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丽君家乡在古潞安、泽州府一带。潞安，秦汉时称为上党郡。苏轼在《浣溪沙·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中曾云此间风习：“门外东风雪洒裾，山头回首望三吴。不应弹铗为无鱼。上党从来天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时平不用鲁连书。”“天下脊”的说法早在战国张仪的《为秦破从连横》中已有，“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为秦张势。此处的“天下之脊”，并未明指为上党，而有恒山一说。唐代杜牧云：“上党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战国时，张仪以为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悦名曰腹中之眼”（《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尽上党之地理形势。清代道光年间潞安府出了个才子靳会昌，化用王勃《滕王阁序》的结构笔法，在殿试中作了《上党天下之脊赋》，名动一时。张丽君幼年度过的泽州府阳城县，明清之际，文风畅达，尤其是康熙、雍正年间，与安徽的桐城、陕西的韩城并列为文化重镇，而有“康雍盛时，名列三城”一说。在泽州府属的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中，以阳城文风最盛，宰相尚书进士依次论列，又有“嘉道之世，风高五属”之誉。张丽君给人的印象简质温厚，从中期考核、博士论文开题到博士论文的撰写，她的思路基本是围绕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文学文化，又一步步集中到河东文化圈这样一个过程来展开的。

博士论文的写作，不仅是一个综合自身文化知识、建构学理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前半部分需要高校及研究机构导师的辅导，建立较为完备的文史哲的综合知识体系，有源可寻、有料可择、有章可依，门法、章规促成学术思维及学理逻辑的培养，这与平时所强调的“不急选题，多读书听课”的要求内里是一致的。张丽君的选题也经历了一个反复推进的阶段，中期考核递交的论文《北魏文人及文人群体研究》，综合了她入燕园近两年来的问题思索及求解过程。“文人群体”这一说法放在北魏文学中是否合宜，以及北魏文学文化中是否有成熟的“文人”及“文人群体”，这些问题的提出基本是在与南朝文学的关照下比较而言的，南朝刘宋时期出现文学馆，晋宋山水诗、齐梁体、永明体与宫体诗，诗歌的发展处在一个精致化的体式完备过程中，与之并行的北朝文学及诗歌及背后的文人群体，其身份特质与南朝文人都有较大的区别。论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基于史料、诗歌作品的认真解读，对于材料中一个个小的问题的发现，比如说《周书》“永嘉之遗烈”这一提法，永嘉年间是统一的西晋文学文化走向南北两分发展的起点，之前的西晋繁缛的诗风与东晋的玄言诗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而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之义理注释孔儒之《论语》《易经》，已开始了玄学家以玄言释经的风气，而诗歌领域中大规模的玄言诗作却是在东晋文学中才出现的，这一问题本身即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是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及“始变永嘉平淡之体”（《诗品》），这样的“永嘉文学”印象与“永嘉之遗烈”的文学表述看似是相互矛盾的，张丽君则在这样一个矛盾中寻求初唐史家之所以如此定性的原因所在。顺着这样的思路，自然会将“永嘉文学”的现象放在南朝文学，集中于由西晋向东晋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的现象；由西晋而北方十六国，尤其是北魏文学及北齐、北周文学的的发展线条；还有初唐史家的文学观念这样三个大的角度去考虑，看似是一个小的文学现象，却累积了不同的政权体制下的对同一文学现象的认识，这样的思考逻辑是从一个小的问题入手，放到一个大社会背景中去考虑，然后回到初唐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的“江左”与“河朔”文学的认识中去，在“河朔”文学现象渊源的探求中，找到了其上源的“永嘉文学”，由此而梳理出了“永嘉文学”的特征。在永嘉贵黄老清谈、玄言的体征之外，找到了“永嘉之遗烈”的文学表现，从而丰富了对“永嘉文学”的认识。在对河朔文化的认识中，体现出了一定的历史逻辑性及辨析精神，然而在进一步揭示文学现象的内在成因时，表现出对北朝历史社会分析的短板，这也是她的博士论文所要重视及日后如何得到解决的问题。

这本博士论文也是一个“成如容易却艰辛”的过程，尽管这种“成”还表现出了太多的不尽如人意之处。见到张丽君，是在博士生入学考试之后，之前并未有过联系。在均斋的初见，听她谈起了自己对魏晋文学的喜好，以及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等，感觉她处在一个积极向学的路途上。开学后拟听的课程也是多样化的，从魏晋文学、清代小说史料学、宋诗史料学、中国文献学、民间文学，到历史系、哲学系的课程，随后强调了专业性课程的重要性。以后随着学生们陆续地走走来来，均斋、一院的多次读书会，见到了她更为完整的一面。己丑年冬日傍晚，我开会后匆匆赶往一院，在闭合着的朱漆木门外，见到她捧着一本书站在门外的雪地上入神地看着，后来知道那本书原来是葛洪的《抱朴子》。

张丽君博士论文的选题最后确定了以“河东”为地域范围。“河东”是中原古文化的重要载体，春秋末的子夏西河讲学，已经表现出“河东”与“河西”文化的积极融通。在中原地域文化史中，“河东”文学及文化处在一个自身发展的历史线条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征；同时又处在西有长安文明，北有晋阳文化，东有邺城，南有洛阳的不同文化形态的包围圈内，这也使其在宋前文明，尤其是汉唐时期的长安文化表现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北齐至隋唐时间段的选取来看，北齐的邺都，北周的长安及后来隋唐的长安政权，均活跃着大量的河东士人，河东裴氏一族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有十七位宰相，《裴氏世谱》中记载就更多。从裴氏家族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唐代也是一个集中兴盛时期。除去家族中精英人物的才干、家族文化的积累之外，这一时期的“河东”地域文化背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裴、柳、薛三大家族所以集中出现于“河东”地域，脱离不开北魏以来逐渐形成于此间的“儒道更兴”的文化局面。张丽君的论文写作自然地选择了儒释道为背景的思想特点为论文展开的逻辑学理，这也是基于阅读体会思考而形成的问题意识。在材料的梳理辨析中，发现的第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是“邺下风流”，随后将之放在了北齐、北周并立的文化形态之中予以考察，这一现象本身是在南朝梁之际与北齐的文化交流中呈现出来的，以南朝文化对北齐文化的认可欣羡为特点，而所以如此，也是北齐文化发展中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对南朝文化的学习因素。从文学表现来看，进入北齐政权的“河东”士人，多体现出了文学术艺之长，以裴氏裴让之等人为例。论文的第二章“‘邺下风流’的出现与河东士人薛道衡的文学表现”，顺着“邺下风流”出现的背景、特点做了梳理，在南朝与北齐使者互通的文化背景下，自然地将文化及文学特点进行了比较，南朝士族所推崇的“衣冠礼乐”，很早就引起了高欢的注意，曾云：“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高欢及其后人对汉文化也是自觉地汲取的。从文化形态及士人的文学表现来看，摹形写物之技巧，辞采声韵之偶对婉转，北齐的文人多有取法，一直延续进入隋代，六朝文学之风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对象。在处理北齐、北周文学文化之别的同时，自觉地在河东士人之间进行了比较，看到了北周文化中的重儒倾向，宇文氏统治集团中的六镇文化背景及所学习的上古殷周之礼制。这与萧梁的“衣冠礼乐”之文明从概念的内涵到外延都是不一样的，“衣冠”之“礼乐”强调了南渡士人自中原而南的文化背景，其“衣冠”之意识又带有浓厚的中原文明的传承特点。这种具体的区分可能影响到了北方地区的汉族及汉化的鲜卑人对正统及中原文化的体认。或者说在北朝文学发展的后期，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并立之际，中原文化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认同之态，北齐与萧梁的来往及两地之间的使者为别国所尊重欣赏之态，一方面是一种文化模式的互相认同之态，一方面则是对中原传统文化发展的积极自我体认之意识表现，这与北周诉诸殷周文化、崇尚质朴的文风形成了较大的差异。

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成因探索，离不开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儒释道三种文化的融汇。在河东家族中，王通王氏家族的文化表现出宗儒而体道任佛的特点，王通的“三教可一”（《中说·问易》）的主张，表现出儒家面目中的佛老色彩，虽然这在王通及王氏家族的成员表现上并不明显。北方地区5至7世纪的佛教造像，是颇能说明当时佛教流行状况的。张丽君论文的第三章集中于分析王通王氏家族的文化现象及王绩、王度、王勃的文学表现。对王绩的身份特点，能在隐逸、嗜酒、放诞之外揭示出其精通礼学经典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去看王绩外在行为的通脱，与其诗歌中自然地取法于阮籍、陶、谢，有其内在的渊源性联系。盛唐、中唐时期的“河东”作家，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出现了王维、柳宗元、吕渭、吕岩等文人，则是“河东”文化的进一步生发表现。从论文的结构来看，前半部分以分仕东西政权的北齐、北周的河东士人为探讨对象，这样的思路可以清晰地见到不同政权体制下的河东士人不同的文化体征。进入统一的隋唐政权之后，河东士人的文化特点却并不如之前明显，一部分是通史叙述方式的原因，同时也受到了一统政权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河东”文学及文化本身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史的发展线条之内，其上源的北齐文学表现出了接近于隋唐之际文学的特质。从隋唐文学发展的多地域形态来看，“河东”文学也基本处于隋唐文学发展的主线上。从总体论文的写作来看，有局限于个别材料而乏于总体论述之缺，在张丽君论文的设计中，看到的是一个个家族的文化及文学现象，总体的“河东”文学文化特征在这一时期的分析论述仍旧是不足的。此外，也有着一个多处取点而论述不精的弊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与对材料的收集和掌握有关，论文以“河东”家族为分析对象，对家谱、碑刻、方志资料的利用却是不足的，固然这方面的资料以明清之际为多，但地域性背景的文化缺失，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家族文化的研究本身也强调了一个多学科融会贯通的背景，家谱的修纂、编订到最终的体例形成，方志的星野、物产、风俗、人物等条例的编订，渗透着浓郁的历史地理文化因素，这些材料是地域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如何在正史叙述中的风俗条例下，寻找到地域的文化脉络，需要一个材料与学识相互积累补充的过程。另外，宗族、家族的制度文化在中古时期表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由宗族与家族之间的关系进入文化的分析层面，能够看到一个个小的家族是如何从宗族中脱落并影响于大的宗族的，宗族与家族表面看是联系在一起的，又是一个大的宗族内部不断地形成小的宗支并表现出家族、家庭意识，形成丰富的社会生活形态的过程。最后，宗族或家族的研究不仅是一个文献研究的过程，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又是一个从田野调查中形成丰富的田野经验并反馈于所接触的文献及文本的过程，也正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促成了对文献的重新认识。张丽君目前在赣南白鹭古村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工作，也是围绕着村落中生活的钟姓族人这样一个大的宗族群体展开的。在具体的田野工作与民间文献调查整理对比分析中，区分出了宗族村落中多个不同的家族概念，从寻常可见的宗族、房支中，提出了作为家族观念的一种重要的“甲分”概念，并意识到“甲分”与“保甲”制度之间的关系，并能对白鹭宗族社会中“甲分”形成的源头作出一定的拟测论证。这些细微的思想意识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一个前后相继的推理过程，也是田野进入文献后逐渐反思所形成的。顺着这样的研究思路，随后的内容自然进入到宗族历史及社会生活中去，文献中单面相的文本在具体的田野生活中呈现出多面相的饱满内涵，单姓村的宗族社会中同样存在多阶层的划分，宗族内部是一个多种力量，不同甲分、房分之间的对立共融过程，在宗族外部，宗族作为一种凝聚起来的力量又在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宗族与外部力量在不同时期的关系进一步促成宗族社会势力的变化，宗族自身的调节功能适应了此种变化，在宗族的内部形态上有所体现。由此而形成的研究方法及随之展开的枝节梳理，也是她在进入田野调查之后积极反思得来的。

赣南所处的地域是历史上南迁移民的重要移居地，赣州所在的客家区有河西片与河东片的区分，河西片以明清移民居多，河东片则在唐代以来就陆陆续续有大量移民开始迁入。北方的移民到达长江后，经过九江、鄱阳湖进入赣江流域，顺着这条南北交往的大动脉经过赣州又辗转到达闽粤地区，赣南、闽西、粤东也形成了客家文化区，三角地区的宗族文化较为发达，不仅存在北方移民南迁的过程，同时也有闽粤地区定居的人回迁赣南的过程。由赣南向西，到达福建的福建长汀地区；从赣南经过信丰、安远到达广东梅州；从赣南南下经过大余到达广东的南雄，这三条线路是民间经常来往的重要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移民也经常围绕着这一带迁徙经商，至今在赣南地区还可以听到许多的祖先叙事故事是跟闽粤文化相关联的。在其后来研究所涉及的有关“木客”传说的内容上，可以看到赣南、闽西、闽江一带所存有的相类似的“木客”历史记忆，也说明了赣闽粤地区文化是相对独立且自成一体发展的。尽管其中体现出区域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上的差异。白鹭村所在的区域范围，属于赣闽粤地区，同时也处在由鹭溪河流经龙头、龙溪各村落而后绕过赣江十八险滩进入赣江下游，到达庐陵、豫章、九江、汉口、南京甚至处在黄河流域的各个北方重要城市的地理位置上，对白鹭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及原因的阐释分析，结合了田野调查、文本分析、地域背景、历史交通、结构人类学等多学科板块的知识，超越了原有的知识体系架构，也是其进一步打开学术视野，深化专业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

金秋时节，接到张丽君邮件，告知她的博士论文已经申请到出版资金，不久有望出版，吾闻之欣欣然，为她高兴！她希望我写一序，我忝为她博士生导师，给自己指导的博士论文写序，谈谈论文的大体内容和写作情况，亦在情理之中，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于是，就有了以上这些拉拉杂杂的文字。

附赘一笔，这部论文是她四年读博的一个学术成果，读博期间她还收获了一个人生成果，那就是庚寅年喜获麟子王寅润。该虎子天庭饱满，面容端正，身体健硕，活泼聪颖！时节不居，岁月如流，屈指数来，该子明年当上学读书了，真是可喜可贺！个人的学术成果虽然犹如杯水，但只要汇入我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文明复兴的长江大河，就可以永不枯竭、浩浩荡地奔向浩瀚的大海，去掀起万丈狂澜！但愿她人生的硕果，也能够健健康康茁壮成长，长成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诚可谓：窗外时节虽初冬，祝福胜过春意浓。喜看今日手中枝，来年望成参天松！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