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都邑文学重心向地域文学研究倾向的转移

地域文学研究，脱胎于大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期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对于文学的理解是传统的，先述文字、音韵、训诂，之后才论述文体之要，文学的架构是语言学与文体学的结合。吴梅《中国文学史》则以笔记体的形式，委婉叙述了自唐迄清间文学的发展，评述与赏鉴相结合，人物与作品为叙述的主体。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后来文学史写作的主要模式。以作家作品为主的叙述模式又体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作家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了传记之类的研究，而作品则突出了文本的本体地位，又朝向诸如诗、词、曲、赋及小说等诸文体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作家与作品并不能截然分开，由作家而作品，以作品来反观其人，这也是文风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地域文学研究也伴随着作家作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发展起来，如作家籍贯、游历等问题虽与地域有关，但并不是凸显在作品中的核心问题。都邑，尤其是汉唐之长安，南朝之建康，两宋之汴京、临安，较之其他城邑，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表现在文学作品题材上，都邑文学开始进入诗赋等文体中。汉代赋体文学中，都邑之繁荣有了浓墨重彩的渲染，《两都赋》、《两京赋》、《蜀都赋》等赋体文中，开始对都邑历史沿革、地理形胜、楼阁建筑、闾阎风情进行了细致的描摹，而呈现出壮观、雄奇的特点。唐初卢、骆的歌行体诗《长安古意》、《帝京篇》，以“赋体歌行”的形式对皇城长安做了描述：“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2]将长安之繁华夸饰得璀璨夺目。清人徐增以为“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倡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3]。宋代柳永《望海潮》则描写临安城旖旎风光及富贵生活，复活了宋时杭州城的生活图景。

乐府文学中，都邑生活也是一个重要主题。以汉乐府古题曲辞《长安有狭斜行》为例：“长安有狭斜，狭斜不容车。适逢两少年，挟毂问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复难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丈夫且徐徐，调弦讵未央。”[4]由闹市两少年问路，而引出君家的三子与三妇，借助人物侧面描写来显示其社会地位及性格特点，文风质朴且清浅。西晋的陆机、南朝的沈约也热衷于此一古辞的创作，喜欢用赋体铺排笔法点缀帝京之壮丽与贵族之豪奢。如陆机之作：“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轻盖承华景，腾步蹑飞尘。鸣玉岂朴儒，凭轼皆俊民。烈心厉劲秋，丽服鲜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彦多旧亲。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规行无旷迹，矩步岂逮人。投足绪已尔，四时不必循。将遂殊途轨，与子同归津。”[5]帝京生活的极尽繁华与诗人内心的落寞孤单之感交相辉映，耀眼夺目的金饰华服外表下呈现出内心的彷徨无依之感。都邑主题中，皇城由于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吸引了诸多怀有将相理想的文人士子的到来，其文化色彩上熔铸有太多的政治梦想，在与政治或远或近的关系中，激荡起了不同的情思，悲喜哀愁中都离不开对皇城的政治向往，而向往之中欣喜与焦灼忧虑交相作用，从终极体验来看，焦灼之情又远胜于短暂片刻的欢愉，故伤感之情成为古诗所主要寄托的情思。

在都邑主题的选取上，国都、皇城相对别的城邑而言有更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也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地理空间，汉唐的长安即成为文人留恋的实现人生政治理想的家园，由此政治家园又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情感，而更丰满了这一理想碰撞现实的土地。同时的洛阳、开封等地则附属于京邑，文化上的地位并不如长安显赫。而都邑文化研究中，国都之重要性也在城邑之上，由此形成由国都而辐射外围城邑的文化研究视角。霍松林先生在《唐诗与长安》[6]一文中，对唐诗与长安的关系做了深入探求，也启发了后来学者的研究思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学在汉唐文学发展的主线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曹道衡先生的《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7]、《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8]、《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9]等系列论文，对长安之文化学术特点进行了探索。此后，刘跃进先生承袭门轨，在《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对秦汉各地区的学术与文学发展进行了论述。洛阳作为长安的陪都，是汉唐文学论述的另一个中心，不同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洛都所形成的是河洛文化圈。对汉唐洛阳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并不如长安深入，高进旗《论河洛文学的道家文化语境》[10]一文，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印记追忆洛阳，在大传统中与小传统中分析河洛文学的道家文化语境。刘保亮《洛阳王都与河洛文学》[11]一文，以洛阳城、上阳宫、北邙来解码河洛文学，认为由之所构成的视觉图像，召唤历代“流动凝视”的登临者对其进行意义编码和文学创生，等等，多是从大的文学发展的粗线条来分析洛阳与河洛文学的关系。

都邑文学的研究，也进一步带动了以其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圈的研究。《尚书·禹贡》篇将天下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而划分的背景是“随山浚水，任土作贡”，可见自然地理形态是九州划分的基本依据。《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了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的具体地理位置，且言“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12]。以土产来区分不同的区域特点，又云河东、河内、河南三河之地“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13]。三河的划分显示出了与民风民俗相关的一面，有文化的印记，凸显出人文的色彩。汉以后史书专列《地理志》卷，所列行政区划经历了郡、国、道、路等名称的变化，也体现出了以自然地理为基本构图，又充分具备了各自民风民情的人文特点。

自然地理是人文地理的基础，而人文地理的形成又进一步促成地域文化形成张力。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域文化三个横断面上，所体现的是人类文明的作用力，也是一个由客观展示到主观呈现的动态形成过程。在自然地理的层面上，自然是本位的，也是独立存在的。而人文地理的确立则经历了人类对客体自然界的再认识过程，文化形态上以民风民俗等人文景观为直接表现对象。地域文化则立体地呈现出了乡土背景，且以乡土为基点，在时空上展开了充分探求，更多地凝结了对区域间文化差异的体认，又将这种差异性作为特点。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者而言，往往将地域赋予浓厚的人文色彩，在历史的观照中将地域与政治、经济、艺术及文学等结合起来考察，在客观的自然地理背景中融入了主体的情思，又将主体的情思进一步折射出或主观或客观的人文认同，从而确立了地域文化或者文学研究的意义及价值所在。

于唐文学南北之别而言，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魏徵《隋书》所论及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4]清绮与气质之美分别归属于江左与河朔，由之体现出南北文学不同的特色和功用，南人重修饰而流于歌咏之喜好，北人则明理而重实用。于南北诗歌之差异，明人王偁以为：“南人学诗讲用字，故精于炼句；北人学诗讲用意，恒拙于谋篇。南人之所不能者，北人能之者亦少；北人之所不能者，南人能之者或多。盖北人性笨，南人性灵之故。然则咏物之作，北人断不及南，而考据吊古之诗，南人或逊于此。”[15]从诗歌之体上区别南北文学之异、地理之别、风土民情之异、各体文学之差异，古今文人皆喜谈，且市井百姓也津津乐道。

在南北两个相对较大的地域范畴之外，更为细致的地域之别也为学者所重视。清末学者梁启超在系列地理著作中，曾就人文地理学的地域特征等特点做了阐释。以《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等为代表的著作，观点新人耳目。诸如其论中国南北哲学派别之异：“吾国学派至春秋战国间而极盛。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驺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16]经学亦区分南北，北人最喜治三礼，南人最喜治易；佛学北土极盛天台、法相、华严，而禅宗独起于南；辞章上南北风格也大异，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美术，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等等。《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更以十八行政区划分节[17]，细述各个政区清代学术之特点。如述直隶及京兆地区，“直隶京兆今之畿辅而古燕赵也。自昔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其贤者任侠，尚气节，抗高志，刻苦，重实行，不好理论，不尚考证。明清之交多奇士，乾嘉以降，渐陵夷衰微矣。”[18]又如浙江地区，提出浙西与浙东各自有其文化特色。浙西——杭嘉湖之学风，与江苏——苏松常如出一辙，事实上，应认为一个区域。故章实斋浙东学术篇以黄犁洲代表浙东，而以籍隶江苏之顾亭林代表浙西等等。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在论述隋唐政治制度渊源时，提出了江左、山东、关陇三大地域[19]，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个地区所承袭的文化脉络，指出隋唐制度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北）周。基于此，从政权更替、文化流转的大背景下，指出北齐所承袭的主要是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及东晋至南齐间所发展变化的成果。同时指出北魏、北齐文化中亦含有西凉文化。能够代表北魏、北齐的即是旧史所言“山东”地域板块；又指出梁、陈之一源，而未被北魏、北齐所吸收，乃辗转流传至隋唐才渐被接纳，所代表的是“江左”地域板块；而西魏、北周文化有别于山东文化特异之处，或承袭魏、西晋之遗风，或为六镇鲜卑之野俗，从地域而言，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而产生的混合品。

另一学者饶宗颐先生在《论战国文学》中曾专门提及了“战国文学的地域性”[20]问题，以秦、晋、齐、楚、燕为五个重要单位，从各地音声之异及士人、士风之特点谈及文学特征之区别，认为周地多以歌诗为主，与战国时商业重镇的地位相联系；燕、代居于北方边境之地，其音多以悲歌慷慨闻名；秦地充分接受周文化，文体继承较为全面；楚国多楚方音，人文蔚盛，指出其地寓言、说理文及赋体文的代表性，同时又有天学的阐发及怀疑精神的发扬；古赵国汇聚诸法家，而法家深抑文学，故中州文风，不及齐楚，文章亦朴质无华等等特点。各处小论点谨小深邃，周恰合宜。这些论述稳扎稳打，可见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史学、地理学根基，古文渊雅有源而显示出文学上别具一格的鉴赏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域文学研究开始走向繁荣，一方面对地域、地域文化及地域文学的理论探讨趋向深入，对地域文化板块的划分在原有基础上也更为细致。如梅新林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中，将文学地理分为“内圈”的燕赵、三秦、中原、齐鲁、巴蜀、荆楚、吴越、闽越八大区系，和“外圈”的东北、北部、西北、西南四大文学区系，且内圈的八大区系在轮动、演化中不断扩散且内外互动，经过各代的文学“拓边”而形成了“外圈”的八大区系。[21]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一文则对地域文学提出了三个不同层面的理解：首先是地域的概念。地域是一个空间的、文化的概念，因此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和文化形态，这是理解地域和地域文化的基点；地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而涉及时间和传统；地域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因此必定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参照物或参照系；地域又是一个立体的概念，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之类可能是其最外在最表层的东西，再深一层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而处于核心的、深层的则是心理、价值观念[22]等。另一方面，在区域范畴的区分更趋细密的前提下，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之作层出不穷，这些学人或出于对乡土的思恋之情，或者出于对地域文化差异的喜好之情。总体上看，初出茅庐的一批学人多仍在门径处徘徊，观点及论述的逻辑、精准度及结论的妥帖并不如已成熟起来的学者，而这些文章又占据了期刊论文的大部分，多给人以遍地开花而质量不精之感。然地域文学研究的兴起已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在批判的同时也应给予鼓励帮助，辅助学科及学人的健康成长。

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作家与作品，都渗透了浓郁的地域因素。而都邑又集中地体现了地域文化，且将这种凝聚力播撒在都邑文化的各个角落。就作家作品的扩张力而言，都邑尤其是京邑又具有最强的表现力，作为外围的区域文化又间接地传递着文化意识。从作品的现有形态来看，所形成的是自内而外的文学表现力，由京邑—都邑—区域构成了一个作品发生的渐弱扩散途径。而从作品之所以形成，文学风气之所以形成表现力来看，又是一个由区域—都邑—京邑，逐渐凝聚起来的聚合过程。前者自内而外，揭示了文学作品的作用力；后者则自外而内，演示出作品所以生成的内在地域文化诉求。地域文学的研究从外表看，是不同于文学史、作家作品研究的一个新问题，而内在则诉诸文学本质问题的深入探讨，所力求解决的方向仍旧是对作家作品的深入认识与探析，从这一点上看，仍旧脱不开文学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