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是我国在区域范围内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一大战略举措，是国家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扩大并巩固同各国各地区利益会合点的重大战略，也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体现了中国在坚持全球经济开放、自由、合作主旨下，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新理念，也揭示了中国和亚洲经济合作进程中如何惠及其他区域、带动相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新思路，更是中国站在全球经济繁荣的战略高度，推进与亚洲乃至欧洲和非洲合作跨区域效应的新举措。《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7]。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8]本章将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出发，深入阐述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1.1 “一带一路”的内涵

1.1.1 “一带一路”的提出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他指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9]。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还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10]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还指出，我们要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2014年的酝酿与谋划，2015年成为“一带一路”实质启动的关键一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式由战略构想阶段步入全面务实阶段，成为贯穿国家与地方全年工作的一条主线。[11]2014年3月，国家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12]。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促进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发展，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13]2015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结局之年，也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之年，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促进构建我国新时期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有众多的国家以不同的形式表示支持。可以说，这一倡议的提出顺应了国际形势，满足了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强烈需求。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其有强大的技术作为支撑，因此更具前瞻性，在良好开局的基础上今后必定会取得更好、更长远的发展。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丝绸之路中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段的重要开辟者。西藏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接壤，是我国通往南亚的重要门户。2015年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要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14]，充分反映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

1.1.2 “一带一路”的历史背景

古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融渠道，是推动世界文化交流进程的主要工具。古丝绸之路的出现，中国开始与西方国家经贸、文化接触、交融，并互相学习、互相激发、互相吸取本国文明发展所需要的养分，使人类社会文明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明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和防范海外势力入侵，加之国力衰退，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但丝毫不能掩盖其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焕发的光芒。

古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他国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有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远及非洲、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等等。古丝绸之路在线路上可分为东段、中段、西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中、南、北三条线路。东段：由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东段各线路的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汉代开辟）；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

1.1.3 “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地域范围

一 国际范围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既涉及西欧、日韩等发达国家，也涉及中亚、东欧等原苏东国家，同时还涉及南亚、西亚、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15]“一带一路”覆盖人口约46亿人，占世界人口60%以上，GDP总量达20亿万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3。[16]“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也是当前世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新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不会与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而且它还秉承着与沿线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在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的基础上，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推动沿线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实现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优势互补。2017年，“一带一路”在世界范围内话题热度攀升，“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三个词被提及3.77亿次，国外媒体和网民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占比从2013年的16.6%上升到2017年的23.6%；截止到2017年11月，中国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与31个港口物流信息互联共享，已与12个国家建有34条跨境路缆和多条国际海缆；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0.1%，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企业2893家，同比增长34.4%，实际投资总额达42.4亿美元，与沿线国家经济往来密切。[17]

（一）沿线主权国家的认同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世界范围内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和响应，它们纷纷与中国签订系列备忘录、合作文件、声明，等等。有的国家或地区或许并未使用“一带一路”的概念，但与中国实质性的合作，却开展得如火如荼。[18]

1.“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认同

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中国陕西、甘肃、新疆，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蒙古国，中东欧十一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奥地利、爱沙尼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南欧十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希腊、克罗地亚、波黑、意大利、黑山、西班牙、葡萄牙），西欧四国（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北欧三国（瑞典、挪威、丹麦），共39个国家，这些国家均以不同的形式表示支持并加强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寻找新时期区域经济及战略合作的新方向和增长点。其中俄罗斯和蒙古国，中亚五国，中东欧的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西南欧的希腊、英国、德国、西班牙，对“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合作最为积极。[19]

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认同

我国大陆海岸线自鸭绿江口至北仑河口，长达1.8万多千米，岛屿海岸线长1.4万多千米，大陆海岸线总长3.2万多千米。海岸线曲折，较大的海湾有150个，多数属于港阔水深的天然港口。这些都为造船业的发展奠定了天然的地理环境基础。自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与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着密切的往来，从东北亚（日本、韩国），东南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南亚（尼泊尔、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西亚（阿富汗、伊拉克、伊朗、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阿曼、也门、阿塞拜疆、土耳其），到非洲（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刚果、几内亚）的西线；从中国沿海出发，经东南亚到南太平洋（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北美（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到中南美-加勒比地区（委内瑞拉、古巴、秘鲁、巴西、智利、阿根廷）的东线。东西线沿线这55个国家均有不同程度地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能性，从而抓住发展机遇，加强和扩大双边或多边经贸、人文、旅游等全方位的合作。但是，由于东西线政治制度环境、经济发展环境、宗教人文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东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差别很大。“从总体上看，东北亚的韩国，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非洲大部分国家，澳洲各国，中南美洲各主要国家态度积极。东北亚的日本、南亚的印度、北美的美国，反应谨慎，甚至暗中围堵；西亚国家政局不稳，表态各异。”[20]

（二）全球性及区域性组织的认同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程度的认同，我们看出，“一带一路”涵盖了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世界范围内主要的大国，已经形成了超越区域性的倡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全球性的倡议，而且这一倡议得到了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认同。据统计，“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海合会、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太平洋岛国论坛、阿盟、亚洲合作对话机制等国际性及政府间合作组织和机构，普遍对‘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21]。

二 国内范围

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圈定了重点涉及的18个省区，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西北6省和自治区，黑龙江、吉林、辽宁等东北3省，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3省和自治区，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等5省市，涉及的内陆地区则是重庆市。此外，还提及要发挥港澳台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在2015年4月10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研讨会上，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公开解读《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欧晓理强调，“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要求每个省区都要编制本省区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不存在哪个省份缺席的问题。因此，我国地方政府紧盯“一带一路”，为“一带一路”建设不遗余力。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上，有黑龙江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西藏自治区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沿线各省区对“一带一路”均有不同的定位，具体如下：

黑龙江省：建设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22]

吉林省：构建陆海空国际大通道；[23]

内蒙古自治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24]

北京市：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25]

山西省：对接跟踪“一带一路”总体规划；[26]

河南省：建设“中欧物流通道枢纽”[27]，构建空中亚欧大陆桥[28]，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桥头堡[29]；

陕西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桥头堡、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30]

甘肃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31]、经贸物流区域中心、产业合作的示范基地[32]；

宁夏回族自治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33]、中阿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中阿金融合作试验区，构筑中阿博览会战略平台[34]；

青海省：打造新丝绸之路的绿色通道、战略基地和重要节点；[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主力军和排头兵[36]，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37]

重庆市：建成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38]、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两带”建设的枢纽；[39]

四川省：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点；[40]

西藏自治区：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41]，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42]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份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包括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提出了相应的对接战略定位，具体如下：

辽宁省：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43]，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线枢纽；[44]

河北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京津冀新经济增长极；[45]

天津市：建设新亚欧大陆桥“桥头堡”；[46]

山东省：“一带一路”海上战略支点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沿线地区；[47]

江苏省：对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战略[48]，提升沿东陇海线地区；[49]

上海市：全球投资贸易核心节点城市[50]，发挥窗口、桥头堡和龙头作用；[51]

浙江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区域链接和航海贸易的枢纽功能区，战略安全保障和战略资源保障的枢纽区，开放合作的先行区；[52]

福建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枢纽，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区域，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53]

广东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港[54]，东莞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市”；[55]

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56]，重要枢纽；[57]

海南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锋[58]，南海基地。[59]

1.2 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1.2.1 西藏与“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

从先秦到元、明、清，丝绸之路在中国西北先后出现多个通道，如古羌中道、河西道、吐谷浑道、唐蕃道（吐蕃道）、河湟-青唐道、青藏道等[60]。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参与者，西藏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萌芽阶段（秦汉时期）、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成熟阶段（唐宋时期）、成型阶段（元明清时期）、新发展阶段（和平解放至今）。

一 萌芽阶段（秦汉时期）

在历史发展中，西藏并非与世界隔绝发展，而是一个多文化的交会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中国、伊朗及中亚施展过多种影响的地区。[61]史前西藏与内地有着密切交流，西藏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发现有内地传来的玉器，西藏史前时代的先民还将玉通过某种交换方式传播到南亚印度河上游地区。[62]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出现在秦朝时期，湔氐道是我国第一条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秦王朝进入蜀地的一条官道，在湔氐道秦置有湔氐县，即今松潘以北之川主寺镇的元坝子。[63]由于秦代初期秦王朝所控地区为湔氐道一线和“松潘草地”羌系民族[64]，从四川的都江堰经湔氐道进入“松潘草地”至松州，经青海玉树至西藏的古商道，所以这里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交通枢纽。据史料记载，公元1世纪，我国形成了一条以西藏为主的“麝香之路”，即昌都→拉萨→阿里→西亚（罗马帝国），交换西藏盛产的麝香。[65]麝香由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商人们从西藏贩运到印度，再经中亚销至罗马帝国，或者通过青海柴达木盆地或西宁北上，经河西走廊、新疆到达罗马帝国。[66]麝香之路是秦汉时期丝绸之路在青藏高原的雏形。费孝通、李绍明、童恩正等一致认为，在秦汉时期，就存在一条“藏彝走廊”。在秦汉时空范围内，藏彝走廊的流动性较为明显。[67]

我们目前说的“丝绸之路”，是指公元前138年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西安）为起点，经中亚地区、阿拉伯海等，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通道也被称为“西域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这条道路称为“丝绸之路”，也称为“北方丝绸之路”。[68]2012年，考古学家在西藏阿里地区发掘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的四座墓葬，发现青藏高原最早的丝绸实物和仿汉铁剑，说明该地区在汉朝时期处于丝绸之路的波及区，通过什普奇拉山口进行着藏印间贸易。[69]

因此，藏民族在秦汉时期就通过“麝香之路”和“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相对接，参与内地贸易往来，也逐渐开始与南亚、西亚等国家产生经济联系。

二 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与西域的贸易发展较为繁盛，其间曹魏、西晋、前凉、前秦、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先后对西域有统辖关系，这使得丝绸之路在政治上得到了畅通的保障。[70]约在三国、两晋时期，发羌族翻越唐古拉山，进入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成为吐蕃主干。[71]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来自西域、西亚、中亚的商贾行至河西，闻内地战乱，便以河西为贸易终点，在本文中，将这条道称为“西域丝绸之路”或“西丝绸之路”。因此，河西经济繁荣与否，决定着整个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兴衰。[72]其实，魏晋时期，还有一条贸易路线与河西道平行，即吐谷浑道。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吐谷浑政权建立，控制了丝绸之路的青海道，开辟了丝绸之路“青海路”，该道亦称“河南道”或“吐谷浑道”。[73]其大致路线为：由甘肃临夏过黄河，经青海往西至阿尔金山噶斯山口进入若羌，不经河西走廊直达西域。吐谷浑结好四邦，与曹魏、西晋、前凉、前秦、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政治、经济往来密切，成为南北东西的中介，是中原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社会经济联系的重要通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政权更替频繁，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浪潮进一步加剧，此时贸易路呈现出断带状态。藏民族与“吐谷浑道”等发生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也是西藏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

三 成熟阶段（唐宋时期）

丝绸之路历史悠久，在唐宋时期，丝绸之路已经成熟，形成了“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

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青藏高原与外部地区交往形成了一定的内外部条件，松赞干布在统一青藏高原后，开始把目光投向周边地区。[74]松赞干布向北征服象雄、苏毗、吐谷浑，《赞普传记》载：“迫使唐人及吐谷浑人岁输贡赋，由此首次将吐谷浑人收归辖下。”[75]松赞干布向南，杀泥婆罗之“宇那孤地”，立“那日巴巴”为王。[76]此时，他既占据北部与唐王朝的经贸要道，也占据南部与泥婆罗的经贸要道。[77]公元635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尼婆罗（尼泊尔）尺尊公主，尺尊公主通过吉隆进藏。公元641年和公元710年，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分别先后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赤德祖赞联姻，因此唐蕃关系被形象地称为“舅甥关系”，“唐蕃友好”也被誉为“舅甥友好”。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的路线成为吐蕃与内地王朝往来的主要道路，被誉为“唐蕃古道”。通过这条“唐蕃古道”，中原的酿酒、碾磨、粮食、纸墨制造、养蚕等先进生产技术传入西藏，促进了吐蕃的经济、社会发展。[78]此时，唐蕃古道基本形成，且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是长安（今西安）至吐蕃逻些（拉萨）的“唐蕃道”，南段是吐蕃逻些（拉萨）至泥婆罗坎提普尔（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蕃泥道”。在吐蕃时期，主要经过以上两条道路进行对内、对外贸易。据史料记载，吐蕃除了有本土逻些等地为贸易中心外，还有河西走廊的甘州、瓜州和陇州、赤岭。[79]吐蕃与波斯、泥婆罗、印度等国“取制食品、珍宝等”[80]，并从唐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长安采购商品[81]，运回吐蕃，可见逻些已然成为内外贸易的中心之一。

“茶马古道”始于唐朝，分为“青藏道”“川藏道”“滇藏道”，是汉藏茶马互市的主要交通道路。路线起初是经青海、四川和云南到西藏拉萨，后又发展到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国家。“青藏道”是“唐蕃古道”转型“茶马古道”而来，而“川藏道”和“滇藏道”则是“茶马古道”的传统线路[82]。唐朝时期，中央政府制定了专门的茶叶贸易制度，实行茶税，主要以“贡赐”的贸易形式[83]。北宋初年，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茶马贸易，西北原州、渭州、秦州、德顺军等地是汉、藏、蒙、党项等民族贸易的据点，也是茶马互市的主要场所[84]，而且建立茶马司管理茶马贸易，使得茶马贸易进入成熟发展时期[85]。到了南宋时期，则通过榷场进行贸易，然而西北仍是茶马互市的中心地之一。唐宋时期，四川、云南等地的茶叶在吐蕃等地畅销，经吐蕃远销尼泊尔、印度等国，汉藏（川藏、滇藏）贸易和茶马互市得到进一步发展[86]，也就是说，来自内地的茶叶、丝绸、陶器、香料等，经过“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进入西藏，也远销尼泊尔、印度、大食等国家。由以上可以看出，西藏通过“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与内地联系紧密，不仅促使古丝绸之路的“吐蕃道”或“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也为丝绸之路开辟了通向南亚较短的陆路通道。

四 成型阶段（元明清时期）

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了行政管辖，设立释教总制院（后称宣政院）管辖西藏宗教行政事务，并授权萨迦派管理西藏。《元史》记载：“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帝师八思巴，尊为国师，授以玉印。”[87]元王朝在吐蕃设官授职，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建立驿站，派驻军队，吐蕃农牧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汉藏经济往来主要以赐贡、设立驿站、封千万户侯、赋税和茶马互市等形式为主。[88]而且，对外交流频繁，成果十分显著，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尼泊尔工匠阿尼哥（1244～1306）在元大都（今北京）、山西等地修建的佛教建筑，北京的妙应白塔寺也是由阿尼哥修建的。阿尼哥就是通过“蕃尼道”进藏，再由“唐蕃古道”进入中原，从而成为中尼友好关系的代表人物。

明朝继承了元朝在西藏的统治策略，实施“乌斯藏都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89]在明朝时期，汉藏经济往来主要体现在赐贡、茶马互市等方面，在明朝输入藏地的物品中，丝绸仅次于茶叶，在明朝赏赐藏地的物品中，丝绸居其他工艺品之首。[90]在这一时期，虽然丝绸之路“吐蕃道”一片繁忙的景象，但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不能满足明朝社会尤其是勋戚贵族的需求，于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穿过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阿拉伯海，抵达非洲北岸，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91]

明末清初，藏传佛教“格鲁派”由宗喀巴大师创立，并开始慢慢统一西藏政教。清王朝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主政前藏、后藏。1638年，中央政府设立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派驻藏大臣，直接统治和施政西藏。1751年，又设立噶厦地方政府为办事机构，与驻藏大臣共同负责西藏治理。在清朝时期，西藏与内地贸易往来频繁，其贸易路线基本上与“吐蕃道”“茶马古道”重合。内地运往西藏的主要以茶叶为主，丝绸、棉织品次之；西藏运往内地的商品有绵羊毛、牦牛尾、羊皮、骡马等[92]。据相关数据统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藏与内地各省之间的贸易额为208.5万两白银，是中印边境地区的全部交易额4倍以上。[93]

到了民国初年，云南商界开通了滇缅印藏商路，从产茶区佛海用马帮运茶至缅甸景栋，然后由汽车、火车运至仰光，再经海路至印度加尔各答后有火车运至噶伦堡，最后通过马帮驮运到拉萨。因此，历经元明清时期，西藏与丝绸之路的节点已经成型，并且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共同努力下，西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五 新发展阶段（和平解放至今）

和平解放西藏，意味着西藏进入了新的时代，开始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1950年，张国华率军进藏，路线大体为：甘孜→昌都→丁青→藏北（冷拉山6000米，嘉黎和比如交界处）→墨竹工卡→拉萨。在张国华率军进藏的同时，康藏公路开始动工，具体路线为：甘孜→昌都→丁青→太昭→拉萨；此外，还有一条进藏油料补给预定路线，即敦煌→柴达木→黑河→拉萨。[94]1954年，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交通的历史。1956年，我国民航人员突破号称“空中禁区”的青藏高原上空，试航成功，成功开辟了进出西藏的空中通道。1977年，胜利建成了格尔木至拉萨的我国第一条长距离输送的成品油管道，从此西藏向综合交通发展迈出了第一步。[95]

1980年，针对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此以后，西藏的交通设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截止到2017年，西藏已经形成了集公路、铁路、航空为一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拥有G214线（滇藏公路）、G109 线（青藏公路）和 G219线（新藏公路）、G317线（川藏北线）和G318线（川藏南线）为主的公路交通网。西藏还建成了拉萨贡嘎机场、日喀则和平机场、昌都邦达机场、林芝米林机场、阿里昆莎机场为主的航空港，航线直达国内外，大大缩短了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距离，推动了西藏从传统的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带动了西藏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政治文化的转变。[96]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2014年拉日铁路通车，意味着西藏已经搭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2015年，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把西藏建设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打通面向南亚开放的大通道。同年，拉林高速公路和拉林铁路开始动工。2016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格尔木—拉萨的高速公路、川藏铁路编写进国家“十三五”规划，西藏自治区政府将积极打造以拉萨为中心的“3小时综合交通圈”和“2小时经济圈”，努力实现国道高等级化、农村公路网络化、边防公路通畅化。[97]以上这些都为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的交通基础保障。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和新的机遇，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西藏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为西藏打通南亚大通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通过新藏线和青藏线，西藏的西北部与北部均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东部经川藏线和东南的滇藏线与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相对接。西藏拥有4000多千米的边境线，有樟木、吉隆、亚东、普兰等口岸与南亚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我国的丝绸之路经西藏过南亚等国，在印度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接。因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是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节点。

1.2.2 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

一 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路径选择

西藏自古以来通过“蕃尼古道”“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参与古丝绸之路经贸、文化等交流，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西藏的西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经尼泊尔，过印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对于西藏融入“一带一路”通向何方是一个重要的思考问题。“一带一路”的核心在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是开放包容的，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是在现有区域合作机制和倡议的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扩大利益会合点，打造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分享。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印度的态度一直模糊不定，怀疑中国的共享、共赢、包容发展的区域战略，同时它提出了“季风计划”和“香料之路”的东进政策，再者，印度与中国的边境问题和“达赖”问题一直是困扰两国双边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面对印度这一个与中国同为世界上增长较快的经济体，就目前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经济等因素来看，我国与它的合作范围较为狭窄。基于以上的条件和因素，笔者认为西藏对接“一带一路”的路径在于，首先将路通向尼泊尔，同时尼泊尔政府愿借“一带一路”机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尼泊尔打造成为“一带一路”中国在南亚地区合作的典范，从而带动相关国家的合作意愿，逐步建立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战略合作新格局。

二 西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

（一）北道

唐蕃古道，即青藏线（青藏公路、铁路），丝绸之路南路。开通于隋初，形成于唐。通过青藏线充分发挥藏北连接陕甘宁经济圈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位优势，以及藏青工业园、那曲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平台作用，以青藏通道为依托，以那曲羌塘草原文化生态旅游核心区、西藏草原生态畜牧业生产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点，将藏北打造成为辐射藏东、藏西的综合性物流园区和国家西北通往南亚的主干线。

（二）西道

拉萨→阿里→叶城→中亚地区。这条道在历史上始于秦汉时期，象雄都城（今噶尔县门士乡古入江寺附近卡尔东遗址）琼隆银城（Khyung lung Dngul mkhar），于什布齐口岸（边贸市场）进入印度、波斯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形成了新藏线西道路线，通过充分发挥藏西北连新疆、南接南亚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以冈底斯国际旅游合作区、狮泉河藏西经济区商贸物流中心、普兰口岸和阿里空港为依托，加快土林、神山圣湖申遗进程，将藏西打造成为国际著名旅游目的地、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衔接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门户。

（三）南道

通过边境口岸抵达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亚东口岸与印度和不丹接壤，拉萨→江孜→亚东→加尔各答（印度），在印度洋西岸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这是迄今为止西藏青藏高原与海上丝绸之路衔接的最短路线。聂拉木、定结、定日、仲巴、吉隆等与尼泊尔接壤，同时经由吉隆口岸进入尼泊尔（大唐王玄策出使天竺从吉隆出境，尺尊公主、莲花生等则由吉隆入藏）的道路被称为“蕃尼古道”，即拉萨→日喀则→拉孜→吉隆→加德满都，也是西藏建设对南亚开放重要通道的核心通道。基于拉萨为核心区、日喀则为副核心区，依托拉萨→山南1小时经济圈、拉萨→山南→日喀则3小时经济圈，将拉萨打造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中心城市，将日喀则打造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前沿区和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将拉萨→山南→日喀则核心经济区打造成为环喜马拉雅经济带、南亚大通道的核心区。

（四）东道

①川藏线。川藏线→成昆线与西南丝绸之路连接，后南下进入缅甸西南入印度（民国时期修建史迪威公路），在印度洋东岸与海上丝路连接。②滇藏线，茶马古道的一支。始于隋唐，吐蕃为管辖南诏而开通，南诏为吐蕃向中央政府纳税和贡茶的必经之路。西藏经滇藏线与西南丝绸之路对接，后南下进入缅甸西南入印度（民国时期修建史迪威公路），在印度洋东岸与海上丝路连接。东道的历史较为久远，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西藏应该充分发挥东道林芝、昌都东连四川、北接青海、南通云南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以川藏、滇藏通道为依托，以构建西南水电基地重点开发区、大香格里拉旅游区西部中心为重点，将藏东打造为内连川渝经济圈、大香格里拉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外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川滇四省区边界区域经济中心和国际旅游生态区。

三 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

西藏是我国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南亚国家接壤，形成了我国建设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的重要核心区域，通过樟木、吉隆、亚东、普兰等边境口岸，形成西藏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十三五”时期，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西藏战略定位，即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重要的“西电东送”接续基地、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西藏将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积极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把西藏打造为我国沿边开放的试验区和西部地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先行区。

2016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紧紧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在面向南亚开放的过程中，以“两带五线”为主轴，依托西藏自治区拉萨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昌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日喀则物流工业园区、那曲物流园区等区内产业集群和境外区外产业园区，促进西藏更快、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倡议中，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

1.2.3 西藏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一 有助于西藏对接“一带一路”，促进西藏外向型经济发展

外向型经济是实行开放型经济交往体制，面向国际市场，建立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广泛利用国际资源，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经济。[98]2017年，西藏自治区与6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双边贸易，其中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与其贸易总额达到24.08亿元，与上年相比下降21.5%，占进出口总额的40.9%。除尼泊尔外，与西藏外贸交易居前三位的是法国、比利时和老挝，贸易额分别为11.98亿元、6.39亿元和2.77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34.3%、1.1倍和27.7倍。[99]受到尼泊尔“4·25地震”的影响，中国西藏与尼泊尔对外贸易额虽然有所下降，但尼泊尔是西藏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尼泊尔自2006年以来，一直保持中国西藏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尽管地震给中尼边境带来了较大的损失，但是中尼在震后重建家园信心坚定。“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机遇，尤其是与尼泊尔接壤的西藏，更是成为发展中尼关系的桥头堡。2014年，日喀则撤地改市，同年拉日铁路通车，年发送旅客超过4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6000人次，给日喀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日喀则市亚东口岸、日屋口岸、樟木口岸、吉隆口岸等与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接壤，是西藏通往邻近的印度和尼泊尔等地的重要枢纽，处于“一带一路”相当重要的位置节点上，有助于西藏对接“一带一路”。因此，随着拉日铁路的开通和日后铁路向边境县域延伸，将进一步加快西藏南亚大通道建设，中国与尼泊尔等国家人文交流更加便捷化，促进西藏与周边国家边境贸易发展，实现西藏外向型经济发展。

二 有助于推动西藏与南亚国家之间多元化合作模式的发展

西藏面向南亚，从地理条件看，南亚国家中印度、尼泊尔、不丹、阿富汗与中国接壤，其中印度、尼泊尔、不丹与西藏毗邻，是中国周边地区中陆上邻国最多的地区，同时，这些国家也是南亚联盟的主要国家；从政治和安全角度看，南亚国家是中国周边环境的一部分，对中国西南地区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经济条件上看，南亚地区对中国西藏及西部发展和地区能源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100]尼泊尔是南亚联盟重要成员国，秘书处就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西藏作为一个“一带一路”重要战略节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国面向南亚次大陆开放的重要门户。近年来，南亚国家积极参与区域性及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积极努力地改变其落后的面貌。推动西藏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扩大与南亚国家之间多元化合作。依托“中国西藏-尼泊尔经贸洽谈会”，积极开展与南亚国家多方面合作，对增进中国-南亚人民传统友谊，紧密双方经贸合作、战略合作、边境管理关系等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