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90年代：文化断裂下的主体再造

20世纪90年代以前，费孝通先生主要关注地方性文化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性，强调传统文化、差序格局仍是社会变革可资利用的关键资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费孝通此时的思考背景还只是同全球现代化进程保持着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此时的思考直接联系的现代化还仅仅体现在工业发展、经济增长等简单的目的性指标上，游戏规则还可以根据地方情境自行制定。当中国农村直面全球化浪潮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须按照国际规则来行事时，各种地方性文化能否保持自主性？能否主动转化为全球经济规则？这是当时还没有发生当然费孝通也不可能提前思考的问题。但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在上海浦东，中国政府直接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跨国企业，浦东新区农民在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浪潮面前，不仅一夜之间失去了土地，而且连传统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凭依。他们的这种情形，与费孝通在海南岛、内蒙古所看到的少数民族的遭遇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二者都被外来文化和生活生产方式所抛弃，不同之处则在于这些少数民族还有转变现代化发展道路、重建传统的可能性，而浦东地区农民的文化凭依恐怕将永远地丧失了。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浦东。当温州、苏南的农民不再满足于地方性经济供应而奋力开拓全球市场，或者说当全球化浪潮深入中国基层的经济活动中，温州模式或者苏南模式与其相遇时，这些人也会遭遇与浦东新区农民同样的困境。

显然，这种情形超越了费孝通既有的视野。所以，当浦东开发开放时，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社会结构可能由此引发的深层变化，开始思考“我国今后在整体上的改革、发展、稳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费孝通，1999p：297），关注可能由此带来的“文化真空”（cultural vacuum）、“文化贬值”（cultural debasement）以及文化不适问题（波兰尼，2007：135）。

面对这一新的难题，费孝通也陷入困境之中。一方面，他明确认识到传统虽然存在，但已不再有效。“我联想起几十年前苏州吴江开弦弓村往返震泽镇的航船，航船的这一头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虽然航船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依然还在。这个联想使我脑海里又呈现出一个问题：从中国几千年文化史的这一头到来自西方世界的现代电子信息社会，还需要中国农村在物质和精神上拿出多少投资？”（参见李友梅，2005）因此，当务之急是“思考怎么使当地人接受和消化新体制，怎么使他们的思想方式跟着发生变化，怎么使他们具备提高自身素质的能力，讲到深处，就是如何保证开发者与农民的双方利益共同发展的思考和如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一个可靠基础上的思考。我想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拖延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进度为代价，但是新体制要实际地考虑以什么方式解决毛将焉附的问题”（费孝通，1999q：120），亦即让浦东新区农民和企业主尽快转变观念，主动学习全球化时代下的先进技术和游戏规则，以保证自身能够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而不掉队。有鉴于此，费孝通大声呼吁国营大企业“如果不赶快自己学会和掌握这个本领，等到21世纪就太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发区有变成殖民地的危险”（费孝通，1999q：120）。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放弃传统文化，渴望“土”能够消化“洋”，能把“旧皮”加到“新皮”上再生产出一种新皮来，以此解决农民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参见李友梅，2005）。由此可见，到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的“文化主体性”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关键是根据自身文化特点来构建现代化道路；90年代，则是放弃传统文化包袱，主动学习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技术、游戏规则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在主动学习而非被动甩开中赢得主动性。但是，这种想象能否实现，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费孝通并没有设计出一个可以操作的、确定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