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的现实基础

一、集群创新正效应的案例及分析

（一）硅谷集群创新案例分析

硅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产业集群，20世纪的三次重大技术革命，即70年代的半导体技术革命，80年代的PC技术革命，90年代的Internet技术革命都发生在硅谷。硅谷是全美国经济增长最快、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其生产力的增长率2004年比全美国平均水平高出31%；所获得的专利在全美国所占比例已经超过10%，1994—2004年每十万人拥有的专利数从114项上升至377项，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25项。2004年，美国的专利和商标机构授予硅谷9 060项专利，这一数量为全美国专利数的11%，占加利福尼亚的47%（付信明，2009）。

作为世界最成功和最具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园区，硅谷模式对创新的促进体现在诸多方面，结合本书的研究，以下几点可引起重视。

（1）丰富的智力资源：硅谷有五所世界著名的大学和若干首屈一指的研究中心，成人中41%以上具有学士学位。

（2）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硅谷有着独特的创新文化，其主要特征可归结为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等。

（3）完善的创新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研发、科技咨询、工程技术服务和工业设计等部门。

（4）庞大的风险投资规模：硅谷内的著名企业如Intel、Yahoo、思科、升阳等公司都是靠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风险投资支撑着硅谷创新集群的发展。

（5）既合作又竞争的企业关系：硅谷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每个企业都努力抢先于竞争对手将新技术或新产品推向市场，从而推动企业不断创新，并且硅谷内部的创新多建立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之上，即达到了“竞争—创新—合作”的良性循环。

（6）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促进了知识溢出：硅谷的创业者在同学、同事、以前的雇主和雇员等关系基础上，形成了相互信任与密切合作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这种关系网维护着企业之间的广泛合作与知识共享，为知识扩散和溢出构建了一个重要平台。

（二）晋江鞋业集群创新案例分析

目前晋江鞋业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重视，晋江是中国最大的旅游运动鞋生产基地和世界运动鞋的重要生产基地。鞋业已成为晋江产业经济发展的一张“王牌”，鞋业经济成为晋江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晋江市现有制鞋企业3 000多家，鞋业配套企业1 000多家，出口企业445家，从业人员超过35万，年产各类鞋达9亿多双，年产值近200亿元。其中，旅游、运动鞋总产量占全国的40%、世界的20%，产品60%打入国际市场，远销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

陈鹏（2007）研究发现截至2006年年底，晋江市鞋业企业共拥有32个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占全国运动鞋行业的一半以上，还有60多个福建省著名商标和名牌产品。一批拥有较强竞争力和较大市场份额的品牌如安踏、亚礼得、爱乐、361o、特步等，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品牌。

通过对晋江产业集群的分析发现，该产业集群通过多方面的因素支持了集群内部的创新活动。

（1）独特的社会文化：长期以来晋江形成了较浓厚的“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与开放、趋利的经商文化传统，使得当地的经营者具有相对开放的思想，易于开展企业间的合作，组建集团公司。

（2）紧密的社会网络：晋江独特的闽南文化、语言、风俗和密切的人际关系形成一个社会网络。在这个密切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当地的企业家们用自己的方式通过非正式的交流促进了相互的信任。

（3）知识溢出和扩散非常容易：在晋江鞋业群体发展起来以后，由于地理接近，企业间密切合作，企业与中介机构可以面对面打交道，这种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传播，由此形成知识的溢出效应，可以降低包括技术、专业技能、营销管道、品牌声誉等内容的行业壁垒。

（4）良好的分工网络：在晋江鞋业集群中，企业间存在分工和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信息、技术、知识分享机制和良好的合作氛围。在一定程度上，集群中一方的企业资产可以被另一方的企业所利用，从而加快技术创新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分工网络不仅降低了创新在技术上的难度，提高了创新发生的几率和在商业上的应用价值，而且网络内企业间显著的学习效应和大量的同类企业的竞争使创新的波及效应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扩展到整个鞋业集群。

（三）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创新案例分析

鄢陵县隶属河南省许昌市，处于亚热带大陆性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的过渡地带，是南花北移、北花南迁，南北花卉引种、驯化的理想基地，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

鄢陵花木栽培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和良好的知识存量。到2005年，鄢陵县花木种植已普及全县12个乡镇，集中分布在柏梁镇、陈化店镇、大马乡和张桥乡4个乡镇，种植面积已达26 667公顷，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2%，创产值16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6%，专业村由原来的4个发展到122个，专业户达1.8万户，种植的品种由原来的400多个发展到2 300多个，花木企业由1959年的1家国营园艺场发展到目前的各级、各类企业577家。其中38家具有国家颁发的二、三级园林绿化资质证书（苗长虹，2009）。

通过对鄢陵花木产业集群在花卉培养创新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专业化分工、知识增进以及这两方面的交叉影响对其集群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

（1）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集群内出现了花农、花工、经纪人、技术设计人员、服务人员。深化的专业化分工，为拓展全县花木产业的生产规模、市场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供了有效保证。

（2）知识积累和学习：一方面鄢陵有着独特而深厚的历史基础，积累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通过“干中学”、“用中学”、对外部知识的模仿和学习以及集群内部畅通的相互交流促进了知识的学习、扩散和溢出。

通过以上三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区域经济模式或者一个创新系统环境，对集群内部企业的创新起到了大大的促进作用，这可以从集群系统的内部竞争、知识溢出、集群文化、社会资本、专业化分工和资源禀赋等几个要素来加以体现。即集群系统的这些要素的丰富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和绩效水平的提高。

二、集群创新负效应的案例及分析

（一）永康保温杯产业集群的昙花一现案例

小五金是浙江永康市的传统产业，永康号称“五金之乡”，而且永康人具有世代相传的“跑四方”的工匠手艺，这些形成了该市五金产业跻身于国内五金产品市场的优势。1995年4月，该市的不锈钢保温杯生产还仅限于几家小企业，5—6月生产厂家数量逐步增加，到9月份之后，由于供销渠道畅通，制造成本与市场销售价之间的利差的推动，产品供不应求，大量五金制品的小企业纷纷转产，突击生产保温杯，在11—12月份的高峰期间，有1 300家从事保温杯生产及与其配套的厂家，永康市保温杯生产线扩张到2 000多条，1995年一年保温杯的产值估计为15亿～17亿元。

但好景不长，1995年12月份之后，出现全行业衰退，保温杯产量开始急剧下降，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不断退化，此时，企业主之间正常的信任和承诺关系网络也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人文环境的恶化，更加剧了偷工减料之风的蔓延，这两者相伴而生，互相强化，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毁灭，两个月之后月产值仅为高峰期的1/80（卢杰，2009）。

永康保温杯集群的衰败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1）集群内企业的过度竞争：永康小五金企业的“一窝蜂”现象和保温杯的低壁垒使得很多企业通常进行几乎完全类似的生产，必然会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而一旦供过于求，由于集群的过度竞争，企业必然竞相降价，这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收益进而减少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达到降价的目的，开始出现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现象。

（2）集群内部过度的知识溢出：在五金产业集群基础上形成的保温杯产业集群的网络主要是由血缘、亲缘、地缘和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交织而成，这种高密度的信息网络使集群内的各种信息和知识迅速传播。企业很难为其先进技术和知识设置有效的“防泄栅栏”，创新成果会很快被模仿，成为集群共有资源。特别是大量企业进入使利润很快降到最低水平，这使最初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产品的企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其创新的动力受到了抑制，后期创新不足。

（二）128号公路区产业集群的衰败案例

128号公路是波士顿郊区的一条高速公路，长108公里，距市中心16公里，环绕波士顿呈半圆形（江文青，2011）。公路两侧的高科技产业密集区（包括米德尔塞克斯、萨福克、诺福克和埃塞克斯四县）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呈线状分布，并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大学相连。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联邦政府巨额研制资金和军品定单的强有力的支持下，128号公路地区的创新活动极其活跃，发明层出不穷，新的公司不断涌现，如晶体管、半导体芯片、电子计算机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军事科技领域的需要催生了该地区的繁荣（江文青，201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128号公路地区开始日显僵化，发展速度放缓。冷战结束后，随着军品定单的减少，128号公路地区顿时面临严重衰退，曾在20世纪80年代以DEC、Wang及Data General等大型电脑引领电脑科技业的波士顿，经历了市场转向小型个人电脑的巨大冲击，开始落后于硅谷（王发明，2006）。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128号公路的衰败？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通过对相关学者研究的总结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过度的嵌入性导致了路径依赖：128号公路的形成机制使得该地区的企业长期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依赖程度过深，该地区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远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需求（江文青，2011）。

（2）过度细致的分工使集群变得封闭：由于集群内部企业之间分工细致，决策过程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闭合性结构，导致决策逐渐迟缓，甚至脱离实际，组织内创新气氛减弱，甚至是抑制了创新。

（3）紧密的协作网络导致了集群的弹性降低：高度内聚性的网络特征有利于培养成员之间的信任、克服网络内搭便车行为的产生，但同时也使得网络的开放性及弹性降低。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因而需要对彼此之间的联结状态做出相应的更改时，就会变得十分艰难。

（三）东莞PC制造业集群出现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东莞市形成了一批电子信息企业集聚明显的产业重镇，如石龙、石揭、寮步、清溪、虎门、塘厦、黄江、长安、常平、厚街等。但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该地区也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

广东东莞地区的PC制造业的主要特征是高度分散化的生产体系和以外资大企业为核心的创新组织结构。在生产过程中，核心企业根据市场变化，通过对不同零配件供应商的组合来实现灵活的生产方式，从而满足了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在竞争中保持了较大的优势。大量围绕核心企业进行生产的中小企业虽然通过对核心企业的跟随与模仿实现了产品创新和技术变革，获得了暂时的竞争优势，但由于其缺乏独立创新能力，核心企业一旦“移情别恋”，整个集群便会因为缺乏“领头羊”而走向衰败。

近年来，广东部分地区的外资企业纷纷迁往长三角而引起了本地经济的衰退已证明了这一点（王雷，2003）。

通过对该集群的分析发现，造成目前的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该集群的协作关系是以小企业在技术、财务、产品等方面对中心大企业的依赖为特征的。这种形态的网络结构必然导致过度专业化和僵化，基于演化经济学中技术演化的“路径依赖”，一旦集群面临市场和技术变革压力，群内企业就很难通过技术转型而存活下去。

（四）茂化实华停产风波案例分析

2004年10月28日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化实华），由于原材料被供应商中国石化茂名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炼股份）强制性切断，被迫停产，至2005年3月21日才恢复原材料供应，这就是震惊中国股市的“茂化实华停产风波”（李映东，2005）。

通过对茂化实华停产事件的经济学分析可发现，茂炼股份威胁并最终中断对茂化实华的原料供应实质上就是“敲竹杠”或“要挟”行为。这是因为茂化实华所拥有的加工液态烃的石化装置就属于关系专用性资产。因为这套装置只能用于与茂炼股份的交易关系之中，离开茂炼股份的原料，该装置就成为一堆废铁，此时茂化实华根本就不可能从其他地方得到同样的原料，或者即使能得到但成本却非常高（李映东，2005）。

这说明出于专业化分工的目的而持有的专用性资产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是有一定局限的，而超过一定范围企业就可能面临被“要挟”的风险，反而会增加交易成本，这是因为要挟可能性的存在，会增加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因为一方总是想占有更多的准租，另一方总不希望被要挟，双方都有戒心，也都在防备对方，哪里来的信任呢（李映东，2005）?

通过对以上四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促进集群创新的因素：内部竞争、知识溢出、经济嵌入性、社会嵌入性、专业化分工等也可能成为集群发展的绊脚石，甚至是集群衰退的推动力。

这说明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创新环境，其内部的诸多要素的丰富性对创新的促进是有一定范围的，超出这个范围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在制定集群创新政策时，往往需要追求“适度”，或者通过一些相关政策，对这些要素进行取长补短，趋利避害。比如可以对知识溢出方进行经济补偿，而不是减小知识溢出的速率，这样一方面鼓励了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促进了知识在集群内部的扩散进而增加了集群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