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研究与前现代欧洲的重塑[1]
约翰·A.马里诺
（张捷 译/刘旭 校）
摘要 为什么我们又开始研究起地中海？有哪些新的观点拓展了我们不断革新的认识？这篇研究综述考察了诸多学科近来的研究成果，对目前的地中海研究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它，而研究的意义又是什么？通过概述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迈克尔·麦考密克、克里斯·威克姆以及大卫·阿布拉菲亚的著作，本文指出了地中海研究对象在生态、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上所存在的一般性问题。近来，彼得·伯克、克里斯蒂安·布龙贝热以及奥斯曼学家、艺术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提出了同时注重宏观和微观历史层面的研究方法，以便于我们来理解某地或某个区域的物质文化、信仰、心态以及社会实际状况，同时也理解其内部动力和外部联系等内容。本文研究结果最终指向三个方面：地中海内部变化与外部交流的结构和机制之间的关系、地中海与其之外“诸地中海”的比较，古往今来重塑前现代欧洲的过程中地中海与大西洋世界的关系。
导言：为什么是地中海？
地中海研究关注的是这片大海，包括它的陆地和气候，大小船只，旅客和货物，以及横跨这将近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盆地并在其周边流动的人口、产品和思想。[2]一只藏于英国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的彩色马略尔卡陶盘，是为纪念1495年“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总督（Doge Agostino Barbarigo）监督一艘前去援助那不勒斯的船装载钱币”所制的，它可以作为我们的研究起航的一个象征。（图1）[3]挂在船索上的字牌上写着“fatte fatte fatte / et non parole”，即“多干活，少说话”，这和埃里克·德斯特勒（Eric Dursteler）在他的名作《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Venetians in Constantinople）中所引用的一条形容言语和行动间有着天壤之别的意大利谚语，“言行之间远隔重洋”（tra il dire e il fare c’e di mezzo ilmare），[4]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我们研究的目标是那些事实或实际行动，而非基于信仰的历史。
为什么我们又开始研究地中海？因为中东乱局？因为伊斯兰教激进派？恐怖主义？还是“9·11”事件？不，都不是。忘记过去，或是仅仅记住我们各自狭隘的国家史，都会不可避免地扭曲现实；经历创伤之后的对历史的遗忘也会曲解事实。因此，人们所提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间“文明冲突论”或“宽容的黄金时代”等拙劣的、迷惑性的主张，更多针对的是当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去为了认识历史。让我们回到事实本身。希腊历史学家托马斯·加兰特（Thomas Gallant）认为，1990年代后的历史危机，尤其是欧洲历史的危机，是人们在地中海区域历史中寻求解决方案的主要原因，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标准这一过时的主导概念，有关地中海的学术刊物的创办，旅行者的大规模流动和来自非洲、中东、亚洲的人口大迁徙。[5]
1985年，报纸刊文悼念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去世，并号称失去了“世界上杰出的历史学家”。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已经开始对他的观点进行反思、修正、辩驳、调整和摒弃。[6]尤其是在法国，结构主义者或是布罗代尔主义者很快就消失了，而且也的确再没有人愿意去写他那样的历史。尽管如此，在布罗代尔的《地中海》问世四十年后，[7]伴随着他去世之后头六年六本新刊物的发行，地中海研究的新契机和新运动已悄然成型，这六本刊物是：《地中海历史评论》（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1986年）、《al-Masāq：伊斯兰教和中世纪地中海》（al-Masāq：Islam and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1988年）、《地中海研究》（Mediterranean Studies，1989年）、《地中海季刊》（Mediterranean Quarterly，1990年）、《汇合，地中海》（Confluences，Méditerranée，1991年）和《地中海研究杂志》（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Studies，1991年）。在随后的20—25年之间，地中海研究的重大成果开拓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子域，另外七本刊物也相继诞生：《地中海政治》（Mediterranean Politics，1996年）、《分裂》（Rive，1996年）、《古地中海》（Mediterraneo Antico，1998年）、《地中海》（Mesogeios，1998年）、《地中海杂志》（Quaderns de la Mediterrània，2000年）、《中生代古陆》（Mesogea，2002年）和《地中海历史研究》（Mediterranea，Ricerche Storiche，2005年）。然而，在后布罗代尔时代重新评估地中海研究的过程中，最具重要意义并引发广泛思考的作品是另一部权威专著——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尔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这本书的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它所倡导的广泛的生态模型“揭示了地中海历史学家应当持有怎样一种连续性、相似性或是普遍性的概念”[8]。
也就在这些年，法国和意大利地中海研究机构的新近举措，使我们对地中海研究的复杂性有了深刻的认识。[9]在1998年到2000年之间，法国普罗旺斯艾克斯地区的MMSH组织（Maison méditerranéene des sciences de l’homme，地中海人文科学）出版了10本关于研究“地中海的表现形式：跨地中海的视角”的小册子。该书的每一卷都着力于描写一个单独的欧洲国家或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包括埃及、法国、德国——唯一不濒临地中海的国家、希腊、意大利、黎巴嫩、摩洛哥、西班牙、突尼斯和土耳其），并且每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让读者从一个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视角来理解和勾画地中海。意大利的SIHMED（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s Historiens de la Méditerranée，国际地中海历史学家协会）成立于1995年，以佩鲁贾大学为研究基地，从1998年起，在巴勒莫大学和卡塔尼亚大学的参与之下，该协会启动了一项为期三年主题为“地中海的思想：历史、意识形态和观念”的研究项目。研究发现，在西方思想中，将地中海看作统一实体的观点是相对较新的，从拿破仑尼罗河战役的年代开始算起，到目前还不满三个世纪。无论这片海为我们呈现出怎样的物理的或地理的现实面貌，住在海岸周围的人们对它的意义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直到最近，一些人才将其解读为拥有共同特性和共同命运。
很显然，在1985—2000年之间，还发生了一些学术之外的事情。希腊（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1986年）加入欧洲共同体，以及摩洛哥、土耳其申请成为欧共体成员（1987年），这为欧洲大陆的自我形象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剧变和由欧盟向前共产主义国家扩张所引发的争议，使这一进程发展到新的高度上来。除此之外，由欧盟成员国构建的横贯欧洲通往伊斯兰地中海以及中东地区的新贸易网络已成为政治经济事实，新近独立的中东和北非国家对此产生强烈反响。这些从1950年代起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在1995年的巴塞罗那会议上建立起一个关于“欧洲—地中海”共同关系的三方议程。[10]1998年，意大利和阿尔及利亚政府成立了HistMed（Histoire de la Méditerranée，地中海的历史）项目，随后又与隶属于普罗旺斯艾克斯MMSH组织中更为宽泛的“欧洲地中海人文科学”（EuroMed Sciences Humaines）方案相结合，从而启动了一项“抵制彼此间的恐惧、无知和偏见，促进比较史学的探索、研究与理解”的对话。[11]全球化不仅造就了市场和移民，同时也促进了知识的交流，让人们找到了民族国家诞生之前共有的传统和遗产。
我们首先从两部奠基性的法语著作中回顾一下前一代学者关于地中海的研究，发现，这两部作品分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监狱中获得了灵感，可见地中海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时代紧密相连。对于比利时人亨利·皮朗和法国人费尔南·布罗代尔这两位讲法语的历史学家来说，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问题”十分显著。在他们所处的年代，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为他们重新思考与定义历史的根源：皮朗曾反思五世纪日耳曼人的入侵是否造成了所谓罗马帝国的衰落；而布罗代尔则认为，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分裂和哈布斯堡—奥斯曼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地中海的统一性。
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上（1950年12月1日），费尔南·布罗代尔一开始便提到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十分艰巨却义不容辞的职责”，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世界大战的创伤之后，这种职责仍在重回正轨。他呼吁历史学家要有一种常识，那就是每一代历史学家都必须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
“历史是它的时代的孩子”……目前，过去的四十年间的那些经历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尤为残酷；这些经历粗暴地将我们抛回到我们的心灵深处，从而迫使我们思考全人类的命运，也就是说，考虑最为重大的历史问题。这正是一个悲天悯人、历经折磨、深入反思和质疑一切的时代……所有的社会象征，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象征，包括某些昨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之献身的东西，已经丧失意义。在没有路标和灯塔指明前途的情况下，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我们能否活下来，而是我们能否平静地生存和思索。所有的理性概念都被扭曲，甚至被摧毁。[12]
在此一年之前的1949年，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的著作出版，他开始声名鹊起。1940—1945年，他作为德国战俘被监禁在美因茨和吕贝克期间，没有借助笔记的帮助，完全凭记忆整理出了这部书的初稿。他曾仔细反思过去四十年的欧洲历史，也因没能成功获得巴黎索邦大学近代早期历史系的一席职位而倍感失望。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布罗代尔获得了安慰。在此他解释了什么是他眼中的社会史，那就是对历史中个人和集体的命运都要“保持敏感”的需要。[13]在布罗代尔的《地中海》里，他尝试去解决在连续性和变化性之间，以及在个人角色、潜在结构和约束行为的力量等因素之间的“基本矛盾”。[14]对于这些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从历史中找到表达方式并且划定研究范围，这构成了布罗代尔的历史哲学。[15]这首先是一个统一世界的视野，该世界由“空间与时间（地理与历史）的辩证关系所构成”。[16]这也就是地中海世界，它通过长时段的时间和空间、中时段内的经济和交流融为一体，仅仅是被短时段内的政治活动和事件所打碎。在第一版《地中海》中布罗代尔写于1946年的序言里，他这样讲道：“我们最终把历史分解为不同的平面。或者也可以说，把历史的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17]
1972年，布罗代尔的就职演说已然过去了22年，这时他回想起四十多年前，在结束了1925—1926年的兵役后，是如何将论文选题从最初的对于家乡洛林地理环境的关注和对近代德国历史的政治兴趣，转向菲利普二世和西班牙。然而随后几年，在1927—1933年之间，他逐渐将他在索邦大学的论文中心内容从“菲利普二世和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外交政策”的传统外交史，转而强调地中海本身，并将研究转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18]这些年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使他一步步坚定下来：1927年，布罗代尔收到了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封信，信中的建议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在阿尔及利亚公立中学教书的日子里，暑假期间他忙于搜集档案，到了工作的时候便坚持夜以继日地阅读微缩原件；1931年，他在阿尔及尔旁听了亨利·皮朗的“不可思议的演讲”，接触到其“穆斯林入侵造成了地中海的封闭”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1918年，这位比利时历史学家由于抵抗德国人的占领而被关押在德国的集中营内，在那里他第一次构思出这一观点）。布罗代尔回忆说，皮朗的“演说让我倍感震惊：他的双手一开一合，整个地中海先是自由开放，随即又封闭起来！”[19]28岁的布罗代尔在他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中学教授历史课程的第七年，深受68岁的亨利·皮朗激情澎湃的脱稿演讲的启发，皮朗那张开又合上的双手开启了布罗代尔脑海中地中海一体化的视野。这个故事也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地中海的兴盛与衰落、扩张与封闭、狭隘与开放以及复杂的多元一体等内容的一个出发点。皮朗演说的内容主要是西方中世纪时期，伊斯兰世界割断了地中海的历史，随之而来的是欧洲走向兴起。6年之后的1937年，皮朗的经典遗作《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出版。12年之后的1949年，布罗代尔的鸿篇巨制《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出版。又过了17年，布罗代尔在1966年完成修订，该书第二版问世。
研究对象
再仔细观察这只作为标志物的威尼斯盘子，我们可以对当今的地中海研究提出三个问题：我们要研究什么？如何研究？这些研究又有什么意义？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这只具有代表性的盘子所讲述的历史中发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地中海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的一般性问题。盘中场景展示的是1495年威尼斯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总督向一艘行将驶出的船上装运钱财，以支持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抵御法国人在2月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入侵行动。（图1）威尼斯的援助支持与反法神圣同盟的利益相吻合，因此人们制作这只盘子以纪念因战争和外交而达成的地中海共识。同盟的条约在1495年3月底确立下来，并在4月12日即“圣枝主日”公之于众。我们也可以从图案中了解到有关货币、国际通货和兑换的内容：在盘中图案的右侧，船停泊在码头上，桅杆周围堆放着六个钱袋，其中五个袋子上贴有标签：“教皇国金币”“匈牙利金币”“安科纳金币”“威尼斯金币”，还有一个只能看到“威尼斯”。此外在图案的左侧，一名水手扛着两三袋钱币，上面贴着“March”（马尔凯或是马尔切里的小银币）和“Troni”（1471—1474年，由尼可罗·特隆总督发行的银里拉）。
各式各样的货币将我们引向了贸易、商人、航运、银行以及整个中世纪的经济状况。同样地，图案中的总督、两位可以完整看到帽子和长袍的人物、五位被遮挡住的以及那个水手为我们暗示了威尼斯的社会和政治等级结构。其中一位穿袍戴帽的人物身着与总督相同的玫瑰色花纹长袍，但却戴着和其他四个被挡住的人一样的棕色帽子，他们几位可能会是威尼斯的大使或参事；而另一个可以看到全身的人物穿着款式则完全不同，他穿着黄色纹理的长袍和与他人相异的蓝色帽子（帽子颜色与他身后一位几乎看不到的参事是一样的）。[20]这两位使者也许是代表那不勒斯的大使，他们被派来负责提取威尼斯所承诺的援助物品，并保护其安全返回那不勒斯。最后，对这件工艺品本身的研究所引起的问题远比它能解答的要多得多。因为人们并未找到威尼斯在1495年制造马略尔卡陶器的确凿证据，并且在1500年以前，绘有历史图案的盘子少之又少。研究这类陶器的专家认为，从这只盘子的形状、人物的某些方面以及盘子背面的装饰来看，它更有可能是1500—1520年之间在法恩莎烧造的，而不是在威尼斯（或者至少可能是一位在法恩莎受训的画家给它敷的彩）。[21]在1922年之前，它的出处是未知的，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实用艺术还是高雅艺术，都可以来展示和再现泛地中海地区的交流。
图1 1495年，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总督监督一艘前去援助那不勒斯的船只装载钱币
谈及当今对地中海的研究，霍登和珀塞尔无人可及，他们呼吁“为统一而独立的学科提供素材”。[22]《堕落之海》比布罗代尔的著作视野更为广阔。这本书涵盖了从史前时代到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历史，用详尽的文字和丰富的文献说明来论及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主题（523页之多的文字内容，112页的双栏文献综述和95页的参考书目）。二人后续推出的两篇文章（2005、2006年）和珀塞尔所写的3篇古代史问题研究方法的应用文（2003、2005和2005年），已有望孕育出另一部同样综合性的大部头著作，名为《液态的大陆》（Liquid Continents）。[23]尤其是研究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前现代学者，将二人对“新海洋学”或“海洋研究”的贡献直接比作是当前地中海研究浪潮的刺激源。
《堕落之海》的第一部分考察了“他人眼中地中海历史的本质”。[24]因此，书中在向读者介绍关于地中海积极和消极的观点的时候，既使用了地理学的表述，也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从地中海古典的和浪漫主义的形象，介绍到“同船四人”论著中所展示的学术形象。四人中两位学者生于19世纪下半叶：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亨利·皮朗（1862—1935）；两位生在世纪之交，什洛莫·多夫·戈伊泰因（1900—1985）、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霍登和珀塞尔关注于历史生态学，视之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多元化互动，而非环境占优势的，或是人类主导的，抑或是地理学‘可能论’中所指向的对周围环境作出有限反应的互动关系”。[25]
在霍登和珀塞尔之后不久，另外三位加入他们的“新船”上来反思地中海的历史。迈克尔·麦考密克的《欧洲经济的起源：公元300—900年的交流与贸易》（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A.D.300-900，2001年），克里斯·威克姆的两本大部头综合性著作《勾勒中世纪早期：欧洲和地中海，400—800年》（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2005年）和《罗马的遗产：照亮黑暗时代，400—1000年》（The Inheritance of Rome：Illuminating the Dark Ages，400-1000，2009年），还有多产的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大卫·阿布拉菲亚按年代顺序编纂的《历史上的地中海》（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2003年），这几本书加在一起的分量足以压沉任何一艘船。这艘被压沉的旧船实际上就是前一代历史学家所遗留下来的重要观点，这些观点围绕着从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早期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形成展开论述。在25年前戈伊泰因和布罗代尔去世的年代，这些“沉船残骸”仍被奉为标准的历史学正统。而在过去的10年间，前现代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研究已经依据前人的成果，提出了从上古到中世纪再到近代早期社会和经济转型新的综合推理与假设。
新的考古学证据对于革新我们对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认识，是最为重要的新资源，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土层中的空气污染物来研究空气，依此来推断古代冶金行业的发展与变迁；再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沉船与碎陶片，一窥当时的贸易水平和贸易范围。除此而外，研究钱币学可以用来考察货币及其流动；通过利用数字化阅读的新方法，以及在人物传记中进行统计汇总的方式来研究中世纪早期文学史料，这有助于揭示集体模式；阅读最为常见的圣徒传记时，不再拘泥于证实神迹和圣旨的真伪，而是从中搜集圣徒生活所提供的额外信息。在研究加洛林时期的贸易时，以上这些方法都被用来重新提出问题、质疑假设。麦考密克在所有这些领域里的方法论贡献，为我们重新审视中世纪早期经济、完善皮朗命题——7世纪时，面对西方拉丁国家，伊斯兰世界封锁了地中海，而随之而来加洛林王朝的兴起，打造了以西北欧大陆经济为基础的中世纪时代——提供了一个全新、全面且系统的证据基础。由于在处理问题时格外注重把握精度和细节，麦考密克证实，地中海世界的重新定向“是朝着东南方的麦加甚至更远的地方，而不是向西北方罗马的方向发展的”，这“是古代世界经济一代代深刻变革的顶峰，而非起点”。[26]霍登和珀塞尔认为，皮朗“在关于城镇和远途贸易的问题上叙述过多，而对产品和总需求关注过少”。[27]在威克姆看来，由于皮朗的结论是在新的考古学证据发现之前得出的，理应不该怪罪皮朗，但是他同样对皮朗过分关注远途贸易和奢侈商品提出了批评：这两者都处于“真正经济变化”的边缘。“真正的经济变化”产生自“区域内部或是邻近区域之间”的交换之中，且“交换物更多的是日常用品，如衣服、刀具、盘子”，而仅为富人供给少量产品的远途运输则算不上“真正的经济变化”。对于威克姆来说，“皮朗认为是阿拉伯人封闭住了地中海，这其实是错误的；早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地中海西部地区的航运已经急剧减少。”[28]即便如此，所有学者都同意，皮朗命题中“从古代到中世纪早期地中海历史的连续性这一论断，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而且，“地中海（以东西向为轴）的‘横向统一’，也可以用于研究中世纪中期，即从10世纪到13世纪地中海的商业史和文化史”。[29]
霍登和珀塞尔提出，“一方面，地中海拥有着相对便利海上交往环境，而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和岛屿中的微型区域构成了一个异常支离破碎地形，地中海历史的特殊性正源自于二者的矛盾共存”。[30]他们的目的在于“寻找我们要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来看待古代和中世纪时期，或者更为宽泛地讲是前现代时期，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的地中海历史”。[31]他们认为，要想理解地中海本身的历史，而不是发生在地中海这片区域之上的历史，“了解微观生态（microecologies）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32]
霍登和珀塞尔强调地中海的结构与变化，认为这是理解其多样性和统一性的一种方法。他们推崇地中海的“微观基础——最短距离”，因为他们认为，“微观生态特征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源自于其所具有的恒久的物理特性，另一方面也从地中海周围互动网络内的变化结构中，通过跨越多个‘短距离’来获得”。对他们而言，“为了人类满足从环境中获得资源的需要而形成的景观肌理”，造成了地中海不断的碎片化，“只有在克服这种碎片化的‘结构’之中，尤其是以海洋交往的方式，我们才能找到破碎中的统一性”。[33]因此，认可微观生态的多样性，“为我们研究生产选择的可变模式，权力、合作、效忠和依赖等关系网络的形成等课题找到了一种系统化方法”。[34]不论微型区域是大是小，或是否被隔离开来，重要的是“微型区域的连通性（connectivity）”。这种“微型环境内部及彼此之间复杂的连通性”是地中海统一性的黏合剂。霍登和珀塞尔的微型区域环境的理论模型可以帮助回答一系列问题，比如农业经济的可变性和风险性到底几何，比如从前对农民形象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将技术革新视作经济变革的起点可能也是错误的，再比如中世纪农业、城市和金融革命的观点未必立得住脚，周期性的灾难在历史变迁面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而在本地市场出售的日常用品也和长途贸易中的奢侈品一样，推动了商品流动与人口迁徙。总而言之，霍登和珀塞尔的地中海连续性的理论，否定了中世纪史学所坚持的突然转折、改革以及时代划分等内容。
随着霍登和珀塞尔著作的出版，地中海研究的正面和负面都显现出来。他们认为，“对区域史学新的兴趣，从根本上源自于人们试图去找到一种研究世界历史的不同方法”。[35]区域史学一方面抛弃了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标准这一过时的主导观念；另一方面，它既非帝国主义的，也非以种族为中心的排外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或者例外主义的——这些被认为是地中海研究所固有的。关于这些“主义”，希腊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在“实用地中海主义：从认识论到饮食，一切的借口”一文中提到了许多让人难以忍受的做法，尽管提到霍登和珀塞尔时他的观点有所改变。[36]这位人类学家所批评的着眼点在于，地中海并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文化区域”，这是连地理学家也已逐渐明白的事情。[37]对文化和空间一体化的否认，也体现在历史学家对于时间范围的质疑：地中海的起源是否是一个大滑坡，可以把我们带回古典时代甚至是史前时代；法鲁克·塔巴克（Faruk Tabak）的《地中海的衰落》（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中描写的16—19世纪与小冰川时代相关联的生态变化，影响地中海谷物、树木以及小牲畜产品的世界市场的兴起，这些是否颠覆了永恒不变的地中海，把我们带回到1870年？[38]或是说，我们是否回到了布罗代尔和年鉴学家笔下的那个看上去什么都不会改变的静止世界？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霍登和珀塞尔的微观生态和连通性理论所涉及的。
尽管我们仍然强调《堕落之海》这部书的重要意义，但是许多领域的批评者已针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出了严肃的质疑声。詹姆斯·芬特雷斯和伊丽莎白·芬特雷斯（James and Elizabeth Fentress）批评了霍登和珀塞尔的连通性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变化的存在，尤其是不把城市看做是一个变化的因素。[39]与此同时，布伦特·肖（Brent Shaw）质疑说：“海洋在同时起着阻隔和联结的作用，这是如何实现的？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40]托尼·莫尔霍（Tony Molho）对霍登和珀塞尔分析单位的不断变化、不断缩小提出指责，认为碎片化会导致无限倒退，产生无法进行比较的特殊性。[41]保罗·斯奎拉第（Paolo Squatriti）发现，连通性和微观生态的观点中否定了太多内容（如对国家、文化、宗教等），而没有给诸如地中海气候、植物等内容留下什么空间。[42]凯特·弗利特（Kate Fleet）说，书中缺乏对奥斯曼历史的认真研究，这是应当严重关切的一点。[43]爱德华·彼得斯（Edward Peters）提出疑问：长时段的一体化已经有多久的历史了？如何从地理上定义地中海，它又是怎样和欧洲联系在一起的？以上两个问题又和公元1000年的扩张问题有什么联系？[44]霍登和珀塞尔在哈里斯的文集中据理力争，在反驳的过程中，他们努力阐明自己的观点，回应针对他们的批评，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勾勒出未来的第二部著作——《液态的大陆》。[45]
正如霍登和珀塞尔所承认的，“早期的中世纪史家心里有一个地中海，但是与我们的地中海大不相同”。[46]麦考密克关注的焦点写在他著作的副标题上，“交流和贸易”，即研究旅行者及其总体流动、使用的物品（尤其是遗物和钱币）以及思想观念。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对新资料的鉴定方法上。在4篇附录中的数据表里，他给出了公元700—900年669位地中海旅行者名字，公元850年以前的61种阿拉伯硬币（mancosi），公元900年以前的111种阿拉伯和拜占庭硬币，从公元609/610年到968年之间的828份关于地中海内部及周围地区人口流动的参考资料。麦考密克得出了两项重要的结论：第一，他的研究明确指出，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是一个新发展的开端，随后公元800年左右一个新的上升发展趋势，而非公元1000年前后城市的兴起，标志着地中海第二商业周期的开始。第二，他认定，发展落后的欧洲人跨越地中海卖给富裕邻国人的商品，正是通过威尼斯水路向南运输的加洛林战争奴隶。
麦考密克的结论，肯定了皮朗关于伊斯兰世界的兴起和经济稳固对欧洲具有重要意义的看法，但是他把皮朗的观点颠倒过来了。公元7世纪，尽管罗马帝国晚期交换系统中贸易不断下滑，但并非是穆罕默德终结的。而在8世纪晚期，伊斯兰世界所开辟的财富与市场，成为新兴欧洲贸易网络崛起的催化剂，此贸易网随时间推移逐步发展起来。然而拜占庭学者和西方中世纪早期的批评者认为，麦考密克的结论只是夸夸而谈，毫无新意。因为他持有的大部分观点早已被专家学者所熟知，而且他有关远途贸易重要性的宏观经济假设也是存在问题的。[47]
威克姆的分析与霍登、珀塞尔和麦考密克的观点基本一致，并建立起一个针对经济交换问题的纠正框架，“这个用来解答疑问、总结归纳的框架，始终受到区域变化的限定”。[48]通过留心这些限定性条件，威克姆提醒我们注意三点内容：第一，交换的不同类型（礼品交换或商业贸易）以及交换的规模或水平（大到奢侈品、大宗货物买卖，小到地区内小规模交换）；第二，地中海贸易的三个周期：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以及从近代早期的大西洋世界至今；第三，“内部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远途贸易在经济上则稍显次要。[49]威克姆通过分析“财政结构、贵族财富、地产管理、居住模式、农民集体自治、城市化和交换”等变量来探索区域差异，但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一些其他的变量，比如“信仰体系、价值观、性别的角色和表现，仪式和文化习俗”，这些都可以加以整合研究。[50]
威克姆最后给出了中世纪早期七点明显的趋势。第一，“财政结构较之前几乎普遍简单化”；第二，“贵族阶层相对被削弱”；第三，“几乎各地的农民都有了更强的自主性”；第四，“贵族阶层在其文化与身份上有了大幅改变”；第五，“较之前有了更多的地域差别”；第六，区域的发展和中央国家的衰落意味着“大部分……地方社会中有一种显著的流动性”；第七，这一时期见证了“罗马帝国统一体的灭亡”。[51]因此威克姆强调，只有比较方法才能揭示造成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他认为，只有进行区域比较研究，才有助于我们明确历史上的因果元素或转折点。民族国家的形成并没有必然的、决定性的道路，应设身处地来研究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国——它们面临着与罗马帝国类似的问题，而不是把它们视为民族国家史的创造者。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宽泛的地理范围里，从查理曼的法兰克王国到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这一广阔的地中海视角出发，来检视主流趋势和主要问题。
大卫·阿布拉菲亚814页的新书《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主要讲述海的本身——它的岛屿、港口和人，而不是地中海周围的陆地。阿布拉菲亚的著作从一个独立作者关注人类和多样性的视角出发，纵览了24000年前在直布罗陀的洞穴中发现的第一位女性尼安德特人的骸骨，到3500年前建于马耳他姆那拉的神秘寺庙群中地中海最古老的大型建筑，直至2010年蓝鳍金枪鱼的灭绝和非洲难民的迁徙的消息。书中有意识地避免了布罗代尔的地理可能主义，而是介绍了一些人类角色，如商人、海盗、陆军、海军、难民、传教士、朝圣者和旅客，列举了他们在商业、文化、政治领域中进行互动和交流的生动范例，并将这些例子按照年代顺序整理为五个整合与瓦解的阶段，其中，多样性和易变性是这片大海唯一的统一性。[52]
2003年，阿布拉菲亚编辑出版的《历史上的地中海》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一系列修正性的观点。在这本书的绪论“什么是地中海”中，阿布拉菲亚划定了当今地中海研究五个不相排斥的流派或是“学派”。第一个学派，“地中海周边大陆的历史”，既要研究内部的和个别的历史，同时通过它们之间的联系研究整体的历史。第二个学派，对“作为世界文化基石的地中海文化”的研究。发端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比利亚海外扩张，使之与非洲、美洲和亚洲建立了联系，这把地中海研究和大西洋世界的研究联结在一起。在《人类的发现：哥伦布时代大西洋上的相遇》（The Discovery of Mankind：Atlantic Encounters in the Age of Columbus）一书中，阿布拉菲亚亲自发起了这项工作。这本书在谈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不仅探讨了12世纪欧洲野蛮民族的形象，而且还讨论了1341—1496年法兰西人和伊比利亚人对加纳利群岛的征服。[53]第三个学派是指“另一种‘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它通过一种比较研究方法，把地中海与其他“内海”加以比较，如撒哈拉沙漠、波罗的海和北海、地中海式的大西洋、加勒比海、日本地中海、印度洋等，[54]从而“把地中海看作是几处地中海，或是几处‘内海’其中之一”，这与在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的第一版中，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è de Acosta）的题词内容相反，题词中讲：“新大陆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个内海，堪与紧靠欧、亚、非三洲的地中海相媲美。”第四个学派指参照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1984年所写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和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1991年所写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从“穆斯林在地中海上的存在这一视角出发”，围绕“跨文化贸易和思想、人口交流平台”的主题，开展对“跨越基督教—伊斯兰教鸿沟”的商业或宗教接触与互动的研究。[55]阿布拉菲亚提出的最后一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霍登和珀塞尔所倡导的“地区数量无穷的观点”，由此“统一中的多样性”和“连通性”成为跨越和祛除人为历史分期的工具。
阿布拉菲亚给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反理论化的叙述，以支撑其传统案例研究、细节表述和历史上的多重因素的列举。在他参与合编的一本书《中世纪的边界：概念与实践》（Medieval Frontiers：Concepts and Practices）的引言中，他将“一些历史上的边界”概括为“公元1100—1500年含混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c.1100-c.1500）”，该文章使我们不仅深刻领会了他关于边界的研究方法，也对地中海和历史的研究方法有了总体了解。在当代世界，研究对象的定义（无论是在前现代研究，这里的边界研究，还是地中海研究当中）已经被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所主导，这就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思维习惯来把我们从过时的现代理论中解放出来，这也成为阿布拉菲亚研究开始的基础。他给出的七条“净化恩典”（cleansing graces）提醒我们要警惕自己的先入之见。这七条净化恩典适用于：核心和外围地区间的经济边界和“殖民地经济”的概念；政治边界和无国界的世界权力关系；区域内的飞地和异族区这些小型边界（而非外围边界）；因语言和身份认同所形成的文化边界；因相距遥远而形成的精神边界；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即“亚拉伯罕的三重遗产”的宗教边界；最后还有，面对新环境和新联系的刺激，人们会做出的多种反应。[56]总而言之，从阿布拉菲亚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太多，但他依旧慎于泛化概括，仍然致力于经验主义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
地中海研究方法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地中海呢？我们应当从宏观史和微观史两个层面来建构地中海研究的框架，以便理解某地或某个区域的物质文化、信仰、心态以及社会实际状况，同时也要理解其内部动力和外部联系。只要我们能不带偏见地开展具体研究，我们就能够发现趋同性。这种一致性并非过去所说的在某个方面或在某个体系层面上的相似性，以区别于文化孤岛理论；也并非区别于合作的冲突。这种一致性是一种比较方法，用来确定那些开展互动、发生相遇和进行交换的区域。从欧洲北部到地中海南岸的陆地之间的广阔区域里，存在着许多的边界和交换行为。我们可以从耕作技术的交流，贸易网络的建立，以及南北偏见的形成中窥其端倪。在南北偏见的背景下，人们认为意大利统一运动并没有统一意大利，反而将非洲与意大利剥离开来。同样，我们必须注意处于边界的人们对于转变与分歧的接纳，以及联系更加密切的人们之间所建立的强烈的自我认同。这种接纳与认同出现在16世纪东边的奥斯曼帝国和西边的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出现在更早之前的伊斯兰战士和基督教十字军之间，也出现在由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组成的小社群里。彼得·伯克提出了四种方法论概念，作为可能的研究途径：文化互渗或扩散（acculturation or diffusion）、调和（syncretism）、混杂（creolization）、抵制。在彼得·伯克以地中海互动为背景的人类学分类下，每一种方法都有其自带的优势和劣势。[57]
2007年，法国人类学家克里斯蒂安·布龙贝热（Christian Bromberger）在文章《桥梁、围墙和镜子：地中海世界的共存和对峙》中认为，“地中海呈现出三种彼此矛盾的形象”：交换、共存、扩散和共生的“和弦”形象；矛盾、不和、敌对、侵犯和种族清洗的“杂音”形象；以及一种有潜在文化共存的“人类学”的形象。[58]前两种用音乐来比喻的形象都有各自的问题：在第一种关于交换和相遇的表述中，无论是杂交还是混血，事实上既不符合《圣经》中的宗教逻辑，也与习惯法中社会流动性所能承受的群体成员身份不相容；而在第二种关于矛盾和仇恨的表述中，对穷人、被剥削者和弱势群体的社会学解释都强调得有些过。布龙贝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种分析，并且使用了另一种有关声音的比喻说法，即“一种普遍的基本旋律”，表现为“在相互作用的领域里，互补性的差异清晰可见”，以至于地中海成为“一个和邻居玩的（关于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和相互关系的）镜面游戏”。这些互补性体现在饮食习惯上（比如那些与酒和猪肉相关的习俗，或是有关血的象征性地位），在人的外貌上（比如剪发的时候头发是否要遮住头部，是留大胡子还是小胡子），以及在偶像观念上（是偶像崇拜、偶像仇视，还是偶像破坏）。这种镜面对称的游戏，既源自于“家族相似性”，也源自于时起时伏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使得互动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缓和”，规则也相应地有时被调适，有时被打破。“（通过呼吁研究者努力）理解互补性差异的起源和作用”，布龙贝热以一个人类学家敏锐的眼光总结出了“能够将（左邻右舍间）充满同情的好奇心，以及和平共处的状态转化为血性冲突的因素”。[59]
拥有必要语言功底的奥斯曼学者，可能是地中海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贡献者。如帕尔米拉·布鲁梅特（Palmira Brummett）、琳达·达林（Linda Darling）和莫莉·格林（Molly Greene）等学者，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美国学者研究伊斯兰世界开始于马歇尔·霍奇森，在他看来，地中海世界曾面向东方，而17世纪的科技革命使西方走向兴起，这是千年来欧亚文化同化和转变过程的顶峰。[60]布鲁梅特在对穆斯林地理学和制图学的研究文章《地中海的视野：一种分类方法》中，解释了伊斯兰世界是如何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地中海区域的。[61]达林运用了诸如文艺复兴和边疆研究（Border Studies）等西方研究范式探讨了一些主题，包括在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作用下国家的转型，地中海世界跨越边界的文化互渗方式，在此基础上对进步观和现代化观点等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62]格林研究了1699年前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克里特岛这一时期的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指出了向奥斯曼统治过渡过程中的连贯性。在她的研究中，奥斯曼人统治希腊人的时期，国际海洋秩序变得更加含糊不清；并且她认为，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同天主教和东正教基督徒间的关系一样，并不是十分紧张的。在她看来，在奥斯曼统治下，地中海的贸易与传统都在复兴之中。[63]如果有人有意深入了解地中海，纠正有关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述，近来问世的奥斯曼土耳其历史概述类书籍，如丹尼尔·戈夫曼（Daniel Goffman）的《奥斯曼帝国与近代早期欧洲》（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2002年），以及弗吉尼亚·阿克桑（Virgina Aksan）和丹尼尔·戈夫曼共同编著的文集《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版图的重绘》（The Early Modern Ottomans：Remapping the Empire，2007年），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探讨如何研究地中海这一问题上，艺术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同样是新近加入的重要参与者。与本文同期的一篇文章中，埃里克·德斯特勒论述了朱利安·拉比（Julian Raby）、罗莎蒙德·马克（Rosamond Mack）、丽莎·贾丁（Lisa Jardine）、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狄波拉·霍华德（Deborah Howard）和古尔鲁·内西珀格鲁（Gülru Necipoğlu）等艺术史与建筑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同时介绍了近期举办的两次展览，意在阐明在可视艺术领域东西方之间跨文化交流的类型。[64]在此，我要着重强调一下木下莎伦（Sharon Kinoshita）、卡拉·马莱特（Karla Malette）和妮娜·齐里（Nina Zhiri）的重要成果，他们对文学作品跨越语言、文化界限的传播和摹拟问题进行了再思考，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法国早期方言史诗，薄伽丘的故事集，也包括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不同手抄本和译本，南欧文献学研究中对于阿拉伯遗献形形色色的观点，还有关于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瓦赞·法西（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 al-Fasi）——西方人称之为约翰尼斯·里奥·阿弗里卡纳斯（Joannes Leo Africanus）——的引人入胜的故事。[65]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文学从拉丁文根源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方言传统中孕育，而后发展到地中海海域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后民族国家观念，对宗教分歧的淡化，以及将故事的交流与传播摆在批判性探究的核心位置，所有这些因素使人们对这些文学作品更宏大的语境和更广泛的影响产生了新的看法与理解。
地中海研究的意义
我们能从以上这些地中海研究方法中学到什么？地中海研究的内涵和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主要得出三点经验。第一，不管是在地方层面，还是在长距离或短距离的跨区域互动中，建立起区域内部变化的结构和机制，是我们获得深入理解所必需的。第二，应当认识到，地中海与其之外的“其他诸地中海”可以进行比较。第三，就“塑造欧洲”和“开创美洲”（the invention of America）的问题而言，无论是在国家纲领和政治模式，贸易和经济机制，或是宗教和信仰体系的角度，我们都需要对中世纪早期地中海的祖先们为近代早期欧洲和新大陆的发展所奠定的模式予以肯定。
对于区域内部来说，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研究主题，埃里克·德斯特勒在他的文章中就已经做了这项工作：贸易和贸易商，偶像和观念，文学和知识，艺术和建筑，宗教、政治和社会，文化中介者，以及性别。与此同时，我们也应重视理论家，比如研究“惯习”（habitus）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和研究“地方知识”的克利福德·格尔茨，他们都是在地中海另一畔的北非开展田野调查工作。我们需要综合考虑物质、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因此首先关注的主题应该是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基石：环境和家庭，这既包括公共社会，也包括私人空间，既包括语言，也包括沉默。这就把我们引向第二组主题，围绕财产、家庭以及家庭价值观中对以下内容的关注：知识和虚拟的亲属关系（教父母关系）、婚姻和继承、男性性别观（包括荣誉和羞耻、暴力、侮辱、世仇）和女性性别观（包括解放和压迫、隐居、面纱）。第三组主题围绕在私人和公众之间，它把我们从家庭事务引向国家事务，从私人生活圈的琐事引向公共节日、神话和仪式、资助和友谊、赠礼与款待、圣徒和朝拜。最后，我们必须要关注到个人角色，关注身份、公民权、态度和信仰、决策和应急行动的形成。
若想做一个区域内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历史，我们务必要超越本地的范围，考察更为宏大的背景，并牢记一点：土地、劳动力和交换等一些表面上是理所当然的事物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法律和习俗、宗教和信仰、语言和艺术等多方面因素调整确定下来的。历史学是一门历时性的变化研究，区域比较研究为我们分析变化和差异增添了空间上的维度。当比较研究开始涉足与其他诸地中海相比较的世界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从地方和区域朝着全球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从对共同特性的认同中所得出的普遍规律和经验，为结构和变化问题提供了空间和时间层面的解读。这样一来，就从宏观角度给出了多样性中统一性的结论。
地中海是如何“开创”而不是“发现”它在欧亚非之外的世界的？美洲的发现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所谓的欧洲扩张带来了“文艺复兴的黑暗面”，即奴隶制、殖民和世界霸权。早在8世纪末，在诸如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阿马尔菲等海上城市国家之间，与竞争中所产生的权力和斗争相伴随的是接触和征服。但最为重要的是，当伊比利亚—热那亚人的海洋、商业和殖民扩张不再局限于地中海盆地，而蔓延到所谓的地中海式的大西洋、西非、美洲以及亚洲岛屿上时，也把超过五百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好是坏，统统带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中。
有一种古已有之的偏见或是成见，认为是海洋把“堕落”带给了陆上的人们，这就好比认为是城市让来自农村不谙世故的乡巴佬也变得腐化堕落了。堕落的典型——海洋城市威尼斯，过分到居然有公爵和海洋结了婚！但是地中海研究的新成果最终告诉我们：事实上有关堕落的虚构故事意味着大海带来了接触、交流、贸易和变化，这就打破了所谓的社会恒久静止的神话；而无论是发展还是衰落、退化或是进化都不是必然的；如同“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the Serenissima，the Most Serene Republic）的堕落，这些故事只是虚幻和想象出来的。
地中海的构建和欧洲的重塑
人们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不仅构建了连续性和间断性的时间观念，也同样形成了大陆与海洋相统一的空间思想。韦罗妮卡·德拉·多拉在《绘制元地理：意大利与地中海地图的发明》一文中认为：“意大利和地中海共同享有一个本体论的特性，它们都是通过人类的想象，从陆地和海洋中划分出来的元地理学的对象。”[66]与意大利相同，直到16世纪，欧洲和地中海的概念仅仅是些地理表述。模糊的边界线和形形色色的人群错综复杂，而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统一区域的概念。但是德拉·多拉也解释了两种绘图方法是如何勾画出两种空间的：一种方法是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航海路线和波特兰航海图（portolan charts），它们描绘出“一个功能区域和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沿海区域”；另一种方法，15世纪初，托勒密地图引进西方，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紧密的地理区域和几何空间”，并“将意大利看作是整个地中海盆地一个独立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在这两类制图模式影响下，两种完全不同的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历史编纂学诞生了：霍登和珀塞尔倡导的沿海微型区域集合学说和布罗代尔的有机区域学说。”[67]
地图学为欧洲和地中海创造了历史，这尤其体现在诸如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的《补遗》（Parergon）等著作的历史地图中。[68]奥特柳斯《寰宇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一书中的地图附录描绘了远古大陆、圣经地理学和古典历史学中的地形地貌。1579年，补充了三幅地图的《补遗》第一次发行。在1595年版中，其扉页的底部醒目地写道：“地理学是历史的眼睛”（Historiae Oculus Geographia）。奥特柳斯的这句名言，也曾被纳入1570年第一版《寰宇概观》的序言当中。到了1624年版的《补遗》，39幅历史地图中的五幅都将地中海放在了中心位置，它们分别是《圣保罗的行程》（Peregrinationis Divi Pauli），《罗马帝国之景》（Romani Imperii Imago）、《欧洲，或古代凯尔特国》（Europam，sive Celticam）、《特洛伊·埃涅阿斯的航程》（Aeneae Troiani Navigatio）以及《阿尔戈英雄》（Argonautica）。奥特柳斯绘制这些地图，不仅用来研究历史，更多的是用来创造历史，创造一个“舞台”呈献给亦读亦游的人们，使其有机会去亲临那些年代久远、路途遥远的地方。
在1601年之后各版本的《补遗》中，最后三幅地图再现了三处地中海的人间仙境，这为那些在书海旅途中疲惫的旅客提供了休息和娱乐的地方。第一处是《塞萨利的天堂》（The Paradise of Thessaly）中的滕比（Tempe），这幅地图也呈现在阿布拉菲亚《历史上的地中海》一书的最后几页。奥特柳斯是这样描述滕比的：“在两座宏伟的山脉——奥萨山和奥林匹斯山中间的一块广阔而舒缓的平原（平原中央流淌着美丽而清澈的河流，佩纽斯河）。”我们可以从图中找到布罗代尔笔下的地理学大师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所记载的山脉、丘陵和平原。奥特柳斯这样写道：
这是一处目之所及最为引人入胜、美不胜收的景色。当夏天的烈日升到天空的最高处时，你会在平原上找到许许多多幽暗的树丛和阴凉处来遮阳避暑，旅行者们可以在此舒展一下疲惫的筋骨，摆脱酷热的天气，拭去黏人的汗水，去静下来专注于自己的事，他们就好像搬进了世界上最为舒适宜人的旅馆、客栈……在书的末尾，我们把它画进我们的地图册中，希望给那些疲惫的读者们以一处休憩的场所和快活的乐园。这也是我们描绘下一处景点，达夫尼，所希望达到的目的。[69]
第二处胜境，达夫尼（Daphne），叙利亚安条克的一处风景优美的郊区，它是阿波罗在世界上最为钟爱的一处地方。奥特柳斯这样描绘了她的美丽：
在这里，参天的柏树郁郁苍苍，它们与千姿百态的树木紧密地生长在一起，土地上好像筑起了一层遮阳的屋檐。树下的土壤里，随着季节的变化生长出五彩斑斓的花朵，散发出迷人的芳香。还有一处美丽而清澈的泉水。这里风景宜人，和风轻轻吹拂，为每个人带来了愉快和满足。[70]
接着，奥特柳斯介绍了《补遗》的最后一个景点：
出版者敬告读者：通过我们伟大国王的努力，古老的地理学已经佩戴上一个新的王冠，在领略过塞萨利的滕比和安提阿的达夫尼的美丽景色之后，西班牙的一处充满魅力的地方在此不应被遗漏掉，它同样因为其神圣而举世闻名。尽管王室修道院的描绘，是王室画师忙于绘制其他地理图册而花费很长时间才完成的。[71]
第三处人间胜景就是奥特柳斯的资助人菲利普二世在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的修道院、图书馆、大学和宫殿。镜板中的诗作称赞西班牙国王治下的宏伟建筑超越了古代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建筑，并夸张地问道：“谁能与国王相媲美？谁能与西班牙相媲美？”[72]毋庸置疑，答案在另一个强权手中，地中海世界东部的奥斯曼苏丹和他的帝国。如果把东部和南部伊斯兰世界排除在外而将地中海分割开来，这就否认了几个世纪的沟通和交流所形成的必然整体性，然而这些在这张地图上呈现出来了。
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认为，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一幅带有典型城市观念传统的画作，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清地中海周围的胜景。[73]创作于1595年左右的《托莱多风景》（View of Toledo），是为了宣传恢复托莱多成为宫廷选址，以维护其作为王室和教会所在地的历史传统而作的。画面中暴风雨来临前的浓雾景观，充斥着恐怖的气氛，以表现出虚幻的城市景象。1541年，多米尼克斯·希奥托科普罗斯（Doménikos Theotokópoulos），即埃尔·格列柯，离开出生地威尼斯的克里特岛，开始了横跨地中海的西行旅途。在对威尼斯画派的研究中，他以一种诠释的风格借鉴了乔尔乔内（Giorgione）笔下的《暴风雨》（Tempest），这是一幅为一座想象中的城市所创作的准自然主义的画作。埃尔·格列柯笔下的托莱多，呈现出一幅怀揣着宫廷归来的希望，企盼城市未来繁荣的景象。这幅画作通过删减掉城市的三分之二，并且重新安排当地地标的位置来构建参照系，使著名地标得以突出，如阿卡扎堡（Alcázar）、大教堂、阿尔坎塔拉桥（Alcántara Bridge）、塔霍河（Tagus River）和左下方一系列神秘的建筑，这些神秘建筑可能就是城市庇护人圣·伊尔德方索（St.Ildefonso）隐居的地方，即阿基莱恩斯修道院（Agaliense monastery）。为了更为本质地表现这座城市同外部世界相联系的政治、教会、战略、宗教和商业权力枢纽地带，画作的制图精度便被忽略了。这幅重组后的托莱多城市景观，可以取代威尼斯马略尔卡陶盘，作为当代地中海研究正在重绘的地中海新貌的象征。因为它重新整理了流传下来的传统，恢复了原有的表达方式，从而求得更深层次的真相和更为广泛的联系：比如我们重新构建欧洲的过程，不仅是从西方到东方，从北方到南方，同样也是从南方扩散到北方，从东方延伸到西方。前现代欧洲的重塑，需要我们对被遗忘和忽略掉的现实进行再次探索和重新改造，这也将会引导我们从过去的未知世界走向前途未卜的将来，并为平安度过命运的疾风骤雨做好充分的准备。
（约翰·A.马里诺［John A.Marino］，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译者张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校者刘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1] 2010年4月9日，在威尼斯召开的美国文艺复兴协会（Renaissance Society of America）的年会上，本文是“地中海研究趋势”专题小组递交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修订后的版本先后在以下场合宣读：2010年5月14日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举办的加州大学多校区研究项目：“地中海上的交流”世界历史会议；2010年10月25日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举办的“地中海地貌跨学科研讨会”；并于2011年3月9日在马耳他大学宣读过。在此感谢汤姆·加兰特（Tom Gallant）的批评与建议。本文英文版见John A.Marino，“Mediterranean Studies and the Remaking of Pre-modern Europe，”in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15（2011），pp.385-412。
[2] Salvatore Bono，Un altro Mediterraneo：Una storia commune fra scontri e integrazion i，Rome：Salerno Editrice，2008，p.19，n.1.该处指出，大约250万平方公里属于地中海海域，其余50万平方公里属于黑海海域。
[3] 转引自David Abulafia，ed.，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London：Thames & Hudson，2003，p.205。
[4] Eric Dursteler，Venetians in Constantinople：Nation，Identity，and Coexistenc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Baltimor：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21.
[5] Thomas W.Gallant，“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A Reassessment，” in Gerard Delanty，ed.，Europe and Asia：Towards a New Cosmopolitanism，London：Routledge，2006，pp.50-78.
[6]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eds.，Histories：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trans.by Arthur Goldhammer et al，New York：Beechhurst Press，1995，pp.477-649，Part IV：“Criticisms and Reformulations”； and André Burguière，The Annales School：An Intellectual History，trans.by Jane Marie Todd，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pp.46-59.See also John A.Marino，“Braudel's Mediterranean and Italy，” California Italian Studies［CIS ］，2010，pp.1-19.
[7] Fernand Braudel，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á l’époque de Philippe II，1st ed.，Paris：Armand.Colin，1949； 2nd ed.，2 Vols.，Paris，Armand.Colin，1966；英译本，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trans.by Siân Reynolds，2 Vols.，London：Collin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1973.
[8] 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Malden，MA：Blackwell，2000，p.77.
[9] Bono，Un altro Mediterraneo，pp.184-229.
[10] Bono，Un altro Mediterraneo，pp.142-183.特别是161—162页关于1980年代新的政治举措和164页关于巴塞罗那会议的内容。有关“巴塞罗那进程”的内容，参阅Irad Malkin，“Introduction”，in Irad Malkin，ed.，Mediterranean Paradigms and Classical Antiquity，London：Routledge，2005，p.1，n.1.
[11] Bono，Un altro mediterraneo，p.175.
[12] Fernand Braudel，“The Situation of History in 1950”，in On History，trans.by Sarah Matthew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6-7.（本段译文引自于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此处稍有改动。——译者注）另请参阅《地中海》第一版，布罗代尔写于1946年的序言中的关于为什么历史学家应从大处着眼的论断：“我也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抱负过大，不要责备我有高瞻远瞩的愿望和需要。历史学也许并不注定只能研究围墙内的花园，否则它肯定完不成它现时的任务之一，即回答当前使人焦虑的问题以及保持它与各种十分年轻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学科的联系。如果没有雄心勃勃的、意识到自己义务和巨大权利的历史学家，难道在1946年会有现代的人文主义研究吗？”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2nd ed.，1972，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pp.21-22.
[13] Fernand Braudel，“The Situation of History in 1950”，p.20.“我们大家都清楚社会史所拥有的危险，特别是在注视人类生活的深层水流时，会忘记一个个与自身生活和命运搏斗的人，忘记或许甚至否认每个个体具有的独特的本质……困难在于同时保持对于二者的敏感，当对其中之一燃起热情时，并不轻视另一个。”
[14] 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2nd ed.，1972，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p.16.“人们能否同时抓住一种因其持续的和戏剧性的变化而引人注目的历史，以及一种隐蔽的、几乎沉默无语而总是谨小慎微的、不被旁观者和参与者所察觉的、能够抵抗住时光的顽强侵蚀而几乎不变的历史？”另请参阅James Amelang，“Braudel an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Anthropology and Les lieux d’histoire”，in Gabriel Piterberg，Teofilo F.Ruiz and Geoffrey Symcox eds.，Braudel Revisited：The Mediterranean World，1600-1800，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0，p.239。
[15] 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2nd ed.，1972，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p.18.“划定任何事物的界限，都是确定、分析、重建，在本案中是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
[16] 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p.16.
[17] 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p.21.
[18] Fernand Braudel，“Personal Testimon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4，No.4 （December 1972），pp.450-452； 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2nd ed.，1971，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s，p.19； and Pierre Daix，Braudel，Paris：Flammarion，1995，pp.64-65，74-75．1927年1月，在其父亲过世之后，布罗代尔于当年夏天返回巴黎帮助料理家事。他也第一次开始了在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细致的资料研究，并将论文的题目改为《1559年至1574年菲利普二世和西班牙的地中海政策》（即从卡托—康布雷西条约的签订到土耳其人夺回突尼斯这一时期）。
[19] Fernand Braudel，La Méditerranée，1st ed.，1949，Preface，p.xv； and Fernand Braudel，“Personal Testimony”，p.452.
[20] 在此感谢琳达·卡罗尔（Linda Carroll）关于服装和官职方面提出的建议。
[21] Fitzwilliam Museum website，http：//www.fitzmuseum.cam.ac.uk/support/artfund/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ref=80774&_function_=xslt&_limit_=100，March 28，2010.
[22] 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Oxford：Blackwell，2000，p.9.
[23] 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Four Years of Corruption：A Response to Critics” in W.V.Harris，eds.，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348-375； and 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The New Thalassology’”，in a 2006 AHR Forum on “Oceans of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1，No.3 （June 2006），pp.722-740.Nicholas Purcell，“The Boundless Sea of Unlikeness？ On Defining the Mediterranean”，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18（December 2003），pp.9-29； Nicholas Purcell，“Colonization and Mediterranean History”，in Henry Hurst and Sara Owen eds.，Ancient Colonizations：Analogies，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London：Duckworth，2005，pp.115-140； and Nicholas Purcell，“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The View from the Customs House”，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pp.200-232.
[24] Horden and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p.5.
[25] Horden and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p.45.
[26] Michael McCormick，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A.D.300-9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18.
[27] Horden and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p.33.
[28] Christopher Wickham，The Inheritance of Rome：Illuminating the Dark Ages，400-1000，London：Allen Lane，2009，pp.223-224；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700-701.
[29] Horden and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pp.33-34.
[30] Ibid.，p.5.
[31] Horden and Purcel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New Thalassology’”，p.737.
[32] Horden and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p.2.关于欧洲南部气候和植被的历史，参见A.T.Grove and Oliver Rackham，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An Ecological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33] Horden and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pp.54，79.
[34] Ibid.，p.88.
[35] Horden and Purcell，The Corrupting Sea，p.722.
[36] Michael Herzfeld，“Practical Mediterraneanism：Excuses for Everything，from Epistemology to Eating，” Harris，eds.，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pp.45-63； and Michael Herzfeld，Anthropology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Critical Ethnography in the Margins of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37] 关于从后殖民角度和地理学角度开展地中海研究的新方法，另请参考Paolo Giaccaria and Claudio Minca，“The Mediterranean Alternative”，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14，2010，1-21 and accessed on November 17，2010 at http：//phg.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0/09/13/0309132510376850。
[38] Faruk Tabak，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A Geohistorical Approach，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8.
[39] James and Elizabeth Fentress，“The Hole in the Doughnut，”Past and Present，173 （2001），pp.203-219.
[40] Brent D.Shaw，“Challenging Braudel：A New Vis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14 （2001），pp.419-453.
[41] Anthony Molho，“Review，”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3 （2002），pp.486-492.
[42] Paolo Squatriti，“Review article：Mohammed，the early medieval Mediterranean，and Charlemagne”，Early Medieval Europe，Vol.11，No.3 （2002），pp.263-279.
[43] Kate Fleet，“The Mediterranean，”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Vol.6，No.1 （2002），pp.62-73.
[44] Edward Peters，“Quid nobis cum pelago？ The New Thalassology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4，No.1（Summer 2003），pp.49-61.
[45] Horden and Purcell，“Four Years of Corruption，”pp.348-375.
[46] Ibid.，p.350.
[47] Warren Treadgold，“Review：Travel and Trade in the Dark Ages，”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6，No.1 （March 2004），pp.80-88； and Julia M.H.Smith，Review ［untitled］，Speculum，Vol.78，No.3 （July 2003），pp.956-959.
[48]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825.
[49] Christopher Wickham，“The Mediterranean around 800：On the Brink of the Second Trade Cycle，”Dumbarton Oaks Papers，58 （2004），pp.161-174 at 162-165.
[50]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825.
[51]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p.827-831.
[52] David Abulafia，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London：Lloyd Hopkins，2011.
[53] David Abulafia，The Discovery of Mankind：Atlantic Encounters in the Age of Columbu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关于16世纪地中海和大西洋世界之间联系的例证，参见David Wheat，“Mediterranean Slavery，New World Transformations：Galley Slaves in the Spanish Caribbean，1578-1635，”Slavery and Abolition，Vol.31，No.3 （September 2010），pp.327-344。
[54] David Abulafia，“Mediterraneans，”in Harris，eds.，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pp.64-93.
[55] 关于这一方法，2010年3月两篇最新的研究综述特别值得一提。Monique O’Connell 精湛的评论文章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the Mediterranean，or，Between East and West” 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得力于东西方的交流和文艺复兴对人口、商品、思想和传统的同化。该文章被收录进一本新的电子杂志California Italian Studies （http：//escholarship.org/uc/ismrg_cisj）之中，此杂志还包含了与“地中海中的意大利”相关的47篇其他的主题文章。呼应文艺复兴研究新转变的第二位学者是Francesca Trivellato，他的研究综述 “Renaissance Italy and the Muslim Mediterranean in Recent Historical Work”（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82 （2010），pp.127-155）明确这一问题在当今十分引人注目。Trivellato文章的开头，引用了1951年Roberto Sabatino Lopez发表在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上的一篇文章 “Still Another Renaissance”，该文章以一位中世纪经济史学家的视角，指出10世纪是“新生”和“欧洲登上世界优势地位这一漫长时代”的开端。
[56] David Abulafia and Nora Berend，eds.，Medieval Frontiers：Concepts and Practices，Aldershot，VT：Ashgate，2002，pp.1-34.
[57] Peter Burke，“Civilizations and Frontiers：Anthropology of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in Marino ed.，Early Moder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Kirksville，MO：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23-141.
[58] Christian Bromberger，“Bridge，Wall，Mirror：Coexistence and Confrontation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History and Anthropology，Vol.18，No.3 （September 2007），pp.291-307.
[59] Christian Bromberger，“Bridge，Wall，Mirror：Coexistence and Confrontations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pp.301-304.关于良性共存是如何实现的，参见Brian A.Catlos尚未完成的著作 “Paradoxes of Pluralism：Ethno-Religious Diversity and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该文将另一种便利（conveniencia）原则的发展，看做是中世纪地中海的民族—宗教互动的典型。
[60] Hodgson （1922-1968） 在The Venture of Islam：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3 Vol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中陈述了他的观点。
[61] Palmira Brummett，“Visions of the Mediterranean：A Classification，”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Vol.37，No.1 （Winter 2007），pp.9-55.
[62] Linda T.Darling，“The Renaissance and the Middle East，”in Guido Ruggiero ed.，A Companion to the Worlds of the Renaissance，Oxford：Blackwell，2002，pp.55-69； Linda T.Darling，“Politic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World”，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38 （2008），pp.505-531； and Linda T.Darling，“Mediterranean Borderlands：Early English Merchants in the Levant”，in Eugenia Kermeli and Oktay Ozel eds.，The Ottoman Empire：Myths，Realities and“Black Holes”，Istanbul：Isis Press，2006，pp.173-188.
[63] Molly Greene，A Shared World：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Molly Greene，“Resurgent Islam：1500-1700，”in 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pp.219-249； and Molly Greene，Catholic Pirates and Greek Merchants：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64] Eric R.Dursteler，“On Bazaars and Battlefields：Recent Scholarship on Mediterranean Cultural Contacts，”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Vol.15，No.5 （2011），pp.413-434.
[65] Sharon Kinoshita，“Medieval Mediterranean Literature，”PMLA，Vol.124，No.2 （March 2009），pp.600-608，and Sharon Kinoshita and Jason Jacobs，“Ports of Call：Boccaccio's Alatiel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37 （2007），pp.161-193.Karla Malette，“Beyond Mimesis：Aristotle's Poetics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PMLA，Vol.124，No.2 （March 2009），pp.583-591； Karla Malette，The Kingdom of Sicily，1100-1250：A Literary Histor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5； and Karla Malette，European Modernity and the Arab Mediterranean：Toward a New Philology and a Counter-Orientali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Oumelbanine Zhiri，L’Afrique au miroir de l’Europe：Fortunes de Jean Léon l’Africain à la Renaissance，Travaux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247，Geneva：Droz，1991.
[66] Veronica della Dora，“Mapping metageographies：The Cartographic Invention of Italy and the Mediterranean，”California Italian Studies，Vol.1，No.1（2010），p.1.
[67] Ibid.，pp.2-3，22.
[68] John A.Marino，“The Invention of Europe，”in John Jeffries Martin ed.，The Renaissance World，London：Routledge，2007，pp.140-165.
[69] Cartographica Neerlandica Map Text for Ortelius Map No.231，Tempe，online，http：//www.orteliusmaps.com/book/ort_text231.html，accessed October 18，2010.
[70] Cartographica Neerlandica Map Text for Ortelius Map No.232，Daphne，online，http：//www.orteliusmaps.com/book/ort_text232.html，accessed October 18，2010.
[71] 1591年奥特柳斯借鉴了佛兰德美术家Pierre Peret （1555-1625） 基于西班牙画家Juan de Herrera （1530-1597）的画作而完成的雕刻，第一次描绘出埃斯科里亚尔的景象。
[72] Cartographica Neerlandica Map Text for Ortelius Map No.233，Scenographia Totius Fabricae S.Laurentii in Escuriaco，online，http：//www.orteliusmaps.com/book/ort233.html，accessed October 18，2010.
[73] Jonathan Brown，“In Detail：El Greco's View of Toledo，”Portfolio，Vol.3，No.1 （January-February 1981），pp.31-39； and Jonathan Brown and Richard L.Kagan，“View of Toledo，”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11（1982），pp.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