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诸雨辰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天工开物》，是一部诞生于17世纪的典籍，距今已经将近400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有太多的人与事，匆匆登场，又湮没无闻，可是《天工开物》却被人们记住，成为不断再版并传布至世界各地的经典名著。是什么让它流传至今？关于它，又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呢？
一、《天工开物》讲了些什么？
《天工开物》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百科全书。当然，作者宋应星关注的重点，是劳动生产的技术，也就是农业、传统手工业等方面的技术。全书共分十八卷，分别介绍五谷种植、衣物织造、染色、粮食加工、制盐、制糖、制陶、铸造、车船制造、锻造、矿石烧炼、油脂提取、造纸、冶金、兵器制作、颜料制作、酿酒、珠玉采制。书中附有123幅木刻版画，对相关技术所涉及的人物动作与牲畜、工具运用以及相关环境进行了详细描绘，生动展现了晚明时期的劳动生产场景。
春秋时期，子路随孔子周游列国，掉队在后，遇到一位肩上挑着除草农具的老人，便问他是否见过自己的老师孔子。老人没有回答，反问子路：“四体不勤劳，五谷分不清，谁是你的老师呢？”老人的话是在讽刺周游列国的文士不务实际，而自己甘愿做一个自耕自给的隐士。可惜，后来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往往都有“五谷不分”的问题，更不必提如何种植、加工五谷了。诞生于晚明时期的《天工开物》，一反读书人不事生产的常态，把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粮食生产问题放在卷首。第一卷“乃粒”，依次介绍了稻、麦、黍、稷、粱、粟、麻、菽的种植，以稻、麦为主，详述了作物的种植流程，包括浸种、栽秧、插秧、播种、施肥、锄草、灾害防治等各个环节，对于耒、耜、耙等种植工具与筒车、牛车、踏车、拔车、桔槔等水利设施的使用也进行了总结。通过阅读，我们能够系统地了解各种粮食在登上我们的餐桌前经历了些什么，切实地体会盘中餐的“粒粒皆辛苦”，而书中提到的诸如砒霜拌种、肥料施放、水碓使用等，即便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先进的生产经验。
明代思想家李贽讲过一个朴素的道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了吃饭，人们最重视的便是穿衣。中国有着悠久的纺织文化，祖先的神话中把织女视为天帝的孙女加以崇拜，而纺织文化也进入了汉语词汇中。我们形容治理天下的才能会说“经天纬地”，形容有才学会说“满腹经纶”，可是又有几人真正见过“经”“纬”“经纶”呢？你知道“经”“纬”“经纶”是什么吗？第二卷“乃服”，就讲了丝、棉、麻、皮、毛等原材料的取得与衣物的织造，以丝为主。作者从蚕的养殖讲起，介绍了养蚕的各个环节，从蚕的产卵到蚕浴，从蚕的种类到喂养中的各种禁忌，涉及种种细节。其中关于蚕的杂交育种与蚕病防治等知识，经由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翻译，在欧洲广泛传播，达尔文（Charles Darwin）更将其收入《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这堪称《天工开物》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贡献。此外，第二卷中还详细介绍了造绵、缫丝以及纺织工序中涉及的纺车、经具、织机等。像提花机这样能织出巧夺天工衣料的机械，其结构与操作流程其实相当复杂，幸好书中配合文字描述，绘制了机械示意图，让我们得以想见其纺织现场，甚至可以对织机进行复原。一代代织工的形象虽在时间长河中模糊了，但不绝的缕缕丝线依旧可以穿行于织机之间，丝线便串联起了人与人、人与时间。不然，《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为何偏偏在纺车面前驻足呢？
此后诸卷，《天工开物》还分别介绍了海盐、池盐、井盐、末盐、崖盐等主要盐产及其制备流程与方法，蔗糖、蜂蜜、饴饧等制糖工艺，瓦、砖、罂瓮、白瓷、青瓷等陶瓷器物，鼎、钟、釜、炮、镜、钱、斤斧、锄镈、锉、锥、锯、刨、凿、锚、针等金属器物，弓、弩、干、火器等兵器，舟、漕运船、海船、马车、独轮车等车船的制造技术，石灰、煤炭、矾、硫黄、砒霜、金、银、铜、铁、锡、铅、宝石等矿产资源的采掘和炼造技术，对造纸、酿酒等也有详述。真可谓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其中不少工艺，如利用竹筒排空挖煤巷道中的瓦斯、金属冶炼时用到的活塞式风箱等，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水平。相信这些技术工艺中，总有令你好奇或感兴趣的部分。
二、《天工开物》的作者是谁？
在翻阅《天工开物》所展现的技术长卷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部书的作者宋应星。
宋应星（1587—约1666），字长庚，江西奉新人。宋应星的曾祖父宋景于弘治十八年（1505）考取进士，最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的高位。可是，命运并未继续眷顾这个家族。宋应星的祖父宋承庆年仅25岁便早逝，其父宋国霖也一直未能考取功名。宋氏渐渐家道中落。到宋应星出生的时候，家里有时甚至连饮食菜蔬都难以保障。不过，家贫并未改变读书进身的传统，宋应星是在传统科举教育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按照《宋氏宗谱》的记载，宋应星是个少年天才，他学习文章往往看过一遍就能背诵。青年时代，宋应星开始广泛阅读十三经、《史记》、周秦汉唐古文、诸子百家等，相当博学。这其中，他尤其倾心于宋儒张载的学说，这对他后来宇宙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与其胞兄宋应昇在南昌府乡试中一同考中举人，时人称赞两兄弟为“奉新二宋”。不过，考中举人后还要继续参加会试，只有考中进士才能有顺利的仕途。可惜宋应星后来五次北上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崇祯七年（1634），宋应星放弃应举，开始担任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学官名），四年后，改任福建汀州府推官（正七品），两年后便辞官归故里。崇祯十六年（1643），宋应星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从五品），但未及一年又辞官返乡，大明王朝也在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了。明亡后，宋应昇自尽，宋应星则坚守遗民节操，拒不出仕新朝，隐居乡里而终。
宋应星中举后，曾到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习。在当时，白鹿洞书院是传播明代大儒王阳明思想的中心。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的观点对宋应星产生了深刻影响。《天工开物》中体现的重实践的精神，便与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相一致。也是在白鹿洞书院，宋应星与陈弘绪、涂绍煃两位友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弘绪是一位藏书家，涂绍煃则是宋应星的同年举人，亦是儿女亲家。三人都热衷于军事、教育以及实务，而宋应星的这两位朋友都与《天工开物》的成书关系密切。
陈弘绪很喜欢各种应用性知识，他的藏书中就包含了关于灌溉、水利、植物学的一些书籍，还有利玛窦（Matteo Ricci）、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等西方传教士的西学著作。《天工开物》中提到了灌溉技术以及欧洲的枪炮等内容，相关知识可能部分源于陈弘绪的藏书。至于书中关于采矿、铸币、兵器等的内容，则可能部分来自另一位友人涂绍煃任职四川督学时期的所见所闻。而涂绍煃对于宋应星最大的帮助，则是直接资助其著作的出版。他首先资助了宋应星的《画音归正》刊刻出版，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但从书名看应该是关于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后，他又资助宋应星刊刻了凝聚其心血的《天工开物》。
尽管《天工开物》的刊刻成书与陈弘绪、涂绍煃两位友人颇有渊源，二人却似乎并不看重《天工开物》这部书。在陈弘绪编写的藏书目录中并未编入《天工开物》，反而收录了宋应星可能根本没有刊刻的《原耗》与《春秋戎狄解》。而涂绍煃的兴趣是儒家传统的“格物致知”之学，与关心技术的宋应星大不相同，后来他也没有再资助宋应星其他著作的刊刻，似乎《天工开物》这个“成果”并未令他感到满意。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人们对于《天工开物》的态度，友人尚不认可，一般的读书人可能就更加不屑一顾了。道理很简单，像《天工开物》这样的技术性书籍，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人的知识传统，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缺憾。
三、《天工开物》有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看到这里，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问题了。宋应星既非工匠世家，亦非技术型官员，而是以读书做官为目标的传统文人，而《天工开物》也不是一部容易被传统读书人认可的著作，那么为何宋应星要耗费心力写作这样的一部书呢？这就不得不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说起。
宋应星生活在晚明时期。明代持续上百年的繁荣与和平，促进了物质产品的商品化，甚至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刺激了各种消费活动，也持续激发人们的欲望。整个社会渐渐形成了崇尚奢侈的风气，宋应星生活的南方尤其如此。举个例子，江南文人喜好结社，仅崇祯二年（1629）至六年（1633），文人们就先后有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等多次社集。社集并非我们想象的文人聚会、谈诗论文那样简单，因为每次社集都要举办盛宴。当时吴江巨富吴甑之，一席宴饮就掏出四百两白银、一千五百斗粮食。一场宴席的耗费，几乎抵得上农家数年的粮食开销，不由得令人想到《红楼梦》中刘姥姥对贾府螃蟹宴的感叹。
江南向来是繁荣富庶之地，奢侈一点似乎也正常，可是连一向并不富裕的北方县城也渐渐如此。晚明时期，很多地方县志都记载了人们在宴会上聘请歌儿舞女、纵情声色之事。甚至有本来不富裕的人，为了能和富人攀比，不惜因宴会而倾家荡产的情况。这种不顾及自身财力的奢华，已经是病态的享乐追求了。更可惜的是，人们一边带着攀比的心态追求奢华，一边却又对公共事务与慈善救济毫不关心，甚至嘲笑那些敦厚俭朴之人。过去我们常说，晚明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认为商品经济带来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可是晚明的竞奢之风并未突破什么旧有观念，只是突显了对拜金与享乐的追求而已。这种奢侈甚至奢靡，并未培育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与博爱精神，反而助长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多次流露出的对俭朴的尊重、对奢靡的反省。他反复地强调以五谷为贵而以珠玉为贱，强调日常劳作时使用的釜、鬵、斤、斧比黄金更宝贵。这种关心劳动生产而不以珠玉为贵的态度，可视为宋应星对那个浮躁时代的冷眼反省。
与竞奢之风相伴的是官场的混乱与腐败。万历十五年（1587），万历皇帝因拒绝立太子而遭百官反对，可这位任性的皇帝表达不满的方式竟然是从此不再上朝、不理朝政，结果造成国家中央管理系统的长期瘫痪。当时甚至有官员因为在京城等待派遣，结果迟迟得不到任命，以致盘费用尽，群拥至朝门外号哭。真是君不像君！百官也不成体统，当时南京有人盗窃了内库银1127两，案发后贼人被捕，可是追赃两年，居然一无所获。类似案件中的灰色地带，官员们恐怕难辞其咎。
天启五年（1625）三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粉墨登场。他们杀戮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党人士，修纂颠倒黑白的《三朝要典》，晚明历史迎来了最黑暗的时刻。各地巡抚、巡按等官员，为了谋求个人利益与政治前途而攀附阉党，纷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以表忠心。贤人君子则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宋应星在白鹿洞书院的朋友姜曰广就因此而遭到黜免。虽然崇祯皇帝即位后立刻惩治了魏忠贤，但阉党与东林党的党争却一直延续到了明代灭亡。
社会上层混乱得不成样子，百姓更是遭到宦官、胥吏的盘剥。《天工开物》中不时透出宋应星对此的反感，他在讲制陶工艺时就提到宦官监造御器逼使陶工跳入火中自焚的惨剧，在讲到采矿时也提到上饶的地方官因惧怕宦官剥削而禁采水晶矿等。他对劳苦民众抱有同情，在讲述制盐工艺时，说盐场内的制盐工人，每日辛勤劳作却仅能获得微薄的收入。对逃税的井盐工，他也不乏同情。此外，在介绍铜镜、银豆、铁钱等的制作时，他不时流露出对于社会价值失衡的忧虑。
乱自上作，官逼民反，以李自成为首的数支农民军渐成风起云涌之势，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崇祯九年（1636）暮春，时任分宜县学教谕的宋应星有感于时弊，写下一篇长达万言的《野议》，描述了他眼中的时代环境：官员们尸位素餐、腐败丛生，百姓们穷困潦倒，而读书人则丧失了道德节操，在奢靡浮华的社会中醉生梦死。晚明的社会现实给宋应星这样的下层文人太多的无力感。可是宋应星还有想做的事，他希望通过探究“物”与“事”的知识，由本及末地探寻世界的秩序，从而找到改变世界的方法。
《天工开物》中的“天工”即是与人类行为相对的自然界的运行，而“开物”即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加工，合起来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秩序。寻找秩序正是宋应星各种著作的共同追求：《野议》思考政治制度的秩序，《画音归正》思考语言与命名的秩序，《论气》和《谈天》思考宇宙的和谐与运动。它们与《天工开物》一起，共同形成了宋应星的知识探索，根本上则是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当时的人们，或许会讥笑《天工开物》的不合时宜，但后人会明白这本书寄托了宋应星作为读书人真正的责任感。
四、《天工开物》的历史地位如何？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面对晚明混乱时代的“孤愤”之作。宋应星通过关注技术，试图寻找天人关系的和谐与秩序。这种选择在当时可能不被人理解。那么后人，尤其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又如何评价这本书呢？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潘吉星先生是研究《天工开物》的专家。为了客观评价《天工开物》在古代科技史上的历史地位，潘先生比较了《天工开物》与明代以及前代的各种农书与工艺著作。在他看来，《天工开物》关于农业技术的总结，虽然在广度上不及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以及元代王祯的《农书》，但是某些部分的深度超越它们。又如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相比，《天工开物》没有介绍甘薯种植等内容，但谈及了培育蚕种、以砒霜为农药等内容，可以说互有补充。在某些特定的工艺上，《天工开物》不一定比得上其他工艺专著的全面深入（比如《佳兵》卷对火器的描述就比较简略，不及明代其他兵书详尽），但在整体工艺的广度上，则超越以往任何专著，书中述及的金属工艺更是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天工开物》的百科全书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又称其为“中国的阿格里柯拉”。狄德罗（Denis Diderot）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的主编；阿格里柯拉（Georgius Agricola）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学者、“矿物学之父”，著有《矿冶全书》。两位都是著有百科全书式著作的西方学者。
《天工开物》不仅是属于中国的文化遗产，更是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此书在清代就已广泛地传播至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国家，具有很高的国际影响。其在欧洲的传播与法国汉学家儒莲对《天工开物》的翻译有关。据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调查，此书大约在1742年已传入法国，但相对沉寂。在一个世纪后的1830—1840年间，儒莲先后翻译了《天工开物》中《丹青》《五金》《乃服》《彰施》《杀青》等卷的内容，其后这些内容又被转译为英文、德文、意大利文等，引起了达尔文等欧洲科学家的兴趣。至于在东亚，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就已开始引用《天工开物》的文本，明和八年（1771）更有了著名的菅生堂刻本，当时的日本学界还兴起了所谓“开物之学”。可见其在世界科技与文化交流史上的影响。
其实，无论是李约瑟“中国的狄德罗”的评价还是儒莲的翻译，都体现出西方读者可能只是把《天工开物》当作关于中国古代技术的一部百科全书看待，大部分中国人可能也这么认为。可正如上面谈到的，《天工开物》在技术描述的背后，还有作者宋应星的哲学思想。那么这本书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就不仅具有科学技术上的价值，更有科学文化与思想上的贡献。薛凤教授在理解宋应星关于寻找“物”与“事”之规律、探索“天”与“人”之秩序的基础上，认为《天工开物》超越了仅以搜集知识、描述世界为目标的狄德罗式的“百科全书”。
五、如何认识《天工开物》的现代价值？
我们知道了《天工开物》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很有影响力，也知道了这本书寄托的是宋应星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哲学思考，可能还有个疑问：《天工开物》毕竟是一部描述古代劳动生产技术的书，那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21世纪的今天，无论工业还是农业，都已高度现代化，甚至一些行业都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此时，阅读这样一部17世纪的古书还有意义吗？就算它描述的技术在当时再先进、再有影响力，在今天看来，不也落后了吗？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思考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流水线式的工业生产与现代技术辅助的农业生产，更适合人口密集、土地集中的地区。在民间，尤其是资源不那么密集的地方，很多已有上百年历史的生产工具依然发挥着作用。比如《乃粒》卷描述的“耙”，今天黔南仍用“方耙”，南粤用“辘耙”；“筒车”“踏车”“拔车”等，在今天的粤西农村也在使用。又如《乃服》卷描述的“腰机”，由于便于单人操作，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可见其身影。更不必说《粹精》卷中提到的石碾、风车、水碓、水磨、杵臼、小碾等工具，它们使用的地区就更广了。而即使是已经被现代织机所取代的缫车、花机等纺织机械，如今仍在博物馆或文化馆中发挥着文化功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看得见的乡愁”，它们是中国人宝贵的文化记忆。
更重要的是，《天工开物》中蕴含的宋应星的技术哲学思想，在今天依然富于思辨价值，值得我们反思。日本科技史家三枝博音首先提炼出“天工开物思想”。潘吉星先生亦对其有很好的阐发：“‘天工开物思想’强调人与天（自然界）相协调、人工（人力）与天工（自然力）相配合，通过技术从自然界中开发出有用之物。”这一思想强调天人关系的和谐，同时也注重“人工”的创造性。比如在《乃粒》卷的开篇，宋应星提到人类需要食用五谷才能生存，五谷需要靠人类播种培植才能生长。这个朴素的道理其实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状态。此外，宋应星还强调了水土随时代的变化及其对种子的影响，因而生产时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温室气体排放、生态系统破坏、气候危机、资源枯竭、污染问题等“现代病”也困扰着人类。以困扰北方的大风沙尘天气为例，也许不是我们种的树不够，而是气候变化导致地表风速加快、沙源地气温偏高、无降水造成的。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地种树，反而可能破坏稳定的地表，抽干地下水，形成新的沙源。“天人合一”“天人共生”的科学发展观念，可以说是永不过时的思想。
《天工开物》也体现了科学研究中对实践的重视。宋应星强调观察试验，他在《序》中就批评一些人号称是“博物君子”，却没有亲身观察、实践，只是空谈书本上的知识。而宋应星则既能审慎地运用书本知识，又格外重视定量的实践研究。《天工开物》中有一些段落直接摘引自《本草纲目》，可是一旦发现文献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时，比如在银、锡、朱砂、宝石等条目中，宋应星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到他所观察到的事实一边。而全书中更随处可见宋应星对建材尺寸、对原料配比与用量、对质量、对体积的详细描述，比如《陶埏》卷中计算瓦片与木材的量化关系，《五金》卷讲铁矿石与焦炭的量化关系等。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天工开物》中贯穿的实践精神，既是近代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民族复兴的基石，更是值得珍视的宝贵精神遗产。
提到量化实验，很多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理性的科学意识呢？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很发达，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的实验科学？在李约瑟看来，中国古代学者总是以“有机唯物论”（organic materialism）的思维方式，即以等级秩序关联事物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世界。换言之，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的因素总是影响着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因而人们追求具体的、经验的现象的解释，而对探索事物的普遍规律缺少兴趣。那么，宋应星有没有突破儒家传统？如果我们深入阅读宋应星的各种著作，就像薛凤教授已经尝试的那样，就会发现宋应星所从事的基于实践与量化的研究，已经使他获得了更为科学也更具有普适性的哲学思想。他借用“气”这个概念来解释，把“气”视为构成世界运行的物质性与能量性基础：“气”分阴阳，“阴水气”与“阳火气”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物与事的变化。这种解释相对客观，并且没有受到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农业、手工业、矿业还是社会的运行，都是这一普遍规律的具体显现。这种认识不啻为对“有机唯物论”的冲击，在客观上也具有了启蒙的现代意义。
六、《天工开物》的版本与流传情况
最后，还要简单谈谈《天工开物》的版本与流传。古书往往有多个不同的版本，不同版本在文字与插图上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从而影响阅读和理解。所以，选择一个好的版本往往是古人读书的第一要务。今天我们读到的古籍排印版，大多是当代学者对古籍进行校勘、注释等整理工作后的产物。有时我们并不在意底本的选择，或者觉得校勘信息枯燥、琐碎，又不影响阅读，好像直接跳过也没关系。不过，仔细去了解一部书的版本，其实也是在回溯这部书代代传承的历史，是在时间中寻找书籍的演变脉络。探究版本，既是对书籍的物质载体的深度了解，更是对不同时代刻书人、修书人与研究者的了解与致意。那么，《天工开物》是如何从17世纪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
《天工开物》初刊于崇祯十年（1637），这即是涂绍煃所资助的最初的刻本，简称“涂本”。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册，以竹纸线装，各装一册。内文共十八卷，以《乃粒》为首，《珠玉》为末，各卷首均有“宋子曰”一段，作为引言，概括本卷内容。可能由于当时的印量有限，涂本向来较为稀见。现在传世的一套涂本在清代曾经收藏于浙江宁波蔡同常的藏书楼墨海楼，清末为同邑李值本获得，入藏萱荫楼。1951年，李氏后人将其捐赠出来，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世界上的另外两部涂本目前分别收藏于日本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及法国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目前所知，涂本仅此三部。
《天工开物》的第二个版本刊刻于清初，由福建书商杨素卿刊刻，简称“杨本”。之所以判断是清初刻本，是因为书中以“大明朝”代替了“我朝”。杨本在书籍的体例、行款、插图等格式上，完全延续涂本。虽然修改了涂本中的一些讹误，但制造了更多新的讹误，文字质量不如涂本。此外，杨本的一些图版也经过了翻刻，总体质量亦较为低下。杨本现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各藏一部，扉页无广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藏有一部，扉页有广告，宣传此书为“生财备用秘传要诀”。可见杨素卿是将其视为技术性的日用类书看待的，认为学习这些知识有助于获得财富。当然，这并非宋应星本意，但客观上也有助于《天工开物》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康熙年间，翰林院编修陈梦雷奉旨主编《古今图书集成》，延续至雍正朝由蒋廷锡续编而成。作为现存古代最大规模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收录了《天工开物》，但是将其打散后收入《食货典》《考工典》等部，并且重绘了插图。乾隆二年（1737），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旨编《授时通考》，也大量引用了《天工开物》。可见，清代官方文献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天工开物》，尤其是在作为“考工典”与作为农书方面的价值。然而，在剥离了序文与题辞后，孤立摘编的文本段落无疑偏向的是技术性的一面，而削弱了宋应星重建知识框架的思想观念。
《天工开物》在日本也有重要刻本。明和四年（1767），大阪传马町的书商柏原屋佐兵卫（菅生堂主人）获得《天工开物》的发行许可，后从藏书家木村孔恭处借得善本，请江田益英校订文字并加训点，由都贺庭钟作序，于明和八年（1771）出版，该版本简称“菅生堂本”或“菅本”。菅本以涂本为底本，参校了杨本，亦延续涂本的体例、行款、插图等，其质量整体较优，当然也不免仍有讹误。
民国初年，《天工开物》引起了当时学者丁文江、章鸿钊、罗振玉以及出版家陶湘的注意。但当时苦于找不到传本，只好以菅本为底本，以《古今图书集成》校订。1927年，《天工开物》得以石印线装本出版，经罗振玉题署，简称“陶本”。陶本校正了不少菅本、杨本的讹误，文字质量更佳。陶本重新绘制了全书的插图，部分参考《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而改绘，从艺术性上说更精巧，但未必符合宋应星的原意。同时，陶本还更改了插图的位置，不再放置于相关文本之后，而是统一放置于各卷末尾，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插图对于文字的解释效果。1929年，陶本重印，并在《重印天工开物卷跋》中详细介绍了民国学者谋求刊刻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上海华通书局（1930）、商务印书馆（1933）、世界书局（1936）又相继有所出版。
当代较有影响力的《天工开物》整理本，有197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署名钟广言的注本，实际为中山大学等单位若干学者的集体成果。这个整理本诞生较早，并且经由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出版至海外，影响很大，其中很多注释都成为后来注本的参考对象。1987年，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杨维增先生的《天工开物新注研究》，该书上编是对《天工开物》的校注、翻译，下编是杨维增先生的研究论文，详尽讨论了《天工开物》所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1989年，巴蜀书社出版潘吉星先生的《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上编为研究论文，下编为校注、译文。这后两部著作代表了当代《天工开物》整理与研究的较高水平。
2013年，潘吉星先生将《天工开物》译注的部分单独整理，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整理本。潘先生有感于原书章节顺序不协调，故而对全书进行了重排，将《乃粒》《粹精》《作咸》《甘嗜》《膏液》《乃服》《彰施》七章编为上卷，将《五金》《冶铸》《锤锻》《陶埏》《燔石》五章编为中卷，将《杀青》《丹青》《舟车》《佳兵》《曲糵》《珠玉》六章编为下卷，体现了潘先生对《天工开物》的深入思考与逻辑考量。后来，杨维增先生也将《天工开物》的译注部分单独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次整理以涂本即明代初刊本为底本，参校了杨本、菅本、陶本。为充分尊重并呈现古籍原貌，对于涂本各卷顺序不作调整，涂本与其他各本文字有差异处，亦依涂本原样录入。书中出现的异体字则改为正体字。在“难点精讲”中，从技术内容和文字两个方面对文本进行讲解，也指出了别本改字处，方便读者参考。对文本中偶见的认识不当、见解不周等局限，尽量加以指出或于译文中纠正。
本书对《天工开物》所作的白话翻译和难点精讲，除了基于个人学识与研究见解，也参考了前人研究，尤其是潘吉星、杨维增二位前辈的意见，对见解上有歧异之处，尽量注出各家意见并择善而从。在此，对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致以敬意！《天工开物》涉及大量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博物学知识，由于知识所限，即便参考专家意见，亦难免有不当甚至讹误，祈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