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反思与建构（1644—1735）

第一章 清初诗学的主流话语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的研究与编撰不断对以王朝起讫划分文学史段落的分期模式提出质疑，但我认为这种看似依附于政治史的文学史分期仍是有其理由的。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虽成为划分两个王朝纪年的象征事件，但在当时的观念中，南明王朝的继立延续了朱明的正朔，意味着天命未移，从而维系了汉人的文化认同。直到康熙元年（1662）四月，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缢杀于昆明，十一月南明监国鲁王朱以海死于台湾，明祚乃绝。虽然人们心目中的正统未必即祧[1]，但做旧朝遗民抑或新朝臣民，事实上已成为各色人等不可回避的角色选择。无论是累世簪缨的名门望族，或未食饩廪的布衣，还是受命于南明朝廷的孤臣孽子，抑或隐迹民间的抗清义士，从此都被迫开始考虑，自己究竟是做一个遗民，还是做一个臣民？无论做哪一种抉择，都意味着进入一个身份认同的过程，由拒斥到认同，由不适应到适应，逐渐完成改朝换代后全民的文化认同。与此相应，由于多种环境因子的作用，人们在认同新的文化身份的同时还必须接受新朝统治者的文艺政策及其美学趣味约束，从而在被迫接受和自觉调整中更新文学创作的风貌。

因此，改朝换代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代学问题，它往往伴随着复杂的文化认同、转型以及人们相应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的变迁。不难想见，在这场变迁中，文学作为记录和表达人们心灵活动的意识形态，是必定要产生全面的、不同层次的变革的。不同的是，明清易代带给士人的精神冲击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剧烈，所以明清之际的文学变革也比文学史上任何一次王朝更替所造成的文学变革更猛烈而深刻。亡国亡天下的悲哀激发了文化上兴灭继绝的紧迫感，也激发了思想上无比痛苦的历史反思。人们普遍认为，阳明学的空谈心性，不务实学，李贽等异端思想对儒学正统的颠覆，乃是明朝灭亡的祸根，而回顾经学、恭行实践，务为经世之学，修复儒学传统，就自然地成了清初思想、学术的主流。在这股传统重整和文化救亡的思想潮流中，诗学也部分地扮演了旗手的角色，打出呼应时代主潮的旗帜和口号。清初诗学对明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的反思，对诗歌传统的整合和重构，既是清初文化思潮的反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有力地参与了清初思想、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重建。回顾以往的文学史和批评史，还从未出现过像清初诗学这样深刻的理论反省和自觉的理论建设。由反思和建构的意识出发，自然地形成了清初诗学的主流话语，它们不仅意味着文学家理性和思想的成熟，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