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后期蒙古旗人史地学的编纂分期与时代特征

道咸之变局：经世致用的倾向与领域的拓展

边疆危机与蒙古旗人西北史地走向经世致用

19世纪，西北边疆各种问题尖锐地浮现。19世纪20年代，浩罕支持挑唆张格尔在新疆叛乱，向南疆发动四次进攻。叛乱于道光八年（1828）才得到平息。道光十年（1830），由于清朝对其贸易的限制，浩罕又支持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在南疆发动叛乱，此次也被清朝镇压。19世纪30年代以后，沙俄加速了对中国西北的武装侵扰和非法占领，英国也从中亚向新疆侵略渗透，中国西北边疆进入多事之秋。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边疆陷入全面危机。“俄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151]，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危机刺激了当时学人的思考，时人纷纷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力图为国家抵御外辱、安定边疆出谋划策。

西北地区边疆危机的逐步加深，以及清政府频繁的平叛使得参与这一过程的蒙古旗人积累了大量的实际经验，他们继承前辈的治边经验，并且更加深入地讨论西北防务之道、政府政策之得失以及国家富强之道。史地研究被赋予维护边疆主权的新意义，由此蒙古旗人的史地学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经世致用的新阶段。

1.壁昌的守边经验

蒙古旗人壁昌总结其担任边疆参赞大臣的经验，著成的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为时人所称赞。

壁昌，又作璧昌，为道光时期著名守边能臣。字东垣，号星泉，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驻藏办事大臣和瑛之子。壁昌由工部笔帖士铨选为河南阳武知县，后任直隶枣强知县，升为大名府知府。道光七年（1827）奉命随直隶总督、钦差大臣那彦成到南疆处理张格尔叛乱之后的善后事务。九年（1829）署叶尔羌办事大臣。十一年（1831）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当年十月，参赞大臣驻地由喀什噶尔移至叶尔羌，壁昌遂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十四年（1834）二月任乌什办事大臣，九月调任凉州副都统。后任阿克苏办事大臣、察哈尔都统、陕西巡抚、福州将军。二十三年（1843）擢两江总督，二十八年（1848）十二月以疾回京。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北伐威胁京畿，壁昌为巡防大臣。咸丰四年（1854）卒。[152]著有《叶尔羌守城纪略》、《守边辑要》、《牧令要诀》、《兵武闻见录》。

壁昌于道光九年（1829）一月，擢署叶尔羌办事大臣。在抚驭回疆的过程中，他力图去除各种陈规陋习，访问民间疾苦，笼络汉、回各阶层人士，颇得各族拥护。又新建汉城，以存仓之粮二万石为额贮，在守城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道光十年（1830）八月，浩罕同玉素普率军偷犯卡伦，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回城迅速沦陷，二汉城也被叛军包围。九月初，玉素普随浩罕率数万重兵南下直扑叶尔羌，叶尔羌战争一触即发。[153]壁昌在《叶尔羌守城纪略》中记载了整个守城战役的过程，其记录比《叶尔羌乡土志》、《圣武记·回疆善后记》更为生动、丰富、详细。他首先召见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尔满等伯克及阿訇等民间领袖，告诫维吾尔族政治宗教首领叛军之凶残，晓以利害，强调清朝皇帝一向对回众施恩庇护，号召回汉一同守城抗击叛军。随即招募民人之中有勇者负责守御，又招募维吾尔族民兵编成千人队，另派换防兵二百名守回城。因为叛军毁坏回城街道“攫取财物子女”，回人愤恨之。加之壁昌素团结、安抚回众，因而出现了“回子男妇皆出击”的局面。其次，壁昌行坚壁清野之策，所有商民全部被命令撤入城内，并招募三百名志愿兵编成民勇，和驻城的一千二百名换防兵并肩作战。战后，壁昌适时论功行赏。第一波进攻被击退后，他发给阿訇银四千两，分赏有功的维吾尔族人，战绩突出者保蓝翎。第二次进攻被瓦解后，“伯克、回子”分别加赏翎、顶戴“不下百余支”[154]。战争胜利的曙光将近，他又派兵扼守亮噶尔、科热巴特等要地。由于壁昌的高超战术及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从九月到十一月，近九十日，浩罕军三次进犯，久攻不下，遂“迭击败走之”[155]。等到援兵至，“贼望风遁”。[156]叶尔羌守城一役可谓壁昌之谋略和当地兵民一体、民族团结的共同胜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壁昌无夷夏大防而有民族平等的观念，以及他团结民众、尊重利用宗教的治边思想。时人称赞：“公以千余瓜戍之兵，当数万日滋之贼，势穷援绝，从何措手……得力处全在收回民众之心……兵民回，联为一体，固已掀贼魄而夺其气矣。”[157]

在写完《叶尔羌守城纪略》后，离开新疆的壁昌又撰《守边辑要》，总结他在新疆的守边经验。该书于道光二十年（1840）刊行，其书概括成“守边十法”，也就是，“今昔情形、固结人心、合以众志、预为修备、修造守具、量兵申令、夷贼情势、慎选侦探、查诘奸细、坚壁清野”这十个要诀，简而言之即为“固结人心、防患未然、知己知彼和养精蓄锐”。[158]

第一，固结人心，既包括团结官兵，也包括团结少数民族。他认为“防边之计首在固结人心”，“夫固结人心，全在慎于平时体恤下情、公以赏罚、省其差徭，待官兵信以忠正，御民回信以仁爱。若遇缓急之时，上下同命。主将必与士卒同甘苦，均劳逸，问疾抚伤如家人父子焉”[159]。他也重视团结维吾尔族同胞，认为回汉之间应当彼此建立信任关系才能抵御外敌。他也正视回众与浩罕、张格尔、玉素普千丝万缕的联系，深知用强力不能阻断这种关系。但是回众因叛军毁城劫掠，“怕贼之心甚切”。因此他“乘此惧悟之时，先将伯克阿浑回众晓谕今之利害……若不同力拒守听其裹胁，将家财子女搜掠一空，比差徭尤苦”[160]。故维吾尔族和汉族以及官兵“惟有同心守御可保无虞”[161]。

第二，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不打无准备之战。他掌握当地百姓的基本状况，派斥候时时监视敌人动向，并分析各民族、各阶层利益群体对叛军的态度。同时加固城池，整顿武备，加紧训练，团结各方，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第三，知己知彼。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询问地方诸色人等，壁昌掌握了敌方的今昔状况。他还尤其深入了解外界同伯克、阿訇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调查双方互相勾结的程度。壁昌通过分析各教派之间、各部落群体之间，甚至各派内部不同阶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矛盾冲突的利害关系来做好笼络、争取、团结和分化、瓦解工作。为进一步掌握浩罕的情况，他指出“惟以差探得实为要务”，“不论官兵民回有能将贼中消息、贼营动静探听得实者叙列首功，破格重赏”[162]。同时还必须稽查奸细，以免敌方探得己方情形。可以说壁昌早已全盘掌握了敌方状况，并利用一切资源来做有效的部署，为防御敌人做了充分的准备。

如何看待南疆八城、布鲁特、浩罕之间的关系，壁昌有一个相当深刻的比喻。如果将南疆八城视为羊，牧羊犬则为布鲁特，而捕羊之狼则为虎视眈眈觊觎南疆的浩罕。浩罕两次侵犯南疆各城，“入羊群饱食而归”[163]，并非因浩罕势强而布鲁特人少，不能抵挡进攻。恰恰与常理相悖，布鲁特不仅没有尽责保护羊群，反而与浩罕狼狈为奸，掠夺南疆各城。故壁昌提出不能信任藩属部落布鲁特守卫边卡。然而如何对待游牧部落布鲁特成为两难，“抚之徒长其刁，剿之预窜出卡”。因此他强调，“为今之计以内修为尚，有备为先”[164]。可见壁昌对当时的局势认识非常清醒，即必须加强自身防御力量，内部团结一致，不能依靠外部藩部来守边。

第四，养精蓄锐。壁昌在叶尔羌期间，修城墙、勤操练、增屯垦、广积粮。他尤其重视城墙的修建，提出英吉沙、叶尔羌、和阗三城都应当以喀什噶尔新城为蓝本，把居民街区和商业街道全部包裹在城内。原因在于修筑包裹商业街的城墙保护了商人的利益，既对抵御入侵有帮助，同时团结了更多的力量。另外城墙也提高了防御的力度，万一敌人来袭只需关闭城门守城以待援军，来自浩罕、安集延的敌军久攻不下，必然会放弃攻城。因此他重视城墙的修筑维护，领兵喀什期间，他又命令加固墙体、深挖沟渠，令城墙按照喀什噶尔模式修建。南疆其余诸城也纷纷依此经验重新修整城池。壁昌对制造维护军事器械有极大的热情，甚至在《守边辑要》中亲笔绘图说明枪炮制造规格及部防位置，还附有城墙建造示意图。如他所言：“城池既修完固自属可恃，而守具繁多缺一不可，必须件件着意。平时将武库所存军械照册点验，其火药、铅丸、炮子、火绳共存若干，缺则补制，多多益善。”[165]《叶尔羌守城纪略》中壁昌提出的团结各族、兵民一体、发动群众、未雨绸缪积极备战、修整武备等策略对当今维护边疆安定仍有借鉴意义。

除了把叶尔羌守城的经验归纳成书以外，壁昌还将其担任知县和将军的经历编成《牧令要诀》和《兵武闻见录》。

《牧令要诀》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壁昌七十一岁时，主要论述如何管理州县百姓。书中言，上任之后，首先要熟悉乡里一切情况。通过阅读舆图地书，熟悉当地地形物产、风土人情；接着将乡里户口门牌登记造册，分清各部门差役的责任，进而掌握州县的一切情况。其次告诫为官者在审问时要慎重用刑。第三论及解决欠缴钱粮赋税的方法。第四详述调查命案审理犯人的过程。第五是修河道防汛的方法。第六是赈灾的经验。他借助那彦成赈灾的经验说明，为官者应当关心天气农事，做好赈灾准备。遇到灾荒之后要向大户借粮分发贫户，设立粥厂赈济饥民，同时设立籽种厂派发钱银种子。第七是防范缉捕盗贼之法。最后是壁昌重点论述的守城之法。核心在于团结人心、坚壁清野。壁昌此书浅显易懂，方法切实可行，时人称“实系有用之书，言虽浅近，而事事踏实，人人可行。……初登官场者，有所裨益，匪浅也”[166]。

《兵武闻见录》是一本实用性非常强的兵书。写于咸丰三年（1853），是壁昌告老之后主动请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重新出山后的经验总结之作，完成此书后壁昌即辞世。“公以耆艾悬车，值粤氛炽甚，论者谓扣囊智足以办贼，顾以耄耋抱疴，不获请缨，忧时感事，著《兵武闻见录》八篇。圣主以朱谕征取原稿，公遵旨进呈。”[167]是书分择帅、选将、肃伍、整械、修守、安抚、行军、善后八个门类，分别论述择帅选将标准、训练军队方法、维护更新兵器、筑城守城方法、战前做好宣传工作安抚百姓的措施、战争中行军的注意事项、战后维护城池的方法。其中还记载了清朝著名统帅的名录及事迹，可谓当时的军事教材。

2.花沙纳、倭仁等人的实地考察

这一阶段由于边疆危机加剧，很多官员被派往边疆，诞生了诸多记述边疆情况的行记。其中最有特点的要数花沙纳的《滇輶日记》、《东使纪程》，柏葰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以及倭仁的《莎车行记》。

柏葰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和花沙纳的《东使纪程》是两部记载奉使入朝行程的著作。《奉使朝鲜驿程日记》记录了柏葰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吊唁朝鲜孝显王妃的旅程，其中记载了朝鲜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最突出的是他详细记录了京师到平壤的每一个驿站的情况，补充了以往访朝史料的不足。花沙纳的《东使纪程》则记载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花沙纳因朝鲜向清朝请求册封洪氏王妃而出使朝鲜的旅程。他在书中对沿途的里程、山川名胜、古迹遗址、城池馆驿、风俗民情、天时寒暖，析其源流，究其沿革；还对职官设置、衣冠服饰、朝仪礼节、馈赠礼物有所记述，可谓是一部朝鲜生活全景式百科全书。最值得赞许的是，书中把实地考察的结果和《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等地理著作中相关的内容作对比，纠其谬误。如他对浑河源头的考述：“今日渡浑河，水面不宽（浑河在城南十里，本名小辽水。《汉书》及《水经注》俱云：‘高句丽县有辽山，小辽水所出。’今考浑河发源长白山，西北流入英额边门，经兴京界内，绕新京西南，至大王屯南入太子河）。”[168]

花沙纳的另外一部游记《滇輶日记》是他于道光十五年（1835）奉旨典试云南的日记。其逐日记录了他从北京出发至云南沿途的里程、山川名胜、城镇馆驿、地理沿革以及科考过程，对研究科举制度史有较大的裨益。倭仁的《莎车行记》是其于咸丰元年（1851）正月奉旨远赴叶尔羌任叶尔羌办事大臣旅途间写的日记，记录了沿途的山川河流、名胜古迹、风俗人情、驿站里程及沿革状况，并对比地理志书验证记载。该书的最后还附了一篇文章，特地详细介绍了新疆整体的地形地貌、山川河流状况以及行政区划。

道咸时期的蒙古旗人史地创作的阶段特征主要有两点：第一，著作多为撰写者任职西北的见闻及治边经验总结，没有系统专业的学术研究著作。这一阶段虽然加强了作品的经世致用性，产生了壁昌的《守边辑要》、《叶尔羌守城纪略》等经验总结的著作，但缺少类似松筠《钦定新疆识略》与和瑛的《三州辑略》那样比较系统规范的史地学著作。

第二，史地著作经世致用特征明显，与实事求是的朴学精神相结合。在众多游记和官箴著作中，作者不仅引经据典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前代地理志书结合起来以证其正误，还把自己的治边经验整理成文，“以便后来任边疆者一览而知也”[169]。因此，具有较强的经世致用价值。

同治时期史地学创作之低谷

同治时期是蒙古旗人的史地学的创作低谷时期。仅有锡珍创作的《奉使喀尔喀纪程》、柏春的《南丰县志》、盛元的《南康府志》。《奉使喀尔喀纪程》记载了前述蒙古镶黄旗人和瑛之孙锡珍于同治十三年（1874）出使喀尔喀，祭奠车臣汗阿尔塔什达之福晋额卓特氏的过程，其中包括内外蒙古的地理状况、人文风俗、分盟设旗概况及驿站里程。该书的特色之处在于锡珍对比了内外蒙古居民的体貌特征、风俗差异。他说：“漠南北风俗大同小异，在台应役者，亦有内地官吏浮滑习气。漠北人多长大，其色黑，其衣衣布，或当暑而裘。其食肉则架火烧之，炒米日一合，沃以茶乳，即餍饫矣。人家隔数十里，犹比邻也。聚居则落落两三家，相去数十武，以绳为垣，牛羊系焉。羔犊群鸣，杂以犬声，毡屋大不能数尺，衣履、箧笥、瓶罍、杵臼、经卷、佛像皆在其中。漠南妇人绾羊角髻，璎珞垂垂，下与颔齐。漠北妇人编发而不饰，衣履同男子，惟坠一耳环，蒙头一巾，不然安能辨是雌雄也。”[170]可见其观察细致。然而身为蒙古人的锡珍却认为“火皆牛粪”[171]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并不了解自己民族的风俗，可见锡珍这一代的蒙古旗人已经对于本民族的风俗记忆遗忘，风俗逐渐被中原同化。

《南丰县志》成书于同治十年（1871）。时任江西南丰知县的柏春惋惜由于太平天国之乱致使原县志残缺，本县沿革、历史无以传世。“二志板刻向置琴台书院，屡经锋镝，遗失残缺，不能无憾。迁至余家，将来恐又散失，须早为之计。且兵后，一切应举忠孝、节烈、殉难、靖义诸事均须搜罗以俾续修。”[172]加之同治八年（1869）江西巡抚刘坤一下令编纂《江西通志》，各县一体编纂、上交资料，柏春因此令幕僚广求书籍，寻访耆旧、士绅，在集合元代《南丰州志》、康熙年间郑釴修《南丰县志》和乾隆年间卢崧的《县志》这三本残书资料的基础上重修了新《南丰县志》。编纂者本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略者详之，讹者正之”的原则编纂方志。“是书力求简切，无尚浮词，各编或首尾竟幅，或分条胪载，有义应申说者，约缀数言于篇首，余只据事直书而已。”[173]对于残缺存疑的地方多加讨论、考证、商榷，“所有后来事迹聿关风化者，概增载之；请旌者，据档案以书之；疑阙者，集众论以商之”，达到“总期毋遗、毋滥，当于体例而已”的效果[174]。书共四十六卷，分为建革、疆里、城池、山川、公署（仓库附、京省郡城公馆附）、学校（书院附）、赋役、风俗、物产、水利、津梁、武备（兵事附、殉难附）、祠祀（寺观附）、祥异、古迹、坊表、茔墓、名宦、秩官、选举、仕宦、封荫、人物（五代、宋、元、明、国朝）、列女（一、二）、方伎、流寓、仙释、艺文（书目、表疏、状议、论说、序跋、记、书、传状、碑志、祭文、铭赞、赋颂、条约、诗）、杂记等二十九个部分。该书并非仅仅在前三志的基础上略加删改，还增加了秩官、选举、仕宦、封荫的表格便于翻阅查询，并且独辟“杂记”一目记载当地奇闻逸事和宗族变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柏春还特别重视史料的甄别。在凡例中，他认为“旧志有‘封爵’一道，皆前代所遥封、虚封，既无利害关涉之端，亦非考献征文之助，故芟除此条”[175]。然而对于较为烦冗的《艺文志》所载的书目，他考虑到一些书已经在战火中焚毁，本着流传于后世的目的将书目完整地保存下来。从中可见柏春对史料参考价值的认识非常高。

《南康府志》成稿于同治十一年（1872），为时任南康府知府的盛元及其门下幕僚在正德年间《南昌府志》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方期考其山川，按其图记，与士大夫往复而商订之，而醵金绝少，薪油莫给。因念卅年于役章门，吏治民风，觕谙崖略，又叨司守御，飞书驰檄，闻见较真。不揣固陋，谨取各县志，举要删繁，间有彼此牾之处，务令条分缕合，以昭划一。前志有未核者，亦间以鄙意附见，期间手自编摩，周一寒暑而始告竣，期于无聚讼、无偏枯、无支且漏，而未可必得也。脱稿后遍质诸寅好士绅，始勉出授梓，且略识其本末于简端云。”[176]《南康府志》属于传统地方志，内容延续传统的方志体例，包括：地理（星野、疆域、沿革、形胜、山川、古迹、风俗、物产）、建置（城池、公廨、乡里街巷坊塔市镇、津梁、水利、坛遗祠庙、寺观、亭阁楼台）、赋役（户口、田产、漕运、坐支、三卫、蠲缓、仓储、驿铺、盐引）、学校（学宫、学制、书院）、武备、职官（文职、武职）、名宦、选举（荐辟、进士、乡举、贡生、杂途、仕籍）、人物、列女、寓贤、艺文（经部、史、子、集、文征、金石）、杂类（仙、释、茔墓、祥异）。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作者在“艺文”一目中加入了“金石”一类，囊括了南康一带自秦汉以来66篇碑文和摩崖石刻文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光宣之转型：西北史地学的衍变与新史地学的兴起

光宣时期是蒙古旗人史地学的全面发展和转型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次外来侵略激发了蒙古旗人的爱国热情，他们将强烈的爱国意识和领土主权观念凝聚于奏稿和游记、诗文当中，创作了一大批记载外国侵略历史的著作。同时蒙古旗人久居驻防地，产生了浓厚的地方认同意识，由此诞生了一大批地方志、驻防志、地方地理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而西方地理知识和绘图方法的传入，促进了蒙古旗人的历史地理著作向近代转型。

边疆史地学视角的转移与拓展

1.蒙古旗人蒙藏奏稿、游记中的治边经验

清末列强对边疆地区的侵略刺激了担任边疆长官的蒙古旗人的危机意识。他们一方面延续了以往守卫边疆加强边防的传统策略；另一方面转换视角将边疆和内地视为一体，在边疆地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近代化改革，试图缓解内忧外患的局面。在边疆地区进行改革的蒙古旗人以奎斌和锡良最为突出。

奎斌，氏杭阿坦，字乐山，蒙古镶白旗人。由部属历任监司升山西巡抚（光绪十年四月起至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光绪十六年（1890）调任察哈尔都统（光绪十六年起至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奎斌的治边策略均记录在自编的《杭阿坦都统奏议》中。他的治边策略主要包括守卫边疆、捍卫主权，重视海防，整顿军务、提高战斗力，禁止私垦，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实业这几个方面。

清末边防面临的危机不仅来自外患，还有内部盗匪横行。奎斌任山西巡抚时便遇到张家口外马贼骚扰察哈尔及山西北部。他认为口内外驻兵应当合力剿匪：“口外马贼向多剽悍，飘忽靡定。现经宣化练军剿办得手，自可即日扑灭。惟恐党羽尚多，被剿分窜。晋边地面辽阔，与直隶接壤，自应一律防范。除飞咨大同镇，就近调派马队，各旗于丰镇、宁远及后山一带分别扼要驻扎，严密巡防，勿任窜扰。”[177]光绪十七年（1897），“金丹道匪杨悦春等纠众为乱……四出纷扰，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柰曼诸部皆被兵”；匪徒“胁汉人为匪，遇蒙人则杀，占官署，毁教堂，蹂躏甚惨”。[178]后因为毁坏教堂，发生了教民冲突，法国势力借教案乘虚而入，要求赔偿。在蒙汉矛盾、教民矛盾紧张的情况下，奎斌会同李鸿章提出解决方法：“蒙古、客民结怨已深，一在佃种之交租，一在商贾之积欠。应更定新章，佃种蒙地者，由地方官征收，蒙古王公派员领取；商民领取蒙古赀本贸易，或彼此赊欠致有亏折，亦应送地方官持平论断，毋稍偏倚。”[179]并将禁止蒙汉仇杀、严刑厉法告知百姓：“‘查禁并知照旺都特那木济勒严加约束，务使蒙民相安，勿任寻衅滋事等因，钦此。’当即钦遵出示。嗣后蒙旗搜获余匪，务送地方官究惩。倘有私行仇杀，无论蒙民，均按军法从事，并迭次严檄各旗，当可凛尊禁令，彼此相安。”[180]针对教民倚仗法国天主教教会势力，强抢民宅牲畜、财物，引发民众与教民冲突甚多的情况，奎斌认为主要是由入教者素质不高和地方官迫于教会压力、外国势力偏袒造成的。“凡入洋教者，良莠本自不齐。平日恃洋人为护符，所行所为率多横恣。一遇民教涉讼，该教士必再四嘱托，地方官自顾考成，每每偏护人心，积怨已非一朝。”[181]为防止此类情况发生，一是要申令地方官员秉持公正之心办案，不偏袒教会势力和非教民，因为他们都是清朝的子民。二是要照会外国公使，令教士管束教民的行为。奎斌在奏折中言：“若不早为严禁，一任该教民滋生事端，必致仇杀相寻，变乱复起。非惟与前奉解散胁从以安反侧之旨相背，而兵连祸结，该教民亦无术自全矣。夫各项教民皆属中国赤子，安良除莠，朝廷本一视同仁。现在在理倡乱，首从各逆，业已铲除殆尽。若洋教民聚众滋事，扰害地方，岂宜置之不问？倘侵寻不已，必致兴师剿办。兵端一起，转恐有碍邦交。再四筹维，惟有仰恳饬下总理衙门，照会该国公使，剀切开导该教士等，务须约束教民，毋得聚众逞凶，致贻口实。嗣后民教聚处，尤必揆情准理，捐除旧怨，共敦和睦，以期日久相安。若一味恃强，终恐伏祸。遇有争讼，亦听官为审断，毋似从前干预把持。总之，地方官有保护该教之心，该教士亦当思善全之术。如纵令教民欺凌百姓，激成众愤，迨至一发难遏，虽地方官亦无如之何矣。至派兵保护各教堂，原属权宜之举，若令常川驻守，非特无此兵力，实亦不成体制，应俟地方大定，再行撤回。但能民教相安，毫无猜忌，更不须官为保护，斯诚地方之福也。”[182]从中可见奎斌捍卫国家司法审判权和边疆领土主权的决心。

晚清一直有塞防、海防之争。奎斌治边政策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重视北方塞防的同时，亦关注海防事务。光绪十年（1884），法国违反《中法会议简明条约》，进军观音桥，中法战争扩大。奎斌在“抽拨防军先筹饷银折”中评价法人“俾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183]，认为清廷应当积极备战，军民同仇敌忾，定能取胜。“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者，着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等。……惟历观该国行径，专事诡谲，刻下福州、台湾等处，叠经接仗，未得逞其狡谋。窃恐惩创之余，铤而走险，沿海七省均须一律筹防。而天津密迩神京，尤为冲要。李鸿章声望素著，深悉敌情，仰秉宸谟，定操胜算。且布置早极周密，绝无他虞。第境接畿疆，倍宜慎重。”[184]中法战争中国取得胜利的事实证明奎斌的判断是准确的。他还联合张之洞主动提出捐山西省库款作为海防用款，并派本省兵支援中法战争。“晋省地最切近，声息亦易相通。既擅完善之名，亦无海防之费。特以素患贫弱，谫陋自安，以致本境无大枝劲旅，库款亦少积储。升任抚臣张之洞关怀时局、慷慨激昂，深以边事为忧，不以方隅自限。前与臣等朝夕筹议，切实讲求，清库款以节度支，练北军以饬武备，力图振作，勉为自强。臣自接办以来，尤日以简练为事。计晋兵之马步、练军、练勇，堪以备调者不过二三千人。倘事在近畿，则晋省地居辅翼，自应抽拨各军驰往协助，听候调遣。臣已密饬营务处司道将领筹备饷需行装等件，严整以待。一奉征调，即可振旅东行。届时或由臣亲督启程，或另派大员督率恭候谕旨遵行。……恩赉需款繁多，亦宜宽为筹备。臣商之署藩司高崇基，拟即于善后款内先行提银一十万两。即日委员领解起程前赴户部交纳，聊备赏需。所有预筹抽拨防军，听候调遣，并提款藉济。”[185]

海疆面临危机时奎斌也反思陆疆防御，看到了边疆军务废弛。他在《土默特旗务废弛情形片》中陈述了土默特旗官员侵夺旗人地产，摊派费用繁多，导致旗丁贫困的情形。“国初定制，官员、兵丁均无俸饷，每户拨地四顷作为养赡。原足顾其身家，迨后支派繁衍，地分见少，治生乏术，糊口维艰，其绝户地粮往往被该管官从而干没。兵丁原不准互相交产，亦惟该管官得以蒙混兼并，积年既久，侵夺遂多。兵日以贫，官日以富。该旗幼丁，年至十六即须编入丁册。按春秋二季每丁派制钱一千数百文，名曰差钱。遇轮查户口之时，科派尤甚。兵丁散居乡里，向无差操，虽有向上之心，苦无进身之路。懦弱者困于饥寒，强悍者流为盗贼。该旗户口之所以未臻蕃庶者，职是故也。阖旗设参领十二员，无一钱之俸，然莫不高居大厦，坐拥良田。并非世袭之官，俨然相承累世，则其把持旗务，专事掊克，损下益上，可概见矣。”[186]另外，军队操练亦荒废，兵丁多萎靡不振。该旗例定于春秋二季，调蒙兵一千名操演一月，每名日给盘费银五分。然而实际操演人数仅数十名，时间仅三五日，可想剩余款项被参领等官吏侵吞，难怪兵丁萎靡不振。奎斌对比昔日咸丰年间征调土默特兵打仗的情形，慨然而叹：“值此海疆不靖，各省莫不讲求武备，以图自强，该旗有如许兵丁，不思整饬训练，坐视参领等官克扣败坏而不顾，良可慨焉！”[187]

因此他严令禁止虚耗，勤加操练。“当此之时，倘得明干大员，尽心区画，节慎岁支，严杜虚耗，酌加练费，实力勤操，尽可于整饬旗务之中，寓优恤蒙丁之意。综核该旗岁支练兵盘费……在当时立一款，必有一款实用。今则藉名开销，亦惟图饱私囊而已。……倘能一一清厘，胥归核实，必能筹集若干为添练经费，不惟武备日修，即穷苦蒙丁，亦可渐有生路，于边地藩篱，洵有裨益。”[188]

另外，在任察哈尔都统期间，奎斌还力图解决官员滥用台站官马的现象。当时大小官员不依据规定的数量征用台站的马匹，有的甚至将马匹租给外人，获利甚多。还有的官员用驼马搬运商品，私自买卖。这些行为给驿站和蒙古牧民造成了很多困扰。“蒙古素性驯愿，惧以误差获谴，虽罗掘净尽，亦必勉力支持，以致各城弁兵均视驰驿为利源，奉差为调剂。……奴才到任以来，各台呈报苦累情形、恳为拯恤者不一而足。若不亟图整顿，严定限制，少纾台力，诚恐日积月累，益将不支。设遇紧要差徭，贻误非浅。”[189]“台站既疲累不堪，而蒙民生计亦因之重困矣。”[190]而这种滥用公家驼马的现象不仅限于奎斌所管理的察哈尔四十四驿。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绥远城及西北路各扎萨克旗亦有发生。[191]因此奎斌才拟了七条台站章程解决以上问题：

其一，征用驿马的数量要符合兵部规定的数目，且不准多带随员，并规定了文武各级官员用骆驼的数量。

其二，各城将军大臣携眷赴任者不得向兵部虚报眷属人数，冒领津贴，各大臣按规定的额度领取津贴、路费。

其三，台站应付廩羊，不准折价。此外各城派各项杂差，无论官兵一律免给。

其四，需注明、核实需要的军需物品及驼马数量，减少随员弁兵人数。

其五，各城进呈贡马匹和随行人员并无限制，应当规定进京进贡马匹、随员数量。

其六，改护送各城将军大臣赴任回京的弁兵为少量翻译人员。

其七，驰驿人役骑坏驿马、殴打驿兵例应治罪。[192]

奎斌在整顿军务的同时，不忘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改善军备、节省开支。前任巡抚张之洞提议，山西省防练各营近年改西洋枪，需用洋火药甚多，原来从天津采购外国生产火药，路途遥远，花费甚多。奎斌遂于“省城东北隅宽辟地方，购建新药局一所，派员经理招雇工匠，仿制洋火药，以备拨发”[193]。奎斌这项提案既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节省了经费，又创办实业，发展了地方经济，可谓一举两得。

锡良在任东三省总督期间对边疆的改革相比奎斌更为先进。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以南满铁路为中心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侵略活动。俄国则退守北满，以中东铁路为中心加强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经营。为应对日俄列强对东北地区的渗透蚕食，清政府于1907年建行省，由东三省总督统领。东三省建省后亟须整顿内政进行改革。第二任总督锡良上任之初提出以下几点建议：考核官吏、推广审判、振兴教育、筹办实业。[194]然而在其考察了东三省的整体情况之后发现，东省界于两强，一切设施，均非内地行省可比，欲筹抵御之方，必先扩充实力。如开银行、修铁路、开放商埠、兴办实业、广开屯垦、筹边驭蒙诸大政，均属急不可缓之事。[195]对东三省各方面事务进行全面规划后，锡良认为在经济金融方面扩充实力是首要任务。在东北开设银行、修筑铁路是为东三省经济资本主义化的第一步。

首先是开设银行。锡良认为：“今日东省一切要政，根本上之计划，尤以速筹大宗资本，开设银行。”[196]他分析了开设银行的有利之处。其一，日俄两国凭借正金、道胜银行发行纸币，流通于市场，侵夺了东三省的财政权。因此，东三省自设银行有助于财政权的收回。其二，若没有银行的支持，所办的交通运输及林、矿、渔、牧等实业皆无法开展；若无银行的资金周转，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守卫边疆也是空谈。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锡良在东三省筹建了一些新式银行。

其次是修建铁路。日俄战后，两国置中国主权于不顾，分别依据南满和中东铁路划定了势力范围，致使东三省利益、主权受损，局势日加紧张。为了打破这种以铁路为中心进行掠夺的局面，徐世昌提出了另修大枝干路，以卫利权的计划。然而直到其离任也还仅仅是一个设想而没有得到具体的实施。锡良到东三省后也十分赞成这一提议，并积极筹划修筑由锦州经洮南到瑷珲的铁路。然而，锡良筹借外债议筑铁路折上奏后未得到批准。此后锡良又上奏陈述东三省修筑铁路的用处。他分析道：第一，他省筑路志在兴利，而东三省筑路则志在巩固国防。此路直接京奉干线，旁达葫芦岛不冻港口，内通蒙古要隘，外捍黑龙江边陲，修成之后，百货流通，有利可图。第二，日俄战后，两国在东北瓜分利益，使英美等国也有所不满，而我国又无力独修此路，值此时机，此举虽曰借款，实借势力，即“彼以势力换我利权，我即借其势力以巩疆圉”[197]。然而，此计划遭到了日俄两国的强烈反对，并一再对清政府施压，致使修筑锦瑷铁路的计划终未能实现。

虽然借款修筑锦瑷铁路的计划失败了，但是不能否认锡良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他曾说：“其筹办之目的，以辽东半岛赎回为归；其筹办之精神，以十三年后足用赎回为度。”[198]可见其决心之大。可惜其设想终归化为了泡影，锡良也只能遗憾地说：“彼则头头是道，我则首尾受敌，徒拥领土之权，竟无一路可以自由兴筑。……恐自此以后，东省惟有束手待缚，并无一事可为。”[199]

从修筑铁路的计划中可见锡良强烈的领土主权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此路虽为商路，实质上关系政治外交。锡良希图以“以夷制夷”的策略来打破日俄控制东北的僵局。

再次是发展实业，尤以制造业为主。锡良创办实业维护主权的意图在其创办电灯厂的奏折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在奏章中说：“外人在铁路一带安设电灯，渐绕进外城，攫我权利，若不从速开办，不仅坐失厚利，亦且大碍主权。”[200]因此，他到任后就立即派员订定章程，购材料安机器，测地竖杆，同时命令省城巡警加意保护，并刊发木质关防一颗，发交该厂开用。而该厂开办后，“官绅商民颇称便利，购用亦尚踊跃，此项权利当可无虑外溢”。[201]由上可看出，锡良开办电灯厂的目的就是防止利权的外溢。

东三省矿产丰富，日俄办厂对资源进行大肆掠夺。对此锡良认为“中国矿产之富，超轶环球，东省尤首屈一指。甲午、庚子以后，俄人思攘大利，迭起环争”。[202]与此同时，日人则“四出查勘，甚或勾引乡愚，订立私约，以致防不胜防”。[203]因此防止他国觊觎资源的最好方法就是兴办矿场自行采矿，只有这样，才能维护采矿权、保护资源。

同采矿权一样，航运权也是亟须保护开发的一项权利。锡良考察了东北的水道形势之后认为：“三省江流，大半发源长白，以乌苏里江、嫩江及牡丹、松花、鸭绿各江为最巨，支流错出，灌注东西，俄、日汽船，连樯内驶。吾国航业未盛，除松花江近省一带及呼兰河埠稍置官轮数艘外，其余尚未兴办。此不独权利攸关，且边岸空虚，时虞疏失。是航路宜急也。”[204]因此，锡良奏请设立了图长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来扩大东三省的航运能力。此外，他还多次奏请疏浚辽河，提升了奉省的内河航运能力。

锡良在加强河道航运建设的同时也积极筹设开发沿海商埠。他在请求开设葫芦岛不冻口岸时曾有这样的论述：“该岛实为天然之雄埠，不特胜于营口，且可突过大连。”[205]因为当时东北还没有不冻港口岸，所以“得此口岸则全局俱振，失此口岸则坐困堪虞”。[206]因他的努力，葫芦岛在1911年10月开通商埠，方便了东北地区物资的流通。

最后，和兴办实业并行的还有传统的开发边疆策略。锡良的开发边疆策略与传统的移民实边筑建军台不同，不仅包括清末实行的解禁放垦实边，而且包括“兴教育，开民智，练新军，办自治”等军事、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内容。

第一是改革军事巩固边防。锡良初到东北时，边防薄弱，不足以抵御日俄势力。奉省有改编步队6营，炮队10营；吉省有步队一协，江省陆军则尚未编练。再加锡良也认为：“东省逼处强邻，屏藩畿辅，欲为建威销萌之计，首重整军经武之规。”[207]因此，巩固边防的当务之急就是编练新军，加强军队建设。

第二是兴办教育，锡良在考察了东北的教育状况之后认为：奉省开通较早，教育规模已粗略具备，吉林、黑龙江两省虽略逊一筹，但进步很快，不足之处则是一味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了普及教育。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他采取了以下方式：首先，推广平民教育。他一方面通饬提学司多设小学堂、半日学堂、简易识字学堂及短期补习学堂，使广大贫民子弟也有上学的机会。另一方面饬令州县划定学区，就地筹款，广设初级师范及师范选科、师范传习所，为各级小学堂培养教师。其次，发展特色教育。锡良认为应该兴立蒙学。因为蒙古接壤东三省，屏藩东北，利害攸关，“非浚其智识亦无以救亡图存”。[208]虽长久闭塞，但近年来外人派员游历，调查物产民风，测绘山川隘塞，“近更练习蒙文、蒙语，用意尤为深远。一旦有事，彼得驾轻就熟，收楚材晋用之功；我转势隔情暌，不免郑昭宋聋之诮”。[209]因此，锡良到任后，督率蒙务局员筹办各地要政，以振兴学校，开启蒙民为首要任务。由于锡良八旗蒙古旗人的身份，他尤其重视满蒙文教育，派人译成满、蒙、汉文教科书四册，发给蒙边各学堂，使之由浅入深，“民智日开，边圉自固”。[210]针对东三省满蒙聚集的情况他还创设了八旗满蒙文中学堂。

第三是实施传统的移民实边政策。20世纪以来，随着日俄势力在东北边疆的日益扩张，两国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也分别设拓殖局，实行对东北实施移民，“一以内阁总理大臣领之，一以户部大臣领之”[211]。时任黑龙江巡抚的周树模曾说：“黑龙江省毗邻俄境，边线延长三四千里，若非讲究拓殖，慎固封守，行主权利权，皆将隐被侵夺，驯至无可挽回。”[212]在前人的基础上，锡良也认为：“岁以若干万人为率，分段垦辟，按年进行，内力渐充，方可抵制外力。”[213]他到任后也把移民实边作为施政要策之一。在他的督导下，清末的东三省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活动。锡良奏请在东三省设立了垦务局，并派员前往内地，招垦移民。

第四是锡良在东北实行同内地一样的宪政改革，主要表现在设立谘议局和支持开国会立宪运动上。

1909年，在锡良的督导下东北各省成立了谘议局。他积极支持该局的各项工作，这是其宪政改革的重要内容。锡良对谘议局工作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各省谘议局呈请的议案给予肯定，同时让谘议局充分发挥对行政机构的监督作用，使相互之间保持良好的制约、监督关系。例如：奉天谘议局于宣统元年（1909）九月开办后，在开会的五十日内，决议34件议案。这些议案都是锡良或谘议局草拟的。另外，锡良还将“各议案分别汇咨馆部，并督饬各属刻期举办，以收庶政公诸舆论之效”。[214]这充分表明了他对谘议局工作的支持。第二，大力支持谘议局组织的国会请愿运动。1909——1911年间，东北各地发生了多起国会请愿运动，都得到了锡良及当地大员的支持。1910年12月奉天省出现了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十二月初六日，奉天谘议局出面组织府城8个团体和46个州县的代表，聚众万余人前往东三省总督衙门请愿，锡良大为感动，第二天就代上了奏折。[215]他在奏折中说：“据代表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等面递公呈，大意则以东省大势，较三次上书时日俄协约，日韩合邦情形，更有迫不容待者。”[216]并要求速开国会，实行立宪。

总之，统观晚清蒙古旗人的边疆治理政策可见四点特色，第一，具有强烈的主权领土意识和爱国精神；第二，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制度；第三，兴办实业，重视发展经济；第四，边疆地区规划政策逐渐趋同内地。这也是大势所趋的时代特色。

2.目光向域外的拓展：凤凌与《四国游记》

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中国边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旗人的史地著作也不会仅局限于危机深重的边疆地区，而是进一步拓展至危机的源头——船坚炮利的西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职务之便得以考察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备以求救亡图存。随着对域外，特别是对西方的考察，他们开始反思中国政治与文化，对历史的思考亦随之深化。蒙古旗人凤凌的《四国游记》便是其中一部考察西方军备的游记。

光绪十九年（1893），出使英、意、比、法四国大臣薛福成已届三年差竣，凤凌作为海军部章京随同驻英、法、意、比大使龚照瑷一同前往。自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初九从中国出发游历法、英、意、比四国，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回国，历经三年，途中考察各国港口、炮台、造船厂、兵工厂、海军学校共四十余座，写成十二万字的游记。该书详细记录了各地的地形、沿革历史、造船厂状况、造武器的过程，所造武器装备名称、数量、规模、形制，海军的官制及章程，附有战船布置方案。尤其关注各国的武备制造技术，其中也不乏作者对西欧各国重商主义和发展武备强国之道的赞许。凤凌从英法海军发达因而称霸世界的格局看出，造船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对增强国力至关重要，认为应当重视海防发展海军：“尝观泰西各国重武轻文，贵商贱农，而足能长驾远驭、纵横海外者，非赖有水师之力哉！英据三岛之地，四面环海，其所由致富强而利赖之者，在于商务。而商务之大，首重于制造轮船、修筑铁路。是地近海滨，水师为先务也。法兰西踞有五大海口之险，战舰兵轮足称繁盛。俄、德、美、奥诸国，造船制舰月异日新，足资保卫。故论当时水师之盛，法居其次，而首推于英。今观英国达木森造船一厂，其所制本国及他国兵商各舰制造之隆可见一斑矣。”[217]作者在行文之中也充满了对西洋造船兵器技术以及奖励发明政策的赞赏与向往，一改士大夫视西洋为“番邦夷狄”的高傲视角。“大学首言格物，格物者在即物穷理，而明其体用者也。乃大道常昭，虽及之海角天涯，终莫由出乎圣人之始教，纵云机心、机事，罔勿宜民、宜人。以观英吉利制造之盛，凡器物用物，无非在用其机心，以求臻乎其极，利益弥广，斯制造弥精，由是工商得专其利焉。”[218]此乃其个人对西方科技发达、国力强盛总体认识和总结。“且以西国争言权利，而武备实重于文修，举世竞尚富强，而商务更先于农事。故易弓矢而为枪炮，军火则日起而有功。合水火以利舟车机械，且有加而靡已。人心愈用而愈灵，器机乃弥精而弥备，一时之制造迭兴，一人首创之而千百人继效之，且效之更有精于创之者，如英吉利各商厂。是夫各厂之制造不同，即如造弹一厂不仅数十家，然一厂有一厂之绝技，一艺有一艺之专长，不得谓同一造弹之厂而概目之也。”[219]可见作者的视角早已摆脱了朝贡藩属圈的有色眼镜，将西方诸国视作平等交往的国家，视其为学习的榜样。观察西洋各国制造练兵经验，他注意到了西方科技创新与激励机制，提出引进西方技术、奖励创新发明的主张：“（凌）窃观列国争雄，首在讲求武备，然兵不在多而在精，第按定额之数，汰老弱而选精壮，务使一额有一兵，一兵擅一技，终日教演，务期纯熟。但采西国适用之军械一二端，建厂仿造，重大之件兼用机器，仍须多用人工，一俟久而得法，艺精技熟。果有人于一枪一炮之中能变新法，或出奇式者，试之果利，而后予以武官，懋以厚赏。俾人人思奋，自无不竭虑殚精，一其心于制造之中，安知中国制造不能蒸蒸日上哉！”[220]

凤凌对西欧各国军事状况的记载不仅对当时清廷筹办洋务变法图强大有裨益，也对研究中国和欧洲军事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代史的撰写：爱国主义与旗人意识的统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和1900年的庚子事变。随着外国侵略进一步加剧，排外情绪不仅充斥清廷，也渗透到一般学者、官员、士绅以及一般百姓当中。外患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在蒙古旗人当中保家卫国的“八旗意识”和对清朝效忠的“王朝认同”，也在庚子事变之后升华为反对外来侵略、保卫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主要反映在蒙古旗人对庚子事变历史的书写中。

蒙古镶白旗人巴哩克氏延清的《庚子都门纪事诗》即是表现蒙古旗人爱国主义的一部诗集。该诗集是在庚子事变发生时，身陷北京的延清在亲身经历了八国联军破坏掠夺京城之惨状后有感而发的泣血之作，记录当时的历史状况，反映庚子事变的全过程。诗集分为六卷，卷一虎口集、卷二鸿毛集、卷三蛇足集、卷四鲂尾集、卷五豹皮集、卷六狐腋集。卷首叙四篇，集评十一则，卷末跋五篇。总共收诗389首（内附录同人诗169首）。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初刊时命名为《巴里客余生草》，再版时改名为《庚子都门纪事诗》。由于其遭逢剧变以诗记史，时人多将其与天宝之乱期间记诗的诗圣杜甫相提并论，称其著作为“诗史”。其科举同年汪凤池评曰：“余同年友柏紫丞水部，得都门纪事诗三百余首，无所讳，无所饰，所谓直书其事而义自见者。杜陵遭天宝之乱，即所见闻形诸歌咏，论者推为诗史。紫丞此作，其亦同此志也夫。”[221]李润均认为：“只有少陵相伯仲，水曹今古两诗人。”[222]支恒荣亦云：“惟我子澄，雅擅诗才，特将遭难后耳目所见闻者，发为古近体若干卷，亦少陵诗史之意也。”[223]时人世荣评价道：“昔人称杜陵为诗史，若先生足以当之。”[224]

《庚子都门纪事诗》的内容大致分以下几类：记述义和团在京城的活动，描写事件的经过、战事的惨烈，清廷军备废弛战斗力低下以及军吏趁乱扰民的情形，联军对北京城的掠夺和破坏，讽刺投降变节者，记述爱国人士的英勇伟绩（表忠诗），总结失败原因教训。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作者在描述列强掠夺京城时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抒发的爱国主义精神。

诗歌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立场，反对八国联军侵略，记述了外国军队在北京烧杀抢掠的情形，并对此进行了批判，深表愤怒。

他在《纪事杂诗三十首》之四中写道：

璇宫赫然怒，告庙非虚词。煌煌降谕旨，咸使中外知。

海疆险要地，久矣居九夷。通商四十载，事事甘受欺。

我朝尚宽大，不复计较之。顷以民教故，辄兴无礼师。

戈铤竞北指，飚轮纷交驰。丁沽失所据，要挟胡能支。

事出不得已，衅端开自兹。兵旅急征调，谁为干城资。[225]

延清在诗中斥责外国侵略者得寸进尺，不顾中国被迫通商四十年以来处处忍让、备受欺凌，还要借义和团教案挑起事端侵略中国的一副强盗嘴脸。他在诗中不仅叙述了事件的起因，还描绘了列强攻城略地、烧杀抢掠的惨状。

夜半炮声起，听之心骇然。初疑我军发，几欲轰塌天。

晨兴即起视，弹落如珠联。无屋不掀破，有垣皆洞穿。

争路勇已溃，守陴兵非坚。加以火药罄，势难张空弮。

生不丽谯据，死多沟壑填。陡闻辘轳转，不断声连连。

虏炮隔城击，环攻东北偏。相持未终日，城阙难保全。[226]

回戈去睥睨，炸炮轰云霄。悠悠旆旌偃，岌岌楼橹摇。

凶锋及一试，额烂头还焦。乞降固非计，万众魂已销。

督战不闻命，白旗空际飘。东隅四门启，敌进如春潮。

草木失依附，难藏狐鼠妖。穷搜遍城社，遇者何曾饶。

衣并积尸委，杵随流血漂。池鱼尽殃及，岂止城门烧。[227]

从作者鲜活直观的描写中可见列强进攻之猛烈，京城被破坏的惨状。昔日繁华热闹的正阳门也被焚烧殆尽，化作焦土。作者由此悲叹道：“驱车怕过正阳桥，弥望西南土尽焦。难怪千家燕市哭，真同一炬楚人烧。”[228]作者还记录了列强在京城疯狂抢劫的行径。“金穴铜山外，难穷府库财。一朝楂客至，搜刮压装回。”[229]延清在诗中记录的外国侵略者对京城破坏的情形，远比《清实录》、《清史稿》中对战争时间、地点做的简单记录要更为详尽直观，达到了以诗记史的效果。

延清对义和团的评价比较客观公正，既看到了其爱国主义的一面，亦看到了其良莠不齐、封建迷信的方面。他在《纪事杂诗三十首》中写道：“义和揭旗帜，拂拂飘薰风。赤帕裹其首，纷如兵交讧。军刃各在手，外观真英雄。”“设坛就庄邸，府第何高庞。黄绫饰幡盖，碧纱糊轩窗。殿中鼎炉峙，门外戈戟摐。乡愚杂沓至，如水之赴江。”[230]然而作者亦认为这些英雄“水乳欠融洽，种杂言愈哤”[231]，“跳舞假神道，咄咄频书空”[232]，也揭露了义和团不问青红皂白在京城滥杀无辜。“天方万千厦，一炬腾烟虹。化城灭俄顷，搜捕男女童。杀人竟如草，血染刀光红。”[233]与当时的士大夫对义和团一概持鄙夷态度比起来，作者能客观地评价义和团是明智而可贵的，这表明蒙古旗人在外国侵略的形势下不分旗民、蒙汉，产生了与汉族人民一同排外的民族主义意识。

除了赞赏义和团英勇抗敌的行为外，作者在诗作中还表达了自己爱国的情怀和久困北京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当敌人大兵压境，京城危在旦夕时，他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屈辱的“城下之盟”。他写道：“我为国家惜，不求城下盟。庚申即前辙，例可援以争。容尔扣关入，整军屯帝京。”[234]诗人援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统治者的软弱妥协，导致英法联军进入京城烧杀抢掠的惨痛教训，认为应当整军备战、誓死抵抗，展现了其不畏强敌的爱国精神。京城沦陷之时，他悲痛欲绝，“深居府第昧先几，汲水甘心混布衣。何若当时投井死，偷生免得后人讥”[235]。悲叹不能以死报国之屈辱。在吟咏之间表达了自己无以报国的悲伤：“兴怀家国无穷事，独立西风两泪垂。”[236]

总之，延清的《庚子都门纪事诗》反映了在国难当头时，蒙古旗人和汉族人民一致对外，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同满洲八旗一起共同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之中，这是时代大势所趋。

地方意识的深化：蒙古旗人史地研究的小高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地方为官的蒙古旗人越来越多，他们纷纷依据自身为官经历编写了诸多方志和舆图。这些方志和舆图不仅延续了传统的体例，也尝试了西方的绘图方法和编目，使这一时期的方志呈现出西化和近代化的新特征。同时，驻防的蒙古旗人也开始总结驻防的历史，一批驻防志和驻防史著作纷纷涌现。

1.方志、舆图编纂：经世致用内涵的衍变

在光绪到民国这一阶段，蒙古旗人编纂的方志有升允的《甘肃全省新通志》、国璋《峡江图考》、恩麟《洧川县乡土志》。光绪年间蒙古旗人撰写的边疆游记仅有博迪苏的《朔漠纪程》。

其中升允的《甘肃全省新通志》和恩麟的《洧川县乡土志》按传统体例编纂，总目十：天文、舆地、建置、祠祀、学校、兵防、职官、人物、艺文、志余。子目七十。体例、撰写技法多模仿“正史”。“纶音”、“天章”冠诸卷首，效法《春秋》不列入目录。而恩麟的《兴城县志》和国璋的《峡江图考》的内容、体例则贴近日常生活生产，其中增加了很多辛亥革命制度改革之后的内容，和传统的志书比更具实用性。博迪苏的《朔漠纪程》记载了光绪三十年（1904）英军入侵西藏、达赖出逃后达赖及库伦的状况。博迪苏，蒙古正白旗人，任御前大臣。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博迪苏奉命以赴喀尔喀考察游牧事宜为由，安抚逃往库伦的达赖，劝其早日归藏；与达赖会见九次后，五月返京。他在《朔漠纪程》中不仅记载了沿途的风景见闻，还着重描述了与达赖会见的情况，其中对达赖言行的记述弥补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的不足。[237]

更贴近日常生活、更具实用性的志书是国璋的《峡江图考》和《重庆府治全图》。

《峡江图考》作者国璋，字子达，蒙古镶白旗人，为京口驻防。国璋16岁时任幕僚入蜀，21岁时任四川隆昌知县，后历任华阳、宜宾、内江、江北、江津等县知县。光绪七年（1881）出任巴县县令，次年下任，以后又两次出任巴县县令。[238]《峡江图考》的编纂与国璋任职巴蜀鄂楚的经历有关。在《峡江图考》的序言中他写道：“余官蜀几三十稔，于役鄂楚，行峡八次。每当停泊，辄询榜人。凡躬历诸险，必详究委末，记之以笔，目之曰《行江纪程》，殆以志行役鞠瘁、宦海风波，非徒诩游历之见闻、舆地之考据也。岁在己丑，会有轮船入川事，余恭奉宪檄赴宜郡赞议，因于诸滩险要，留意有加焉。”[239]从中可见，国璋《峡江图考》资料得益于平常的细心观察和耳闻目睹，也就是说注重实地考察是《峡江图考》的一大特点。

另外，《峡江图考》还借鉴参考了前人绘制的三峡航道图和游记。“爰取宜昌总镇罗笏臣军门《行川必要》，考其得失，证以详略，拾遗补缺而谨志之。然有志无图未能豁目。嗣见夔州府汪晓潭太尊绘有由夔至巫创修峡路图。笏臣军门亦绘有由巴东至东湖峡路图。救生船勇弁亦绘有一图。因影本笏臣军门《峡江图考》并上三图，折衷之而图为一册，更新增由万至渝数页，虽不径云完善，然亦不大缺略也。其异于罗图者，罗图详于南岸，此则补之以北岸。”[240]从中可知国璋将宜昌水师总兵罗缙绅的《行川必要》、由巴东至东湖峡路图与夔州知府汪晓潭的由夔至巫创修峡路图以及救生船勇弁的水道图结合在一起，并增加了万县至重庆的水道图，成为一册完整、系统的三峡水道图。

《峡江图考》成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现存最早的版本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上海袖海山房书局出版，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该书分上下两册，以图为主，辅之以文字，反映了从重庆巴县至湖北宜昌660里水道的状况。上册为湖北宜昌到夔州（今奉节）的水道状况，下册绘夔州至重庆巴县的水道状况。上册在序言之后便是“宜昌至夔府水道程途”，罗列了长江沿岸的风景、地标，罗列沿途重要的邑镇、民居、滩险方位、水文和里程。还在每个重要的地标后注明水道的危险程度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之后便是53幅图文并茂的水道图，在图中亦标记沿途的风景名胜、滩险位置、水文和里程。最后则是“夔府至宜昌水道程途”，以便回程阅览，此即为序言中所说的：“上水则从册首以逮尾，下水则从册尾以达首，反覆顺逆，皆可浏览。”[241]下册的封面和扉页同上册，内文开始是“夔府至重庆水道程途”，然后是图文并茂的正文和图，共44幅。图后则从尾朝前的“重庆至夔府水道程途”。

与以往传统的三峡水道图相比，国璋的《峡江图考》具有两大特点。

其一是实用性较强。宜昌水师总兵罗缙绅的由巴东至东湖峡路图与夔州知府汪晓潭的由夔至巫创修峡路图之绘图和文字都十分简略，只是简单指示了沿江的救生船和炮船位置，并没有附上更多的险滩位置、水文状况及行舟注意事项。而《峡江图考》附有详细的三峡水道里程及注意事项、险滩位置。如在红石子处记：“大水险，红石未现，定须在美人沱山斗屏停泊，候水平再走。”[242]如在新滩场处注：“一连三滩最险。小心。上下水险极，宜昌同知分驻于此，有滩夫，十月朔上轮，代放，四月朔下轮。”[243]更有实用意义的是航道图中十分明确地标注了大量险滩方位，并附有大量流传于船夫间关于行船安全的民谣口诀，做到了图文结合、浅显易懂。这既是民间三峡航船经验的首次系统总结，也是最系统完整将这些经验与航道图的重要地点精确结合，如此标注对行船安全大有裨益。如在耍和尚岩处记：“耍和尚岩在兵书峡口，形似比丘，水淹其石，舟不敢过。谚云：‘水淹和尚口，神仙不敢走。’”[244]又如在瞿塘峡黑石滩处记载：“黑石滩距夔城三十里。谚云：‘滟滪冒顶，黑石下井。’言其险也。”[245]该图精准说明了何处需用多长纤索，何处需增加纤夫，何处是纤路。比如在许多处都记有“岸上有路挽缆”、“须用长二合半”、“纤二合”、“用一长”、“用缆二合，须用榨”，在多处记有要“添人夫”、“必添人”等[246]。这种图文并茂的行船图自然对于航运的作用十分大。正如作者所言：“上水则从册首以逮尾，下水则从册尾以达首。反覆顺逆，皆可浏览。每篇上下对列名目，道里远近，附录极楚，尤复证以古今之沿革、俚俗之歌谣、舟师楫人之口授指画。入斯峡者，请于风樯缓发，间以左右顾盼，然后取此图而历证之，庶不哂所图之或妄也。”[247]整本书无论从绘图、注释，还有前后可以颠倒浏览附有水道地标的目录上来说，都是为了便于读者航行之便，可以说真正意义上达到了史地学“经世致用”的目的。

其二是《峡江图考》改变了以往写意的方式，而用立体透视的西洋画法绘制地图。《峡江图考》之前的三峡水道图和其他舆图的绘图方式都是传统山水写意的手法，并没有精准且符合实际地形的河道边线和礁石、暗礁、险滩位置，对于指导航行帮助不大。而《峡江图考》则采用了一种写实的立体透视角度，绘制出了明显的河道曲线和大量的险滩、暗礁位置，具有现代水道图直观性强、准确度高、利于指导行船等特点。对比《峡江图考》瞿塘峡段与现代三峡水道图，两者河道江岸的曲折基本是相似的。写实的地图比传统写意手法绘图要有更强的实用性。

另外，《峡江图考》记载的资料对史地学地名研究意义重大。图中两岸各山上具体标注了很多不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地名，历史中的地名记忆被如实记录在图中。这些重要的被方志忽略的信息是作者亲自八次行舟于三峡间，寻求“舟师楫人口授”而集得的。这些失于记载的微小地名对于历史地理研究及三峡历史文化的解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民国十二年（1923），江北县人杨宝珊以《峡江图考》为底本，编成《最新川江图说集成》，上标英文地名，有为西洋人使用的意图，可见《峡江图考》一书影响之广泛。

国璋还绘有最早的重庆市图——《重庆府治全图》，此图编绘于光绪十一年至十二年（1885—1886）。国璋经过实地测量，“爰召画工，周历郡治，绘为全图”。此图比例约为1：4000左右。从地图的标注上来看，是一种运用平面投影对景和符号相间与正面投影形象法绘制的地图[248]，是较为先进的西式绘图法。

2.八旗驻防志的编纂与驻防文化总结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八旗制度为清朝统治之根本。入关后，八旗有劲旅和驻防之分。劲旅八旗拱卫京师。为了镇压地方反抗和监视绿营汉人，清朝在京师之外的各战略要冲设立军事据点，派八旗驻扎防守，是为驻防八旗。驻防八旗驻守于全国各大省会，重要城镇、水路要冲，控扼着京师以外所有的重要军事据点。包括京师劲旅八旗在内，全国驻防将军、副都统一级的驻防点共32个。将军级的驻防单位共13个，副都统专辖之驻防点共18个。这些驻防点由来自满、蒙、汉军三个旗分的官兵驻扎（一些驻防地仅有满蒙或满汉或单一旗分官兵驻扎）。在将军和副都统级驻防地中，由满蒙汉八旗驻防的有：杭州、成都、伊犁、乌鲁木齐、密云、山海关、乍浦、凉州、乌鲁木齐。由满蒙八旗驻防的有：西安、江宁、荆州、热河。由满洲八旗单独驻防的有：宁夏、盛京、吉林、黑龙江、青州、熊岳、锦州、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拉楚喀、瑷珲、墨尔根、呼兰、呼伦贝尔。由蒙古八旗单独驻防的有：绥远城、察哈尔都统（由察哈尔八旗驻防，察哈尔八旗并不属于满蒙汉八旗系统）、归化城、京口。由汉军八旗单独驻防的有福州和广州。[249]

晚清驻防制度业已历经二百余年，到了应加以总结的阶段。光绪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已经平息，各地驻防八旗军务减少，各地驻防八旗长官因此得以抽出时间来编纂驻防八旗志。清代的《荆州八旗驻防志》、《京口八旗志》、《福州驻防志》、《杭州八旗营房志略》、《驻粤八旗志》几乎都在光绪年间编成。蒙古旗人三多六桥也编写了记载杭州八旗驻防掌故的诗歌。可以说，光绪年间是八旗驻防历史文化的总结阶段，蒙古旗人在其中的贡献甚大。

蒙古旗人希元等编纂的《荆州驻防八旗志》和春元的《京口八旗志》最具代表性。下面简要介绍希元的《荆州驻防八旗志》。希元（？—1894），伍弥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同治九年（1870）授荆州副将。十三年（1874），任杭州将军。光绪二年（1876），调荆州将军，又调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福州将军。光绪十七年（1891），以福州将军兼闽浙总督及船政大臣。光绪二十年（1894）卒。[250]

希元编驻防志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记录八旗将士们的英勇事迹及驻防掌故，补充地方志，以传承八旗勇武善战的精神。“二百余年间，生聚教诲，不惟材官、技卒有勇知方，而且户习诗书，家兴仁让，名臣宿将，代不乏人。大政所关，载在国史。而私家著录，迄无成书，父老传闻，久或失实。其附载《荆州府志》者，又复略而不详。余滋憾焉。”[251]于是作者于同治九年（1870）在都统任上与荆州将军巴玉农商议“拟仿《八旗通志》之例，创为《驻防志》”[252]。希元任荆州将军于光绪五年（1879）始修此志，光绪九年（1883）由后任荆州将军宗室祥亨完成。

全书分制诏、建置、风土、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仕宦、人物、列女、艺文十二门类共十六卷。除文字以外有荆州满城、军署、书院、寺庙图六幅。该书是对荆州一地八旗驻防记载，汇总了八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及社会风俗、生活习惯、人物事迹等资料，弥补了《荆州府志》等其他方志在旗务记载方面的不足。与方志不同的是，八旗驻防志偏重记载军事方面的资料，如驻防地的武备及阵亡将士名单，这是由八旗军事驻防的特点决定的。《荆州驻防志》也根据本地特点增加了三卷篇幅的《宸翰》、《敕谕》，主要内容是皇帝对八旗将士的奖赏、训诫。

同时期，完全由八旗蒙古驻防的京口也产生了《京口八旗志》，由蒙古旗人春元纂辑。

春元，字凤池，氏伊布杼克，隶镶红旗，京口驻防。举人，大挑二等，选授光禄寺署丞保，升直隶州知州。后来他看到政府的腐败及官场上的污秽而决意不再进取，遂辞官，放情山水，出游镇江之金焦与北固之间。七十八而卒。[253]

《京口八旗志》由掌京口左司关防右翼协领钟瑞和京口右司关防右翼协领善连任总纂，春元主要负责资料的搜集、整理。春元在序中说明了此次编写《京口八旗志》的目的是在于通过记录八旗英烈事迹的方式，铭记和宣传他们忠君爱国的精神，同时也补充地方志《丹徒县志》的不足。“元大惧八旗事实久而无征，不足以传信于将来而播皇仁于远迩。适京口有重修《丹徒县志》之举，本营协领钟公瑞、善公连等命元秉笔。元不揣固陋，旁搜博采，编为《京口八旗志》二卷，附诸县志，以备参稽。后之君子修而辑之，则斯志之传与我国家于万斯年之盛且相引于勿替云。”[254]该书分上下两卷，卷上为：营制志（包括建制沿革、额官、额兵、户口、俸饷、米石、马政、营地、廨舍、官署、公所、兵房、教场、炮台、军洲、祠庙）、职官志（记载历任副都统和名宦的名录）、学校志（包括学额、附义学、附月课）、选举志（科目、武课）、人物志（荫袭、忠节、宦绩、孝义、文苑、方技）。卷下为列女志，分贞节、孝烈、坊表三部分，记录了守贞而亡及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中殉节的贞节烈妇共1300多人，为研究少数民族妇女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如白苏氏，正白旗武生领催东海妻，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军进犯京口，城池陷落，听闻丈夫重伤，存亡未卜，谓女有姑曰：“我等世受国恩，无以为报，今正男子尽忠、妇女尽节之日！”遂率女投于井。[255]八旗蒙古妇女为守贞或为国殉节而亡人数众多，说明晚清八旗蒙古这一群体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已经将汉人道德标准纳入本民族风俗伦理之中。

三多的《杭州旗营掌故》也是蒙古旗人总结八旗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三多，号六桥，蒙古族，姓钟木依氏，汉姓张。同治十年（1871）五月二十二日生于杭州，杭州驻防蒙古正白旗籍。清末民初做过归化城副都统、库伦办事大臣、金州副都统、东北边防司令咨议等。[256]著作有《可园诗抄》四卷、《可园外集》、《可园文集》。编辑《柳营诗传》四卷，集杭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诗，附采诗余，亦收录驻防旗人眷属、闺秀诗作。

《杭州旗营掌故》，又称《柳营谣》，是三多于十四五岁时用竹枝词体叙述杭州驻防营典制风俗、名胜掌故的著作，共诗一百首，并附以说明。其自序云记诗目的是为保存资料供后人利用：“吾营建自顺治五年，迄今二百四十余载，其坊巷、桥梁、古迹、寺院之废兴更改者，既为杭郡志乘所略，而其职官、衙署、科名、兵额一切规制，又无纪载以传其盛。自经兵燹，陵谷变迁，老成凋谢，欲求故实，更无堪问。夫方隅片壤，尚有小志剩语，纪其文献。吾营八旗，实备满蒙大族，皇恩优渥，创制显荣，其间勋名志节，代不乏人。倘无一编半册，识其大略，隶斯营者非特无以述祖德，且何以答君恩乎？……窃不忍其淹没无传，以迄于今。每为流留轶事，采访遗闻，凡有关于风俗掌故者，辄笔之。积岁余方百事，即成七绝百首，名曰《柳营谣》。”[257]晚清掌故学家徐一士称此诗集：“既见诗才夙慧，尤足考有清一代驻防旗营之史迹。举凡典制风俗、人文名胜，以及轶事雅谈，略具于斯，洵可称为诗史，研究旗营故实者之绝好资料也。”[258]其中记录的八旗制度资料最为突出。如记载汉军出旗的资料：“四旗裁去近千人，万顷沙田泽沛春。此即盛时司马法，兵当无事本为民。（乾隆二十八年裁去汉军四旗九百余人，赐以萧山沙田，有不耕者准其外补营勇。）”[259]如记载乱后八旗重建的资料：“同承恩泽镇之江，敢享承平志气降？调自六州归一本，和亲康乐答家邦。（乱后八旗调自乍浦、福州、荆州、青州四川六处。以复旧额。）”[260]记载八旗选官制度的资料：“弓胎骍角箭翎雕，试取穿杨百步遥。闻说将军亲选缺，争将全技献星轺。（官制，由前锋领催挑取骁骑校，递上至于协领皆然。每一缺出，与选者齐赴教场听候考选官缺，拟定正陪，奏送引见。）”[261]记载八旗日常制度的资料：“鼓角声残大阵还，八旗兵马拥城湾。旧时军令何严肃，一月惟教一日闲。（道光元年奏，遵于每月朔停操一日，余则逐日轮习各技。）”[262]还有记载历史遗迹的重要资料：“短短红墙小小门，一官虽谪亦君恩。桥东遗署今乌有，盖代威名世尚闻。（年大将军雍正年间谪杭州，后贬至正白旗满州防御，其故署皆围红墙，在石湖桥东折东弄内。按年为防御时，日坐涌金门侧，鬻薪卖菜皆不敢出其门，曰年大将军在也。见《啸亭杂录》。）”[263]这些资料弥补了地方志和八旗驻防志的不足，对研究八旗文化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3.蒙古旗人之北京史地学的兴起

清末蒙古旗人史地学地方研究兴起除了表现在驻防志的集中编纂以外，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对北京史地的研究上。崇彝、杏芬、奉宽是这一阶段北京史地研究的代表人物。

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为北京地方掌故之经典。崇彝字泉孙，号巽庵，姓巴鲁特，别署选学斋主人，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柏葰孙。著有《选学斋书画寓目笔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崇彝因在朝中任户部文选司郎中久居京城，故对宫中和北京的制度、掌故颇为熟悉，因而撰写《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内容包括帝系宗支、政局典制、园林第宅、寺庙古迹、节令游览、里巷琐闻、市井风俗、人物逸事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北京全貌，对研究北京史地和清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最具特色之处是记载了正史不曾记载的北京民风生活，对北京军民的饮食起居、服饰车马、婚丧礼仪、市肆贸易、戏剧曲艺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弥补了正史的不足。特别在曲艺方面，对名角、名曲牌、票友方面都有很细致的描述。如其对票友果勒敏轶事的记载：“果勒敏，字杏岑，博尔济吉特氏。世袭子爵，官杭州将军。罢归，穷极无聊，日游戏园。颇通词曲，无聊时，所编排子曲、岔曲甚多，能以市井俚语加入，而别有趣。于最窄之辙，押之极稳妥，此实偏才。亦能作诗，则打油类也。凡歌唱类分十三辙，犹之韵也。如中东、言前、江阳、花发、由求、仁辰、灰堆、依期、蓑波、姑苏、怀来、遥条之类。最窄之辙为捏邪，戏界多忌此辙。果公有自编大排子曲，用此辙极俏，惜忘其名词也。所居在王府大街路东，即今之培元学校也。”[264]对旗人习染戏曲的记载，于戏曲艺术史研究别具价值。作者记载的掌故也不仅局限于北京城，还添加了边疆地区的轶事。如其记载新疆八城的新名称：“新疆回八城，道光初年长文襄公（龄）所底定。喀什噶尔赐名恢武城，叶尔羌名嘉艺城，英吉沙尔名辑远城，和阗名威靖城，阿克苏名普安城，乌什名孚化城，库车名巩平城，喀喇沙尔名协顺城。此与乌鲁木齐皆在天山南路。若伊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则在北路，相隔数千里，瀚海、雪岭、戈壁介于其间。北路荒寒，人多苦之。南路丰腴，间有田稻之利，气候既佳，且多花木，有‘小江南’之称。长文襄公第，在王府井南头纱帽胡同。宅尚齐整，有小园，共三所。光绪间，廖尚书（寿恒）居之。后归绥远城将军贻穀。彼时宣宗赐长中堂之‘平格功成’匾额尚赫然在目也。”[265]回疆八城的名称与《实录》记载一致，还增加了道光赐长龄匾额的细节，弥补了《实录》的不足。

对北京地名有专门研究的蒙古旗人是巴里克女史杏芬。杏芬为巴里克氏，京口镶白旗人，晚清诗人延清之女。生于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1874年4月5日），幼年随兄弟一起受老秀才教育，后其父任职工部，举家随父进京。她长大后一直掌管家务，代父亲写文书，应酬亲友宾客。由于杏芬当家事务繁多，加之延清择婿甚苛，导致她一直待字闺中。闲暇之余，吟诗作赋，以北京地名做对，聊以自娱。可惜天妒红颜，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1897年7月26日）因肺病卒于家中，临死前从容镇定和父母兄弟一一告别。[266]家人为了怀念她，在其亡故五年后，将其日常所作地名对共五百余副编辑成册，刊行于世。此书通篇以当时北京地名两两对仗组成对子，在每个地名之后加以注释，表明所在地点，间附以考证。如欢喜地（京城内外凡寺庙墙壁皆贴“登欢喜地”四字），色空天（京西海淀明米万钟勺园内有色空天诸景，后为郑亲王园邸）；天齐庙（朝阳门外元建以祀东岳天齐仁圣帝，有赵孟頫道教碑），地藏庵（正阳门外迤西排子胡同，又宣武门外西草厂，又京西萧家河）。[267]全书上下两卷，分20类。各类先按字数，由二字至八字，顺序编排。字数相同者，则按诗韵先后编排。每一地名下，均有简明的一两句注释。20类类目如下：

一、天地总类：如“天喜庙，地安门”之类，共8副。

二、天文时令类：如“夕照寺，朝阳门”之类，共87副。

三、地理宫室类：如“海淀，江亭”、“水窦，沙滩”、“海会寺，郊劳台”、“甜水井苦水井，大石桥小石桥”之类，共63副。

四、人伦类：如“王府井，祖家街”、“内官监，外郎营”之类，共32副。

五、性情人事总类：如“极乐寺，大悲庵”之类，共116副。

六、身体类：如“三角淀，八面槽”之类，共26副。

七、古迹类：如“李皇亲夹道，王寡妇斜街”、“俄罗斯馆，利玛窦坟”、“玛哈噶喇庙，耶律楚材坟”之类，共46副。

八、鬼神仙佛释道类：如“灶君庙，炉圣庵”、“财神庙，利市营”、“火神庙，水仙庵”之类，共48副。

以上为上卷。

九、禾稼蔬果草木类：如“晾果厂，惜薪司”、“南柳巷北柳巷，东华门西华门”、“东荷包巷西荷包巷，南芦草园北芦草园”之类，共108副。

十、鸟兽鳞介昆虫类：如“龙泉寺，虎坊桥”、“铁老鹊庙，石驸马街”、“前马厂，后牛湾”之类，共130副。

十一、服饰用物总类：如“磨盘大院，烟袋斜街”、“南剪子巷北剪子巷，东棋盘街西棋盘街”、“栏杆市，喇叭营”之类，共78副。

十二、珍宝类：如“金阁寺，玉渊潭”、“销金厂，积水潭”之类，共54副。

十三、饮食类：如“米粮库，豆腐池”、“灶王庙，厨子营”之类，共36副。

十四、数目类：如“二闸，双桥”、“十方院，半壁街”、“九天庙，八里庄”、“三家店，八道湾”之类，共60副。

十五、方位类：如“北海，西山”、“关东店，陕西街”之类，共66副。

十六、干支类：如“长辛店，正乙祠”、“奶子府，挂甲屯”之类，共23副。

十七、卦名类：如“观音寺，节孝祠”之类，共34副。

十八、颜色类：如“青草市，翠花街”、“红罗厂，白纸坊”、“前青厂后青厂，大红门小红门”、“白塔寺，卢沟桥”之类，共44副。

十九、虚字类：如“真如寺，般若庵”、“花之寺，陶然亭”之类，共8副。

二十、叠字类：如“娘娘庙，妞妞房”之类，共6副。

以上为下卷。

上下卷共20类，1073副。

《京师地名对》一书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对清代北京历史地理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清代记载地名对的专门书籍有俞樾的《春秋人地名对》和黄朝桂的《广春秋人地名对》，这些都是涵盖全国的地名对。而杏芬的《京师地名对》专载北京一地，专门性较强。延清友人李恩绶称此书足以补充朱彝尊等人的北京史地著作：“京师坊巷纷歧，杏芬闻地名诸新奇，勤加蒐讨，证以名刺之所载。至如‘烂面衚衕’作懒眠，一作蓝面。……余客宣南时，子澂举其事谂余，余诧曰：‘此足补竹垞翁《日下旧闻》及梁茝邻《巧对录》。’”[268]鲍心增亦云：“《京师地名对》一卷，紫丞水部哀其女公子杏芬之不寿，爰取其生平所编辑为次第以存之者也。京师建四方之极，经涂九轨，闉井鳞布，明张爵有《坊巷胡同集》，光绪《顺天府志》亦立坊巷专门于其间，丛祠第宅以至琐闻轶事，靡不甄录，览古者资考镜焉。若乃驱策康庄、组织衢术，束部分而有位，出清新于无穷，斯亦地志中之巧制也。”[269]足见杏芬考证地名之细致，保存北京地名史料之完备。

另一位北京史地研究专家是奉宽。奉宽（汉名鲍汴）（1897—1943），字仲严，号远楼，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元太祖成吉思汗三十世孙。自幼随父习满汉蒙文，后从多如山先生学习满文，精通满、蒙、汉、维、藏、托忒、八思巴、梵等文，尤精于满文。他在清末由兵部笔帖士转入海军，任海军部科员，后任兵部堂主事。清帝逊位后赋闲在家，专心文史研究。曾赴西山考察，后将考察资料编成《妙峰山琐记》。民国五年（1916）改名鲍汴。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后，任史学研究会编辑，后任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北京大学导师、故宫文献馆专门委员等职，其间兼任燕京大学讲师，教授满、蒙文课程。民国二十三年（1934）秋始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奉宽承担满文提要撰写，截至至民国三十年（1941），共撰写提要876篇。[270]奉宽对北京史地有深入的研究，著述有《清理红本记》、《燕京故城考》、《妙峰山琐记》、《京师外城庙宇全志》、《旧京之元国书石刻》、《旧京西山故翠微寺画像千佛塔记跋》、《奉天旗制变通甲乙按两种》等，编辑罗密之《博尔济吉特氏族谱》。其中以《清理红本记》和《妙峰山琐记》对北京史地的研究价值最大。

《清理红本记》是奉宽拣选原紫禁城藏八千麻袋的内阁奏章档案，择其重要内容，抄录整理成册。其中大部分是顺治年间为编修明史而挑选的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和清初天聪年间的文书奏章。这些资料涵盖明清广宁之战、松锦之战、入关战役及朝鲜纳贡朝觐等方面，其中也不乏满文书籍。如满文的《三国演义》中的一部分，后被奉宽收藏。“满文《三国志》第二十二卷一本，无汉字。其目录四则，译云，孔明秋夜祀泸水，孔明初上出师表；赵子龙大破魏兵，诸葛亮计取三城。高丽纸钞写本，蓝布皮，与今本《三国演义》不同，国初旧物也。按，太宗文皇帝崇德四年，命榜式达海译《孟子》、《通鉴》、《六韬》，兼及《三国演义》，未竣。顺治七年正月，《演义》告成颁布，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即此。今本此四则分为九十一、九十二两回，曰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赵子龙力斩五将，诸葛亮智取三城。其卷数亦异。”[271]总之，这些资料记述了明清易代的细节，还附有作者的按语，对研究明清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对北京妙峰山香道研究较为系统的要数《妙峰山琐记》。从明代天启年间到民国初年，每年的节庆日，京津各地的百姓多数要组成香会前往妙峰山进香，来往香道络绎不绝，成为一道景观。奉宽曾多次对妙峰山的古迹及香会进行考察。该书详尽记录了妙峰山的名胜古迹、石刻碑文、庙宇道场、香会民俗，是一部反映京郊名胜民俗的百科全书。该书分四卷，第一卷讲从德胜门、西直门到阳台山一路的风物民俗，第二卷讲香路的中道、中北道的名胜古迹，第三卷记述南道、滴水岩、北道和中南道，第四卷讲妙峰、灵感宫、五元君及各地的茶棚、社火、香会。因奉宽有三十年亲身考察探访妙峰山的经历，对香路非常熟悉，一些名胜古迹的掌故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甚至连碑文也都一字不漏地抄录在案，可以说他对妙峰山的记载研究是真实可靠的。另外作者带有强烈的求真精神，书中随处可见对传说考辨纠讹之文字。如对妙峰山一带杨家将遗迹传说的驳斥：“（火焰头）此处有小山脉从南来，逶迤接地而伏。土人因半天云岭下有地名水源头，故连类及此，呼为火源头。‘源’字不伦，易以‘焰’字；且谓孟良盗骨烧昊天塔，由此纵火。按孟良盗杨无敌骨于昊天塔事，见元人所撰杂剧。……特昊天寺塔远在京城西便门内，安能由此纵火？则荒诞矣！”[272]“考百望山，俗呼望儿山，云是佘太君望杨六郎处。……正殿石佛一尊……其首为人盗去。据手印，为释迦牟尼像。俗谓佘太君像，非也。杨无敌父子与契丹交战，初未尝一至幽燕，则太君望儿，六郎挂甲，孟良放火等事，固皆子虚乌有。”[273]这种不人云亦云的态度表明《琐记》一书非业余的游记，而是专业的研究书籍。作者也在考察的过程中用二重证据法，以故迹碑文纠正方志之误。如考阳台山云：“大觉寺……内西北院为龙王堂，有辽咸雍四年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碑中语及碑阴题额，阳台皆‘阴阳’之‘阳’。而陈天祥金仙寺碑、《日下旧闻》、王昶《金石萃编》、光绪《顺天府志》皆作‘旸谷’之‘旸’，盖相沿于明宣德三年四月初七日，正统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御制大觉寺碑。《萃编》按语且云‘曾于乾隆戊戌亲见此碑”，乃亦误书‘旸’字，殊不可解。”[274]书中以古迹证史的还有，以石佛殿的魏太和十三年阎惠端造像，考证《顺天府志》书“阎”为“闫”之误；[275]用大云寺的辽大康九年舍利经版塔，指出史书中书“大康”为“太康”之误，且于“定光佛”一名证明辽代不以帝讳（辽太宗名德光）、缺佛号的末笔。[276]作者这种严谨的精神连顾颉刚先生都赞叹道：“这种一字不苟的精神，不值得我们佩服吗！”顾先生还说，比起奉宽一字不漏地记录碑文、茶棚香会名号和传说，他们自己对妙峰山的调查可谓“小巫见大巫”。[277]可见《妙峰山琐记》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史研究中已经属于经典之作。

此阶段的史地创作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史地学创作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特点，特别是蒙古旗人的主权领土意识觉醒，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对外国侵略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如延清在《庚子都门纪事诗》中所表现的对外敌入侵的强烈愤怒：“通商四十载，事事甘受欺。我朝尚宽大，不复计较之。顷以民教故，辄兴无礼师。戈铤竞北指，飚轮纷交驰。丁沽失所据，要挟胡能支。”[278]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亦云：“道咸之际，初办外洋交涉，多不见当，丧失权利，在在皆是。”[279]可见蒙古旗人对被迫通商和主权被侵占有着强烈的民族主权意识。锡良在给光绪皇帝的奏疏中明确提出了主权不由外人干涉的主张：“权柄不可外移，用人尤宜自主。我中国为首出自主国家，实有专一自主之权。乃外人欺我势弱，竟至干预内政，并操纵我行政之人。始而驻京各国公使，继而通商各口领事，或云大局，或云因公，多般要挟，迫我不得不从之势。”[280]他对外国势力利用货币、银行经济侵略中国深表忧虑：“今日财政之竞争，即为异日国权领土之竞争。……溯自两邻内侵以来，各以道胜、正金银行为财政操纵之总机关，所发羌币、日币充斥三省，夺我经济特权，蹙我民间生计。”[281]因此他提议在东三省开设银行以掌握经济主权。锡良对外国干涉内政的反感及对掌握主权的陈述表明蒙古旗人的领土主权意识觉醒。

二是史地学创作开始具有世界眼光。凤凌的《四国游记》即是蒙古旗人视角跳出传统的朝贡贸易国家，关注西洋诸国的代表，虽然时间上比汉人士大夫关注西方诸国要晚一些，不过也可谓是开八旗风气之先。

三是地方意识兴起，地方史研究深入。蒙古旗人于光绪年间编纂的几部驻防八旗志可谓是他们地方意识兴起的标志。他们对北京史地的深入研究也可见对内地和汉族文化认同感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