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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但影响着美国民众的思想，也影响着威尔逊总统的想法。

他的脾气出了名的执拗。在美国，任何与威尔逊总统意见相左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制和排斥。尤其在战争发生后，此时如果谁提出不同政见，就会被威尔逊总统指斥为“不爱国”。在美国政界，威尔逊总统的辩才无人能出其右，即使是在全球政要中，他的雄辩口才也是数一数二，因此他每每发表演说，经常能说动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心甘情愿接受他的思想，同意按照他的意思起草停战协定。甚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拿他的讲话和耶稣基督的传经布道相提并论，认为是同样有分量的言论。

威尔逊总统经历过这次战争以后，对战争的残酷性和危险性深有感触，因此他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名为“国际联盟”的国际组织，以防止下一次战争灾难的发生。于是，这一梦想推动他前往巴黎参加巴黎和会，旨在游说与会国家的领导人，实现他的伟大构想。

当时一些官员，比如参议员洛奇和国务卿兰辛，都建议威尔逊总统不要亲自前往巴黎，只需派代表前去即可。因为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应率先和德国恢复和平的外交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建立平衡的全球新秩序。但是，面对洛奇和兰辛等人的劝谏，威尔逊总统半点也没有听进去。他心想：“既然在战争期间，我都能让你们统统闭嘴，现在战争胜利了，你们怎么还能反对我呢？”于是，一意孤行的威尔逊总统还是在12月4日，乘坐“乔治·华盛顿号”从纽约出发，前往巴黎。他站在舰桥上，看着码头上数以万计的群众前来为他欢呼，祝愿他此行顺利，港口的其他船只也鸣起了汽笛，奏响礼炮为他送行。他微笑着看着这一幕，不禁心中志得意满。

在到达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之后，他受到的盛情接待更让他觉得飘飘然。在英国，当地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是“英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外国人，他在伦敦街道上受到欢迎的盛况，恐怕只有英国女王加冕礼才能与之相比”。在意大利，无论是老人还是妇女儿童，都蜂拥到街头，只为一睹威尔逊总统的风采；而在法国，威廉·伯禾兰在评论中这样描写：“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受到这样的礼遇。潮水般的欢呼在巴黎的街道上回响，让我永生难忘！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我曾经看到过很多名人，比如福煦，看到过克列孟梭，我也看过劳埃德·乔治，至于著名的将军，浩大的部队阵容，更如过江之鲫。但是，今天我看到威尔逊总统坐在马车里行驶过巴黎的街头，我似乎从群众的欢呼声中，听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听到人们对一位超人的景仰。”

同威廉·伯禾兰一样，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坐在马车里，听着车外夹道欢迎的法国民众热情的欢呼呐喊声，他得意洋洋地想：“是啊，我是不可被战胜的！只要此行能够顺利地让巴黎和会的代表们接受我的主张，那么谁还能阻碍我实现建立‘国际联盟’的伟大构想呢？”想到这里，威尔逊总统闭上眼睛，他仿佛看见命运女神就站在他的面前，向他伸来橄榄枝，在不远的将来，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可这回威尔逊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因为在当时，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理想主义的风头渐渐减弱。欧洲的民意开始站在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一边。因为长久以来，劳埃德·乔治首相的观点一直受到欧洲民众的拥护，而他现在主张向德国复仇，力主“将德国皇帝送上绞架，然后对德国政府进行重新选举”。这样的观点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公众的支持。

而与会代表之间，也是同床异梦。他们都希望能借助巴黎和会，多让本国瓜分一些战利品。他们向本国的民众极力鼓吹惩罚德国、勒令德国支付战争赔款的种种好处，这样一来，许多原本充满理想主义的民众，就转而变得现实起来，开始支持本国外交家的观点——一心想从战败国身上捞取到什么经济利益——这就与威尔逊的想法渐行渐远了。

威尔逊总统的此次巴黎之行，本想推行自己的构想，孰料欧洲民众和各国首脑都不买他的账。就在此时，美国国内也出了问题，真可谓是“后院失火”。原来，在华盛顿的参议院内，也出现了许多反对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和十四点计划的声音。

其实，参议院一直在与威尔逊总统分庭抗礼。早在1918年12月21日，参议院的共和党的精神领袖亨利·卡波特·洛奇就宣称：“参议院在签订条约方面和总统享有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谈判之前，美国民众对我方观点有知情权。”他还对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大泼冷水，他说：“建立国际联盟未必一定要放到巴黎和会的台面上来谈，因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同时，洛奇还针对建立国际和平新秩序，提出了与威尔逊总统相左的意见，即：首先解除德国的武装，让其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最好能将德国领土分割成几个部分，由欧洲的英、法、意等盟国掌控。至于美国，越少涉足欧洲事务越好。

基于这样的“少介入欧洲事务”的立场，参议院仔细研究了威尔逊拟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关于国际联盟的计划，但凡某项条款涉及“纠缠不清的联盟”，参议院立即反对。于是，威尔逊总统的完整的“国际联盟”体系就被他们删改了个七零八落。

就这样，在欧洲，威尔逊遭到欧洲各国外交家的抵制；在本国，又受到参议院和公众意见的反对。但更可悲的是，他对这些威胁似乎毫不察觉。

事实上，命运女神正在将威尔逊抛弃。就像历史上每次战争结束后那样，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战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人们的思想不再高度统一，而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人们也不再对理想主义孜孜以求，而是拜倒在现实主义的祭坛之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的发展对他越来越不利。

导致威尔逊最终失败的原因，除了欧洲各国外交家的抵制和美国参议院的反对，还有威尔逊与生俱来的在思想和性格上的局限性。威尔逊在出任总统之前，曾担任威斯莱扬大学的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及法理学和政治学教授，人称“书生总统”。他的目的太单一，他的思想也太缺乏弹性和变通，虽然这些特质帮助他成为伟大的理论倡导者，但是当他来到巴黎和会的谈判桌上，他的这些特质又成为他的拖累，最后使他归于失败。

由于威尔逊在思想和性格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弱点，使他在巴黎和谈中备受牵制，因为他没有办法与自己的同伴们进行有效的沟通，他不能对自己的同伴进行必要的支持，也得不到来自同伴们的建议和意见。他只能一个人与那群欧洲的外交家们作战。

同样，当时在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也去了大量媒体记者随行报道，可是威尔逊不善于与他们进行交流。这样一来，威尔逊的一些想法也就很难通过美国媒体传回到美国国内，美国的民众对他更加缺乏理解，他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美国国内的支持。

总而言之，威尔逊虽然对国际政治局势高瞻远瞩，但是他却一再地在公众面前犯下失语的毛病。瑞·斯坦纳德·贝克一针见血地评价过威尔逊总统，说：“这位‘书生总统’看来经常从书籍、文件等材料中获得信息，他不习惯倾听民声，也不习惯从公众那里获得反馈。换句话说，他在人际沟通方面完全不及格……”

的确，在书面谈判方面，威尔逊经验老到，简直是手到擒来。但是在口头谈判方面，哪怕仅仅是几个人之间的小范围交换意见，他也屡屡败下阵来。最后，克列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等人提议，由他们4个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进入秘密会谈阶段。这3人联起手来共同算计威尔逊，此时，威尔逊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回天之力了。这就好像打扑克牌一样，三方联手对付一方，那倒霉的一方很难有胜算。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巴黎和会上获胜，除非伍德罗·威尔逊是超人，可惜他不是。

可怜的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为了自己的伟大构想，拼命斡旋。其过程之漫长和痛苦，我们可想而知。他调动了他的全部聪明才智，迸发了顽强的精神，与他的反对者进行战斗，最终，居然成功地令其他各国的首脑们做出了种种让步。

比如英、法、意等国的首脑们都希望优先解决领土和军事问题，第二步再探讨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但在威尔逊的多方奔走下，他们不得不将国际联盟议题放在优先讨论的位置。

威尔逊作为国际联盟的发起人，自任《国际联盟盟约》起草委员会主席，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奋笔疾书，最后拿出了一份盟约的草案。草案一经公布就遭到了美国国内一些政客的反对，比如塔夫脱、鲁特和洛奇等人——这一点威尔逊早就料到了。但是他对来自国内的反对意见并不放在心上，他关心的是如何说服巴黎和会上的各国政要，让他们同意这份草案。

当时，在巴黎和会上，各国与会代表都提出要求，认为必须剥夺战败国德国的全部殖民地，将这些殖民地瓜分殆尽，不仅如此，还纷纷把手伸向了德国的领土。他们之间互通声气，互相声援和支持。显然，这样将有违“国际联盟”的精神，因此威尔逊费尽全力游说各方，最后终于成功地说服会议，对德国的领土和殖民地采取“委任统治”的方案，因为威尔逊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建立战后的新秩序。为了让各国首脑接受自己的意见，威尔逊与他们上下周旋、斗智斗勇。为了让法国总统克列孟梭修改对德国领土主权的要求，威尔逊以退出巴黎和会相要挟；为了迫使意大利总统做出让步，少瓜分一些领土，他向全世界人民大声疾呼：“都看看自己的良心吧！”

若不是威尔逊一次次地阻止，恐怕德国领土早就被战胜国瓜分殆尽了。细心的读者如果每天关注报纸上的连续报道，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威尔逊的努力，巴黎和会最后才出台了一份对与会各方都尽量公平的条约——《凡尔赛条约》。平心而论，该条约确实降低了未来世界再次发生争端的几率。

然而，毕竟《凡尔赛条约》也是各方面角力和妥协的结果。因此，条约中也存在许多不公正之处。最初威尔逊很想把《国际联盟盟约》也纳入《凡尔赛条约》体系中去，但后来发现，这样做恐怕会让美国深深地卷入欧洲的军事事务，思来想去，最后只能作罢。

就这样，在巴黎逗留了6个多月后，1919年6月巴黎和会闭幕，威尔逊完成使命返回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缺陷开始逐步显露出来。因为当初坐在谈判桌前信誓旦旦的各国政要们，回国以后由于相互间的嫉恨，对利益的贪婪，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都开始动摇了，行为自然也就渐渐偏离《凡尔赛条约》的约束了。另外，在美国国内，华盛顿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的反对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这个时候，唯独威尔逊仍坚持着梦想，可是，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办呢？难道他站出来解释说：“这个条约的确很糟糕！中国山东的相关条款明显是不公正的，意大利边境条款也是不够透明的，法国通过这个条约攫取了德国很多领土，而且高额的战争赔款几乎把德国榨干了。”——威尔逊能这样对公众解释吗？他不能，因为《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他也有份儿，如果他这样说，无异于自抽耳光。因此，他不得不为该条约进行辩护，硬着头皮宣称这份条约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条约。

同样，他也不能说：“当时谈判环境极其恶劣，所有的代表都和我对着干，万般无奈之下，才形成了今天这份条约。”因为这样说的话，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威信也就毁于一旦了。

既然在出使法国之前，威尔逊就已经对美国民众打了包票，说一定会将事情圆满解决，而且在会议期间，也一直坚持说事态正在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那么，在会议之后，威尔逊怎能承认说“条约中还有许多缺陷、不完善、不公正之处”呢？

于是，尽管他也看到了条约中的种种缺陷，听到国内许多抨击的声音，但他仍然违心地发誓说：“巴黎和会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而且每项决议都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克列孟梭、奥兰多、劳埃德·乔治几位巨头，以及其他与会代表也都是为了拯救世界这一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因此，《凡尔赛条约》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是建立田园诗般的世界新秩序的宪章！”

威尔逊违心地说完了上面的话后，自己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因为在残酷的现实中，他的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在这种矛盾心情之下，他只能将这个谎言继续编造下去，用扭曲的、虚幻的景象代替了事实真相，不仅欺骗了美国国民，也在麻醉着自己。在他口中讲述的巴黎和会是一个无比和谐、无比融洽的盛会，各国首脑聚在一起为全世界的人类谋福利。他说：“假如美国不承认巴黎和会的功绩，不认为它是一个为人类带来安宁与和平的会议，那么全世界的人们都会感到遗憾。”

可是，巴黎和会的真实情形，却是他内心中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