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所选择的“河东”地域文学文化的探讨，是以北齐隋唐为起止的。从区域史的发生来看，“河东”文化其实处在一个自生自成的发展路径上，尽管在面对史料问题时，不得不面对一些现实的材料问题。美国新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在1911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提到了材料的选择问题：“所有的普通历史著作，对于反复研究如何选择材料的必要性，似乎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他们显然是被传统束缚住了。他们似乎不知道有大量可备采择的材料。因而对于选择材料，不知不觉地向那条老路走去。”[1]新的史学理论认为所选择的材料，基本上决定了本书写作所面对的问题，及背后的精神主旨。在面对宋前史料，尤其是唐前史料时，这一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化，所面对的主要是正史、笔记小说、诗文集、真伪夹杂的野史及一些家谱、方志等材料，而地方性的历史与文化生活则处在一个材料相对单薄的空间内。其中正史的时间性、集中性、真实性基本是处于一个反复被引证、被验证的背景，确立了相对稳定的真实性历史性地位。而正史多集中于一部分社会精英的历史与社会生活，对区域史及地方文化的素材积累并不是足够丰富的。笔者在进入这一阶段的“河东”文化研究之后，也并没有摆脱这样的局限，尽管在某些细微的材料中见到了小的历史与人物的描述，但仍然没有建立起足够清醒的意识，所以在本书中呈现的主要是对精英性的家族人物与其思想的描述，在地方社会与小人物的建构中，约略有所涉及，却也没有形成写作的重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或许是跟自己的学术积淀与地方史材料的理解相关的。

从“河东”文学及文化自身的发展轨迹来看，在大的文学史、文学文化史脉络中，呈现出了既相一致又相区别的一面。从隋唐之交的“河东”文化形态来看，王通王氏家族的《中说》、《元经》等著作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北方地区长期的民族融合及文化融合的反映，当然也包含了南方文化的积极影响。从文化的整体形态来看，集中表现为王通所言的“三教可一”的思想理念，在现实的思想文化及文学层面，又是以多个具体的现象而存在的，诸如儒学与经学，王通的儒学思想是与他对传统经学的理解，对传统经学的重新认识相联系的，儒学由此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史书中所见到的“河汾之地，儒道更新”的提法，本身就是对河汾儒学面貌认识的新体现。在进入具体的历史事件与文学、文学现象分析以后，可以感觉到文化庞杂体系中的儒学、经学、孔孟之学、庄老之学、释老之学、文学及隐逸之风、侠义之风，是复杂地纠合在一起的。王通家族成员不一的学术取向，即是一个明证。王绩由儒而道的生命走向，结合了家族、仕宦、性格等复杂的个体经历因素。从隋唐之交王绩的隐逸到中晚唐之际吕岩的归隐与传说，看似一个庄老与儒的结合问题，其实却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前者的隐还有对盛唐的向往，是精神贵族的理想选择，文人化的仕宦模式，有“清流”之美誉。后者则走向了俗世与民间，走进了另一个文化世界。从“河东”文化中的庄老及方术影响来看，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历程。在庄老的层面，又是与佛学、佛家的心性修养相联系的，这固然脱离不开唐代复杂的民族背后的融合问题，也是佛老及儒相互之间汲取营养以丰富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从王维的纳佛，柳宗元对佛老的接受，及韩愈的排佛来看，不仅是一个如何看待佛教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从佛教中汲取知识以丰富儒学的问题。柳宗元对“自然”的推崇，既是一个积极地理解儒佛关系的方法，也是在“自然”这一层面上，儒与佛老达成了一致，从柳宗元诗文创作实践来看，“辅时及物为道”及“自然”之说，在复古思潮中有回归现实、本真生活的取向，对周孔、扬雄、董仲舒等传统儒学内涵的理解，本之于庄老的自然之说，以自然解儒且全面回归到生活的层面。其文章之学与文体风格的形成，又渗透着对儒与释老关系的理解与接受。

在大的文学文化史学之外，“河东”文学文化又保持了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从大家族的迁徙、生成、定型及分裂转型来看，家族的文化发展有自成性，河东几大家族的上升、下降、转型的时间段并不一致，构成了流动而复杂的家族、乡土及长安生活图景。在强势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大家族之外，小的家族生活是更为丰富的，河东的樊氏、卫氏、孙氏，并没有三大家族的社会地位，在历史区域生活图景中，或许更能表现乡土本来的一面。这仍旧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研究视角与生活画面。

“河东”文学文化研究从学科门类上看，仍属于地域文学文化研究。而地域文化的重视，几乎在各个人文类的学科中都有所体现。本书以北齐隋唐段的区域及家族文学研究为例，在历史与现实中，追述地域文化的历史及现当代对地域文化研究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