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导论

一、《伤寒论》的成书过程及其分合流传

（一）作者张仲景事略

作者张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约今河南省邓县）人氏，具体出生地，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然均乏文献依据，故诸说并存；生卒年已不可确考，章次公先生认为，仲景生于桓帝时期（147年），历经灵帝（168年）、献帝（190年）三朝，此正是著名的党锢和黄巾起义、董卓迁都等天下大乱、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的时代，而卒于建安末年。综合诸说，大约生活于2世纪中叶，可能生于148—152年期间，卒于211—219年期间。比华佗稍晚。

张机其人，《三国志》《后汉书》不载，正史无可稽考。西晋皇甫谧（215—282年）在其所撰之《针灸甲乙经》序中说“汉有华佗、张仲景”，“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葛洪（284—363年）在其所撰之《抱朴子》中有“仲景开胸纳赤饼”之说。宋代，《太平御览》载：“《何颙别传》曰：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宋臣林亿等校定《伤寒论》，在其序中说“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明人李廉著《医史》云：“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也，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工于治疗，尤精经方，遂大有时誉”，其术“精于伯祖”。

20世纪80年代初，在今河南省南阳医圣祠内，发现刻有“咸和五年”的石碑，碑文：“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学术界对此碑真伪有不同认识。

咸和五年当为晋成帝时，适在330年。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被尊称为圣人者主要有：伏羲、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皋陶、舜、禹、伊尹、傅说、商汤、伯夷、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而尊孔子为圣人，则是后来的事情，当始于北魏孝文帝。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下诏修建孔庙祭孔，改谥孔子为“文圣”。“这是中世纪王朝在首都造庙祭孔和授予孔子‘圣人’称号的开端。”①只有比照“圣人”，才有可能衍生出诸圣。晋代葛洪（约284—364年）在《抱朴子内篇·辨问》中，将善围棋者称为“棋圣”，善书者尊为“书圣”，善图画者奉为“画圣”，善制木器者尊为“木圣”，并誉跗、扁、和、缓，为治疾之圣。故咸和五年，仲景早于孔子160多年被追尊为“圣”，这完全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孙思邈曾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仲景之学至宋代治平二年林亿等校定刊行之后，才得到较短时间的流通、传播，至金元以后才渐成显学，故称张仲景为医圣，当是宋代以后的追尊。宋代以前，仲景书传本歧出，张仲景其人尚没有特别地位，在学术上虽有盛誉，但尚与他人并列。据可查文献，自朱肱（1050—1125年）、许叔微（1079—1154年）始尊仲景为圣人。严器之在《注解伤寒论》序中称仲景为“后圣”，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赞仲景为“大圣”，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序中尊仲景为“亚圣”。最早尊称仲景为“医圣”者，可能首见《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一》历世圣贤名医姓氏篇。是书成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次年刊行。其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引中，称仲景“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书为诸方之祖，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故后世称为医圣。夫扁鹊、仓公，神医也，神尚矣，人以为无以加于仲景，而称仲景曰圣。”故此碑“咸和五年”（330年）称仲景为“医圣”与史实难以符合。

（二）成书背景

战乱

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时期，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战争此起彼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就发生在这个时期（184年）。为了镇压黄巾起义，军阀武装纷纷割据，战乱频仍，史载在当时的南阳地区，一次即屠杀黄巾军两万余人。军阀战争，烽火连天，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描述，可谓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灾害

史载，东汉末年自然灾害肆虐，连续发生地震、洪水、大旱、蝗灾。军阀的连年混战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使民不聊生，饥寒交贫，民众的体质下降。

疫病流行

前辈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疫病是暴政、战乱的自然产物”。

史料记载，在东汉共195间，其中有119年均有疫病流行。自151年京师、九江大疫以来，30余年间均有大疫流行，民众死亡惨重。文学家曹植（192—232年）著文《说疫气》，记述了那个时代疫疠流行的状况：“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可见当时疫病的流行是何等严重。

作者具有仁爱济世的忧患意识

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正是疫疠流行的盛期，面对民众死亡的惨重状况及其亲历不幸的遭遇，十分伤感。在今本仲景书《伤寒论》序中自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自序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仁爱济世的医学伦理思想。作者身处疫病流行的生存环境，目睹“当今居世之士”，“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而是“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作者发出感叹曰：“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作者对当时墨守成规、空疏浮浅的不良医学风气进行了抨击：“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

张仲景生长、生活在这样的历史与环境中，又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及仁爱济世的人生抱负，所以他才能够发出“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这样的感慨；他才能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全身心地投入到仁爱济世活人的临证实践活动；他才能够发奋总结前人的医学成就和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从而撰写出影响了中医学千年发展的，旷世的医学经典《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

这大约是在建安十年至建安十五年期间（205—210年）。

（三）《伤寒杂病论》的流传与分合隐显叙略

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已时至晚年，是书完成之后，由于社会动荡、兵燹相接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在其生前，惜未能得到较广泛的流传，在其卒后不久，即流于散乱。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按：皇甫谧，《晋书》有传，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卒于晋太康三年（281年），与仲景生活年代相差半个世纪左右。与王叔和（201—280年）算是同时代人。王叔和在《伤寒例》中亦云：“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有研究者认为，王叔和至迟于235年完成对张仲景遗论的整理，从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至王叔和搜采整理完毕，其间相隔大约30年。①经过王叔和搜采整理的仲景遗论，已不再称为《伤寒杂病论》，而称为《张仲景方》或《张仲景药方》，此在隋、唐时的书目著录中可见。而今名《伤寒论》有可能为南北朝或隋唐间人所取。②

晋永嘉之乱（291—306年），生产、经济、文化受到严重破坏。其间，经过王叔和搜集整理的《张仲景方》也未能得到广泛的流传，只是在民间辗转传抄。如此，分合隐显，历经了南北朝、隋唐、五代。唐代孙思邈在其撰著《备急千金要方》时，虽耳闻仲景其书，但尚未能目睹其全貌，因此他把自己所仅见到的仲景书片断内容收入卷九，故在今本《备急千金要方》卷九中，仅能见到49条后世“宋本”所载的三阴三阳条文，为此，孙氏曾无奈地发出“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之感叹。至孙氏晚年，始得目睹仲景书《伤寒论》“全貌”，遂收入《千金翼方》卷九、卷十。

孙思邈晚年所见到的《伤寒论》传本，其原貌是“条证”与“方药”分列为前后两部分，此对于阅读学习与临床应用多有不便。故孙氏在《千金翼方》卷九引言中有云：“旧法方正，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已。”孙氏慨然之余即有所为，为方便“须有检讨，仓促易知”，故把相关方药与所论之条证，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之方法连缀在一起。从中可知，在《伤寒论》流传史与研究史上，是孙思邈首先把方药附列在相应的条证之后，同时又把同类的条、证、方、药汇集在一起，从而形成“太阳病用桂枝汤法”“太阳病用麻黄汤法”“太阳病用青龙汤法”“太阳病用柴胡汤法”“太阳病用承气汤法”“太阳病用陷胸汤法”“太阳病杂疗法”“阳明病状”“少阳病状”“太阴病状”“少阴病状”“厥阴病状”等这样的格局。孙氏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整理过程中，根据自己对条文的理解，把“方”列在相关条文之后，把相关条文按前后顺序汇集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孙氏具有一定的自由度与自主性，具有一定的构思与创造性。经过孙思邈整理过的格局影响到400多年之后宋代林亿等校定本《伤寒论》的条文结构和序列。从此一斑，可窥见今本仲景书，在形式与结构上与仲景原作之《伤寒杂病论》之差异。

宋代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朝廷在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机构。以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并为校正；后又命孙奇、高保衡、孙兆同校正。校正自《黄帝内经》以下至唐代的大量医书。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由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正《伤寒论》并镂板印行。治平二年镂板刊印本系大字，后至元祐三年（1088年）国子监奉朝廷圣旨刊刻者为小字本。

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后世人称之为“宋本”《伤寒论》。宋本的刊行，结束了自晋代以降《伤寒论》传本歧出的局面，使《伤寒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流传。从而形成了金元时期的《伤寒论》研究热潮，极大地促进了《伤寒论》学术的发展。

由于宋室南渡，金元入侵中原，历史的沧桑、社会的变迁，再加上北宋林亿等校勘的宋板《伤寒论》，不论大字本或是小字本均既无句读亦无注释，故阅读起来颇有晦涩之感，与金代成无己所撰之《注解伤寒论》相比，流传日稀，至南宋时已流传不广，至明代万历年间，几成绝迹。

由于张仲景所撰著的《伤寒杂病论》原貌已不可见，由王叔和搜采整理的《张仲景方》原貌也不可见，故林亿等校勘所依据的底本是哪一个传本，此在学术界曾有不同的认识，传统的看法是以北宋开宝时，荆南节度史高继冲进献本。对此观点，在2003年出版的《伤寒论通释》导论中载，钱超尘先生曾提出不同见解，认为林亿等所依之底本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伤寒论》十卷本。①认为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传本，因“其文理舛错，未尝考正，历代虽藏之书府，亦阙于仇校”，故未被采用为底本，而是用作为校本，其文被编在《太平圣惠方》卷八。马继兴先生也认为《太平圣惠方》卷八为收录高继冲所进献的《伤寒论》。②《太平圣惠方》镌刻于宋淳化三年（992年），今所见之《太平圣惠方》系由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之排印本。此即所谓“《太平圣惠方》本”或“淳化本”。

近10年来，《伤寒论》版本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钱超尘先生经过详尽的考证，修正、完善了自己的观点，复又认为林亿校定本是“以高继冲本为底本”。“荆南国末主高继冲（942—973年），于北宋开宝（968—976年）中进献并经编录的《伤寒论》，北宋校正医书局选为底本。据今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考知，此本传自隋本，隋本上承南朝阮孝绪《七录》之张仲景《辨伤寒》十卷，阮孝绪《辨伤寒》十卷本上承陈延之《小品方》之张仲景《辨伤寒》九卷本，阮本与陈本皆来自同一祖本——《张仲景方十五卷》。《小品方》据东晋初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而成，则高继冲本可追踪至王叔和编次之《张仲景方》十五卷，其来源堪称悠久矣。此书历代藏于书府，至北宋治平元年选为底本。”③

至于今人所说的“宋本”《伤寒论》，实系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以宋本《伤寒论》为底本之复刻本。关于赵开美其人和其刻书过程，可以从赵氏《刻仲景全书序》中了解一斑。序中言：“岁乙未（1595年），吾邑疫疠大作，予家臧获率六七就枕席。吾吴和缓明卿沈君南昉在海虞，藉其力而起死亡殆徧，予家得大造于沈君矣。不知沈君操何术而若斯之神，因询之。君曰：‘予岂探龙藏秘典，剖青囊奥旨而神斯也哉？特于仲景之《伤寒论》窥一斑二斑耳！’予曰：‘吾闻是书于家大夫之日久矣，而书肆间绝不可得。’君曰：‘予诚有之。’予读而知其为成无己所解之书也。然而鱼亥不可正，句读不可离矣。已而购得数本，字为之正，句为之离，补其脱略，订其舛错。”赵开美阅读之后才知道此非宋板《伤寒论》，而是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于是赵氏把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和已经得到的《金匮要略》一并合刻，命之曰《仲景全书》。既刻成，复得宋板《伤寒论》，“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及得是书，不啻拱璧，转卷间而后知成之荒也，因复并刻之。”

在2003年出版的《伤寒论通释》中曾载，“今人较常见到的所谓赵刻‘宋本’《伤寒论》，一是1923年由恽铁樵先生影印的摹刻宋板《伤寒论》，二是1955年由重庆市中医学会校注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三是195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由南京中医学院（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伤寒论教研组编著第一版，1990年由陈亦人先生主持修订的第三版《伤寒论译释》。”钱超尘先生考证指出，上述《新辑宋本伤寒论》《伤寒论译释》使用的底本实际上均不是赵开美翻刻的宋板《伤寒论》本，而是以1923年由恽铁樵先生影印的摹刻宋板《伤寒论》为底本。而恽铁樵影印本则源于日本安政三年堀川济本，唯将安政本返点符号削去而已。①故恽氏影印本也不是以赵开美《仲景全书·伤寒论》为底本。如此说来，恽氏影印本、重庆市中医学会校注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以及《伤寒论译释》均不是以赵开美翻刻本为底本，均不是林亿等校定宋本之原貌。

赵开美翻刻林亿等校定宋本《伤寒论》，至今似已绝少于世。

《金匮玉函经》是《伤寒杂病论》另一个古本。是从王叔和搜采整理的《张仲景方》中逐渐离析出来的，据钱超尘先生考证，《金匮玉函经》这个名称最早可能出现于东晋。

林亿等在1065年校毕《伤寒论》之后，于次年，即宋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十八日，《金匮玉函经》八卷校正完毕之后，撰写《校正金匮玉函经疏》文曰：“《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缘仲景有《金匮录》，故以《金匮玉函》名，取宝而藏之之义也。王叔和，西晋人，为太医令，虽博好经方，其学专于仲景，是以独出于诸家之右，仲景之书，及今八百余年不坠于地者，皆其力也。但此经自晋以来，传之既久，方证讹谬，辩论不伦，历代名医虽学之，皆不得彷彿，惟孙思邈，粗晓其旨，亦不能修正之，况其下者乎！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恭惟主上大明抚运，视民如伤，广颁其书，为天下生生之具，直欲跻斯民于寿域者矣。治平三年正月十八日。太子右赞善大夫臣高保衡、尚书员外郎臣孙奇、尚书司封郎中秘书阁校理臣林亿等谨上。”

从林亿的上疏中所言“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可见在那个时代，人们已经非常重视《金匮玉函经》的临床价值和文献价值了。但经过金、元两朝，林亿等校勘的《金匮玉函经》至明代，虽民间尚有极少珍藏，然已不流通了。

《金匮玉函经》一个显著特点是条证与方药分开，其前半部分是条文，其卷七以下集中分列方药。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卷四“辨厥阴病形证治第九”只列四条，其后又列“辨厥利呕哕病形证治第十”。从中可见，在仲景的原典文本中，“厥利呕哕”根本不属于厥阴病。

今人所见之《金匮玉函经》，系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956年据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陈世杰刊本之影印本。其中有陈世杰所作的《重刻张仲景金匮玉函经序》，文曰：“此经盖自元时，而不行于世矣，岁壬辰（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义门何内翰（按：何焯），以予粗习张书句读，手抄宋本见授，拜受卒业，喜忘寝食，惜其讹脱者多，甚或不能以句，既无他本可校，乃博考众籍，以相证佐，补亡灭误，十得八九，稿凡数易，而始可读。”

1144年（按：严器之《序》中曰甲子年），当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金熙宗皇统四年，成无己对《伤寒论》的全文注解首刊。这是《伤寒论》研究史上第一次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注释，其影响深远。传统的认识是成无己以宋本《伤寒论》为祖本，近代张灿玾先生认为：“综观此书全文，与宋臣校定本不同处颇多，决非皆为成氏校改。故成无己注解本所据祖本，必系另有所本。”①

成氏《注解伤寒论》原板刊本，今已不可见，现在常见到的是由商务印书馆1955年之排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据赵开美《仲景全书》之影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据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汪济川刻本之排印本，以及流通比较少的中国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影印中国中医科学院藏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年）赵开美刻《仲景全书》第四种。

综上所述，张仲景所撰著的《伤寒杂病论》的原貌已不可确定，据钱超尘先生考证，王叔和撰次整理的《张仲景方》最接近其原貌，其原始结构可能如下：②

1.《伤寒论》

2.《杂病论》

3.药方部分

（1）《伤寒论》112方居前

（2）《杂病论》262方居后

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其底本似不甚可能是王叔和整理的原貌。

由于林亿等校定之原刻本没有流传下来，至明代已罕见于世，据现有文献，亦未见详尽描述，故林亿等校定之真正宋本《伤寒论》原貌究竟有什么特征、特点、印记，明代以后无人知晓。而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其底本虽是宋本，但是，是否就是林亿等校定的原刻版本，此只有推论，却无凿凿考证。由于目前尚做不到与林亿等校定之原刻本做比照，故过分强调赵开美翻刻本“逼真”于宋本，“逼真”二字似无文献依据。尽管如此，赵刻宋本仍是当今可见到的无与伦比的最佳传本与版本。可以肯定，今本《伤寒论》的内核和精髓出自张仲景，而其外壳和框架结构恐已非仲景书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