的标志，饮酒和如何饮酒成为族群认同的标准。把地中海区域视为一个整体，很容易看出其酒文化是在这个区域内不同民族相互交流和交融，许多国家之间合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个地方的酒文化不是自然而然独立形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金寿福，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代埃及人的来世观念与管理制度”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是11BSS003。徐晓旭教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了许多帮助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 有的学者认为，生活在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的居民最早驯化野生葡萄树，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见T.Unwin，Wine and the Vine，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Viticulture and the Wine Trad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pp.58-59。
[3]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in M.Sandler and R.Pinder （eds.），Wine：A Scientific Exploration，Boca Raton，Florida：CRC Press，p.57.
[4] E.Issac，Geography of Domestication，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70，p.69.
[5]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57.
[6] A.Sherratt，“Alcohol and its Alternatives：Symbol and Substance in Pre-industrial Cultures，” in J.Goodman，et al.（eds.），Consuming Habits：Drugs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25.
[7] P.A.Norrie，“The History of Wine as a Medicine，” in M.Sandler and R.Pinder （eds.），Wine：A Scientific Exploration，Boca Raton，Florida：CRC Press，2003，p.22.
[8] A.Sherratt，“Alcohol and its Alternatives：Symbol and Substance in Pre-industrial Cultures，” p.17.
[9] R.F.Wenke，et al.，Patterns in Prehistory：Humankind's First Three Million Years，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468.有的学者认为“暗酒色的大海”特指克里特一带的海，见R.Rutherford-Dyer，“Homer's Wine-Dark Sea，” in Greece and Rome，30，1983，pp.125-126。
[10] R.J.Braidwood，et al.，“Symposium：Did man once live by Beer alone？”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55，1953，p.515.
[11] R.J.Braidwood，et al.，“Symposium：Did man once live by Beer alone？” p.519.
[12] Ibid.，p.522.
[13]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10.
[14] Ch.R.Beye，Ancient Epic Poetry，Wauconda，Illinois：Bolchazy-Carducci Publishers，Inc.，2006，p.30.
[15] 《申命记》8：8。
[16] 《士师记》21：19-23。《申命记》24：21有如下的文字：“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母。”可以看得出来，拥有葡萄园意味着一个人相对优厚的物质基础。在第二圣殿时期，有资格解读犹太律法的权威人士当中包括品酒师，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人喝葡萄酒相当普遍，另一方面看得出品酒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17] G.W.Ahlström，“Wine Presses and Cup-marks of the Jenin-Megiddo Survey，” i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231，1978，p.19.
[18]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32.
[19] 在一篇成文于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的自传体文学作品里，一个自称因宫廷政变而逃到迦南的埃及人描写了此地的富有，称那里的葡萄酒多过水，他每天都能够喝到醇香的酒，见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226。
[20] 文中说的清酒和浓酒均指啤酒，见M.M.Homan，“Beer and its Drinkers：An Ancient Near Eastern Love Story，” in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67，2004，p.91。
[21] 《民数记》18：12；《申命记》7：13；11：14；18：4。
[22] 地中海东岸的地理和气候决定了此地的植物世界；相比之下，美索不达米亚人主要食用啤酒和芝麻油，而黎凡特地区的居民则以葡萄酒和橄榄油为主。见M.Liverani，The Ancient Near East.History，Society and Economy，translated by Soraia Tabatabai，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4，p.124。
[23]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58.
[24] D.G.Mandelbaum，“Alcohol and culture，” in Current Anthropology，6，1965，p.284.
[25]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51.
[26]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58.
[27]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91.
[28]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10.
[29] J.P.Allen，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5，p.119.
[30] J.F.Quack，Die Lehren des Ani，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94，p.111.
[31] P.E.McGovern，“Wine of Egypt's Golden Age：An archaeochemical Perspective，” in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83，1997，p.90.
[32] M.A.Murray，“Win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Pharaonic Egypt，” in M.v.der Veen （ed.），The Exploitation of Plant Resources in Ancient Africa，New York：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1999，p.149； P.E.McGovern，et al.，“The Beginnings of Winemaking and Vinicultur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in Expedition，39，1997，pp.4-5.在拉美西斯时代，葡萄的价格高出谷物价格五倍到十倍，见U.Verhoeven and O.Witthuhn，“Eine Marburger Totenstele mit Anruf an die Lebenden，” in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31，2003，p.311。
[33]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94.
[34] M.A.Murray，“Win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Pharaonic Egypt，” p.150.
[35]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p.86-89.
[36] K.Sethe，Urkunden des Alten Reichs，Leipzig：J.C.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1933，pp.1-7.
[37] P.A.Norrie，“The History of Wine as a Medicine，” p.23.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喜欢喝葡萄酒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大量涌入，促成了借助灌溉种植葡萄的产业，葡萄酒产量也随之大幅提高。不过，喝啤酒仍然是许多人摄取热量和享受的主要方式。见M.A.Murray，“Win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Pharaonic Egypt，” p.164。
[38] L.Steel，“A Goodly Feast…A Cup of Mellow Wine：Feasting in Bronze Age Cyprus，” in Hesperia：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73，2004，pp.289-290.
[39]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97.
[40] D.Stanislawski，“Dionysus Westward：Early Religion and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Wine，” in Geographical Review，65，1975，p.433.
[41]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p.13-14.
[42] D.Sacks，Encyclopedia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revised by Lisa R.Brody，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5，p.365.根据从乌加里特出土的阿卡德文泥版文书，大约公元前1250年在位的亚米什塔姆鲁二世从克里特进口了啤酒。见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15。
[43] M.Dietler，“Alcohol：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35，2006，pp.239-241.
[44]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258.
[45]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15.
[46] Ibid.，p.27.
[47]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p.196-197.
[48] S.Sherratt，“Feasting in Homeric Epic，” in J.C.Wright （ed.），The Mycenaean Feast，Princton：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2004，p.203.罗马人喜欢往葡萄酒里兑热水。见J.Koenig，Saints and Symposiasts.The Literature of Food and the Symposium in Greco-Roman and Early Christian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21。
[49] 柏拉图也提到了色雷斯人喝葡萄酒不兑水的习惯。见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27。
[50]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243.
[51]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p.3-4.
[52] Ibid.，p.16.
[53] 在古希腊，葡萄酒还被用来偿付别人的劳动。据称，一位教师抱怨其劳动所得只是“酸葡萄酒和有蛀虫的谷子”。见R.Garland，Daily Life of the Ancient Greeks，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2009，p.60。
[54]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16.
[55] Ibid.，p.28.
[56]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17.
[57] Ibid.，p.25.
[58]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p.242-243.
[59]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28.
[60] K.Kerenyi，Die Herkunft der Dionysosreligion nach dem heutigen Stand der Forschung，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1956，p.10.
[61] Ibid.，p.12.
[62]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p.20-23.
[63] Ibid.，p.32.
[64] M.M.Homan，“Beer and its Drinkers：An Ancient Near Eastern Love Story，” p.86.
[65] Athenaeus，The Deipnosophists，1.33d.
[66] Diodorus，Bibliotheca Historica，1，3.贺拉斯对埃及产的葡萄酒嗤之以鼻，称它只能让克里奥帕特拉之流喝了之后神经错乱。见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47。
[67]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p.39-40.
[68] I.S.Hornsey，A History of Beer and Brewing，Cambridge：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2003，p.36.
[69]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42.
[70] J.B.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xtament，Second E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p.133.
[71] 《以赛亚书》63：3把葡萄酒比作以色列人的血：“我独自踹酒渣；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
[72] H.F.Lutz，Viniculture and Brewing in the Ancient Orient，Leipzig：J.C.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1922，p.107.
[73] A.Sherratt，“Alcohol and its Alternatives：Symbol and Substance in Pre-industrial Cultures，” p.20.
[74] Ibid.，p.18.
[75] M.Montanari，Food Is Culture，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Albert Sonnenfe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11.
[76] J.C.Reeves，“The Feast of the First Fruits of Wine and the Ancient Canaanite Calendar，” in Vetus Testamentum，42，1992，p.353.
[77]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231.
[78] 这个节日与古代埃及人为了纪念死去的亲属而举行的“美好的山谷节日”有许多相似之处。
[79]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204.
[80] 在位于大马士革以东沙漠上的巴尔米拉，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人们依然庆祝这个节日。见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230。《传道书》一方面歌颂了上帝为人类提供的各种美味佳肴，另一方面作者感叹人生苦短的悲观情绪也溢于言表；因为，那些让人欢喜的东西，如葡萄酒、新衣、膏油等，随着一个人死去便毫无意义，因为谁也无法把它们带到阴间。
[81] 《诗篇》23：5。
[82]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237.
[83] 《诗篇》104：15。《旧约》中的许多先知把葡萄酒和啤酒视为理想生活必备的条件之一。耶和华惩罚以色列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让他们的葡萄园颗粒无收，或者让他们的葡萄树结酸葡萄。《提摩太前书》5：23有如下的话：“你的胃不太好，你又频频生病，别再喝水了，用点葡萄酒吧。”酒的药用可见一斑。见G.W.Ahlström，“Wine Presses and Cup-marks of the Jenin-Megiddo Survey，” p.19；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59。
[84] J.Jennings，et al.，“‘Drinking Beer in a Blissful Mood.’ Alcohol Production，Operational Chains，and Feasting in the Ancient World，” in Current Anthropology，46，2005，p.275.
[85]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p.158-159.
[86] Ibid.，p.183.
[87]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p.58-59.
[88] H.L.J.Vanstiphout，“Sanctus Lugalbanda，” in T.Abusch （ed.），Riches Hidden in Secret Places.Ancient Near Eastern Studies in Memory of Thorkild Jacobsen，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02，p.270.
[89] J.B.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Old Testament，p.451.
[90] J.P.Allen，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pp.51，185.
[91] M.Dietler，“Alcohol：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pp.232-233.
[92]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35.
[93] H.Frankfort，Kingship and the God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391-392，note 47.
[94] H.Thompson，The Demotic Magical Papyrus of London and Leiden，London：H.Grevel & Co.，1904-1909，p.107.
[95] H.F.Lutz，Viniculture and Brewing in the Ancient Orient，p.113.
[96] N.Reeves，The Complete Tutankhamun，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1990，p.203； R.F.Wenke，et al.，Patterns in Prehistory：Humankind's First Three Million Years，p.6.
[97]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35.
[98] 关于饮酒，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两句富有哲理的话，其一为“啤酒是上帝爱我们并且让我们幸福的证据”。其二为“年老的酒鬼的数量远多于年老的医生”。对古代埃及人来说，酒尤其是葡萄酒能够换来第二次生命。参见M.M.Homan，“Beer and its Drinkers：An Ancient Near Eastern Love Story，” p.84。
[99] N.de G.Davies，The Tomb of two Sculptors at Thebes，New York：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25，pics.v-vi.
[100] Ch.Desroches-Noblecourt，“Isis Sothis-Le Chien.La Vigne et la Tradition Millenaire，”in Mémoires publiés par les Member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104，1980，p.22.
[101] B.L.Erickson，“Priniatikos Pyrgos and the Classical Period in Eastern Crete：Feasting and Island Identities，” in Hesperia：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79，2010，p.331.
[102] A.L.Oppenheim，Ancient Mesopotamia：Portrait of a Dead Civiliz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p.188-189.
[103] K.Kerenyi，Die Herkunft der Dionysosreligion nach dem heutigen Stand der Forschung，p.9.
[104]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p.14-15.
[105] R.Seaford，Dionyso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15； O.Dickinson，The Aegean from Bronze Age to Iron Age.Continuity and Change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Eighth Centuries B.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223.
[106] J.C.Wright，“A Survey of Evidence for Feasting in Mycenaean Society，” in Hesperia：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73，2004，p.146.
[107] E.M.Jellinek，“The Symbolism of Drinking：A Culture-historical Approach，” in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38，1977，pp.850-853.
[108] J.C.Wright，“A Survey of Evidence for Feasting in Mycenaean Society，” p.170.
[109] R.Seaford，Dionysos，p.16.
[110] Ibid.，pp.16-17.
[111] V.Karageorghis，“Eating and Drinking in Cyprus，13th-6th Centuries B.C.，” in E.Alram-Stern and G.Nightingale （eds.），Keimelion：Elitenbildung und elitärer Konsum von der Mykenischen Palastzeit bis zur Homerischen Epoche，Wien：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7，p.261.
[112] K.Kerenyi，Die Herkunft der Dionysosreligion nach dem heutigen Stand der Forschung，p.8.
[113] Plato，Laws，653d.赫西俄德说，葡萄酒是狄奥尼索斯赐予人的礼物（Works and Days，614），见R.Seaford，Dionysos，p.16。布罗代尔称，酒精是平凡生活的提神剂，廉价的卡路里汲取方式，容易获得的奢侈品，说的应当是同一个道理，见F.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3，p.175。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变成韦伯所说的现代人，即“从事专业时缺乏思想，享受生活时没有心情”（Fachmenschtum ohne Geist und Genussmenschtum ohne Herz）。
[114]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63.
[115] A.H.Joffe，“Alcohol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Ancient Western Asia，” in Current Anthropology，39，1998，pp.297-299.
[116] A.H.Joffe，“Alcohol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Ancient Western Asia，” p.299.
[117] S.Bunimovitz and R.Greenberg，“Revealed in their Cups：Syrian Drinking Customs in Intermediate Bronze Age Canaan，” i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334，2004，p.26.
[118] A.Sherratt，“Alcohol and its Alternatives：Symbol and Substance in Pre-industrial Cultures，” p.17.
[119]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228.
[120] Ibid.，p.229.
[121] H.-P.Müller，“Kohelet und Amminadab，” in A.A.Diesel，et al.（eds.），“Jedes Ding hat seine Zeit ...”Studien zur israelitischen und altorientalischen Weisheit，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6，p.150.
[122] P.A.Norrie，“The History of Wine as a Medicine，” p.22.
[123]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77.
[124] Ibid.，p.179.
[125]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92.
[126] Ibid.，p.190.
[127] 上文曾提及考古人员在弗里吉亚都城戈尔狄翁发现了类似的饮酒场面，二者在年代上几乎属于同期。来自尼姆鲁德的泥版文书上记录了王室成员的配给，其中提到了享受葡萄酒的人数达六千人之多。见 J.M.Renfrew，“Vegetable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Diet，” in J.Sasson （ed.），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5，p.200。《旧约》当中不少篇章描写了巴比伦、亚述和波斯统治者举行盛大宴会的场面。见《但以理书》5：1；《以斯帖记》1：3；《那鸿书》1：10。
[128] A.K.Grayson and J.Novotny，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ennacherib，King of Assyria （704-681 BC），part 2，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14，p.43.
[129] A.Sherratt，“Alcohol and its Alternatives：Symbol and Substance in Pre-industrial Cultures，” p.18.
[130] H.F.Lutz，Viniculture and Brewing in the Ancient Orient，pp.118-119.
[131] 喝酒的形式未变，宴饮的主角以及喝酒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见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99。
[132]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98.
[133] G.Dreyer，Umm El-Qaab I.Das prädynastische Königsgrab U-j und seine frühen Schriftzeugnisse，Mainz：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1998，pp.181-183.
[134]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22.
[135]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62.在一个爬满树藤的凉亭，阿肯那顿坐在一把简易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朵花，他的王后为他斟酒，而一个公主正在为他献花。见A.Erman，Life in Ancient Egypt，translated by H.M.Tirard，London and New York：Macmillan and Co.，1894，p.74。
[136] L.Habachi，The Second Stela of Kamose and his Struggle against the Hyksos Ruler and his Capital，Glückstadt：J.J.Augustin，1972，p.36.在埃及、巴比伦和波斯王宫里，酒政的地位非常显赫。他不仅负责给君主选择酒，配置相应的酒具，而且也掌管调酒一事，通过添加辅料使酒具有特殊的味道。最为重要的是，他要事先品尝酒，一是确认酒的质量，另外也是为了防止有人下毒。见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72。
[137] L.Steel，“Drinking Ritual in Cyprus in the Late Bronze and Early Iron Ages，” in D.Bolger and N.Serwint （eds.），Engendering Aphrodite.Women and Society in Ancient Cyprus，Boston，MA：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2002，p.109.
[138] Ibid.，pp.110-111.
[139] N.Eriksson，Athenian Pottery and Cypriote Preferences.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ttic Black Figure and Red Figure Pottery found in Cyprus，Goeteborg：University of Gothenburg，2011，p.109，note 245.
[140] V.Karageorghis，“Eating and Drinking in Cyprus，13th-6th Centuries B.C.，” p.269.
[141] Y.Hamilakis，“Food Technologies/Technologies of the Body：The Social Context of Wine and Oi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Bronze Age Crete，” in World Archaeology，31，1999，p.44.
[142] J.C.Wright，“A Survey of Evidence for Feasting in Mycenaean Society，” p.140.
[143] Ibid.，pp.142-144.
[144] Ibid.，pp.151-154.
[145] Ibid.，p.168.
[146] J.Luke，“The Krater，‘Kratos，’ and the ‘Polis’，” in Greece & Rome，Second Series，41，1994，p.23.
[147] Ibid.，p.24.
[148] Y.Hamilakis，“Food Technologies/Technologies of the Body：The Social Context of Wine and Oi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Bronze Age Crete，” p.49.
[149] J.Luke，“The Krater，‘Kratos，’ and the ‘Polis’，” p.23.
[150] S.Sherratt，“Feasting in Homeric Epic，” p.203.
[151] Ibid.，p.211.
[152] J.Luke，“The Krater，‘Kratos，’ and the ‘Polis’，” p.27.在古典时期的马其顿，宴饮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赴宴的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地位高的人被安排在主厅，而地位稍低的人则在外厅或在庭院用餐。见J.C.Wright，“A Survey of Evidence for Feasting in Mycenaean Society，” p.170。
[153]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258； A.Sherratt，“Alcohol and its Alternatives：Symbol and Substance in Pre-industrial Cultures，” p.19.
[154] A.H.Joffe，“Alcohol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Ancient Western Asia，” p.307.
[155] A.Sherratt，“Alcohol and its Alternatives：Symbol and Substance in Pre-industrial Cultures，” p.19.
[156] A.H.Joffe，“Alcohol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Ancient Western Asia，” pp.306-307.
[157] J.Koenig，Saints and Symposiasts，p.6.
[158] A.Sherratt，“Alcohol and its Alternatives：Symbol and Substance in Pre-industrial Cultures，” p.19.
[159] 《创世记》5：28-29。
[160] 《创世记》9：20。
[161] M.Douglas，“A Distinctiv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M.Douglas （ed.），Constructive Drinking：Perspectives on Drink from Anthrop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伊欣格尔纸草之说教文》的作者说：“神发明了药方，目的是医治疾病；神创造了葡萄酒，目的是消除人的烦恼。”可见在抚慰人心灵方面药远不及酒。见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210。
[162] 《申命记》16：13-14。
[163] 《传道书》8：15。可以比较《传道书》2：24“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
[164] 《传道书》10：19“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
[165] 《传道书》9：7-9。《阿摩司书》6：4-5几乎用同样的语句描写了社会上层的奢侈生活：“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遣的歌曲……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在天气炎热干旱，清水贵如油的地中海地区，保持衣服干净洁白并非易事。参见《启示录》3：4，5；4：4；7：9。
[166] D.Rudman，Determinism in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2001，p.138.《传道书》（2：1-3）作者称他要对人进行测试，以便知道他是如何度过一生的。测试的内容包括三大项：快乐、劳作和智慧。快乐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劳作是快乐人生的前提；智慧不仅有助于人协调享受与劳作之间的关系，而且防止他走向郁郁寡欢或乐极生悲的两个极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一个人在用酒让身体舒畅时有必要受智慧的引导。参见J.B.Doukhan，Ecclesiastes：All is Vanity，p.27。
[167] W.Watson，“Some Ancient Near Eastern Parallels to the Song of Songs，” in J.Davies，et al.（eds.），Words Remembered，Texts Renewed，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F.A.Sawyer，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5，p.260.
[168] 《雅歌》5：1。
[169] C.V.Camp，Wise，Strange and Holy：The Strange Wom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Bible，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2000，p.131.
[170] R.E.Murphy and O.Carm，Wisdom Literature.Job，Proverbs，Ruth，Canticles，Ecclesiastes，and Esther，Grand Rapids，Michigan：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81，p.105.
[171] A.Sherratt，“Alcohol and its Alternatives：Symbol and Substance in Pre-industrial Cultures，” p.24.
[172] H.Vanstiphout，Epics of Sumerian Kings.The Matter of Aratta，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3，p.111.
[173] J.B.Pritchard，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Old Testament，p.90.
[174] B.Alster，Wisdom of Ancient Sumer，Bethesda，Maryland：COL Press，2005，p.27.
[175] M.M.Homan，“Beer and its Drinkers：An Ancient Near Eastern Love Story，” pp.84- 86.
[176] 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1，p.66.
[177] 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168.或许，只有爱情敌得过醇香的酒。一位热恋中的男子给出了如下的表白：“只要有心上人陪伴，我可以戒掉喝惯了的啤酒。”有的情诗用酒醉形容沉浸在爱情中的状态。见W.M.Müller，Liebespoesie der alten Ägypter，Leipzig：J.G.Hnrichs，1899，pp.39-40。
[178] 在有些说教文，作者劝告被说教者及时行乐。他给出的原因是人生处于动荡的年月和无法预测的命运之中。这一点与《传道书》有相同之处。参见R.B.Parkinson，Poetry and Culture in Middle Kingdom Egypt：A Dark Side to Perfection，London：Continuum，2002，pp.239-240。根据希罗多德记载，埃及人在宴会时传看一个微型的棺材，里面放着木头雕刻的尸体模型，意在提醒人们更尽一杯酒 （Histories，II，78）。
[179] 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3，p.199； N.Lazaridis，Wisdom in Loose Form.The Language of Egyptian and Greek Proverbs in Collections of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s，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7，p.253.
[180] H.F.Lutz，Viniculture and Brewing in the Ancient Orient，pp.98-100.
[181] A.Erman，Life in ancient Egypt，p.255.
[182] 目前已知的呕吐画面分别出现在底比斯墓第22号、第38号、第49号和第53号。
[183] S.Schott，Liebeslieder der Pharaonenzeit，Zürich：Artemis，1959，p.50.一位叫文阿蒙的祭司被派遣到黎凡特购置修理阿蒙圣船所需的木材。由于用来换取木材的金银被手下人偷走，他到达比布鲁斯以后吃了闭门羹。文阿蒙先后两次看到雁群飞向埃及，不禁黯然落泪。比布鲁斯的君主生了恻隐之心。他令人给文阿蒙送来了两罐酒、一只羊，并且特地让一个在比布鲁斯宫廷里谋生的埃及舞女为其唱歌。见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2，p.229。
[184] K.Jansen-Winkeln，Ägyptische Biographien der 22.und 23.Dynastie，Wiesbaden：Harrassowitz，1985，p.122.一位名叫塔姆荷泰普的女子先于丈夫去世。在她的墓壁铭文中，有如下的话劝丈夫珍惜时光：“喝酒时不要感到厌倦，你要尽力地喝，尽情地爱。不要忘了过节，要不分昼夜地随心所愿，不要让忧愁溜进你的心里。要珍惜人世的分分秒秒，冥界只是沉睡之地。”见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3，pp.62-63。
[185] 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3，pp.55-56.在一座建造于托勒密时期的坟墓里，墙壁上刻写了墓主人的女儿祝愿父亲在来世享受生活的祈祷：“愿我们的地方神提供给你足够的葡萄酒，以便你每天都像过节。你那里有各种树木，它们适时结各种果实。你在那里享受舒适的生活，每天都庆祝节日。漂亮的舞女为你跳舞，让你目不暇接，她们的嗓音如同女神一样美妙。当她们因酒微醉的时候，你的心变得快活。每天都要庆祝到深夜，愿你每天都能够心随所愿。”参见Ch.Uehlinger，“Qohelet im Horizont mesopotamischer，levantinischer und ägyptischer Weisheitsliteratur der persischen und hellenistischen Zeit，” in L.Schwienhorst-Schönberger，（ed.），Das Buch Kohelet.Studien zur Struktur，Geschichte，Rezeption und Theologie，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7，p.206。
[186] R.Garland，Daily Life of the Ancient Greeks，p.61.一般认为，比布里诺斯酒是来自色雷斯的一种好酒。
[187] J.Koenig，Saints and Symposiasts，p.8.
[188] R.Seaford，Dionysos，p.18.
[189] D.Sacks，Encyclopedia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96.
[190] R.Seaford，Dionysos，p.18.
[191] D.Sacks，Encyclopedia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28.
[192] D.Kamen，“The Life Cycle in Archaic Greece，” in H.A.Shapiro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chaic Gree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00.
[193] D.Sacks，Encyclopedia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331.
[194] J.Neils，“Others within the Other.An intimate Look at Hetairai and Maenads，” in B.Cohen （ed.），Not the Classical Ideal.Athe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Greek Art，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0，pp.207-209； D.Sacks，Encyclopedia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285.
[195]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65.
[196]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236.
[197] “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取人的心。”《何西阿书》4：11。
[198] 《箴言》31：5。
[199] 《传道书》10：16-17。
[200] 《箴言》20：1。有的学者把第一个“酒”译为“葡萄酒”，第二个为“啤酒”，参见M.V.Fox，Proverbs 10-31，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663。
[201] 《箴言》21：17，参见M.V.Fox，Proverbs 10-31，p.687。
[202] 《箴言》23：19-21。《约珥书》3：3指责嗜酒的人“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
[203] 《以赛亚书》5：11-12。
[204] 《耶利米书》25：27。
[205] 《箴言》23：27-32。
[206] V.E.Grimm，From Feasting to Fasting：The Evolution of a Sin.Attitudes to Food in Late Antiqu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25.《旧约》当中关于酒以及与酒相关的纵欲等问题的论述，不仅涉及宗教教规，即耶和华与巴力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也反映了游牧部落过渡到定居的城市生活以后面对的社会问题。参见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189。
[207] 《传道书》2：3。
[208] G.D.Salyer，Vain Rhetoric：Private Insight and Public Debate in Ecclesiastes，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2001，p.281.
[209] J.B.Doukhan，Ecclesiastes：All is Vanity，Idaho：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2006，p.97.
[210] B.Böck，“On Medical Technology in Ancient Mesopotamia，” in A.Attia and G.Buisson （eds.），Advances in Mesopotamian Medicine from Hammurabi to Hippocrates，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9，pp.119-121.当中有如下两个药房，其一，“如果一个人便秘，他就是患了‘西西贝奴’症。想要去除这个病症，准备0.33升海蓬子，0.31升高度葡萄酒醋，41.65克盐，41.65克留兰香，然后把它们放到上等啤酒里煮，再加一些油，之后把这个灌肠剂注入患者的肠子里”。其二，“要想治疗严重的肠胃气，一个人要凑齐九种植物（名字略），把它们放在一起碾碎，加入醇香的葡萄酒和上等的啤酒，让它们在星空下过夜，第二天早晨把它们煮熟并过滤，等它们凉了以后再加入0.35克碾碎的宜路路植物的籽和0.35克安札布矿物质，让病人在太阳升起前把它们喝下去，然后用一根羽毛促使他呕吐；如果他仍不好转，把药剂注入他的肠子，他一定会痊愈”。
[211] A.H.Joffe，“Alcohol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Ancient Western Asia，” p.307.
[212] H.F.Lutz，Viniculture and Brewing in the Ancient Orient，p.123.
[213] D.G.Mandelbaum，“Alcohol and Culture，” p.284.
[214] M.E.J.Richardson，Hammurabi's Laws，London and New York：T & T Clark International，2000，p.75.
[215] D.G.Mandelbaum，“Alcohol and Culture，” pp.284-285.
[216] A.Erman，Life in ancient Egypt，pp.256-257.
[217] 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1，pp.59-60.《阿蒙内摩普说教文》强调了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不应同桌喝酒：“假如你到酒馆喝酒，不要坐到一个地位比你高的人旁边，不管他是一个年轻的新贵，还是德高望重的老者。”见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2，p.160。
[218] 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1，pp.184-192.
[219] 《伊欣格尔纸草之说教文》中说：“吃多了面包的人会胃胀难忍，喝多了葡萄酒的人会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见M.Lichtheim，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3，p.190。
[220] Od.14.466； 18.240，331； 19.122； 21.293-294.
[221] S.Sherratt，“Feasting in Homeric Epic，” p.205.
[222] S.G.Cole，“Finding Dionysus，” in D.Ogden （ed.），A Companion to Greek Religi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7，p.330.
[223] S.Sherratt，“Feasting in Homeric Epic，” p.206.
[224] D.Sacks，Encyclopedia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285； J.Neils，“Others within the Other.An intimate Look at Hetairai and Maenads，” pp.210-213.
[225] J.Bremmer，“Greek Pederasty and Modern Homosexuality，” in J.Bremmer （ed.），From Sappho to De Sade.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9，pp.4-5.
[226]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65.
[227] Plato，Laws，666a-d.
[228] A.H.Joffe，“Alcohol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Ancient Western Asia，” p.307.
[229] Plato，Symposium，176e； Plato，Protagoras，347c-d.
[230]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A History of Beer in Ancient Europe，p.38.
[231] Ibid.，p.39.
[232]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65.
[233] S.Bunimovitz and R.Greenberg，“Revealed in their Cups：Syrian Drinking Customs in Intermediate Bronze Age Canaan，” p.19.
[234] P.E.McGovern，“Wine of Egypt's Golden Age：An archaeochemical perspective，” p.73.
[235] C.Doumet-Serhal，“Sidon during the Bronze Age：Burials，Rituals and Feasting Grounds at the ‘College Site’，” in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73，2010，pp.126-127.
[236] Ibid.，p.123.与西顿一样，位于地中海东岸的比布鲁斯在地中海区域酒文化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三个城市不仅因发达的海上运输业著名，输出商品除了葡萄酒以外还有橄榄油、无花果、颜料、织物等。参见H.Klengel，Syria.3000 to 300 B.C.A Handbook of Political History，Berlin：Akademie Verlag，1992，p.191。
[237] 西顿可谓各种货物的集散地和不同观念交融的汇聚点。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一个刻写着埃及第十九王朝女王塔萨拉特王名的釉陶器皿。虽然无法断定它一定是酒具，但是它在宗教仪式中盛装液体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事情。见C.Doumet-Serhal，“Sidon during the Bronze Age：Burials，Rituals and Feasting Grounds at the ‘College Site’，” p.126。
[238] 信奉多神教和实行偶像崇拜的腓尼基人遭受以色列先知的鄙视，但是他们酿造的美酒却不容忽视。何西阿用如下的比喻描写了以色列民族复兴的场面：“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回归，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何西阿书》13：7。
[239] O.Borowski，“Eat，Drink and be Merry：The Mediterranean Diet，” in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67，2004，pp.97-99.
[240]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30.
[241]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89.
[242] Ibid.，p.152.
[243] J.W.Shaw，et al.，“Conclusions：The History and Functions of the Monumental Minoan Buildings at Kommos，” in J.W.Shaw and M.C.Shaw （eds.），Kommos V.The Monumental Minoan Buildings at Kommo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858； M.Nelson，The Barbarian's Beverage，p.15.
[244] Herodotus，Histories，I.185-194.
[245] Diodorus，XIV.81.4，见P.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translated by Peter T.Daniels，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02，p.382。
[246]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70.
[247] H.Klengel，Syria.3000 to 300 B.C.A Handbook of Political History，pp.71-72.
[248] G.Dreyer，“Recent Discoveries in the U-Cemetery at Abydos，” in E.C.M.van den Brink （ed.），The Nile Delta in Transition：4th-3rd Millennium B.C.，Jerusalem：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1992，pp.294-295.
[249]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60.
[250] A.H.Joffe，“Alcohol and Social Complexity in Ancient Western Asia，” p.299.
[251]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27.
[252] V.Karageorghis，“Eating and Drinking in Cyprus，13th-6th Centuries B.C.，” p.257.
[253] L.Steel，“A Goodly Feast…A Cup of Mellow Wine：Feasting in Bronze Age Cyprus，” p.294.
[254] V.Karageorghis，“Eating and Drinking in Cyprus，13th-6th Centuries B.C.，” p.260.在爱琴海南部地区，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饮酒和斟酒器皿非常普遍。见L.Steel，“A Goodly Feast…A Cup of Mellow Wine：Feasting in Bronze Age Cyprus，” p.288。
[255] L.Steel，“A Goodly Feast…A Cup of Mellow Wine：Feasting in Bronze Age Cyprus，” p.289.
[256] V.Karageorghis，“Eating and Drinking in Cyprus，13th-6th Centuries B.C.，” p.260.
[257] D.Stanislawski，“Dionysus Westward：Early Religion and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Wine，” p.433.
[258] J.W.Shaw，et al.，“Conclusions：The History and Functions of the Monumental Minoan Buildings at Kommos，” p.861.
[259]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63.
[260] Ibid.，p.64.
[261] Ibid.，p.64.学者们指出，在迈锡尼宫殿社会中，器具的不同标志着特定的仪式。见J.C.Wright，“A Survey of Evidence for Feasting in Mycenaean Society，” p.145.
[262]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64.
[263] Ibid.，p.65.
[264]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58.
[265] Herodotus，Histories，II.144.
[266] R.Seaford，Dionysos，pp.127-128.
[267] Ibid..
[268] V.Karageorghis，“Eating and Drinking in Cyprus，13th-6th Centuries B.C.，” p.260.
[269] P.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p.548.
[270] Lucian，De Sacrifices，12，见V.E.Grimm，From Feasting to Fasting，p.34。
[271]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61.
[272] P.E.McGovern，“Wine of Egypt's Golden Age：An archaeochemical Perspective，” pp.75-77.
[273] W.-D.Niemeier，“Archaic Greeks in the Orient：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322，2001，p.12.
[274] J.Boardman，“Early Euboean Pottery and History，” in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52，1957，pp.3-8.
[275] W.-D.Niemeier，“Archaic Greeks in the Orient：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14.
[276] W.-D.Niemeier，“Archaic Greeks in the Orient：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13.
[277] J.M.Renfrew，“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Wine Production，” p.66.
[278] M.Dietler，“Alcohol：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pp.247-248.
[279] Ibid.，p.248.
[280] M.Dietler，“Driven by Drink：The Role of Drinking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ase of Early Iron Age France，” i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9，1990，pp.355-360.
[281]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224.
[282] 萨尔贡二世有关攻打阿什杜德的铭文中，有一个叫“Yamani”的人值得注意，因为Yamani指的就是伊奥尼亚（Ionia）。见W.-D.Niemeier，“Archaic Greeks in the Orient：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p.16-17。
[283] H.J.Thissen，“Griechen in Ägypten，” in W.Helck and W.Westendorf （eds.），Lexikon der Ägyptologie，Vol.2，Wiesbaden：Harrassowitz，1977，cols.898-903.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抒情诗人阿基洛克斯把“雇佣兵”与“卡里亚人”交替使用，足见这个地方的人充当雇佣兵有多么普遍。见W.-D.Niemeier，“Archaic Greeks in the Orient：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17。
[284] W.-D.Niemeier，“Archaic Greeks in the Orient：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18.
[285] D.Sacks，Encyclopedia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p.18.
[286] W.-D.Niemeier，“Archaic Greeks in the Orient：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18.
[287] W.-D.Niemeier，“Archaic Greeks in the Orient：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20.
[288] Ibid.，p.24.
[289] 这些君主统治的范围大小不一，因此他们各自的国势强弱有别。他们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比如埃及新王国初期的国王们仅仅与巴比伦和赫梯君主屈尊以兄弟相称，而与巴勒斯坦、黎凡特地区的诸侯们交往时从不使用“兄弟”字眼，礼物的多少和送礼的方式也一定有差别。
[290] W.L.Moran，The Amarna Letters，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p.7，12.
[291] S.Sherratt，“Feasting in Homeric Epic，” p.204.
[292] P.E.McGovern，Ancient Wine：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Viniculture，p.170.不仅葡萄酒被作为君主们之间礼尚往来的佳品，巨爵（kraters）、双耳大饮杯（skyphoi）都曾经充当过礼品。这些酒器的传播方向基本上由西向东。产自阿提卡的巨爵几乎遍及地中海四周，见J.N.Coldstream，“Gift Exchange in the Eighth Century B.C.，” in R.Hagg （ed.），The Greek Renaissance of the Eighth Century B.C.：Tradition and Innovation，Stockholm，1983，p.203，参见J.Luke，“The Krater，‘Kratos，’ and the ‘Polis’，”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