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壮族传统文化与壮医药

民族文化是印在一个民族心灵的符号，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壮族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壮医药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以及壮医理论深受壮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打上壮族传统文化的烙印。

第一节　稻作文化与壮医药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壮族是一个典型的稻作民族，据专家考证，广西左右江地区、邕江流域是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民族的原始家园和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稻作文化是西瓯、骆越民族的基本或者说主要的文化特征，稻作文化是骆越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重要文化遗产。在距今九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早期，广西壮族地区就出现了最初的稻作农业，其后壮族稻作文化历代均有发展，直至今天，稻作文化对壮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出土文物及研究表明，古骆越地区有广泛的野生稻存在，骆越人较早认识野生稻，和苍梧人、西瓯人一起，在我国最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在骆田时代，骆越人就已经掌握了整治田畴技术，利用潮水涨缩选择田块。《史记·南越列传》司马贞《索隐》注曰：《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壮族地区在距今九千多年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

医药的起源与原始农业及畜牧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很多。有关药物的起源，《帝王世纪》载：“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史记纲鉴》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补三皇本纪》载：“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在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中，较多的是关于伏羲氏和神农氏的传说，后世多数认为，神农氏可视为原始农业的代表，伏羲氏则为早期畜牧业的代表，表明医药的起源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有关医药起源的传说，既是我国传统中医药起源的写照，又是壮医药起源的写照。

在氏族社会的末期，壮族地区的工具制作技术已有所进步，原始农业和渔猎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壮族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使壮族先民在农作物栽培的过程中，有条件对更多的植物进行长期细致的观察和进一步的尝试，使部分野生植物药由野生变为人工栽培，从而认识更多的植物药。渔猎经济的兴起，又为壮族先民提供了较多的鱼肉类食物，在实践中，壮族先民又认识了一些动物药。经过反复的实践与观察，并对这些原始朴素的经验加以总结，逐渐有了壮族药物的起源。

壮族稻作文化的兴起，对壮医药的起源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壮医药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稻作文化直接与“食”有关，随着壮族稻作技术的不断进步，壮族人的餐桌之物越来越丰富，并逐渐总结出“食”对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的作用。壮族的稻作文化还与壮医理论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稻，根在地，养在天，利于人。壮族先民在实践中直观地观察到，水稻禀天地之气以生长，赖天地之气以收藏，人体赖“谷物”以养，一日三餐不可缺少，于是，将“谷物”进入人体并消化吸收的通道直接称为“谷道”。壮族先民在实践中还观察到，大自然中水和气对农作物的生长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水和气，或者水气过多或过少，都对农作物的生长不利。同样，水和气对人体也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在壮医理论体系中，将人体另外两条重要的水液交换和气体交换的通道称为“水道”和“气道”。谷道、气道和水道构成的三道理论是壮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该理论源于壮族先民对人与自然的朴素认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明显地带有壮族稻作文化的痕迹。

第二节　石器文化与壮医药

壮族石器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与壮医药尤其是壮医针刺、放血疗法的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广西壮族地区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的遗存是十分丰富的，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前，广西壮族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目前，在广西发现有数以百计的新石器遗址或石器地点，已出土的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锛、石斧、石铲、骨针、骨笄、骨锥等。专家认为，作为石器文化的大石铲文化是骆越古国生产力的重要体现。长舌束腰，边缘精细圆润，束把处有边牙的大石铲，堪称国内一绝。早期的带肩石斧和有段石锛，都是古骆越人典型的生产工具。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两面加工手斧，被公认为旧石器时代最先进的劳动工具。据统计，全国大石铲文化遗址共有140多处，其中广西就有100多处，分布在30多个县市，这些县市都是在古骆越国的境内。这些石铲除作为稻作工具外，与药物的采集加工有很大的关系。旧石器时代的薄刃斧，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锛等，还有石碗、石匙羹、石磨、石研、石杵、石臼、石杯等，不能排除与医药用途无关。壮医认为药食同源，许多原始的器具，既是饮食用具，又是医药用具。

砭石是最早出现的医疗用具之一，也是石器文化的产物。《说文解字·九下》载：“砭，以石刺病也”，《礼记·内则》说：“古者以石为针，所以刺病”。在距今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还谈不上有专门的工具，包括医疗用具和生产用具。据考证，当时用作生产的一些工具如刮削器、尖状器等，也被用来作为治病用具。在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后，随着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这才有了特定形状、专门作为医用的砭石出现。有专家指出“在广西一区……从今出土大量的磨光石器之类的工具来看，其中一些石器等同样有可能用于医疗疾病”。在广西各地发现的一些骨针、骨锥、骨笄以及一些小石锛、小石斧等，就可以作为砭石用，它们既是生产工具，又是医疗用具，正可谓一物多用。至今在壮族民间，还有一物多用的遗风，如缝衣针及一些小锥子等，在一些地方被作为针刺或针挑、放血的用具。针刺疗法伴随着石器文化的兴起而进步，石器文化与壮医药尤其是壮医针刺疗法有较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　陶瓷文化与壮医药

陶瓷文化是骆越文化灿烂的一面。陶瓷是人类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标志。广西桂林庙岩、大岩、甑皮岩和邕宁顶蛳山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是考古发现中年代较早的陶器之一。1962年，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绳纹双耳陶釜以及1958年广西龙州县八角岩遗址出土的绳纹陶罐等出土文物，都是骆越陶瓷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些陶器，除作为生活用具外，也作为医药用具。随着陶瓷文化的发展，到了汉代，出现了方格纹陶痰盂、陶熏炉，这些都是与壮医药相关的重要器具。1956年，在广西贵港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陶熏炉，高14厘米，口径9厘米。子母口，伞形盖。盖中部镂25个梯形条孔，边缘有4个对称的凸字形孔，腹部镂有5个等距离的小圆孔，据考为壮医药预防医学器具。壮医针刺疗法伴随壮族石器文化的兴起而萌芽，随着壮族陶瓷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据考证，在壮医药发展史上，曾有一段运用陶瓷针治病的时期，但陶瓷针不是从来就有的，陶瓷文化的崛起是产生陶针的必要条件。广西壮族地区陶瓷文化的发源是很早的，在广西各处新石器文化遗址都发现有陶器或陶片的遗物，表明早在八千多年前，广西地区的原始居民已发明了陶器。其中，桂林甑皮岩出土的陶片相当原始，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片。就时间而论，壮医陶针的出现当在春秋战国左右，瓷针至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早期的陶片火候很低，以夹砂粗陶为主，质松易碎，不适合制作陶针，到了战国时期，壮族地区的制陶技术已明显进步，产生了广西地区早期的硬质釉陶，如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陶器，火候就很高，有的叩之有金属声，这种陶片已可用于制作陶针以用于刺病。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广西青瓷器的烧制已相当突出，并成为日常生活使用的主要器皿，此时完全具备了瓷针制作的条件。

从源流而论，陶瓷针承古代砭石而来，明代我国伟大的医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说：“用瓷针刺病，亦砭之遗意也”。今天壮族民间还可见使用陶针的遗风，民国时期的《宁明州志》《恭城县志》有壮族民间用瓷针治病的记载。《西延轶志》对瓷针刺法的记载，更明确地指出，“即取蒌中所买磁（瓷）碗，碎而刺之”。

陶瓷文化是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陶瓷针的出现是针刺用具的一大进步，陶瓷文化的发展对针刺疗法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没有高超的陶瓷制造技术，就没有高超的金属冶铸技术，也就不会有后世金属医针的出现和针刺疗法的形成和发展。

第四节　青铜文化与壮医药

青铜文化是骆越古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其中，最突出的要算铜鼓文化。铜鼓以其造型美观、工艺精湛、花纹繁缛而饮誉世界。鼓面上的太阳纹告诉我们，骆越人有自己的“欧几里得”，在骆越故地出土的青铜剑、青铜刀、青铜矛、青铜斧、青铜钺、青铜匕首、青铜镞、青铜卤、青铜凿、青铜盘、牛首提梁卣、青铜针等，其制造工艺超乎于年代水平。青铜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从考古资料看，壮族地区的青铜文化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趋于繁荣，其冶铸工艺技术亦日臻成熟。随着骆越青铜文化的崛起，壮医针刺疗法也过渡到金属针时代。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壮族聚居的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西周古墓中出土了两枚精致的青铜针（其中一枚出土时已残断）。对于该针的用途，有关学者进行了较详细的考证，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该针为古骆越人的针刺用具。专家认为，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西周古墓青铜针的出土为《黄帝内经》关于“九针自南方来”的论述提供了实物例证。因为迄今为止，在我国南方也只有在广西壮族地区有金属医针实物出土。1976年，考古工作者还在广西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出土了银针3件，这些银针针柄呈绞索状，与现代毫针十分近似，不可能作为缝衣针具或发簪类的装饰物，经专家考证，该银针也为古骆越人的针刺用具，而且跟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西周古墓的青铜针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是武鸣马头青铜针的进一步发展。

从年代看，武鸣马头青铜针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金属针具，说明广西壮族地区是我国针刺疗法的发源地之一。从形制看，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银针与现代毫针最为近似，这些出土文物说明当时壮族地区的针刺疗法并不落后。《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月付。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在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银针和武鸣马头西周古墓出土的青铜针，都是骆越医药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证。近年来，民间在左右江河段、郁江河段捞沙时捞出的新石器时代的砭石、石刀、骨针、陶针等针具，也证明了壮医针具久远的历史。广西壮医广泛使用的针挑疗法、刺血疗法、火针疗法、陶针疗法、麝针疗法、跖针疗法、掌针疗法、油针疗法、神针疗法等，都是古代壮医针刺疗法的延续。

第五节　龙母文化与壮医药

龙母文化是骆越文化的主要元素，是壮族人的精神家园。作为龙母文化的发源地——广西环大明山一带，有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古时候有个寡妇，壮话叫作“娅迈”，身边无儿女，以卖山笋为生，生活十分凄苦，逢圩必赶场，拼命卖山笋，簸箩担在肩，苦水肚里吞，散圩归家晚，小蛇现河边，摇尾跟着走，慢捡放篮间，回家放缸里，如同亲儿养，餐餐喂生虫，不分日夜忙，养了好几年，小蛇变大蟒，容不下小缸，常把尾外放。后因娅迈盖缸不小心，夹断了蛇的尾巴，成了短尾蛇。娅迈按壮人的习惯，呼之为“特掘”（未婚男青年，壮族人称为“特”，“掘”即断尾的意思）。“特掘”越长越大，娅迈越来越老。一餐吃几桶，母亲心沉沉；母老家又穷，别怪母心狠，放你回大江，自己去谋生。一天，娅迈寿终正寝，“特掘”按壮族人的习惯，夜里来给母亲守灵送丧，“找板没有板，要锣没有锣，竹席卷母尸，‘特掘’失声痛哭，还是变成龙，好为母安身，呼风唤雨来，为我母送行。雷声阵又阵，是‘特掘’哭声，暴雨下不完，‘特掘’泪流更凶，哭天昏地暗，卷起大旋风，背母上苍空，葬在明山顶。明山为儿身，骆水为我情，三月三祭日，我为母祭灵。”原来，“特掘”是一条短尾龙，此后，每年的三月三，“特掘”都按照壮族人的习惯，带着五色糯米饭来给母亲扫墓，并化作狂风大雨，哭得天昏地暗。这个美丽的传说，向人们述说着这样一个哲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大自然对人类的回报是对等的。按壮族人“万物有灵”的观念，世间万物皆有灵，灵性相通。人要善待自然，善对自己，始终和谐。壮族人的谚语云：“人，上不可犯天，下不可逆地，中必须和人。”这就是原始而朴素的“天、人、地自然观”哲学思维，这种哲学思维，使人们对大自然产生了朴素的宏观认识，并对壮医“天、人、地三气同步”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六节　山歌文化与壮医药

广西是山歌的故乡，山歌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最早记载骆越山歌的是先秦时期《诗经》中的“越人歌”，还有就是流传在古骆越地区的《布洛陀》。壮族人称“歌”为“欢”，也称“欢敢”。现在古骆越国的故地还保存有许多歌圩，如广西武鸣县的廖江歌圩、那坝歌圩、坛别坡歌圩、雷王歌圩等，还有每年的三月三歌节。晋沈怀远在《南越志》记载：“越市之名为圩，多在村场，先期召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明代邝露的《赤雅》及清代《岭表纪蛮》对歌圩也有记载。如今流行在广西田东县的“嘹歌”、田阳县的“欢岸”、广西龙州县的“天琴”、广西那坡县的黑衣壮歌以及广西马山县的多声部山歌等，都是几千年壮族山歌文化积淀的结晶。骆越人唱歌，不分男女老少，喜庆时唱，悲哀时唱，劳作时唱，农闲时唱，田野里唱，山冈上唱，狩猎时唱，捕鱼时唱，没有时空和地域的限制，粗犷豪放，娓娓动听，想唱就唱，随口即来，壮族人的能歌善唱举世闻名，现壮族聚居的广西被誉为“歌的海洋”“民歌的故乡”。壮族人喜好唱歌，悦耳动听的壮族音乐从壮族先民越人流传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在壮族地区，善唱歌者，能博得社会一般民众的尊重，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心理，造就了壮族人“好歌”的习俗，《岭表纪蛮》有这样的记述：“壮乡无论男女，皆认唱歌为其人生观上之主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唱歌成为壮族人生活的一部分。壮族男女老少都会唱歌，父亲教儿子，母亲教女儿，形成幼年学歌、青年唱歌、老年人教歌的“传、帮、带”的传统习俗。他们喜欢用歌声表达自己真切的情感，表现在日常的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以歌叙事，以歌表情，以歌宣泄。壮族人才思敏捷，他们能把看到的、想到的即刻创作成山歌并唱出来，如当村子有客人来而又当木棉花开时，会唱道：“今日是何日，木棉花盛开；染红半边天，贵客远方来。”

壮族是土生土长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了灿烂的壮族文化，其中包括壮医药文化。承载文化因素最多的是语言文字，壮族的古壮字使用范围小，没有形成本民族通行统一的文字，汉字是秦代才传入且不为老百姓所掌握。因为没有文字，民歌是“诗化”了的语言，在壮族历史文化传承中显得尤为重要。壮族民歌的题材十分广泛，内容丰富多彩，艺术表现形式多样，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乃至自然界的各个方面。如刘锡蕃所言“人之不能唱歌，即不能通今博古”，歌曲除抒发感情的“情歌”外，还有讲述历史的“古歌”、传授技术的“劳动生产歌”、自然界的“天文地理歌”、预防疾病的“医药保健歌”等。

“柳州有座鱼峰山，山下有个小龙潭。山脚潭边唱山歌，医药山歌早已传。自从盘古开天地，药王传医又传药。广西歌仙刘三姐，她用山歌唱医药。”正如歌中所唱，壮族祖辈积累下来的卫生保健知识、疾病的诊治方法等能代代延续传播，民歌这种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通俗易懂易记的诗化语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民间壮医把收集整理或自己编撰的壮医药歌诀分门别类，用来传授给初学者，如柳州的老壮医卢金山和广西靖西壮医药学校的赵妙元等。壮族民歌涉及壮医药的保健、理论、方药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有关人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保健内容在壮族民歌中很常见，如生产劳动的四季农事歌、十二月对唱歌、造屋歌，生活歌中的十月怀胎歌、十二时辰歌，情歌中的赞美歌、离别歌、相思歌，习俗歌中哭嫁歌、盘问歌等。在这些歌曲中有讲述季节的更替与饮食、衣着，房屋的环境与健康，妇女怀孕的整个过程，情志与疾病等有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在传唱的过程中，人们自然地获得了日常卫生保健知识。如“春分有雨病人少，初一翻风又落雨，沿村病疫定然凶；立夏东风吹发发，沿村没有病人魔；季秋初一莫逢霜，人民疾病少提防；重阳无雨三冬旱，月中亢旱病人忙。凑遇逢壬子日，灾伤疾病损人民。初一西风盗贼多，更兼大雪有灾疴”，在这首民歌中讲述了气候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告诉人们在气候变化时要注意防病，这体现了壮医“天、人、地三气同步”的理论。部分关于医药理论、治疗技法的内容，是民间壮医在医疗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大都掌握在个别壮医的手中，指导壮医的诊断治疗。如“寒手热背肿在梅，痿肌痛沿麻络央，唯有痒疾抓长子，各疾施灸不离乡”这是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取穴的规律总结，指出治疗疾病要根据病情，循龙路、火路取穴。发冷、发热、肿块、肌肉萎缩、皮肤病的治疗又有其特殊的取穴规律。老壮医潘振香“抽兰密肚啼，睡红牙气畜；孩儿察色形，白头沙锁病”五言四句的歌诀中，体现了老壮医潘振香对初生婴儿多发疾病的高度概括。他认为初生婴儿多发兰、密等畜病（当地壮医将初生婴儿发病称为发畜）及白头、沙锁病，辨证主要观察婴儿的形体及色泽，歌诀后附有所述疾病的表现及辨证、治疗方法。东兰县的韦炳智医生将他收集的部分壮药资料加以整理编辑，命名为《民间医药秘诀》，由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出版，全书共收载220味药，按功效分为17类，全书以歌诀的形式表述。民歌中对药物功效记载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二种。第一种是概括药物功效的共性，如“藤木通心定祛风，对枝对叶可除红；枝叶有刺能消肿，叶里藏浆拔毒功；辛香定痛驱寒湿，甘味滋补虚弱用；圆梗白花寒性药，热药梗方花色红”。第二种是阐述单味药物功效，如“痧病常用南蛇勒，医治跌打和骨折，含咽根本除骨鲠，瘰疬功效也不劣”。壮医卢金山的歌诀：“天上飞禽，补阳益气；水里游物，大补血阴。诸兽胎盘，总是大补，乳汁补津，以骨补骨，肝补肝脏，腰子补肾，血补血液，筋补强筋，以脑补脑，鞭睾茎睾，对应用药，走医绝招”，歌诀中唱的是动物药的功效与用法，以血肉有情之品来补益身体，正是壮医喜用的治法。“如果病后身体弱，要九龙藤和猪脚，和酒生姜一起煲，喝了体力恢复多”“熟稔子果要焙干，九蒸九晒下酒坛，好酒浸得一周后，就能补血不简单。”歌中唱的是当地常用的饮食疗法。“八角王根土牛膝，拿来一起要切细，醋炒以后煎茶饮，跌打损伤就得治。如果霍乱绞肠痧，两臂应该先捋下，刺近指早分半许，恶血出尽效果佳”。壮族群众把源自生活经验，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治疗常见多发疾病的药物和技法，编成通俗易懂、顺口易记的民歌，使之广泛流传，这是壮族人民健康和繁衍生息的重要保证，也是壮医药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

在壮族歌圩传唱的内容中，有一部分反映了壮医的一些理论认识，有一首壮族《盘古歌》是这样唱的：（女问）阿哥样样认得清，妹今来问哥分明，开天辟地是哪个，阴阳日夜谁人分？（男答）盘古开天又辟地，那时阴阳两边分，白天有了太阳照，夜里又有月亮明。壮医阴阳为本理论在壮族歌圩中已有所体现，在这首《盘古歌》中已有“阴阳”的概念，认为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天地万物就分阴阳两边，如白天有太阳照、夜晚有月亮明等，壮族先民的这些认识是壮医阴阳为本理论的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