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前中期蒙古旗人史地学的编纂分期与时代特征

康雍乾嘉之开端——乾嘉时期西北史地、边疆民族记忆的书写

疆域的拓展、大一统的建立与西北史地著作的出现

康雍乾多次对西北用兵，清朝边疆版图的扩展是蒙古旗人史地学诞生的主要原因。康雍乾三朝曾七次大规模对准噶尔及西北用兵，康熙末年驱准保藏之后西藏归属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清朝确立了对青海蒙古的统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清朝最终确立其在天山南北的统治。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朝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为止，清朝最终统一巩固了西北边疆，建立了一个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沿岸，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北达漠北，南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西南至云贵的辽阔疆域。此时如何统治边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军事上需要探清山川险要划界，政治上需要总结治边经验，舆论上则需要歌颂军事胜利，宣扬大一统王朝声威。各方面的需要促使蒙古旗人开始关注西北边陲，因此，为现实政治服务是蒙古旗人史地学诞生的原因之一。正如梁启超所言：“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藉。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33]

学术上，史地学一直以来经世致用的传统和乾嘉考据学深厚的学术积淀、考据方法为蒙古旗人史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乾嘉学者辑佚发掘的前代文献为史地学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料。清代官修志书《西域图志》所征引古籍文献就是依赖乾嘉考据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诞生的。和瑛、松筠、法式善等人也精于掌故勤于考证，吸收了乾嘉朴学校勘、辑佚对比考证的研究方法，将其熟练运用于自己著作之中。

传统的地理之学本来就着眼于兵家必争之地、险要之守、水利之用，一直以来有着经世致用的传统。以注重实用的行纪、政书、方志等类著作的编写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史地学自然也带有经世致用的特点。乾嘉之后，人们在对乾嘉学风的省思中更加强化了学术的经世致用特点，为史地学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清朝前中期，随着西北多次用兵和疆域的拓展，一批蒙古旗人或因罪谪戍边疆（如和瑛），或被朝廷委以重任（如松筠），随军出征、任职边疆。他们在蒙藏疆地区的所见所闻成为史地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此基础上促成了一批边疆志书的诞生。蒙古旗人谪戍边疆，或高升为边疆要员，成为清代西北史研究诞生发展的催化剂。

总之，随着清朝西北疆域的扩展、乾嘉考据的学术基础和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以及蒙古旗人戍守边疆的个人偶然机遇，促成了以西北边疆为对象的史地学著作纷纷涌现。

1.一统志、舆图与疆界的确认

（1）蒙古旗人与边疆探查舆图测绘

边界划分总是要以地图和人文资料为参照，“国家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有其民，图言乎有其地”[34]。蒙古旗人的史地著作也是伴随着清初多次对西北、北方用兵、拓展疆域出现的，因而清前期的蒙古旗人的史地学著作往往与西北经略相关联。

康熙三十六年（1697），第巴桑结嘉措隐匿五世达赖丧事败露，遭到康熙皇帝训斥。一年后康熙派乌兰布通战后最早掌握达赖情报的侍卫拉锡等人作为使臣前往拉萨传达上谕[35]。拉锡（？—1726），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36]康熙四十三年（1704），第巴桑结嘉措与拉藏汗的矛盾激化，康熙命拉锡、舒兰探黄河河源，顺便探清西藏形势。两人于四月初四由京启程，九月初返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余里。他们于六月初九到达星宿海，发现星宿海上源还有三条河流，分别为古尔河、班索河、罗谟河。溯其源头，三条河分别出自古尔班吐尔哈山（昆仑山）、巴尔布哈山、阿克塔因七奇山下的山泉湖。三河从星宿海出流入鄂陵泽，从鄂陵泽流出的便是黄河。拉锡、舒兰并未到达三河之上游，但是归京后绘《河源图》呈献给康熙皇帝；舒兰还写有《河源记》。拉锡因此被提为一等侍卫。[37]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派理藩院主事胜住和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等人前往河源地区测量绘图，旅途“逾河源，涉万里，一山一水，悉入图志”。此次测绘把星宿海以上的河源也勘查和绘制了出来。清廷将测量结果并拉锡、舒兰的测绘成果绘入《皇舆全览图》[38]。

驱准保藏胜利后，康熙仍对探查河源一事念念不忘：“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考明具奏。”[39]可见在皇帝心目中拉锡等人绘制山川形势对王朝版图的确立至关重要，这象征着西藏河源地区已经纳入王朝大一统的范围之内。

乾隆年间，准噶尔蒙古内讧，依附部落纷纷降清，清廷决意趁机用兵西北。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清军取得初步胜利时，乾隆传旨将新依附部落属地绘入版图：“西师报捷，噶勒藏多尔济抒诚内附。西陲诸部，相率来归，愿入版图。其日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以昭远裔向化之盛。侍郎何国宗素谙测量，着加尚书衔，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司务那海，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着何国宗酌量带往。”[40]

何国宗，字翰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命值内廷学算法，通晓天文数理。五十二年（1713）受命编纂《律历渊源》。乾隆年间依然受到重用。明安图，蒙古正白旗人，官学生出身。他与何国宗一起于康熙五十一年随康熙去承德避暑山庄时“上亲临提命，许其问难，如师弟子”[41]。明安图在钦天监长期担任五官正的职务，并坚持天文和数学研究，成果丰厚。

乾隆二十年（1755）五月，清军入伊犁，对准战争胜利后，乾隆皇帝下令：“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左都御史何国宗素谙测量，着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并同副都统富德，带西洋人二名，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一切形胜。悉心考订，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俱着酌量带往。”[42]乾隆二十五年（1760），两人还京之后“以各城节气载入《时宪书》”。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之后，乾隆又令刘统勋、何国宗及西洋传教士等前往天山南北两路测绘地图。乾隆二十六年（1761），资料奉旨交方略馆，由大学士傅恒再次编辑，著成《西域图志》[43]。乾隆时期的《内府舆图》就是以康熙年间的《皇舆全览图》为基础，吸收何国宗、明安图等人的西北勘测结果之后重绘而成的，成为道光以后各种舆图的蓝本。[44]将明安图等人测量的经纬、气候、时令的数据纳入《时宪书》和《内府舆图》，不仅有着掌握山川险要以便守边之用的实际作用，而且，“天下一统，书同文，车同轨”，更增强了对纳入统治地区统一管理的政治地域认同。

（2）嘉庆时期柏葰续修《大清一统志》

柏葰（？—1859），巴鲁特氏，原名松葰，字静涛，蒙古正蓝旗人。为道咸年间文臣。道光六年进士，累迁内阁学士。道光年间曾任盛京工部侍郎、刑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咸丰三年（1853），诏授户部尚书。六年（1856），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45]咸丰八年（1858），主考顺天府乡试，门人靳祥受考官和考生罗鸿绎贿赂，借整理试卷之便私自调换试卷，使罗中举。柏葰对此一无所知，却成为政治对手肃顺扳倒他的把柄。事发后，咸丰召廷臣宣示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调换中卷批条罪，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46]九年（1859），斩柏葰于菜市口，成为有史以来死于科举案级别最高的官员。十一年（1861），穆宗即位，肃顺等既败，御史任兆坚疏请昭雪。两宫太后认为柏葰“不能谓无罪。……念柏葰受恩两朝，平日勤慎，虽已置重典，当推皇考法外之仁”。录其子钟濂为候选员外郎，赐四品卿衔，以六部郎中遇缺即选。

《大清一统志》是历代一统志中最好的一部，史料价值较高，曾经先后三次纂修，时间历经康、雍、乾、嘉、道五朝。其中以柏葰续修的嘉庆朝《大清一统志》内容最为丰富完备。

最早提倡编修《大清一统志》的是康熙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他以历朝有修一统志的传统和宣扬王朝统治隆盛为由上书康熙皇帝，请求官方下令纂修《一统志》。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下令编修一统志，直至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修成《大清一统志》342卷。第二次系统编纂《大清一统志》是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共424卷。[47]此次纂修《一统志》主要因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乱而统一新疆，故增加了与西北史地有关的“西域新疆统部”。第三次柏葰参与的《大清一统志》编修工程，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先后由穆彰阿、李佐贤、潘锡恩、廖鸿荃、龚自珍等人主持，历时三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由国史馆总裁、大学士穆彰阿将定稿呈送给道光帝。全书560卷，加上凡例、目录各1卷，共562卷。因重修始于嘉庆十六年，而时间下限为嘉庆二十五年，故将此书称为《嘉庆重修一统志》。这次重修充分利用了《平定准格尔方略》、《平定金川方略》、《热河通志》、《盛京通志》、《天下舆地全图》、《日下旧闻考》等书以及各省提供的资料，旁征博引、内容丰富，在前修一统志的基础上做了较大补充。因此《嘉庆重修一统志》被公认为是清朝一统志中最好的一部，为学者所重视。

《嘉庆重修一统志》的内容主要包括京师、直隶、盛京、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云南、贵州在内的总共二十二个统部和青海、西藏等地区，最末有“外域朝贡各国”表单。各统部先有总图、总表、总叙。内地各省统部下属内容分为：分野、建置沿革、形势、文职官、武职官、税课、户口、田赋、名宦。统部下属卷目以府、直隶厅、州分卷，各卷下有图、表，然后分为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共二十五类。边疆各统部涉及内容与内地有所区别，还增加属部、旗分、封爵、驿站、山川、土产等内容。京师及兴京、盛京所在的统部，另添加了城池、坛庙、山陵、宫殿、苑囿、官署等类目，不同于其他地区。边疆各统部之属部因地制宜设置类目，与内地编目有所差异。如在盛京统部增加关邮、城堡、山陵、行宫门；贵州统部增加了苗蛮门，记当地少数民族情况；在新疆统部下属部新增加了度漠驿站门；乌里雅苏台统部下属部类增添山川、晷度、属境、卡伦、台站门；青海、西藏地区不称统部，直接叙述各部状况，没有像其他地区一样有总图、总表、总叙等项。

由于熟悉边疆事务，柏葰担任了《一统志》的总纂纂修官，负责西域新疆统部纂修。[48]该部在内容上增加了镇西府和迪化州。在体例上增加了晷度、卡伦、列女三门。晷度即源于西方的经纬度，主要内容源于《西域图志》对新疆各地区经纬度的测绘。《嘉庆重修一统志》采用经纬度记录各地的方位而不用传统意义的“分野”，体现了柏葰重视康熙以来吸收西学东渐成果、崇尚科学的精神。而卡伦的设置则反映了柏葰关注清廷在边疆驻扎重点防卫的新动态。列女一门体现了包括柏葰在内中央统治者期冀将儒家传统的忠孝观念植入新疆，这也表明了柏葰在思想上接受了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观的汉化倾向。

柏葰等人纂修的一统志也对后世边疆史地学影响深远。藏书家章梫曾在《题钞本道光重修〈一统志〉》中评论道：“在昔寿阳相国为翰林时抄得嘉庆《一统志》，张石舟明经据以撰《蒙古游牧记》，世称博核。予为参考，无一字不出于嘉庆《一统志》，特面目少变异耳。”[49]以往的史学家多把祁韵士的《藩部要略》作为张穆《蒙古游牧记》的资料参考来源，而章梫考察认为《嘉庆重修一统志》为张穆成书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蒙古游牧记》被英国蒙古史学者巴德利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是研究蒙古史的一部系统权威之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将张穆列为与魏源、祁韵士、何秋涛、徐松、龚自珍齐名的边疆史地学名家。可以说柏葰于西北地区的梳理对后世边疆史地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从拉锡、明安图等参与中国北部边疆地图测绘、柏葰接修《大清一统志》等可见蒙古旗人史地作品的出现与清政府的政治、军事政策息息相关，也表明了蒙古旗人在乾嘉时期作为统治者的一员参与到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总结中来。

2.蒙古旗人与乾嘉时期西北公牍与地方志

随着乾隆年间西北战事的结束，歌颂大一统成为文人诗赋、官修政书等边疆著作的主题。在新疆也出现了以“事宜”、“事略”为名，汇抄档案文书、记录办事则例的史志类著作，对于地方官治理边疆颇有助益。嘉道以后在朝野对张格尔事件的关注中，西北史地研究走向高潮。[50]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最终统一新疆。有关新疆的私人著述活动开始兴起。正如袁枚所言：“此舆地之学，所以必详于大一统之朝也。”[51]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管理统治经验的积累直接促进了西北史地著作兴起。就这一时期的相关私家著述而言，其作者多为新疆统一后曾为官新疆者和遣员，而其著述主要存在两点特征：第一，“事宜”型著述居多，均为汇集办事则例而成，其编者主要是那些为官新疆者，最著名者当属和瑛。第二，诗赋多，著者大多为流放新疆之文人学士。前者自然在于方便统治所需，同时也有为朝廷编撰《西域图志》等提供资料之意。此类著作内容多有关边地官制、兵防、经济、户民、物产、建置沿革等，亦有简短的山川疆域的记载。后者则多属遣员对所见所闻的咏赋，以和瑛的《西藏赋》最为著名，属于征边诗赋。[52]内容颇杂，分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等。这些蒙古旗人的著作成为清代西北史地著作的先河。

（1）和瑛与西藏、新疆相关之创作

较早就西北边疆经历进行志书和笔记创作的蒙古旗人是和瑛。

和瑛，原名和宁，字太庵，额尔德特氏，隶镶黄旗。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乾嘉两朝任官五十年间，宦海沉浮，几经谪戍。其任官履迹北至热河，南及四川，东到山东，西至西藏、新疆。乾隆五十一年（1786）由户部员外郎授安徽太平府知府。历任安徽布政使、四川布政使、陕西布政使、西藏办事大臣、山东巡抚、叶尔羌帮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理藩院侍郎、乌鲁木齐都统、陕甘总督、大理寺少卿、盛京刑部侍郎、热河都统，回京后任工部、礼部、兵部、刑部尚书，军机大臣。道光元年（1821）秋七月庚戌卒，谥简勤。[53]和瑛在西藏和新疆任职长达十五年，为边疆稳定和祖国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子壁昌继承乃父之志，在新疆平定张格尔之乱中功勋卓著。如《清史稿》所言，和瑛“久任边职，有惠政。后其子壁昌治回疆，回部犹归心焉”[54]。

和瑛七岁时师从绍兴俞敦圃先生，后受业于何嵩堂先生，加之其蒙古旗人身份，故在语言、文学上颇有建树。他精通满蒙汉藏多种文字，“娴习掌故，优于文学，著书多不传”[55]。所著书有《回疆通志》十二卷、《三州辑略》九卷、《西藏赋》、《藩疆揽要》十二卷、《易简斋诗钞》四卷、《续水经》、《风雅正音》、《杜律》、《读易汇参》十五卷、《读易拟言内外篇》、《易贯近思录》四卷、《经史汇参》二卷、《孔子年谱》、《铁围笔录》、《和瑛丛残》和《古镜约编》等。其传世著作有《西藏赋》、《回疆通志》、《三州辑略》、《易简斋诗钞》等。

和瑛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到嘉庆五年（1800）管理藏区，“在藏八年，博采地形、民俗、物产，自为之注”[56]，又于嘉庆二年（1797）著《西藏赋》。此赋是和瑛任职期间游历西藏，以韵文和自为注记的形式撰写的文学体笔记，记载了西藏的土地沿革、风俗习惯、达赖班禅世系、职官驻兵以及西藏山川地理、风情人物、畜牧物产、佛教寺庙等，向世人展示了青藏高原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风貌[57]。《西藏赋》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用赋描绘拉萨周围的山川地理风貌及寺庙的数量、建筑样式，下篇主要讲述藏族独特的文化民族风俗，[58]是今人研究清中期西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嘉庆五年（1800），和瑛赴任山东巡抚。在位却“日事文墨”[59]，又因山东金乡县有人冒考受牵连，加上隐匿蝗灾不报，皇帝认为和瑛“实属玩视民瘼，于地方事务不无废弛，革职查办，令其自备资斧，效力赎罪”。嘉庆七年（1802），遣戍乌鲁木齐。[60]之后再受重用，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嘉庆九年（1804），又任理藩院侍郎，撰写《回疆事宜》。民国政府外交部重印时改名为《回疆通志》。[61]此书共十二卷，大约十二万字，后附勘误表。所记内容时间范围涵盖顺治四年（1647）到嘉庆九年（1804）。卷一记载清朝统一新疆、平定回部的战争始末，并附乾隆帝平定回部御制诗十九首。卷二至卷六记载回部贵族生平事迹，大部分是归附清朝的伯克。其中，卷二为《钦定哈密、回部总传》、《额贝都拉列传》，将最早归附清朝的哈密贵族额贝都拉单列一篇传记，说明清廷对其功绩的重视与奖赏。卷三为《吐鲁番回部总传》。卷四到卷六为回部首领传记，共载二十一人，卷四末为纪念土尔扈特回归清朝的两篇文章和一首御制诗。卷七至卷十一详述天山以南回疆八城及吐鲁番和哈密的沿革、疆域、山川、建置、官制、营房、粮饷、赋税、古迹、兵防、军械、税则、钱法、杂支、牧厂、卡伦、军台、事宜等诸多方面。最后卷十二是《回部纪略》，记载了回部的宗教派别、民族习俗、物产状况。[62]和瑛在书中扩展了记录回疆地域的范围，“吐鲁番属乌鲁木齐都统辖、哈密属陕甘总督辖，为南路回疆门户，其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例与回疆有交涉事件，故附载焉”。[63]他重视材料的考证、甄别，在《回疆通志》卷十一、十二中将《西域闻见录》、《西陲纪略》的资料与早期资料《汉书·西域传》、《唐书·高昌国传》等条目进行了综合对比考证。他还对官修史书《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的回部王公台吉表传进行了扩充，将“其子孙分派并无世爵、不入列传者，别录回族一门于末”[64]。他重视档案的搜集利用，“各城回务统归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办理，故首载喀什噶尔，原定章程，自南而北，各城繁简不一，俱就现办各款纂入”[65]。他还注意到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规范问题，“人名、地名、山川名，系回语、蒙古语，或沿袭旧名，或译音讹舛，今遵《同文韵统》更正”。最值得赞许的是和瑛还重视区分清朝的藩属部落和外藩朝贡部落。因布鲁特部临近边界，经常游牧至卡伦内，由参赞大臣奏放，不同于浩罕、巴达克山、克什米尔等外番部落，故“只载布鲁特一部，其余不能悉载”。该书编纂时间早于祁韵士之《新疆要略》、松筠之《西陲总统事略》，是研究清朝新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俗和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本书在编纂体例上仿照了《西域图志》“总目、子目”的编排方式，条理清晰。内容上有选择性地节录了《喀什喀尔附英吉沙尔》、《西域闻见录》、《西陲纪略》等文献资料内容。对前人记载的一些不足之处也进行了校正与增补，尤其是书中记载的新疆伯克制度对研究清代军府统治下的伯克制度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回疆通志》对后世新疆志书的编纂也有一定的影响，慕璋《新疆回部纪略》多引用《回疆通志》卷二至卷十一的内容。郭丽萍这样称赞《回疆通志》：“在官书之外的西北著作中，依照官书规范人名、地名，在道光年间才成为通行的做法，稍晚于《回疆通志》的《西陲总统事略》等书中，并没有做过这一工作。”[66]

嘉庆十一年（1806），和瑛奉诏还京，授吏部侍郎，之后赴任乌鲁木齐都统，在任期间有感西域资料较少，国史馆、翰林院编纂史臣因不通西域语言对资料把握欠准，遂于嘉庆十三年（1808）编成《三州辑略》。全书分为九卷，约二十一万字。内容涵盖沿革、疆域、山川、官制、建置、库藏、仓储、户口、赋税、屯田附遣犯、俸廉、粮饷、营伍、马政、台站、礼仪、旌典、学校、流寓、艺文、物产等二十一个目类[67]，记录的范围包括新疆的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三处重要边疆驻地，对于边疆史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之所以取名三州，因为清朝乌鲁木齐都统辖区范围与唐朝在新疆地区置三州（哈密、吐鲁番、吉木萨尔分别为伊州、西州、庭州）基本一致。[68]此三地在清代归乌鲁木齐都统管辖，具有政治地理和自然地域上的相对特殊性。因此，和瑛在乌鲁木齐都统任上编纂了这样一部书，可以说是其职责分内之事，也是官方经验的整理总结。

在《三州辑略》之前，新疆的志书主要有官修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和椿园私著的《西域闻见录》。这两部书记载的是乾隆时期的新疆状况，而由和瑛编纂的《三州辑略》，内容涵盖嘉庆年间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状况。这不仅弥补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西域闻见录》等书内容上的不足，还和清末宣统三年（1911）编成的省志《新疆图志》在时间与内容上连接了起来。

和瑛编撰《三州辑略》有纠误补缺之意，序曰：“《佛国记》法显浮夸，《水经注》道元挂漏。张博望初通西域，凿空之道里失真；笃招讨再溯河源，重译之山川多舛。指巴延喀喇为昆仑，并积石山而谬定；取罗卜淖尔为星宿，兼蒲类海而讹传。他如柳陈、鲁陈，火州、和卓，皮禅、辟展，海都、开都，和阗、赫探，轮台、仑头，乌兔、务涂，伊犁、伊列，或一地而名殊，或近音而字异。黑河有六，执泥则相去径庭；疏勒凡三，浑同则更离霄壤。皆由荒酋裂土，代远年湮，一惑于罗什方言，再惑于昂霄译语。此《地志》、《山经》所不载，《类函》、《通考》所未详者也。”[69]

以往新疆地区的方志基本上以记载伊犁地区为主，对于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的叙述仅仅是蜻蜓点水。如苏尔德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编纂的《回疆志》、和瑛于嘉庆九年（1804）所修《回疆通志》、祁韵士于嘉庆十二年（1807）编纂的《西陲要略》、嘉庆十三年（1808）成书的《西陲总统事略》以及徐松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成书的《钦定新疆识略》。而和瑛在书中不仅勘误补缺，且对同时代的《西域闻见录》、《西陲纪略》中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结合实地考察经验给出正确的解释。如他指出《西域闻见录》中将罗卜淖尔误认为星宿海，《西陲纪略》中混淆蒲类海为蒲昌海。

《三州辑略》征引的资料主要包括传统史籍、地理志书、奏折档案以及亲身见闻。沿革门的史料主要来自《汉书》、《后汉书》、《魏书》、《北史》、《新唐书》、《元史》、《资治通鉴》、《明史·西域传》、《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疆域门的资料主要源自《回疆通志》。山川门的资料主要源自《汉书》、《通典》、《括地志》、《资治通鉴》、《通志》、《元史》、《西陲纪略》、《西域闻见录》、《回疆通志》。官制门和建置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回疆通志》和档案。仓库门、仓储门、屯田门、俸廉门、粮饷门的资料大部分源于奏折上的统计数据。[70]

值得注意的是，和瑛在论及当地的状况时，并非简单地照抄档案、史料，而是在运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加上实地考察探求真实情况。如和瑛在序言中对罗卜淖尔的考察编成小注附在了正文之后。“取罗卜淖尔为星宿，兼蒲类海而讹传。”《西域闻见录》误以罗卜淖尔为星宿海，又《西陲纪略》误以蒲类海为蒲昌海，皆非也。今考星宿海在青海境积石山之北，罗卜淖尔即蒲昌海，在吐鲁番东南，蒲类海在北天山之阴巴里坤。[71]可见和瑛实事求是实地考察的精神贯穿在整部书中。

与《钦定西域图志》、《钦定新疆识略》、《大清一统志》等同时代的其他志书相比，和瑛的《三州辑略》对清朝时新疆情况的记载更为丰富，这得益于作者对新疆三州的亲历考察，而这是仅只大量征引文献而疏于记录当代资料的其他志书所不能比拟的。《钦定西域图志》仅着重叙述了汉至明之间的吐鲁番历史沿革，而《三州辑略》详细叙述了汉唐至清的历史沿革。沿革之外的内容如官员的任职状况和俸银数额、税银数量、屯田亩数、库存仓储书目等诸多类目，和瑛都依照当时的情况记录，并将时段上溯到乾隆年间，可见和瑛补充《钦定西域图志》资料的用意。总之，记录当代史、详今略古是《三州辑略》的一大特征。

此书的另一大特征是类目明晰，独创新目。总共二十一门的类目中要数“流寓”、“艺文”最为特殊。“流寓”主要记载了清代谪戍新疆的官员身份、经历等资料，其中不乏纪昀、洪亮吉等名士。“艺文”主要收集了汉至清谪戍边疆官员的文学创作，共收诗一百二十首、文三篇、赋四篇、词八十九首、记事五十五首、序三篇、碑文二十二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三州辑略》为最早收录此书的书籍。另外书中也收录了和瑛本人诗作四十余首。以往同时代的西北志书未有“流寓”和“艺文”这两个类目，大概是前人认为西北地处蛮荒，文教未及，从而忽视了西北地区的人才书目资料整理。而《三州辑略》独创两目，且不局限于有清一代和哈密、乌鲁木齐、吐鲁番三州，足见和瑛关心当地文化发展的专注创新精神。但也因此招致批评，后来的志书《新疆图志》评价其“其艺文采录尤杂，亦乖断限之义，而多收己作，尤涉自炫云”[72]。

总之，《三州辑略》虽然不能被称为通志，但对于学者研究新疆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以及了解全疆的整体状况，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吴丰培先生评其为“仅次于《西域图志》和《新疆图志》的著名新疆方志”[73]。

（2）富俊与边疆政务

清前中期蒙古旗人对回疆地区关注较多，蒙疆地区唯一一部著作就是《科布多政务总册》。该书也是清代唯一一部科布多方志（或称“事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富俊（1749——1834），字松岩，卓特氏，隶正黄旗。乾隆四十四年（1779）翻译进士，由礼部主事历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嘉庆元年（1796），迁兵部右侍郎，充科布多办事大臣。四年（1799），授乌鲁木齐都统。道光七年（1827），授吉林将军、协办大学士，管理理藩院。十四年（1834）卒，赠太子太傅，谥文诚。[74]嘉庆元年（1796），富俊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在任上“询之僚属，访之耆旧”，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两年之后，他离职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在新疆地方见《新疆事宜》“大纲细节，缕晰条分，无不包举，其间节目与科布多相同者居其半”，遂“仿其所纪，集为政务总册，述其大略”。富俊还“致札现任科布多使者策凌度，嘱其详细确查，如有遗漏舛错者，量加更易添补；并将伊任内随时调剂款件，逐一纂入”。最终于嘉庆四年（1799）成书。[75]该书分十目：城池（署衙、坛庙附）、官职（官学生附、兵制附、众安庙喇嘛附）、外藩、事宜、仓库、军台、卡伦、屯田、游牧、牧场。其中“外藩”部分记载了科布多各盟、旗的首长及其随员、蒙古王公进京朝觐年班名单。“事宜”部分汇集了几乎所有官方经办事务，包括官方每年例行公事、屯田收成分配、清廷拨派银两数量、地方案件审理规定、驻军部署方位、武备数量、卡伦防务、查办偷矿、官马管理、官兵粮饷及抚恤金、游牧划界等事务，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军台、卡伦、屯田、游牧、牧场部分也非常详细，甚至屯田部分将工具数量都罗列了出来。[76]可见此书乃是以当时富俊经手的公牍文书编纂而成，为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此书并没有记述当地的风土民情，这也可能是富俊将其命名为“政务总册”而非“方志”的原因。

（3）博明与《凤城琐录》

博明的《凤城琐录》是清前中期蒙古旗人唯一一部关于东北的著作。博明，蒙古族学者、诗人。原名贵明，博尔济吉特氏。字希哲、晰斋，号西斋。虽系博尔济吉特氏，博明旗籍却为满洲镶蓝旗。其高祖天聪时附清，隶属满洲镶蓝旗。祖父邵穆布在康熙朝任两江总督。博明生于京师，乾隆十二年（1747）乡试中举，乾隆十七年（1752）会试中试，选庶常馆，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三年（1758）为起居注官。三十七年（1772）任云南迤西道，后降职，入为兵部员外郎。四十二年（1777）春，贬为凤凰城榷使。五十年（1785）在京与千叟宴，作纪恩诗。博明能诗善画，学识渊博，善于证史。为官三十余年，升沉频繁，阅历颇丰。他还参与了《续文献通考》的编纂。其著作有《凤城琐录》、《西斋偶得》、《蒙古世系谱》、《祀典要录》、《西斋诗辑遗》、《西斋诗草》等[77]。

《凤城琐录》是博明任凤凰城榷使时写的一部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杂记，内容虽和地方志相似，但体例较为松散，仅有序言而无条目目录。乾隆二十四年（1759），他在序言中强调了撰写《凤城琐录》的目的：“凤凰城，僻在东南，边门在凤凰城东南。其地形山水，即沈城人多不之知，况都中乎？官其地者，率无笔载，居人亦鲜读书好事者，轶事恐久而胥湮也。予于强圉作噩之春仲抵任，即询访故迹，惜无知之者。求十一于千百，浸录成帙，半皆琐细，用备考核。”[78]可知博明是因为当地无人记载凤凰城（今辽宁丹东凤城）山水地形、奇闻轶事而以记史为目的创作该书的。另外，凤凰城是朝鲜使臣去京城朝觐的必经之路，博明因此得以“问其国中典故，亦间有所得”[79]，将访谈得来的朝鲜相关资料编辑成《朝鲜轶事》和《朝鲜世系考》附在书后。该书主要记载了凤凰城的地理方位、建制沿革、商业贸易、物产资源、经济生活、名胜古迹等内容，与《柳边纪略》相较内容略显单薄。但是作为清代第一部记载凤凰城地方情形的资料，该书的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博明在书中对凤凰城地理、物产的记述颇为详细确凿，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下面简要摘选《凤城琐录》比较有特色的条目对该书的内容略作介绍。

关于凤凰城的地理方位，作者说：“凤凰城，僻在东南，边门在凤凰城东南。”[80]“僻在东南”是相对于盛京（今辽宁沈阳）的地理方位而言的。可知凤凰城在今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以沈阳为参照坐标反映出沈阳在清中期已成为东北的核心地域。在后面，作者给出了凤凰城边栅的位置，“在盛京城巽隅，南一度六十分，东一度。……自盛京至凤凰边门总共四百五十八里，其驿驲者八（十里河、迎水寺、浪子山、甜水站、连山关、通远堡、雪里站、凤凰城）”[81]。行程大致从今沈阳市南端穿辽阳东南，再经本溪西南角，而后到凤城满族自治县西北到达边门镇，即古时凤凰城边门。“凤凰城边栅，即柳条边”。凤凰城边门是柳条边上最后一个边门。它在清代曾是“通朝鲜之孔道”[82]，地位至关重要，朝鲜贺正、谢恩、纳贡的使臣必经过边栅。“自边门城守尉护车至沈，将军衙门（盛京将军）派员护车解礼部，交纳携带之货物，则揽头代为护车运京。”[83]

作者对凤凰城的建制沿革的记载非常详细，为第一手资料。“康熙二十八年初设领催一名、兵九名。雍正五年添领催一名、兵十九名。乾隆六年添兵二十名。十一年于兵额内改领催二名（不设台丁）。”[84]至于博明担任的榷使一职，“国初不可考。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初九日，户部题：据盛京户部侍郎海帕题称：‘盛京各税，俱交城守尉管取。此亦交凤凰城城守尉并先派京员试收。钦依行。’”至乾隆年间榷使仍无定职。“榷使无衙署，僦民廛以居。无胥役，惟城尉拨有兵丁三人供使令。岁支公用银二百两，蔀屋柴门，终日静坐。是以家沈城者，率以榷事小毕，即促装归。岁数往返焉（其京员试收者，给费用银四百两，旋停）。”[85]可见榷使一职甚为清闲，难怪博明公务之余能够大量创作诗篇，撰写笔记。

最值得注意的是博明因职务关系记录了当时凤凰城税收的状况：

雍正五年十月十七日奉上谕，凤凰城、中江税着盛京五部堂官于五部司员内拣选，奏闻派出，管理一年更换，钦此。遂于是年拣选具题。旋经户部议，令嗣后俱送部引见。税额初定二千两（见康熙三十八年侍郎海帕题疏）。康熙四十一年经自京拣派员外郎邓德试收，增至四千两。雍正七年郎中伊尔们增火耗八百两。乾隆九年三月侍郎双喜因每岁缺额，奏请派京官试收。乾隆十一年八月奉旨派出试收之内务府佐领恩特二年期满，具报经户部酌中议定，以三千二百九十四两作为定额，以岁春冬之季征之。盖朝鲜贺正旦使以三月出边，领《时宪书》员役以十二月初旬出边也。雍正十一年十二月，户部议定饭银领册档十六两，季报各十六两，考核三十二两。国家嘉惠远人，凡鲜人之物毫无收取。所抽乃边门商民之互市者，马市之兵丁、台站、门栅人等所易牛马农器亦纳税焉。其有非时之谢恩称庆诸典礼往来者，则别为造报。[86]

可见凤凰城的税收来源主要源自边民和朝鲜在中江贸易的“中江税”，在乾隆年间对税收有了详细的规定，并对朝鲜使臣贸易作免税的优惠。作者对中江贸易记载也较为详细。

马市设于中江，岁春秋仲月望后，朝鲜员役以牛货济陈于江干。驻防兵丁、台驿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盐二百九十九包、海菜万五千八百觔（斤）、海参二千二百觔（斤）、大小纸十万八千张、棉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铁犁二百具。以京畿、平壤、黄海三道商各一人承办。义州知府率员役领之，所具糗饵薧鱼称之曰“宴”，其官商曰“别将”。[87]

以上两条补充了《柳边纪略》对边境贸易的记载，对凤凰城税收的变化以及清代中朝边境经贸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书中亦记载了当地居民的生计状况：

边外亦产参，近边之旗民及登莱流寓每私往觅之。然生者甚少，且不如叆阳以北者之坚硕也。故察边外之私参非凤凰城之要政云。奉天南滨大海金、复、盖（奉天有金州、复州、盖州）与登莱对岸，故各属皆为山东人所据。凤凰城乃极边，而山之陬水之涯，草屋数间，荒田数亩。问之，无非齐人所葺所垦者。齐人性贪而狠，辽人性愚而戆，不为愚弄即成嚣讼。予在沈时，与司农署郎会鞫，尝观《广志绎》，谓“滇省皆为豫章人所占”，吾于辽之有山东人也亦云。[88]

其中反映了当地居民靠采参、种植、渔猎为生，也不乏对山东人移居凤凰城的不满和偏见。

作者在书中所记的一些风景名胜也给后世的考察提供了线索。如其对凤凰城旧址的记述：“凤凰山麓有故石城，一周十余里，设二门。依山设险，石堞具存。相传为旧凤凰城。朝鲜人呼之曰‘安市城’。”他引用了《新唐书》中唐太宗命长孙无忌誓师攻安城不克的资料为旧城正名。还实地考察证明认为：“此城最险，计其地势，无不吻合当日兵机。其为安市城无疑。至《明一统志》谓‘在盖州城北，其情势则是转战而北矣’，殆误。”[89]此类考证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作者书中对物产细致入微的记载可见其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以书中对人参的记载为例，不仅描述了人参的大小、种类，而且对它们的成长过程、采制方法也做了详细的描述。对《本草纲目》“人参”条目做了相关补充。作者“备询土人而录其说”的态度值得赞许。另外博明在书中批判萨满治病的风俗和考察“夜光木”的生成原因，[90]体现了科学的精神。

博明另一部著作《西斋偶得》是一部史论笔记。作者以随笔的形式考证了辽金元至明清的各种掌故，包括人名地名、姓氏、国名族名、宗教信仰、物产风俗、度量衡、奇闻逸事、文学典故、飞禽走兽等。其中不乏对蒙元史深入考究的文章。如《元朝姓氏》、《元朝子姓》、《蒙古族姓》、《插汉》、《朔漠部考》、《瓦拉》、《辽金国名》、《蒙古言特字之意》、《蒙古呼汉人》、《西夏》等。书中多处提到《元朝秘史》，如《辽金国名》言：“辽为契丹、金为女真，按契丹本名契塔特，女直系女真，由朱里真迭改，其本音乃朱里扯特，见《元秘史》蒙古文。今蒙古人尤是呼之。”[91]在清中叶《元朝秘史》刚被发现钞录的情况下，博明能够利用钱大昕辑出的《元朝秘史》进行研究，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

（4）松筠开新疆地方志编纂之先河

和瑛、富俊、博明等人关于边疆的记载体例多局限于游记、政书、事宜类，所记较为零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志，最早组织编纂清代边疆地方志的是历乾、嘉、道三朝的边疆大员松筠。

松筠（1752—1835），字湘圃（或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清代著名边疆重臣，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他不仅历任各部尚书，还曾在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任职多年。松筠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翻译生员考补理藩院笔帖士起，乾隆四十八年（1783）超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乾隆四十九年（1784）起，松筠开始被派往边疆任职。五十年（1785）奉命前往库伦解决贸易纠纷，五十七年（1792）解决与俄罗斯边贸问题，其间著有《绥服纪略》和《绥服纪略图诗》。第二年（1793）补授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等职。乾隆五十九年（1794）累升工部尚书，又调任吉林将军。同年七月，授镶白旗汉军都统，不久奉旨接替和琳为驻藏大臣，在藏任职五年，直到嘉庆四年（1799）。嘉庆七年（1802），赴新疆任伊犁将军，直至嘉庆十四年（1809），为期七年。这是其第一次赴新疆任伊犁将军。嘉庆十八年（1813）第二次赴新疆任伊犁将军，直至二十年（1815），其间编纂《西陲总统事略》。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月，任御前大臣行走。二十三年（1818），授绥远城将军。之后任理藩院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会典馆总裁。道光二年（1822）任直隶总督，五年（1825）署乌里雅苏台将军。道光八年（1828）二月，任热河都统。道光十二年（1832）十二月，授理藩院左侍郎。十三年（1833）四月调工部左侍郎；五月，授正蓝旗蒙古都统；九月，署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道光十四年（1834），命以都统衔休致。道光十五年（1835）卒。谥文清，入伊犁名宦祠。[92]

《清史稿》这样评价松筠：“廉直坦易，脱略文法，不随时俯仰，屡起屡蹶。晚年益多挫折，刚果不克如前，实心为国，未尝改也。服膺宋儒，亦喜谈禅。尤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93]

松筠的著述也都大多围绕着边疆事务而作，主要有：《绥服纪略》、《绥服纪略图诗》、《西招纪行诗》、《西藏巡边记》、《西藏图说》、《西招图略》、《丁巳秋阅吟》、《钦定新疆识略》（《西陲总统事略》）、《古品节录》、《百二老人语录》。其中《西招图略》、《西藏图说》、《西招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西藏巡边记》合称《西招五种》。这些著作除《百二老人语录》、《古品节录》外都是描写、记录边疆社会生活风貌的著作，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地理研究价值。

《绥服纪略》和《绥服纪略图诗》的重要价值在于记述了外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中俄边贸情况。他在《绥服纪略图诗》中表明了其创作的目的是为了立言记事。“余既作《西招纪行图》，缘述北漠库伦所事而兼采西南沿边见闻，复得八十有一韵，名之曰《绥服纪略图诗》。”[94]全诗主要吟咏在库伦八年所历事及游历库伦附近经历的政治、文化、地理各方面的形势。诗后附有大量的注释、绘图，详细说明了作者的见闻，着重描写了作者解决中俄贸易纠纷的经过。其中“天朝上国”的思想浓厚，认为清廷可以传播文化，帮助俄罗斯“习国书而晓礼仪，开市易而归约束”[95]。松筠也在书中较系统地叙述了清初蒙古诸部的历史，涵盖蒙古部落分部、世系源流、宗教风俗、法典文献、政体机构及与清廷关系等内容。该书在研究边疆史、对外关系史上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四年（1799）松筠任西藏办事大臣。在此期间，松筠有过两次巡边。据两次巡边（乾隆六十年、嘉庆二年）的见闻，他创作了《西藏巡边记》、《西招纪行诗》以及《丁巳秋阅吟》。乾隆六十年（1795）松筠第一次巡边时创作了《西招纪行诗》和《西藏巡边记》。他在《西招纪行诗》序中说：“夫诗有六义，一曰赋，盖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余因抚巡志实，次第为诗，共八十有一韵。虽拙于文藻，或亦敷陈其事之义，名曰《西招纪行诗》。后之君子，奉命驻藏者，庶易于观览，且于边防政务，不无小补云。”[96]巡边五十日，松筠在吟咏见闻之外还给它们加上注释。如他在“曲水岩疆道”一句后加以注释云：“曲水地名，自前藏西南行，一日宿业党，又行一日宿曲水，曲水者东西双溜，纡回湍激，故名。此地东来之水曰藏江，其源出拉萨东北，西来之水曰罗赫达江，其源出冈底斯雪山，二水汇此，曲折东南，由工布入南海冈底斯，即所谓鹫岭是也。山在藏之西北极边，萨喀阿哩布陵境上。”“曲水岩疆道，秦关百二同。西招第一隘，战守事倍功。”“曲水形势险固，有兵数百，虽万人无能逾越。此地多农民，有粮草，故云可守可战。”可见其创作是有供后人借鉴的目的性，并且具有研究考证的学术意义，并非一般意义上抒发感情的文艺创作，比和瑛描述性的《西藏赋》要更加专业化。他在诗中除吟咏记录边地自然地理、人文风俗之外，还描写了西藏边民在廓尔喀之乱后的艰苦生活，对之抱以极大的同情，并提出减赋、招抚流亡、改革积弊、重视官员道德素质、教化边民等解决方法，力求改变西藏人民的生活处境。我国藏学家吴丰培高度评价此书：“洞察民困，施以宽政！嗣后近百年藏地安谧，非松筠辈抚恤之功，曷克臻此！”[97]《西藏巡边记》则记载了松筠巡边时的路线、山川险要、沿途见闻等。在书中他认为，虽有自治但西藏地方官缺乏道德教化，“安边之策莫若自治，非独济咙、聂拉木番民应派廉洁营官管理，所有前后藏属各营官、第巴皆能教以廉洁自持，善抚百姓，又何他患耶？”[98]

嘉庆二年（1797），松筠第二次巡边时又创作了《丁巳秋阅吟》。在《丁巳秋阅吟》中，松筠以七言诗的形式依次描写了各地经过两年的改革后沿途出现的崭新面貌。《丁巳秋阅吟》的内容与《西招纪行诗》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描写川藏地区的景色、民众习俗和人民生计。正如松筠言：“惟前则综述，后则分论，自注复述其经过，不独明其里程，亦可得知巡边抚恤情况。”[99]

松筠在驻藏期间还于嘉庆三年（1798）撰写了《西招图略》，如序中言：“二十有八条，以叙其事略，复绘之图，以明其方舆。”[100]作者详细阐述了治理藏地的策略方法，并附图加以说明，图文并茂，可见松筠用心之细。这二十八条治边策略分别为：安边、抚藩、戒怒、遏欲、抑强、除苛、厉俗、慎刑、绥远、怀来、成才、述事、审隘、量敌、合操、行操、练兵、申律、制师、驭众、坚阵、出奇、倡勇、谨胜、善始、持志、防微、守正。[101]书中详细考证介绍了西藏各地的地理位置、环境气候、物产风俗、历史沿革，同时松筠也在卷首表述了自己的治边思想，他说：“守边之要，忠、信、笃、敬也。”[102]在“安边”条中他认为：“安边之策，贵于审势而行权……宜威则威，宜惠则惠。然后仁以厉其俗，义以作其气，惩贪除苛，使知节用而爱人。并教以诚敬，示以忠信，虽蛮夷可冀知感知畏矣。久之，众心我同，则民胞物与之化成，于时保之，小心翼翼，固可永安乐利也。”[103]“守正”条中强调，边防中“武备不可不修，操防不可不讲，爰绘散总之图，俾知舆地之险，固我疆隅，化彼觊觎”[104]。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宜威则威，宜惠则惠”的治边思想与清统治者“恩威并施”的治边策略不谋而合。书后附《西藏图说》一卷，共收西藏地图十五幅，总图一幅、分图十四幅。这些图涵盖了前藏的地理形势、交通路线、山川厄要，有利于进藏的官兵和驻藏大臣加深对西藏的了解。后人黄沛翘撰写《西藏图考》时从中选取十二幅图附入。他对松筠的绘图评价很高：“然其形势之熟悉，险要之详明，棋布星罗，灿然大备，自古西藏专图无有逾此者。”[105]《西招图略》后又附《自成都府至后藏路程》、《前藏至西宁路程》两图，图中清晰地划线标明出入藏区的主要路线、路途远近及途经地区。两图为研究清代西藏地理环境史和交通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王师道对松筠及其《西招图略》评价很高：“湘圃相国特膺兹任，上体天子之恩，下悉卫藏之情，著有《西招图略》一书，分为二十八条，绘以图说，于山川形势、番汉兵卡，令人开卷了然。而前招后招情性之殊，抚驭之法，练习之方，缕晰条分，尤为切中。……余读其书，想见大君子作用非必有奇策异能也，严以律己，恩以待人，虽在蛮夷，亦知感知畏矣。”[106]

松筠对西北史地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主持编纂《西陲总统事略》，这是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奠基之作。

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始，清政府将重罪官员发往西北，尤其是天山北路的伊犁、乌鲁木齐等地。为了表彰武功、纪念清朝统一新疆之伟业、积累治边经验以便巩固边防，借鉴、补充新疆所缺乏的志书，松筠利用了这一时机聚集谪戍边塞的文人墨客编纂志书，组成了有清一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研究新疆的学术团体，开创了西北方志编纂之先河。

嘉庆七年（1802），知县汪廷楷因罪流放伊犁。松筠看重汪廷楷才华，授意其编纂《西陲总统事略》，后因汪廷楷得赦回乡，《西陲总统事略》编纂工作一度中断。嘉庆八年（1803），松筠上书嘉庆帝提出增纂《伊犁总志》，却遭嘉庆帝驳斥。嘉庆十一年（1806），松筠又以新疆资料不充足为由上书嘉庆帝，认为“伊犁为西域总统之区，自南北两路勘定以来，迄今已阅五十余载，各城案牍日积，悉关旧章，特因纪载未有成书，每遇行查事件，不免参差挂漏，考核无资”[107]。但是嘉庆帝以“各事宜详载《西域图志》”，“屯防是为松筠本务”为由再次驳斥松筠的请求。但同时认为“边地书籍罕征，难于纂辑”，令松筠将西北资料送入同文馆编纂《西域图志》。[108]松筠遂以为《西域图志》整理资料为由开始《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工作。嘉庆十年（1805），负责修《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的祁韵士因宝泉局亏空案牵连获罪，被流放至惠远城，途中撰写了《万里行程记》。祁韵士出色的学术才华和勤奋记述的精神受到了松筠的赏识。松筠任命祁韵士为印务章京，专修《西陲总统事略》。“用叙兵屯镇抚之要，边防形势之宜”，由松筠“亲自厘定”[109]。该书十二卷，约十三万字，记述了新疆天山南北归属清朝的经过，记载了新疆的疆域、山川、城郭、治兵、边防、屯田、水利、矿产、民族等方面的状况。附有赓宁所绘制的十九幅图。嘉庆十七年（1812），湖南学政徐松因科举出题“割裂文义”谪戍伊犁。第二年松筠出任伊犁将军，注意到徐松的学术才华，让徐松负责续修祁韵士的《西陲总统事略》。徐松周历天山南北两路，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文献比对。[110]他考察的方法是：“既览其山川城邑，考其建官设屯，旁及和阗、乌什、塔尔巴哈台诸城之舆图，回部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之流派。”[111]“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为之记。”[112]经过详细的实地考察和文献梳理，徐松在原书的基础上新编《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数量上比祁韵士本增加了一倍。[113]嘉庆二十五年（1820），松筠将第三次成稿的《西陲总统事略》上呈给道光皇帝。时值张格尔之乱，清廷迫切需要了解新疆近况，此书自然得到道光帝的赏识。道光帝将此书命名为《（钦定）新疆识略》，并亲自为书作序，言新疆“幅员之广，经理之宜，初未勒有成书，昭示来许”，认为此书“虽于古迹土俗物产略而弗书，而河山之襟带、城郭之控制，兵食财赋之储备，田野畜牧之繁滋，条分件系，颠末详胪，成宪旧章，粗已赅具”[114]。

《钦定新疆识略》共十二卷，卷首有“圣藻”一篇，按照编写时间的顺序记述初定准噶尔、再定准噶尔、平定回部等军事活动，反映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用兵西北的全过程。正文十二卷分别为：卷一、新疆总图，卷二、北路舆图，卷三、南路舆图，卷四、伊犁舆图，卷五、官制兵额，卷六、屯务，卷七、营务，卷八、库储，卷九、财赋，卷十、厂务，卷十一、边卫，卷十二、外裔。《钦定新疆识略》不仅记载当时新疆的重要事件，还详细记录了清政府在新疆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交通、水利等多方面工作，为我们对清代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其中，《厄鲁特风俗纪闻》详细记述了16世纪至18世纪厄鲁特蒙古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各方面的状况，被特木尔巴根认为是“18世纪的《蒙古风俗鉴》”。

关于写书的目的松筠依然秉持着“知史以明鉴、学以致用”的经世态度，认为“书成凡十二卷，自愧弇陋少文，不敢妄言志乘，名曰《伊犁总统事略》。藏之衙斋，用备公余省览，或于守土思职之义，不无小补焉”[115]。松筠在序言中过于自谦，而时人程振甲给予此书很高的评价：“湘浦先生者敭历中外，镇抚有年。辟其田使速耕，导其川使速溉，百谷草木禽鱼之利，无殊中俗。……暇则考山水方界之延袤，与夫民情物俗政事之得失，各根其实，都为一卷，凡十二卷。是书也，意繁而旨博，于伊犁安抚之长策，尤三致意焉。后之人守其土，读其书，奉其成法，思其明德、茂功与立言俱不朽。”[116]宗室晋昌则言后世治理新疆者当奉此书为圭臬。[117]

贾建飞认为“《钦定新疆识略》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标志性作品”。“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它将考据与实地考察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同时附之以舆图的测绘，改变了此前著作单纯局限于考据而忽视考察、测绘的缺憾。其次，它的编撰直接影响了许多人走上治西北史地研究的道路，如祁韵士和徐松能够成为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主要得益于此。……因此，如果我们说祁韵士与徐松是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那么松筠则可以说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奠基人。他不仅为西北史地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其影响下也掀起了一股研究西北史地的热潮。”[118]

松筠有关边疆的见解还留在了《百二老人语录》中。据松筠所说，《百二老人语录》是他收集了一百二十个老人讲述的故事集。他认为这些故事是旗人应知、应学、应行的事例。实际上是松筠假托一百二十个老人之口表达自己对八旗事务的见解[119]。这些故事大部分强调了旗人应当不废国语骑射，勤于练武，忠诚于皇帝，提倡勤俭节约、重义守信的道德标准。另外一部分内容则叙述了旗人应知的边疆情况。如其在《百二老人语录》第三册中详述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两旗的情形及屯垦状况。[120]在第四册“外藩事八条”中第一条叙述了驱准保藏的经过。第二条讲述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经过、由青海至西藏的路程、理藩院大臣解决班禅朝觐唐古特地区为派乌拉一事，以及该官员在库伦任职期间治理边疆的经验。第三条讲述内扎萨克蒙古分布情况、外扎萨克的情况、归附清朝的经过及建置风俗。第四条叙述了与俄罗斯接壤边境卡伦状况。第五条叙述了外喀尔喀地区的建置及卡伦状况、科布多地区游牧及军台状况。第六条讲述新疆准格尔叛乱平定前的状况，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哈密、吐鲁番及回疆八城都统参赞、办事大臣的设置状况、新疆各地的军台状况，哈萨克、布鲁特等藩属的游牧状况，土尔扈特东归经过及朝廷处理结果。第七条详述俄罗斯国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大体状况，以及俄罗斯与清朝的关系。第八条讲管理与俄罗斯贸易的相关条例和注意事项。这些介绍涵盖了清朝统治地域内的各处边疆情况，是对清朝边疆管理状况较为全面的介绍。其中第四、第五两条记载边境的卡伦状况，补充了《理藩院则例》和《大清会典》的不足之处，是较为珍贵的历史记录。现录如下：

一老人云：理藩院有一友，差往库伦巡查卡伦，甚为黾勉。伊云：喀勒喀图什叶图汗部落，内有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居住之处，谓之库伦。彼处钦命驻扎大臣等照拂呼土克图，又承办与鄂罗斯接壤事件。其鄂罗斯搭界处，共有卡伦五十有九。极东之十二卡伦，系黑龙江将军所属，由彼出派官兵，每三个月一换坐卡。迤西尽处系呼伦贝尔之地，彼处系副都统职衔总管协理卡务。自呼伦贝尔边境起，西接喀勒喀车臣汗部落之十四卡伦。此西邻接连喀勒喀图什叶图汗部落之十四卡伦，此即鄂罗斯所请通商卡克图之地，东二十八卡伦也。每卡伦章京兵丁共三十户携眷坐守。卡克图西邻系喀勒喀三音诺彦部落所设十二卡伦，此内有邻居之喀勒喀扎萨克汗部落所放卡伦七处，即卡克图之西十九卡伦也。此卡伦之尽西，乌里雅苏台将军所管之进吉里克之苏木卡伦。

卡克图之西两部落共十九卡伦，惟三音诺彦部落内居住三十户一卡之外，其余十八卡伦皆驻二十户，均系携眷而居，是以此四部落四十七卡，谓之家卡伦。每卡一年一次更换，驻扎台吉一名，各部落各专派扎萨克台吉一员，在于各部落卡伦之附近管理。卡克图之东两部落卡伦扎萨克一员，卡克图之西两部落卡伦扎萨克一员，总统居住管理。详核查卡之友所言，可知其卡外一带情形如同目睹。车臣汗部落卡伦内外尽系荒野，于卡内驻扎保守之兵二百户，谓之库什古尔之兵。其图什叶图汗部落卡伦内外尽山，河沟亦多，路险林密，瞭行之间相对即望见鄂罗斯卡伦，并有甚近者。卡克图以西十九卡，内外路虽不险，一带皆系山林，茂密尽塔子头。此内惟三音诺彦部落之四五卡伦，与鄂罗斯卡伦不甚遥远；其余十数卡伦，各与鄂罗斯卡伦相离一二日行程、三四日行程之远者，并有相离甚远者。雍正五年，原定喀勒喀四部落卡伦之外，一带公中空地之中，共立鄂博二处，谓之边疆奇里鄂博。此奇里鄂博恐互相潜移，仍令两边卡伦人等前往查勘。若越奇里鄂博行者，即为越境，照例拿办。

鄂罗斯之性虽柔而奸，平素极为恭顺，循规而行。起初立设卡伦，特为沿边居住之四部落蒙古等，恐有越边肆行扰害鄂罗斯等之故，是以设卡巡查。坐卡之人亦系四部落各扎萨克旗人，不时训诰，诚恐怠荒。是以于每岁春秋委员稽查伊等之军械及所拴之官马，并训谕应禁各条。这查卡伦之理藩院友，每次挨查，将卡伦人等应约束者以理约束，应抚绥者以理抚绥。恺切教谕务使明晓，于是各知感畏，遵谕奉行。此友可谓勉力矣，且年轻有学，不惧艰辛，乘骑历险如履平地，稍有余暇看书益智，并思格于物为理，舍于物为义之言，一切谨慎酌行。

又一库伦效力废员朋友，博学历练，体虽胖笨，洽仍便捷。五旬有余，乘骑查卡，每行至山险可畏之处从容越度。此二友体面不骄，卡伦及游牧之人均为啧啧称赞也。[121]

一老人云：喀勒喀四部落内有三音诺彦部落之乌里雅苏台城，驻扎将军一员、参赞大臣一员、科布多驻扎参赞大臣一员，统辖四部落各扎萨克所备额兵，此即定边左副将军是也。是以四部落各有蒙古副将军一员，每年四季按季轮流往乌里雅苏台将军处驻班，仍有值班之四部落扎萨克四员。将军处有特木尔牧厂之马驼，亦由四部落内轮派扎萨克一员，经理牧放。由乌里雅苏台城以北六站有进吉里克之苏木卡伦。由进吉里克起，西至额尔齐斯河附近之霍尼迈拉呼，共有苏木卡伦二十三处。其坐卡之台吉官兵均由四部落扎萨克等按各佐领均匀出派，一年一换，官为给饷。其二十三卡伦之内，东一半系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西一半系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此苏木卡伦之外尚有呈进貂皮之阿勒坦诺尔、克穆克穆奇克等项乌梁海人等。霍尼迈拉呼之西邻自辉迈拉呼卡伦起，以西之卡伦皆由塔尔巴哈台满洲厄鲁特兵等出派，轮换行走，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理。

自科布多城至乌里雅苏台城其间远隔十五台。科布多北卡伦内一带地方系杜尔伯特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等游牧居住。此辈亦系额鲁特种，自乾隆十六年陆续向化投诚，均各承受圣主隆恩世世安居。科布多东北地方系明噶特人等游牧，科布多之附近西北地方系东额鲁特数百户人等游牧，其科布多之东南地方系额鲁特种之扎哈沁人等游牧，科布多所属之正南边界及西南处所系阿勒台、乌梁海人等纷散游牧。科布多所属之西南边界阿勒台山之南布勒罕河、庆吉勒河等处系土尔扈特郡王奢楞贝子沙喇扣肯等处游牧。此周围所有游牧人等均系科布多参赞大臣照拂管理。彼处仍有屯田之绿旗官兵，每年收获粮石作为官兵口粮，其乌里雅苏台所用之粮每年皆由科布多处取运，驻扎张家口。察哈尔都统所管之台站直接喀勒喀之台，直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之所设者名为阿勒台路军台。库伦者在乌里雅苏台之东，相隔有二千来里。自库伦以南所设十四台，直达阿勒台路塔拉多伦军台，向东可抵张家口，向西可赴乌里雅苏台。此乃北方蒙古疆界之情形，所宜知者也。[122]

蒙古旗人历史之记忆、身份认同与谱系、历史书写

1.满洲旗分蒙古人与《蒙古世系谱》

17—18世纪，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先后臣属于清朝，他们传统的无拘无束的游牧方式和战争中的英雄主义正在消失，因此他们更加重视将自己祖先和光辉业绩记录下来，以保存自己的民族身份；塞外蒙古出现编纂世系谱、纪录祖先历史记忆的高潮，产生了如《蒙古源流》、《黄金史》、《金轮千辐》、《大元水晶数珠书》等谱书和编年史。与此同时，乾隆初年，满洲统治者也在进行民族身份认同和祖先记忆保存的工作，官方于雍正十三年（1735）到乾隆九年（1744）编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书中收集了爱新觉罗氏以外的1114个八旗满洲姓氏及各姓氏的著名人物。与此相似的是，清前期加入满洲旗分的蒙古人却并未因其满洲旗籍身份放弃对本民族的认同。罗密、博清额所撰《蒙古世系谱》（又称《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族谱》）便是他们保存祖先记忆、构建身份认同的一项工作。

罗密，字慎夫，蒙古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祖先世居喀喇沁。康熙初出生，雍乾之间去世[123]。罗密的八世祖是达延汗，七世祖为达延汗三子拜思哈尔·赛因·和托郭尔·坤都伦代清汗，“在喀喇沁部为主”，身世显赫。后喀喇沁部与察哈尔蒙古不和，罗密祖先绰克图和其子卓尔壁与诸兄弟合议降后金，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二月编喀喇沁蒙古壮丁7830名建立蒙古八旗，将大部分喀喇沁蒙古隶于旗下，罗密的祖先绰克图、卓尔壁被归于正蓝旗。[124]其后世子孙多任正蓝旗蒙古左参领下佐领，罗密亦继承这一职位。

罗密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前后任正蓝旗蒙古都统左参领所属第十三佐领，后被革退[125]。复于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由原理藩院郎中授直隶布政使。[126]后于雍正五年（1727）任蒙古镶白旗副都统，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升为蒙古镶红旗都统[127]。他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十五日完成《蒙古世系谱》。博清额在序中称罗密“幼而聪颖，长而明辩，性耽书史，好学不倦，马足车尘，未尝辍卷，尤喜读史，尝闻评古人之得失，片言即中当时之病，顿剖后世之疑，虽老儒亦不能屈。故纪事详贯，纤微备载焉”[128]，可见罗密出色的史学才能是其编纂《蒙古世系谱》的基础。乾隆二年（1737）继任镶白旗都统，三年（1738）病休，安度晚年。在告老还家之时，罗密将他的蒙文《蒙古世系谱》原稿（现已亡佚）“译以清汉”，这就有了现存于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汉文《蒙古世系谱》。[129]此稿经乌鲁特明安的七世孙博清额删改完善，后经博明抄录后，形成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蒙古世系谱》（收录于《北京图书馆家谱珍本丛刊》内）。[130]

博清额的祖先是明末内蒙古乌鲁特部部长，该部大约在广宁之北镇靖、镇远之处。因和察哈尔蒙古林丹汗有矛盾，其高祖明安在天命七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攻取明朝广宁等地时受到威胁，归降后金。努尔哈赤将明安的部众编为“乌鲁特蒙古旗”，独立于满八旗之外。但是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征讨察哈尔部时，该旗因“藏匿人口及战利品”被皇太极取消，部众被分散于满八旗，明安家属改隶于满洲正黄旗。[131]这一惩罚性质的改旗籍成了博清额满洲身份的由来。

博清额一家身份显赫，明安在清入关前曾被授予总兵官世职，后称为昂邦章京、精奇尼哈番（子爵），顺治年间晋封为二等伯爵。明安及其后代共封爵三，世职一，后世子孙世袭，属于军功类勋贵。博清额也像他祖先一样功勋卓著。乾隆四十七年（1782）任镶黄旗汉军都统，随后任广州驻防八旗的满洲副都统。《驻粤八旗志》中有他的小传，记载了他在任职期间镇压林爽文起义的事迹。清军主帅福康安率军入台后，博清额又配合清军主力“大小十三战，皆有功”。五十四年（1789）六月革广州驻防满洲副都统。[132]博清额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撰写《蒙古世系谱》之增序。在序中他表达了自己续写的目的是继承罗密的遗志：“虽中郎逝矣，继起何人？若清也。……耳之所曾闻，目之所曾见者，敢不勉续之，以答罗公述谱之苦心，成自己之夙志耶。”[133]

经罗密和博清额编纂的《蒙古世系谱》共三册。第一册为罗密所编，后两册为博清额续写。第一册名为《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族谱》，分上下两卷。卷首载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罗密序、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十五日博清额序两篇。博清额续写《世系谱》依照《蒙古秘史》、《元史》、《辍耕录》、《八旗通志》等所载人名、地名、年代，为原文做了批注及校勘。将人名、地名进行了规范，这是其重要的贡献之一。序言之后是正文，开篇即说蒙藏印同源，之后便是《元史》所载孛端察儿到成吉思汗（书中作“清机斯汗”）至元惠宗，即从蒙古起源到蒙元汗国的历史。下卷是从蒙古必力克图汗到林丹汗的历史。后附成吉思汗后裔世系、达延汗后裔世系（详记其第九子格勒博罗特世系，至博清额一代）、喀喇沁世系（详细记载博罗特三子拜思哈尔·赛因·和托郭尔·坤都伦代清汗之世系至作者罗密一代），以及明末清初察哈尔部、喀喇沁部、科尔沁部、外喀尔喀诸部的历史。

博清额编第二册名为《蒙古世谱图考》，不分卷，为《蒙古族谱》续作，内载《元朝秘史》世系谱、《辍耕录》载元朝世系谱、《元史》所载世系谱、《蒙古族谱》所载世系谱；蒙古国主世系图（上）、蒙古国主世系图（下）、蒙古子姓分派图（包括第一支察哈尔、敖汉、克西克腾、奈曼、鄂尔多斯、土默特、喀喇沁、乌鲁特等）。每图之后，均有博清额考订。他认为唯《蒙古世系谱》所载“乃合本族诸家所藏谱本”[134]。博清额在《蒙古世谱图考》言，《元朝秘史》世系谱“由《永乐大典》所录《元朝秘史》内抄出，乃明初依蒙古文字译出”[135]。据此，纳古单夫先生评价博清额为“蒙古族学者中最早研究《元朝秘史》的学者，据《元朝秘史》补充了《蒙古世系谱》”[136]。此卷实系《蒙古世系谱》之资料长编。

第三册为《格勒博罗特谱传》，全一册，不分卷，著作年代不详。该书是罗密《蒙古族谱》之续作，亦是博清额《蒙古世谱图考》之续编，记述达延汗第九子格勒博罗特后裔世系的重要历史文献（《黄金史》、《蒙古源流》等主要蒙文文献，都不记载格勒博罗特后裔世系）。书中尤详载格勒博罗武——隆·诺音——吴班——齐伦之后，他们祖上显赫人物如明安、昂洪、多尔济、郎苏、鄂尔齐、班第、舒库勒等都附有小传，其内容远比《八旗通志》、《清史稿》、《清国史》等官方史书的相关资料丰富。[137]

《蒙古世系谱》补充了《元朝秘史》、《元史》、《清史稿》等诸多史料，在蒙古史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纳古单夫先生评价其为“继《蒙古秘史》、《蒙古源流》、《黄金史》之后，罗密之《博尔济吉特氏族谱》当为蒙古编年史文献中最完整的代表作，它是蒙古历史文献经典中的另一里程碑”[138]。

此书不仅是蒙古族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还是蒙古旗人自身认同、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密在《蒙古世系谱》的序言中写道：

记（博本作“计”）我博尔济锦（博本作“吉特”）氏宗支，至今为汗者三（博本无“至”字），为王者数十，为扎萨克掌一部之政者各统一部落者百余人。幸能恪恭奉职，勉效驰驱，皆沐圣代隆（博本作“鸿”）恩，有加无已，故得休养生息，以乐育于光天化日之中也。噫！亦盛矣。

我蒙古自始祖以来，虽盛衰不一，聚散无常，而俗尚简易，复（博本作“服”）用俭朴，且能勤畜牧，耐劳勚，凡蒙委使，奋勇争先，戮力疆场，克奏伟绩。故迄于今，犹（此处博本有“得”）荷累朝之厚宠（博本作“泽”），沐列圣之殊恩，重以姻亲（博本作“娅”），荣忝戚畹，袭以世爵，位列藩屏，共际圣明之世，常依日月之光，岂非我博尔济锦氏（博本作“博尔济吉特”）之厚幸欤？

夫国有史，家亦有乘。蒙古自出边（博本作“塞”）以后，屡遭威勒忒之变，遗（博本作“残”）编散帙，缺略殊多，各家纪载，每至互相舛错，老成凋谢，文献无征，世远年湮，前人事迹，或致废坠。

密忝蒙古裔孙之列，不揣愚陋，欲述先人支派源流，以垂后祀。缘王事驰驱，未能（博本作“获”）如愿，今年逾六十矣（博本作“今年逾耳顺矣”）。爰于公事（博本作“退食”）之余，广览博稽，详加考证，删繁摘要，录其次第源流，以备家乘；译以清、汉文字，以便披览。后之子孙，欲求先世支派原委，展阅斯编，了然在目。因以念世泽之绵长，感圣恩之高厚，勉为忠孝，毋至陨越，亦不负余区区述谱之意，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博本作“矣”）。[139]

从中可看出罗密对蒙古和博尔济吉特氏的身份有着崇高的自豪感，对前人历史记忆即将废坠满怀担忧。且他创作的初稿也是以母语蒙古语写成的，而博清额续写《蒙古世系谱》也继承了罗密的志向。在此不难发现，罗密和博清额虽然成为旗人（其中一人还是满洲身份），但并未忘却蒙古身份和历史记忆而完全被“满洲化”，并且犹思复原历史记忆，将其强化编纂成书。

2.满洲化的八旗蒙古人与当代史撰写

清前期记录当代史的蒙古旗人有乾隆年间的爱必达。爱必达，阿拉克奇特氏，蒙古正白旗人。累官至副都统、湖广总督。他精通汉文汉语，著有《开国佐运功臣宏毅公家传》，《八旗文经》卷五十二录有全文。文中详细地述说了额宜都的生平事略。额宜都是清朝的开国功臣，初无传，自爱必达此传以后，官修史书如《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国史》等亦列有其传，但内容皆源于此。笔者将《清国史》[140]、《清史列传》[141]中的额宜都传与此篇文章对比，发现《家传》在年代、战争细节、人物性格、努尔哈赤给予的赏赐及后世诸帝赐予恩荣等方面记载得更为详细。如描述额宜都性格：“公性忠诚果敢，结发从太祖征讨。身经百战，金痍遍体，其攻诸城寨时，率只身夜往，佩火具，既登，然之以为军号，或遂燔敌营栅。及为将，尤善以少击众，攻城掠地，所向皆捷，然尤明于大义，而谨于事上。事有关于国家，虽己子亦不稍存姑息。”[142]作者在卷末不仅附了额宜都的赞语，还记录了额宜都的史料保存状况。“公旧无传，圣祖御极，笃念勋庸，既以传志裨史官，又时召见公孙敏公，从容论说往事，且以大内所藏天命初旧籍宣赐，并召族人，咸得瞻列祖实录。于是公之本末焕然简册。然当日画炉秘计，借箸英谋，尚有不可得而见者。呜呼烈哉！”[143]由此可见爱必达此文亦有保存史料的作用。盛昱《八旗文经》称：“蒙古先世遗著传世甚稀，《大谷山堂集》、嵩贵《邮囊存略》、景文《抱筠亭集》、爱必达《开国佐运功臣宏毅公家传》，为其表表者。”松筠的《百二老人语录》和爱必达的《宏毅公家传》表明，蒙古旗人在继承蒙古祖先的历史记忆之外，还接纳了八旗共有的民族历史记忆，也就是八旗构建共同奋斗的历史及清朝官方树立的道德样板。松筠对于祖先记忆和罗密、博清额等人对祖先记忆甚为熟悉代表着两种情形，是否与罗密等人为博尔济吉特氏，对自身黄金家族的贵族身份比较重视有关，这尚待进一步考察。

3.内府蒙古旗人法式善与科举文化史

在保存对蒙古身份的认同、构建对八旗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之外，清前中期蒙古旗人历史研究中另外两个关注点便是科举文化和掌故学。这主要体现在内府蒙古旗人法式善的诸多著作中。法式善（1753—1813）为清代与袁枚齐名的诗坛领袖，还是藏书家。字开文、梧门，号陶庐、时帆，蒙古乌尔吉特氏，蒙古正黄旗人，祖父、父亲均在朝廷任职。他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子监祭酒、《四库全书》提调官、侍讲学士等，曾多次奉诏参与编纂《全唐文》、《皇朝文颖》等书。[144]法式善以诗文见长，著有《梧门诗话》。还精通史学，尤熟掌故，“凡官撰之书，无不编校”。特别是对清朝典章制度“该博审谛”。撰《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备遗杂录》、《约西杂记》等，对保存和研究清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作家著作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法式善的《槐厅载笔》和《清秘述闻》并称“科名故实二书”，是研究科举史的重要资料。《清秘述闻》书名取自清代翰林日常办事场所“清秘堂”。该书是嘉庆四年（1799）法式善在任翰林学士时，辑录顺治至嘉庆四年历次会试和乡试的考官、考生信息而成的汇编，包括主考和同考官姓名、籍贯、履历，解元、会元的姓名、籍贯、履历以及当年的考题，是研究清代科举制度和人物传记的重要补充资料。

嘉庆九年（1804），法式善任祭酒时撰《槐厅载笔》，书名取自国子监祭酒的办公场所“槐厅”。该书收录了历届乡试、会试的考题、考生信息及掌故、诗文，仿照朱彝尊的《日下旧闻考》分十二门，二十卷。十二门分别为规制、恩荣、盛世、知遇、掌故、记实、述异、炯戒、品藻、梦兆、因果、咏歌。

法式善重视当代掌故的记录，翁方纲在序中说：“自其为讲官学士时，辑录制科、贡举、官职、姓氏之类，无不备具。洎先后任司成，课业之暇，捃摭诸家集部、说部凡有关于科目者，皆分条掌记焉。”[145]可见其因任职经历对科举非常熟悉。时人朱珪对这两部书评价甚高：“其为学士也，则著《清秘述闻》十六卷；其官祭酒也，则著《槐厅载笔》二十卷，实事求是，文献足征，详矣！确矣！”[146]

除了当代掌故之外，法式善还乐于研究前朝掌故。翁方纲在序中说：“每有见闻，必著于录，手不工书，而记述之富，什倍于人……其中有系乎考证，有资于典故者。”[147]他的《陶庐杂录》堪称是一部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百科全书。陈预也在序中说：“上自内府图书，下至草茅编辑，罔不详其卷帙，考厥由来；其中如历代户口之盛衰、赋税之多寡、职官之沿袭、兵制之废兴，一切水利、农桑、盐茶、钞币、治河、开垦、弭盗、救荒，与夫谠论名言，零缣佚事，参稽胪列，语焉能详。”[148]本书最突出的有两点：其一是记载明清两代的图书资料，包括编纂缘起及刊刻情况，并附有内容简介、卷数编目，有的还评价其得失，或补充材料。其二是记载了清代经济史相关资料，如田亩数目、人丁户数、粮、草、茶征税数目以及铸钱交钞白银库存等资料。他不仅简单记述，还在一些史料中加入自己的见解，如其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以钱贷民的批判，认为不如汉代以来以谷贷民的社仓[149]。总之，法式善记录科举和清代政治、经济的相关资料，并加以考证，说明了他的关注点同汉族史学家一样集中在王朝统治相关的问题上。他的方法也是传统的考据学，并无特殊之处。可见清代中叶内务府的蒙古旗人在思维上已经汉化。

总之，从前述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史地学撰述的特征有：

第一，以西北史地创作为主，多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官方志书。如松筠的《钦定新疆识略》、和瑛的《三州辑略》，书中卷首均附圣藻。序言中也都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言辞，如《三州辑略》之序言赞扬统治者治理边疆的善政：“龙堆瀚海，数千里同轨行车；金岭松塘，几万里置邮传命。建连城于绝徼，车辅相依；聚比户于平原，室家相保。区塍万陇，开田越充国而遥；房驷千群，考牧在秦非之上。厥贡惟金，三品采冶，以利民生。和阗大玉，千觔投畀，聿昭圣德。严壁垒则龙骧虎旅，何忧乎封豕长蛇；建黉宫则雁户鱼民，伫俟乎腾蛟起凤。穹庐毳幕，奉扬玉帐仁风；蔀屋蓬门，渐沐琴堂时雨。莫不向九边之使节，祝万里之尧封也。”[150]

第二，记述往往与清朝西北军事行动有关，内容多为作者见闻及官方档案资料汇编，缺乏系统的学术研究著作。如富俊的《科布多政务总册》是边疆档案的资料汇编，没有过多的论述。

第三，注重实地考察，著作多源于作者任职西北的经验。此点会在结论处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