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绪论

第一章　壮族简介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壮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其中，绝大部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现有壮族人口1700多万人，约占广西总人口的33%、全国壮族总人口的90%，主要分布在广西南宁、柳州、百色、河池、来宾、崇左、防城港、贵港、钦州等市。除广西外，另有部分壮族人口分布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壮族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壮族聚居的广西柳江及来宾等地发现的大量原始文化遗址，证明了远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广西就有古人类居住，典型的如柳江人，距今已5万多年，据考证为壮族的远祖。迄今发现的柳江人、麒麟山人、西畴人等近20处人类化石地点，1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横县西津、邕宁长塘、南宁豹子头、扶绥敢造、隆安大龙潭等3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田东、宾阳、武鸣、恭城、平乐等地的大批春秋战国墓葬，以及左江流域和云南麻栗坡发现的一批具有地方民族风格的原始崖画等，都证明了壮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通过对广西史前人类骨骼和现代壮族人活体的调查和研究，也证明壮族是我国南方民族。在我国南方发现的大量的史前古人类化石的体质特征表明，壮族与历史上岭南的古代居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壮族在人种上属蒙古利亚人种华南人类型，其祖先最早应追溯到柳江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已具有鼻孔宽阔等热带人类的一些特征，体骨与股骨显示出其身材矮小，与现代东南亚人比较接近。专家认为，柳江人与北京山顶洞人比较接近，都是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但其体质特征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到了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不同的地方变异类型。桂林甑皮岩人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居民，其体质特征与柳江人有着继承和发展关系，而且与蒙古人种南亚型接近，这一类居民广泛分布于广西、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很可能是古越人的祖先。通过颅骨测量项目的比较，广西罗泊湾人与甑皮岩人和现代壮族比较接近。其体质特征与华南人类型最接近，应属华南人类型，而且可能就是长期生活在本地的民族。总之，柳江人、甑瓦皮岩人等，与现代壮族人都有着较多较明显的相似体质特征，说明他们有可能是壮族的直系祖先。

据古籍记载，最早居住在广西境内的有“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等部落，今天的壮族就是由这些部落演变而来。壮族的自称有20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称为“僮”，后改为“壮”。壮族先民主要分布在岭南，先秦时期，壮族属于百越的骆越、西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柳江县的“柳江人”，柳州市的“白莲洞人”，来宾市的“麒麟山人”等。这些古人类活动的区域就是壮族先民的分布地域，也是今天壮族的聚居地域，现代壮族人即为这些古人类的后裔。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人、“西瓯”人、“苍梧”人。骆越国是岭南壮族先祖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的《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逸周书》亦称《周书》，为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所记商周之事，当有所依据。《吕氏春秋·本味》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的语言倒装为骆越。“僮”的民族称谓出现于南宋时期。宋人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议”中，提到宜山有“僮丁”。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进一步指出：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曰嘹、曰獞、曰仡佬”。此后历代多沿用“獞（僮）”名，到明代，“獞”名引用逐渐增多，但往往与“瑶”并举，到清代，对“獞（僮）”名的引用已较普遍。1949年后，经深入调查和民族识别，把广西、云南、广东等地自称“布壮”“布土”“布农”“布泰”“布班”“布陇”“布诺”“布衣”“布民”“布越”“布寮”“布雅衣”“布曼”等的民族统一称为僮族。后因“僮”字的含义不够清楚，又容易读错音，1965年，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把“僮”改为“壮”，把“僮族”改为“壮族”。壮族名称虽随代而异，但其主要源流从百越的西瓯、骆越，到乌浒、俚、僚、僮、俍，再到现代的壮族，是一脉相承的。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壮族的先民——西瓯骆越人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农业和手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岭南正式纳入当时的中央封建王朝版图，壮族先民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自秦汉开始，壮族先民进入奴隶社会。唐宋时期，奴隶制解体，桂东地区的壮族进入以地主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桂西地区的壮族则进入以领主经济为主的封建农奴社会。在政治制度上，桂东地区自秦汉以来实行与中原地区一样的郡、州、县制度，桂西地区至唐代才设立“羁縻”州，宋、元、明、清实行土司制度，由壮族首领直接统治。清末民初改土归流完成，结束了土司统治制度。

壮族称屋为“干栏”。传统壮族住房的主要形式有全栏式、半栏式和平房三种。全栏房属全楼居式，上层住人，下层养牲畜和存放农具，是传统的住房形式；半栏房以一开间为楼房，楼上住人，楼下放牛、羊、农具等，另一间为平房，平房多为三开间。干栏是一定时期壮族住房的主要形式，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及农业生产的需要。壮族及其先民常选择依山傍水、近邻田地、地基厚实、地势高凸、向阳通风的“弄场”来建设村屯。这些“弄场”因平地较少，地势较陡，坡度大，壮族人在修建住宅时，为了扩大住宅面积，常在房屋一侧临空发展，在下边安装数根柱子支撑，逐渐形成这种干栏式建筑的风格。这样的村落地址地质结构稳定，土层深厚，适合建造永久性的居所，附近又有丰富的水源和充足的耕地，使当地居民有可靠的生活来源。选择这样的地理位置作为村落点，既方便生活，又有利于农业生产。壮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扩大了居住面积，具有较好的通风、透光、祛湿、防雨、排水、防蛇虫野兽的作用，是当时较宜居的建筑之一。

传统壮族的服饰多用自织的土布为料，款式多样。女装一般为一身蓝黑，上衣是左衽无领阑干衣，腰部扎有紧身带，下身穿长裤，裤角稍宽，裤脚有蓝色、红色、绿色的丝织和棉质阑干镶边。裤外套短裙，裙也有镶边。头上包黑毛巾，穿绣花鞋，戴耳环、手镯和项圈，裤腰左边悬挂一个彩穗筒。男装一般为对襟上衣，纽扣以布结之，胸前缝一小兜，与腹部的两个大兜相配，下摆往里折成宽边；下裤短而宽大，有的缠绑腿；扎绣花纹的头巾，穿布鞋。

壮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分南北两大方言。部分外国学者根据壮语同源词的情况，将壮语划入澳泰语系。壮语与同语支的泰国语、老挝语、傣语相似程度较高。壮族有自己的文字，从唐代开始已在民间使用，汉族人称为古壮字，壮族人自称为“Sawndip”，就是生字的意思。古壮字是“模仿”汉字《六书》的造字法而创造的与壮语语音一致的“方块壮字”。但是，这种壮字由于使用面窄没有成为通行文字，多用于书写地名、编山歌、记事。南宋时，曾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土俗字”，但未能得到重视和推广。20世纪50年代，在政府的帮助下，专家创造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并于1982年又作了部分修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文字同样未得到广泛的推广，在实际中的应用不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壮族的民歌，唱歌是壮族人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壮乡素称歌海，被诗人称为“铺满琴键的土地”，歌仙刘三姐的故事，人尽皆知。如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壮族文化品牌。

《布洛陀》是壮族的创世史诗。“布洛陀”是壮语译音，指“山里的头人”“山里的老人”或“无事不知晓的智慧老人”等意思。“布洛陀”是壮族传说中的先民。《布洛陀》以诗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描述了布洛陀造天地、造太阳、造日月、造星辰、造火、造谷、造牛等“造化”的过程，告诉人们天地日月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农作物和牲畜的来历、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习俗等。《布洛陀》全诗长达万行，可谓壮族史诗的鸿篇。根据已整理的版本，全诗分为四个部分，共十九章。如第一部分是开头歌，包括第一章礼歌、第二章回答歌、第三章石蛋歌。第二部分是创造歌，包括第四章初造天地、第五章造人、第六章造太阳、第七章造火、第八章造米、第九章造牛。第三部分是治理歌，包括第十章再造天地，第十一章分姓等。《布洛陀》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壮族原始时期的基本面貌，反映出当时的壮族已是农耕民族。如在第八章造米中，记述了犁田、耙田、耘田等情景。史诗中有关种植、饲养、防火、射箭以及风俗习惯等描述，对于文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研究均有很大的价值。《布洛陀》主要流传于广西红水河流域的巴马、凤山、天峨、河池、都安、马山以及右江流域的田阳、田东、平果等地，唱本多为师公和巫师传抄，一般在节日和喜庆时由歌手或巫师来歌唱，青年男女对歌时也唱《布洛陀》。在壮族群众的心目中，《布洛陀》是一部百科全书，《布洛陀》题材重大，内容丰富，艺术成就高超，结构恢宏严谨，格调端庄华丽、想象奇特丰富、意境广阔深邃，笔调浪漫，手法新颖，语言简朴，生动流畅，堪称壮族史诗的杰作。

壮族先民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今天壮族传承的古代文化，在很多方面是壮族先民西瓯人、骆越人创造的。骆越方国创造的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龙母文化、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中的铜鼓文化、花山文化等，不仅是壮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壮族先民骆越人、苍梧人、西瓯人等，在我国率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在今南宁市范围，发掘出骆越人祖先留下的10多处贝丘遗址，从中出土了一万多年前的原始石磨盘、石杵、石磨棒等稻谷的脱壳工具，其中南宁市亭子圩遗址出土的这类工具，经测定为1.1万多年。到了骆田时代，骆越人对境内的田畴整治已经卓有成效，会根据潮水的涨退选择田块。今天，整个华南无论哪个民族，都以大米为主，从旱地农业地区移居岭南的汉族等民族，大多都放弃了麦类的种植，与壮族人一样在餐桌上享受壮族祖先创造的稻作文化。

壮族先民发明的陶器，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黏土加水混合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发明，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骆越人的青铜技艺有很高的水平，他们所制造的灵山型铜鼓、冷水冲型铜鼓、晋宁型铜鼓，是铜鼓鼎盛期的产物，是八型铜鼓中的顶级产品，代表了铜鼓技艺的最高水平，高大厚重，设计奇巧，工艺精湛，花纹繁缛。鼓面上的青蛙立雕，一反青蛙45°蹲势，脊梁与鼓面平行，臀部隆起如猛狮，身上饰以稻穗文，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正是骆越人对稻作文化贡献的特别标记。鼓面上的太阳纹告诉我们，骆越人有自己的“欧几里得”，公元前他们就能够在鼓面上表现出分割圆法。分割圆法被认为是两千多年前一个民族最高科学水平的标志，从记载上看当时世界上只有汉族和古希腊的欧几里得能分割圆，人们没有想到壮族祖先也能做到，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罢了。骆越人制造的镦、圆形器、牛首提梁卣、钟、靴形钺等青铜器，都有很高的水平，尤其是牛首提梁卣，设计精巧，卣纽和卣腹上四头圆眼圆睁的水牛头，堪称一绝。

壮医药在历史上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大量的文物、文献、口碑、传说等资料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繁衍，壮族能成为今天人口达1700多万人的民族，壮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时间来看，壮医药的起源较早，大约在新旧石器时代已经有壮医药的萌芽，壮医与中医的起源几乎是同步的。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西周古墓出土的青铜针和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银针，是壮医药悠久历史的实物例证。壮医药在历史上有过较高的成就，壮医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刮疗、角疗、灸法、挑针、陶针等10多种疗法，于先秦时期开始萌芽草创，经汉魏六朝的发展，于唐宋时已基本备齐，有效地保障了本民族的健康繁衍。壮医在针刺疗法、内病外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等方面曾达到较高的水平。从出土文物来看，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西周古墓出土的青铜针年代最早，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银针形制上与现代针具最为接近，足以表明其当时的先进性及壮医药当时达到的水平。但是，由于没有本民族规范、通行的文字等原因，壮医药长期以来以口耳相授的方式在壮族民间流传，缺乏文字上的系统总结与归纳，其理论体系形成相对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基本形成理论体系框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在民族医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大规模的发掘整理，壮医药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正在为人民卫生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