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赵抃清白思想与廉政文化的特点

综观赵抃一生，不是在中央朝廷数度为言官、谏官，就是在地方主政一方，数度为县官、州官和府官；朝廷谏官与地方主政这两方面构成了他的事业和生活。

（一）清白文化的特点

他作为谏官，类似于今天的纪检官，主要是言论和奏疏。直言敢谏，弹劾贪腐，不畏权势；公忠体国，遵守法纪；善于分别君子与小人，主张“评议官公举”，是他在朝廷谏言所体现的清白文化的特点。

他作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主要是政策和政绩。为政简易，行中和之政；“诚心爱人”，“以民心得失为重”，以民之惠利为本；既“以宽为治”，又能度势宽猛，刚柔相济；“崇学校，礼师儒”，干实事，“体官恤民”，是他主政地方所体现的清白文化的特点。

（二）清白思想的总特点

在御史司谏言官方面，他主张选用“清强官”，以“爱直”为标的；在地方主政方面，他主张“学术才行备具”，清白奉献。“清强”与“清白”，这是赵抃清白思想的总特点。

（三）赵抃“清白文化”的主要内涵

1.主张谏官御史评议官（类似于今日之纪检官）当选用“天下第一流”的“清强官”，而且一定要通过“公议”“公举”（众人评议）的程序，“内外公议”才能举荐出人才

苏轼认为这是赵抃与其僚属善于识人用人主张的功劳：“是时将用谏官御史，必用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备具，为一世所高者不与。”正因为用了第一流学术才行备具的谏官，故“是非明辨，而赏罚必信，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忠良全妥”。（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

其典型的例子是朝廷任用平庸“素无士誉”的汤夏做开封府执法的判官，赵抃上劄子要求罢免，主张一定要任用“清强官”。

赵抃在弹劾奸佞不法的枢密院副使陈旭时，提出了“公议”主张。他认为：凡升迁一人，一定公议允许，人无意见，方谓“得人”；如果公议不平，人言不可，就谓之“失人”。有群众公议，就“为朝廷斥邪幸之党，杜奸慝之门”提供了基本保证。（《赐宸断屏黜陈旭劄子》）他主张“详议官”（检查官员）应实行“公举”，以塞浮竞弊幸之路。他根据这个原则，坚决要求罢免纵容本家营私、结交权贵的贪官萧汝砺“评议官”的职务。

2.为官者当有铁面无私，“通方亮直”的优良品质，有“重在天下之民心得失”的情怀

赵抃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安石多任用一心谋财利而失天下民心，“顺非文过，违众罔民”的小人。他弹劾王安石刚愎自用，一个“制置条例司”竟任用了四十余个这样的人，分配为“诸路提举官”，引起“物论喧哗，人情惊骇”。以司马光为首，范镇、吕公著、吴师孟、张次山、范世京等十余个重臣要求外放做官，退出朝廷。赵抃弹劾王安石用人不当，要求制止贤官外流的状况。他主张应以“天下之民心得失为重”，而不应以追求财利为重。（《乞罢制置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官劄子》）

赵抃主张“国家置御史台”，目的是为了“执法司直，肃正天下”，因此用谏官“必得端亮公正之士，同心协定，维持纲纪，以重朝廷”。（《论命俞希孟别与差遣状》）

赵抃以铁面无私、清白纯明的思想言行自作表率，神宗表扬他“纯明不杂，金玉自昭”，能“识其公器”，以国之大事为先，治蜀而“蜀民歌之”。神宗因此而将赵抃升至相位并制定了“丞相之治者，宜有通方亮直之臣”的原则。

3.民生为重，民用为先，勤政为民，踏踏实实干事，从实际出发，实事必求其是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例如：请求根据地方实情，免除泗州酒坊钱。（《乞放泗州酒坊钱劄子》）淮南路酒坊酒户为官吏盘剥，“破竭家产，赔纳官钱，负欠积压”。赵抃要求皇上允准酒户按正常比例缴纳买扑酒坊课税，以现钱缴纳。又如，要求赈救河北、京东路流移之民。京东、河北天旱民饥，“流民饥殍，充满道路”。赵抃要求为民祈雨。汴京汴河两岸增筑堤岸，宦官借机敛财，赵抃请求停止宦官掌握修筑汴堤大权的状况。又如，县官应管理本府界内的水涝问题；请求废除运盐司，停止扰民的问题；要求废除扰民均税的问题，均是以民生为重，从实际出发的好例子。最有名的例子是赵抃主政越州（今绍兴）时，制定旱灾预案，为防大疫盛行，先计算粮食出入，挖掘食品资源，有序救灾，以身作则，使人人尽其力，创造了“越州救灾模式”。这类事例甚多，由此可见赵抃以民生民用为重，关心民瘼的情怀。这种情怀和情操是儒家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唐宋时代，特别是宋代理学，已把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扩展成为“圣人之心民为本”的思想，“天地之心即圣人之心”，民生为重就是圣人之心，天地之心。赵抃是儒家圣人以民生为心的传统的直接传承者和践行者。

4.惩贪反腐，正风祛邪

决狱断案要秉公执法，“明正典刑”，对百姓的冤假案或处理过重失当的案件，以及对失职有过错处理不当的官员的案件一定要加以纠正。而对于贪赃枉法的案件，特别是贪渎失职、行贿臣僚的官员反而升官受赏的案件，赵抃认为“有失国家权重”，一定要严加惩处。对于贪赃枉法，结交权贵子弟，巴结上司，中饱私囊，卖官鬻爵，如同商贾的人，赵抃要求当从严惩处。贪赃行贿案件，要“估赃”的价值，按赃款大小定罪。对于做官不顾羞耻，公行贿赂，放纵罪人，关碍说情，上欺下瞒，随意枉法定罪的官员，赵抃主张严查秉公处理。如果累次上疏皇帝都扳不倒的“贪邪之官”，他坚决要求同贬出朝，决不同朝苟合。这类事例很多，见于他的奏疏和有关事例。总之，痛恨贪腐，诛除强恶，清白为官，是赵抃清白文化的闪光点。

5.端正官纪，讲究规矩，以忧患意识纠正社会奢靡之风

赵抃提倡为官当有忧患意识，提倡无论官民均要“知耻”。他提供舆论监督，讲究众议口碑。他主张对官员的奖惩升降都要建规立矩，讲究按规矩办事，按朝纲行事。他上疏建议对于犯错犯过失、承担罪责的官员，不能在当地承担了罪责，又调任另一个地方了事。对于出入枢密机要之地和拜访结交权贵之门，都要制定“条令”，加以“约束”，以杜绝请托拉关系之风。他反对人浮于事，主张减免冗官，特别是副使副职过多的冗员。这个建议是针对北宋朝廷的要害问题的。冗官冗员过多，是北宋朝廷国家机器权威轻佚的要害问题，也是事关北宋社会安危的一个重要因素。赵抃是在北宋中期敏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先进人物之一。

对于尸位素餐不作为的官员，赵抃坚决主张罢免。特别有趣的是，他曾上疏皇帝，揭露有的官员为了留任和升职，竟怂恿百人上访的歪风，要求制之。

针对巴蜀地区奢靡之风，赵抃主张当官要有“松柏之心，冰霜之操”，端正官纪。他以身体力行的表率行为治蜀，一琴一鹤，以身率人，“蜀风为之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