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求精

凡为医学大家，均是技术精良者，而其臻于精良之路是不完全相同的。一般说来，除嗜书如命，年高岁迈仍手不释卷，躬身临床数十年如一日，具极高的领悟能力，能化幽玄于浅理等这些相同点外，尚有各自不同的求索之途。就像百花园中争奇斗艳的花朵一样，各因其种属之异、土壤之殊、阳光之度、水分之适而娇艳。研究这种不同，能为后学提供可参可鉴之范体，并可在学习此范体时，参效别的范体，从而在不同熔炉中得到冶炼。

那么，江老学术之精是如何求得的呢？

第一，不断参拜不同学术背景的名师。江老幼少体弱多病，15岁时，其母即听经方大家陈鼎三（后来成为江老岳父）之劝，令其休学在家边养病边学医。按照陈鼎三先生的安排，在家闭门静读《黄帝内经》 《难经》 《神农本草经》 《伤寒论》 《金匮要略》等书。由读而诵，由诵而背，寒来暑往，历经5年，对上述经典已融汇于胸，尤其对《伤寒论》已能流畅背诵，方随陈师诊病。陈师带着一批弟子，白日诊病，夜间讲课答疑，因江老熟读经典，故水平遥遥领先。因陈师名播遐迩，不少危重证患者家属均需用滑竿（类似无棚轿）抬着陈师前往病家诊治。这种诊治一般都需住在病人家中，等待服药见效后方可离开。这完全是一种极为严格，甚至可称“残酷”的现场考试，因为药后无效是不能离开的。而陈师多以病人或转危为安，或病减热退、吐停泻止等主要症状消失的完满答卷交出。两年的跟师临床，使江老从一个医学生，转变成了一个医生，从一个书本知识的拥有者，变成了一个理论与临床的结合者。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单独行医且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临床生涯。陈师给予江老的，除了熟读经典、背诵经典、融汇经典的基本功外，还有救治一些疑难重证的“绝招”。这些绝招有的已经成了代代相承且广播医林的“杀手锏”。如三花汤治大头瘟，《古今录验》续命汤治风痱，豁痰丸治痰热壅肺危症等。

江老并未满足于现状。技必臻精的远大目标和好学求知的欲望涌动，使他努力扩展着自己的视野，寻找着新的学习天地。当时针灸在四川少见使用，对针灸稍有掌握者，每故作神秘，不愿轻易示人。而江老在研读《伤寒论》时，深感仲景擅用针灸，推崇针药并用的学术特点，于是有了强烈的学习针灸的愿望。机会总是留给有心人的，抗日期间，大批专家学者避难来川，而针灸大师承淡安和伤寒大师陈逊斋先生亦先后来川。江老访得陈逊斋在重庆办学行医的消息后，毅然关闭诊所，长途跋涉，只身前往。其执着精神和求学渴望深深打动了逊斋前辈，遂倾囊相授。

1947年，江老闻听针灸大师承淡安先生带病从江苏无锡来川避难，住在简阳县（现简阳市）养马河小镇上，立即致函请求前往学习，当得到承老同意后，立即邀约家乡同道数人，赶至简阳，跟随承老，白日侍诊练针，夜晚聆听讲课。承老虽未脱病体，仍循循善诱，为了能让学生找准每个穴位和准确掌握针灸手法，常把手执针，传授操控。时隔40年，江老还常提起承师慈如父兄的授业情形。这段学习，江老不仅学得了针灸技术，也强化了他的临证思维能力。几十年后，江老在讲解《古今录验》续命汤治瘫痪的机理时，认为是脾胃突然升降失调而致，并引用跟承师时所学的理论为证。承师治一四肢痿废病人，久无进展，后据《素问·太阴阳明论》“脾病而四肢不用”，乃独取“脾之大络”的大包穴，终使痼疾痊愈。可见江老对承师学术的传承，已远远超出了一针一穴等具体诊疗层面。学习过程中，江老目睹了针灸的神奇效果，为日后针药并用治疗各种病证培养了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也为日后针药并用临床特色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得一名师必会成为人才，那么，得两名师则可成为超群之才，而得三名师亲炙者，必会成为卓尔不群之大才。江老成为大才，是在技必求精的路上紧执一个“求”字得来的。

第二，不断借鉴和吸纳西医之长。江老虽身居一隅却视野开阔，反对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合参。因此，他在早年攻读中医书籍时，即兼读了一些西医书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老成为为数不多的最早进入公立医院的中医师。1959年由县医院调到市人民医院在西医病房从事中医工作，并且在查房、会诊、病历讨论中学习了大量西医知识，也有机会观看尸体解剖，从中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并将之作为辨证论治时的参考要素。但参考绝非主体，江老坚持以中医为主体，吸纳西医之长，以丰满和完善自己，这是其技得以精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江老出身书香门第，历代崇尚读书，血液中涌动着自觉的读书上进因子。

中医界公认读经典、做临床、跟名师是中医大家的成功之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样坚持走此路的人中，所达到的高度是大相径庭的。而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呢？江老在这里发挥了范本作用。纵观江老在这条路上，无论哪节哪段所表现出来的渴求、追求和探求精神都是强烈的。渴求标示着主动性，追求标示着目标性，探求则标示着创造性。因而，这种主动性、目标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决定着一个医家所能到达的高度。这是我们从江老技求精的过程中所得出的一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