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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史密斯先生来到办公室。他和同事们交流了近来的经济状况，看来形势还不错，经济正在一天天转暖。因为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内商业出现了停滞的状态，股市低迷，政府订单取消，那些为了赢得战争而加班加点开工的工厂都变得不景气而纷纷裁员。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很多人都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必将迎来新的机遇，因此造船厂都在铆着劲儿生产新的货船。

尽管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可罢工仍屡屡发生，因为工人们不断要求提高工资。有时候，史密斯先生也很同情那些工人，因为不断上涨的物价连他这样的中产家庭都觉得吃不消，就更不用说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工人了。

所幸，战后日趋频繁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因此那些退伍士兵能够较容易地找到工作。而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很多退伍军人找不到工作，他们成群游荡在街头，甚至惹事生非。史密斯先生记得当时的《生活》杂志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幅漫画——山姆大叔正在问一个退伍老兵：“你们是国家的英雄，提出什么要求都不过分，你想要什么呢？”老兵则回答说：“我只想要一份工作。”而如今，这些“国家英雄”们都找到了饭碗，社会稳定了许多。也许目前，对商业领域最大的威胁是工人的罢工浪潮和股市里充斥着的投机的味道。

报纸上对经济形势的分析文章也比比皆是，经常能看到诸如“经纪人的神经在大牛市中备受摧残”，以及“应该让员工加班”这样的标题。事实上，在1919年，股票市场的日交易量非常大，全年有6天的交易量突破了200万股——创造了当时的历史纪录，还有145天的交易量在100万股以上，连美联储的专家们都对此忧心忡忡，认为投机浪潮太严重了。因此，在1919年5月31日，美联储决定暂时关闭股票交易市场。财经报纸对此举评论道：“高度的投机主义，令主导纽约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高度专业化机器心力交瘁，必须停下来好好检修一番了。”

不过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知道，在11年后，也就是1930年的股票市场，一天的交易量达到1，600万股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如果某日交易量仅为300万股，股评专家们会认为那简直是“经济上的停滞”“连专业人士都不屑于关注”的阶段。另外，在1919年，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一个席位年费大约是6万美元，最贵也才11万美元；而到1929年股市最高潮的时刻，一个席位如果没有50万美元根本别想拿下来！

1919年5月，财经报纸上的股票交易信息只占很少的篇幅，股票交易市场也非常简陋，很多属于“路边交易市场”，但股民的交易热情却空前高涨。这些“路边交易市场”往往设在一栋临街的楼房中，操作人员从临街的窗户中探出脑袋大声报出交易价格，股民则站在楼下的街道上仰着头与操作人员交流信息。一时间，叫喊声、嚷嚷声、面部表情、手势，通通成了沟通信息的方式。1919年那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大牛市”为敢于冒险、勇于投身股市的股民们创造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从2月到5月短短3个月时间，鲍德温机车公司的股价从72涨到了93，通用汽车从130涨到了191，美国钢铁从90涨到了104.5，而国际商用船队的普通股则从23涨到了47，增长了一倍还多。显然，股民们对美国航运业的前景充满信心。

完成了一上午的工作，史密斯先生驾车去餐厅吃午饭。可是他发现通往餐厅的道路被一群拥挤的人们堵得水泄不通。“又是游行！简直没完没了！”史密斯先生暗自抱怨道。由于大批大批的士兵从欧洲战场胜利凯旋，每归国一批士兵，就要在纽约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今天这批士兵是从法国布雷斯特乘坐军舰返回的，军舰停靠在港口，凯旋的将士们列队站在甲板上，接受以纽约市长海兰为首的“纽约欢迎委员会”的热情接待。

纽约市政府为了纪念士兵凯旋归来，特意汇集了40位艺术家的创意，在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拱门型的建筑。不过这座拱门看起来是一个七拼八凑的作品，任何世界各地著名的拱门上的式样、风格，都能在这里找到翻版。比如门顶上的那四匹马，明显就是抄袭德国的勃兰登堡门。无怪乎《纽约论坛报》这样讽刺说：“从这件作品中能看到400位，而不是40位艺术家的功劳。”

穿过拱门，沿着第五大道向前走，远远就能看见阵亡英雄纪念馆，专门纪念在一战中阵亡的美国军人。纪念馆门口种植着一片棕榈树，整个纪念馆貌似一座圣殿，房檐的装饰体现了建筑师的奇思妙想。不过《纽约论坛报》对这些装饰并不买账，尖刻地评论道：“这些装饰物看上去不那么牢靠，反倒增加了行人死亡的危险。”经过阵亡英雄纪念馆再向北走大约几个街区，只见一座拱门横跨在第五大道上方。那座拱门用种种晶莹璀璨的材料装饰，拱门上还设有各色彩灯，到了夜晚，交相辉映，仿佛一张用珠宝玉石织成的网，煞是好看。为了欢迎士兵凯旋归来，旗帜和标语挂满了整个第五大道。数以万计的市民拿着小旗，翘首以盼归国士兵列队经过。当美军27师归国的队伍经过拱门时，周围的群众一下子沸腾了，人们挥舞小旗欢呼着，还有的人专门爬到街道两边的楼顶，撒下五彩缤纷的纸屑，整个第五大道被人们狂欢的喜悦所笼罩着。

不仅在纽约出现这样的盛况，在美国的各个城市，民众都自发地举办类似的欢迎和庆祝活动：政府官员站在阅兵台上，大群民众在道路两侧挥舞旗帜，由当地乐队演奏的《漫长的小径》的乐曲声在空中飘荡。列队行进的士兵们高举着手中的刺刀，刀锋在5月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所有参加庆祝仪式的民众拿出百倍的热情，欢迎着国家的英雄们。可这些英雄们内心异常疲惫，他们只希望庆祝仪式快快结束，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与妻儿团聚，然后脱下肮脏的军服，换上睡衣，睡一个漫长而又香甜的觉。当醒来以后，把所有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全部忘掉。

这天，史密斯夫妇接到邀请参加今晚的一个舞会。因此一下班，史密斯先生就驱车接上史密斯太太，前往舞会的举办地——纽约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店。由于这个酒店比较豪华而且现代，因此肯定会请爵士乐队作为舞会伴奏，而不会让传统的管弦乐队伴奏。当然，当时还没有被威廉·伯莱索称之为战后“时代精神”的那首动人心弦的音乐——“无尽的悲伤，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没有过去，没有记忆，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当时比较流行的乐曲是哈里·卡罗尔在战时根据肖邦的《幻想即兴曲》改编的《彩虹之后》，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拉格泰姆风格的音乐。在热门曲目中，还有《微笑》《达达尼尔海峡》《印度斯坦》《日本的睡精灵》《我爱星期天》以及《我说她会的》这些乐曲。后来，“我说她会的”这句话逐渐成为一句俚语，在战后10年内被广为引用，长盛不衰。

舞会开始了，跳舞的人们在舞池内旋转着狐步。史密斯夫妇看到很多舞者穿着军装，甚至其中还有一位身着蓝色军装的法国军官。因为当时人们对战争还保有较高的热情，因此非常乐于邀请身着军装的外国军官，为晚会增加些许战争时期的罗曼蒂克的氛围。在舞厅的深处，一间间卧室里也有许多青年男女在跳舞。他们在暗淡暧昧的光线下进行爱抚舞会。不过史密斯夫妇对年轻人的这种举动不会觉得反感，因为这个时候斯科特·菲兹杰拉德提出的“年轻一代的问题”还没有引起普通大众的关注。

在这场舞会上，台下的一些年轻女人还抽起了香烟，甚至会故意学着男人的样子吐起烟圈，看上去挑衅的意味十足。1919年的香烟比1930年的香烟要长很多，但全国香烟的消费量却不及1930年的一半。

跳了几支舞后，史密斯先生觉得有点热，就走出酒店，来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只见很多酒客已经在酒吧里痛饮布朗克斯鸡尾酒和加冰的苏格兰鸡尾酒了。他们纷纷对即将实施的禁酒令大声抱怨着。原来，到了7月1日，“战时禁酒法令”就要正式生效了，而且这项禁酒法令得到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的批准，将永久执行。其实这项法令本应在战争期间就颁布，可直到停战时才得到总统的批准。

在当时的美国，酿造酒和蒸馏酒都被当局所禁止。因此，仅有少部分酒才允许生产，而且酒价不菲，很多酒客在痛饮之后，不得不以钱袋被掏空作为代价。当然，你在酒吧只能看见男人，绝对不会看到女人，因为在当时，女性在公开场合饮酒是被看作有伤风化的行为，就更不用说去酒吧这种地方饮酒了。因此，当时的舞会也不像现在的鸡尾酒舞会，而是以茶代酒的茶舞会。

史密斯先生端着一杯酒，倚在吧台周围的黄铜栏杆上，一边啜饮，一边听四周的酒客谈论即将颁布的禁酒令，听着周围的酒客们对禁酒法令的评论。尽管很多酒客对此表示不满，但也有一些人表示赞同。比如一个男人喝了一大口布朗克斯鸡尾酒后，无限感慨地说：“以后恐怕喝不到这么美味的酒了！不过也好，因为今后我的儿女们将远离酒精的困扰！”听了他的话，其他几位酒客也表示赞同。事实上，全美国绝大多数的民众都支持禁酒法令，因为战时的那种万众一心的激情还没有消退，政府的每项举措都很容易博得人们的拥护。只是每个人心中都多少有些遗憾，禁酒令颁布的那天，恐怕也就是与杯中之物道别的日子了。

舞会结束后，如果时间充裕，人们会去看电影。当时正在热映的是查理·卓别林的《从军记》、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的《纽约牧童》、玛丽·皮克福德的《长腿叔叔》，或者是蒂达·巴拉和珀尔·怀特的电影作品。还有由大卫·格里菲斯执导的非常热门的影片——《凋谢的花朵》，很多影评人评价此片“令人潸然泪下”。

不喜欢看电影的人，可以去玩桥牌。当时通行的玩法是“竟叫式桥牌”，后世流行的“合约式桥牌”要到1925年才被发明出来。至于来自东方的麻将，这时还没有在美国出现。

喜爱读书的人们会去谈论当时的畅销书，例如《四骑士血洒自由魂》（The FourHorsement of the Apocalypse）、塔金顿的《伟大的安巴逊家族》（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康拉德的《金箭》（Arrow of Gold）、布朗德·维特劳克的《比利时》（Belgium），以及韦尔斯的《不朽的火》（The Undying Fire）。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要到1920年才能出版呢。

晚上去看戏剧也是纽约市民们的消遣方式。在1919年5月流行的剧目主要有《友好的敌人》《三张东方脸》以及《更优秀的奥勒》。除此之外，还有《听，听》、吉里特主演的《亲爱的布鲁图斯》，以及弗朗西丝·斯达的《老虎！老虎！》。另外，卧室闹剧这种表演形式崭露头角，在《在梅布尔的房间里》这部讲述花边新闻的戏剧中得以体现。埃尔文的《约翰·弗格森》正由剧院协会在筹备，即刻就可推出。在普林斯顿的上流社会中刚刚结束的一次对最受欢迎的剧目的票选活动中，人们最喜爱的剧目前三名分别是《麦克白》《哈姆雷特》和《莱宁》；而最受观众欢迎的女演员则分别是诺玛·塔尔梅奇、埃尔西·弗格森、玛格丽特·克拉克、康斯坦斯·塔尔梅奇和玛吉·肯尼迪。

尽管人们打发夜晚时间有很多事情可做，但是有一件事他们肯定不会做，那就是收听广播。虽然美国科学家费森登进行的人类第一次无线电广播实验是在1906年，但是真正出现无线电广播节目还要到1920年。

在1919年，人们已经掌握了无线电的奥秘。喜欢钻研机械的孩子可以自己组装一台无线电接收机，甚至他们能收到海上船只与陆地信号站之间用摩尔斯电码通讯的嘀哒声。当时，无线电话通讯业有了较大进展，乘客坐在曼哈顿上空的飞机里，就可以与曼哈顿地面的亲人通电话。但直到1920年的春天，匹兹堡西屋公司的弗兰克·康拉德博士才在研究中发现，他在实验过程中从实验室里发出的各种有声节目信号，比如音乐和棒球比赛的资讯，居然有大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收听。由于听众群日渐庞大，开始出现了专门销售收音机配件的公司，提供给市民“收听康拉德博士的节目”。西屋公司从这件事中发现了商机，为了促进收音机配件的销售，于是决定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广播站，从此，人们也就能听到广播节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