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4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文化困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呈现一派学术繁荣景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构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主要论题（李培林、渠敬东，2009），他们耽心于西方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形成了多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理论流派。费孝通在这个时期也完全融入这些思考和争论之中。具体地看，费孝通的相关思考大致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在西方外来文化面前，传统文化能做出怎样的抉择？二是机器生产所可能带来的人的“异化”困境如何解决？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应该像甘地那样号召大家不穿洋布，只着土布，以传统的农村手工业来抵制西方的现代工业；另一种主张是吴景超提出的，即完全放弃农村手工业，用新型的现代工业来吸收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工业从农业中完全抽离出来。费孝通认为，前一种主张希望用道德的力量来控制个人的欲望，进而控制经济生活的变异，从人性上讲对普通大众太过苛刻，故没有可行性（费孝通，1999f：392）。后一种主张虽然从进化论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但工业化的完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考虑到在工业化真正来临之前人们生活的现实困顿，这种主张的不切实际性就袒露无遗了（费孝通，1999f：392）。
与上述两种极端化的主张不同，费孝通基于自己的社会学调查经验，主张人们可以去寻找一种方式，以利用西方的机器工业来增加生活幸福（费孝通，1999f：389）。这一点在他的江村调查中得到了印证。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1997：9）致力于说明“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费孝通在“江村”的调查中发现，中国农民为改善和满足基本生活条件，能够积极地接受外来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帮助，主动地参与到技术与文化的变革活动中。但是，农民对西方文化和工业化的接受，并不是以完全抛弃自身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前提，而恰恰是立足在自己以往的生产生活传统基础上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虽然“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压力是目前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费孝通，1997：14），但是，“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各种问题，都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费孝通，1997：9）。
费孝通认为，江村经验所表现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契合关系并不是天然的，而有一个从不适应和冲突向契合转变的艰难过程，有一种逐渐培育出能够直面挑战的“主动精神”。因为任何生活方式都来源于人在一定生存环境中的需求与欲望，而且“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费孝通，1998a：85）。譬如，知足安分的观念肇始于资源匮乏的经济生活，作为一种帮助社会位育自身处境的力量，它不仅把人安定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中，维持着这个技术停顿、社会静止的局面，而且使人不能欣赏进步的价值（费孝通，1999g：302～305）。这种文化惰性使人们不可能对各种可能的危机和挑战做出理性的预先判断并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费孝通，1998a：85）。只有在生存环境发生变化，这种不自觉的印合内在的弊病显现出来之后，人们才会被动地采取对策。江村农民的主动性就出现在现实生活条件受到冲击之后。费孝通在“魁阁”时期所做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当缺乏外来文明的冲击（具体言之即缺失不同生活方式的接触，如人口流动，或者生活上没有发生困难）时，中国传统文化不会寻求主动的变迁，其惯性依然会延续（费孝通，1999a：112～114）。像云南以经营农田为主要业务的“禄村”，由于缺乏传统的乡村手工业，未曾出现与现代工业之间的竞争，其经济生活因此而没有受到现代工商业的冲击，仍能保持以自营小地主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其生活方式仍保持着内在的主体性。但让费孝通颇为乐观的是，中国乡土社会并不是静止的，“都市和乡村间人口的流动常是双方的，虽则双方流动的速率不同，但由都市向乡村去的人亦是很多的。这些人在都市中学得了新的社会方式，来到乡村中，做乡村社会变迁的种子”（费孝通，1999a：115），为乡村社会的“主动”思变创造了条件。当他在云南“易村”发现即便是乡村工业本身也存在不同的形式（如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时，便开始思考什么类型的乡村工业更便于与西方现代工业结合，“怎样使我们原有的工业蜕变成现代工业”（费孝通，1999d：3）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费孝通已经注意到“地方性知识”的多样性对于中国现代化模式也会产生多样化的影响。
与中国知识界过往在“体”、“用”关系的探讨上更倾向于先进技术的引用和借鉴，而尽量淡化或忽略社会组织上的变革或调整的立场不同，费孝通注意到，西方新型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利用，把中国所处的环境在短时期内大大地改变了，以前已“完成了”的社会组织自然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组织在急速地变动着，革命的感觉打动了每一个和新环境接触的人（费孝通，1999b：220）。从这个角度看，在江村建设新丝业的意义主要指向一种新的、公平的社会组织及一种平衡的文化（费孝通，1999c：248）。因此，中国农村要适应现代化，利用现代技术、建立与现代技术相配的社会结构，二者须臾不可分割。虽然传统乡村工业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仍然有其前途，但关键的问题是传统生产方式不能依然纯粹以体力为动力，各自为政，而需要在技术上和组织上进行本质的变革（费孝通，1999d：15），以配合现代经济的运作方式。但是，费孝通（1999g：310）也认识到，与接受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相比，变革社会组织形态、建立一种能够体现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并能有效“利用现代技术的社会组织”更为困难。费孝通关于具有主动变革精神、公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深层次上与现代化的不适应性，同他对“差序格局”的批判（费孝通，1998a）在逻辑和思想上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费孝通关于传统文化同现代化之间契合可能性的判断有两个不同层面：在技术层面，这种契合是可能的；但在价值层面，这种契合是艰难的。只有改变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格局”，建立公平的社会组织形态，技术上的契合才能深化，中国现代化才成为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工业中恢复人和机器以及在利用机器时人和人的正确关系？”我们知道，任何正常的经济活动都必然是以人为主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维持自主性的背后是人的尊严和目的的现实化，“可是机器的利用发生一种反客为主的现象”，“这种把人的活动隶属到机器活动之下，是一个现代的观念，在这观念中曾创造了空前的效率”（费孝通，1999f：393～394）。但这一观念使机器演变成了控制人类活动的主体，人的自主性以及文化的自主性受到压抑，人性被摧残，人格被割裂，它所张扬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劳动工具的“异化”。基于此，费孝通思考的是如何在人性被泯灭的现代经济生活中再造一种和谐的人与机器（或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在人和机器的理想关系的再造中，文化传统能够发挥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又回到了前一个问题的对立面，即在现代经济组织的建构过程中，传统社会组织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发明了新的技术就永远不能再恢复传统社会中高度契洽的社会组织”（费孝通，1999e：193）。在传统手工业中，“人和工具的关系是：人是主，工具是客。而且在主客之间充满着伙伴精神”，“人对于生产过程具有一种表演的态度”。充满着这种“手艺精神”的经济活动，不但不摧残人性，而且还“完整了人格”。费孝通认为，在现代机器生产的过程中，“并没有一定要销毁那种手艺精神的必然性”，完全可以在引用机器进入我们的生产过程时，保持这种传统的“手艺精神”（费孝通，1999f：397～399）。高度契洽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能够让人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培育人的主体意识，而这正是西方现代文化所缺乏的。
总结费孝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可以发现：一方面，费孝通给中国既能适应现代化又能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设计了一条道路，即“在策略上大概不能避免走上复兴乡土性工业的路子”（费孝通，1999g：371），在技术上推动民族传统工艺同现代工业化逻辑对接，在文化价值体系上积极自我变革，走出“差序格局”，引入独立、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组织方式；另一方面，费孝通又洞察到西方工具理性独大之后对人心安顿、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作用，力主维护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由此，费孝通陷入困境之中：如何在工业化进程中维续“手艺精神”和“天人合一”的地位？如何在摒弃“差序格局”的同时给个人主义设置边界，防止后者的极端化对“人格”以及私人领域中情感生活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