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和讨论
把费孝通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思考置于他关于现代化的思考这一背景之中，并把其变革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这样做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阐明费孝通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思考与他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他在这方面的基本思路和观点；第二，呈现费孝通文化观的一贯性和矛盾，揭示他在民族文化问题上面临的根本困境。
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费孝通的文化观念表现出德国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点：一方面，他切身体会到西方“团体格局”中的“个人主义”相较于中国“差序格局”中的“自我主义”不仅对于个人人格和尊严，而且对于社会道德、国家认同、民族现代化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在关注西方现代启蒙理性所培植的科技文明在发展生产力、提升人们福祉的同时又担心工具理性张扬带来的人的异化后果，发出“如果我能选择，我有理由宁可回到旧日，回到一个富有又平均的农民的世界。那时我会享受和平的心境、稳定的生活和友好的环境。我会生活在应该熟悉的世界里，享受有人情的生活”（费孝通，1999i：186）的感叹。即便如此，费孝通还是理性地认识到这种生活“也许只存在于诗境中”，“我们对此实在没有别的选择”（费孝通，1999i：186）。也就是说，顺应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潮流是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在这种张力中，费孝通认识到中国要维续自身的自主性，不仅应实现从“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的转型以及接受西方的现代技术理性，而且应该挖掘中国传统“技艺”的优势，在具体而微的层面上克服工具理性之局限。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费孝通的思想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不过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有所重叠，所以费孝通时常是在两个不同的语境和线索下思考文化问题。譬如，90年代初，他在思考少数民族如何彰显自身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同时，又在思考浦东新区农民如何追赶和适应全球化浪潮的问题；90年代中期，他在思考浦东新区农民和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动问题的同时，又开始思考中国文化如何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组中发挥作用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叠合，费孝通关于文化主体性思考的矛盾和困境才得以表露无遗。譬如，在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现代化模式进行反思时，费孝通似乎忘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差序格局”的弱点和缺陷，“差序格局”似乎与农民的主动性一起构成了中国农村通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与40年代和80年代关注相对封闭的中国农村地区不同，90年代费孝通的关注对象变成了完全同全球游戏规则接触的开放的浦东地区，面对的是浦东新区农民的困境和中国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费孝通在思考中国如何把握国际游戏规则和新兴技术时，应该注意到了“差序格局”同全球游戏规则之间内在的冲突关系，以及“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文化内涵对这些地区的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时无可规避的阻碍作用。在人生的最后10年，费孝通的注意力聚焦到西方工具理性文化对于“人心”的消极后果上，并重新诠释“差序格局”，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新差序格局”，并以此为依据开始想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社会发展前景。
费孝通的这种文化困境及其转变逻辑，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困境，毋宁说是在现代化这面镜子前中国文化所呈现出的结构性悖论。在面对不同的具体问题时，同一种文化的适应性和缺陷表现得并不相同，适应和失调同时存在，难以简单地取舍，因而“文化主体性”就成了一个问题。
文化的这种特点和费孝通的文化观及其困境给予我们的启示，可以这样来表述：对待民族文化，既不能虚无主义，也不能保守主义；既不能妄谈普世主义，而必须在具体的地方性情境中展开，又不能陷入特殊主义，而必须有全球的视野；既不能全然浪漫主义，而必须认识到文化同生产生活内在的相互依附和支持关系，又不能沉入工具主义，而必须认识到文化自身的独立性、运行逻辑和目的性。这是关于文化的完美言说，又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费孝通最终没能走出这个困境，我们同样也很难超越，但我们又不得不接过他的接力棒，“上下求索”超越困境的道路。也许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压根儿找不到确定的答案。但是，只要人们关注这个困境，走在超越它的路上，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就可能延续；相反，放弃走出困境希望的那一天，就是文化主体性迷失的那一天。
参考文献
波兰尼，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84，《小城镇·苏北初探》，《瞭望》第44期。
——，1989，《〈城乡发展研究〉后记》，载费孝通主编《城乡发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2，《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7，《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8a，《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b，《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和我的研究工作》，《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c，《社会调查自白》，《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d，《四年思路回顾》，《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e，《〈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前记》，《学术自述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a，《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
——，1999b，《论社会组织》，《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
——，1999c，《复兴丝业的先声》，《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
——，1999d，《中国乡村工业》，《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
——，1999e，《〈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
——，1999f，《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文集》（第3卷），群言出版社。
——，1999g，《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
——，1999h，《农村工业化的道路》，《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
——，1999i，《经历·见解·反思——费孝通教授答客问》，《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
——，1999j，《从“江村”到“温州模式”》，《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
——，1999k，《苏南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
——，1999l，《海南行》，《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
——，1999m，《发挥民族优势，开拓民族经济》，《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
——，1999n，《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
——，1999o，《孔林片思》，《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
——，1999p，《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
——，1999q，《再话浦东》，《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
——，2003a，《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第3期。
——，2003b，《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2004，《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第2期。
费孝通、鹤见和子等，1991，《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李亦园，1998，《中国文化与新世界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李培林、渠敬东，2009，《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学术史》，载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友梅，2005，《费孝通教授20世纪末研究成果的再学习》，《社会》第2期。
斯科特，2004，《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立平，2002，《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学刊》第2期。
[1]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2] 李友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