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风俗对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将这种影响与 ‘时代精神’ 并列，突出到了 ‘艺术品的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的地步。尽管丹纳的观点在其后就受到了批评，今天看来也确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的片面中包含了部分真理，却是无可置疑的，而风俗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也许更为直接。”

这是我在《孤寂与熙悦：唐代寒食诗歌二重意趣阐释》一文开头的话，该文发表于1996年第2期《文学遗产》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我一度对民俗学，特别是民俗与诗歌的关系研究颇有兴趣，而且还曾准备将这方面研究扩展到唐宋两代诗歌。然而，因为师从钱仲联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缘故，学术方向逐渐转移到明清诗文，民俗与诗歌关系研究基本中断了。但我仍然关注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刘航和赵睿才两位学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专门研究唐代民俗与文学关系，写成了很好的论文，这让我感到欣喜。宋代文学研究者中也有不少专题性的研究成果，我基本都读过，也颇受启发。可以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是有学术追求和探索精神的，如果说我在较早的时候稍有发现，在唐代和宋代的几个学术视点上有一些即兴发挥，他们则进行了较为完整、形成体系的研究，使这个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了新层次。

在宋代文学与民俗的关系方面，我当年是从节日风俗和隐逸习俗入手的，虽然浅尝辄止，但已经感觉到宋代民俗现象更为丰富，与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可以讨论的问题更多，学术空间也更大。司马光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也许正是由于士大夫之精英阶层具有敏锐意识，宋代诗人中，对风俗“忽之”者是很少的，他们一方面问俗、知俗、正俗，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受到民俗的影响，成为宋代民俗史的一个部分。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就成为其民俗文化观的体现，也同时是其参与民俗活动的记录。仅就这两端而言，宋代民俗与诗人、诗歌的关系就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了。

更为复杂一些的是，宋代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倾向非常突出。这是从中唐承袭下来的，但中唐只是贵族精神消解、俗化意识肇端、生活形态发生某种转折变化之始，而宋代城市的繁荣发展使市民阶层扩大，也使城市文化中的世俗性增强，文人在城市民俗画卷中的位置较中晚唐文人显示度大为提高，色调也极为斑斓驳杂。因此，以诗歌文本为对象，描绘出这幅民俗画卷是颇有难度的。而城市只是社会空间的一个部分，更为广大的是城市以外的部分。哪里有人居，就有一方水土，就有一种民俗现象在。诗人，是一个具有混层性、流动性的群体，生活在城市以外空间或流动到乡村僻壤的诗人，他们接触或参与了更为丰富且具有差异性的民俗现象。这种丰富性与差异性涉及社会历史、文化地理、区域经济、族群文明等诸多学术问题，也许描述起来并不困难，但深入阐述却非易事。

或许正是因为宋代民俗与文人、文学的关系具有复杂性，至今专题性讨论很多，在宋代文化史专著中也有专门部分的论述，但限于眼力，全面研究的专著尚未多见。现在李黎博士将她的学位论文《宋代民俗与诗歌研究》加以修改并即将出版，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再复杂的学术工作总要有人去做，中青年学者要敢于迎接挑战，至少应该在最青春的学术年华找一个“硬”一点的课题，全面磨炼一下自己。

研究一代民俗与文学的关系，有不同的方法和思路：可以从民俗现象的类别入手；也可以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入手；也可以从典型性的问题入手；当然还可以从民俗诗学的角度展开讨论。这本书的总体构架分为上下编，上编以时、地、人为三个主要维度，展现宋代民俗诗歌的繁荣状况，并深入分析其原因。这个谋篇布局颇有些创意，作者能钩稽文献为证，将时、地、人三者贯通起来，在诗人的人生经历中写出民俗对其创作的影响，在诗人的行旅流动中纳入民俗的万般风景，颇有独到的见解。下编主要就靖康南渡以后社会生活、民俗世态发生变化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初看与上编不太接榫，细读后，感到如此处理倒也显现出南宋历史发生重大变迁后的“民俗与文学关系”的某种特殊性，可以看作上编的延伸与深化。这一部分写南宋时代商业发展、娱乐倾向、狂欢心态的“俗化”表现比较精彩，读来颇有兴味。

胡兰成在《中国的礼乐风景》一文中说，“礼乐是人世的风景，乐是风，礼是景致”。李黎在著作中是将“礼乐”与“民俗”区别开来的，我大体同意这个观念。不过，这里可以套用胡兰成的话：“民俗是人世的风景。”当然这片风景更民间化，更有中下层社会的具体实态，甚至更多底边文化的具象表现。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甚至“道在屎溺之中”，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民俗之“俗”与研究礼乐之“雅”，两者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鸿沟，而宋人的特点往往就体现在以俗为雅、以俗为美。所以，探讨宋代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就是求索宋人的精神世界新内涵，求索其“道”的新的表现形式。能够从形而下的描述臻于形而上的抽象表达，这需要文献支撑，更需要一定的理论思维素质，虽然作者在这方面还有努力的余地，但总体看来已经相当成功，而这正是我特别欣赏之处。

李黎是从四川大学博士毕业后进我校博士后流动站，跟从我进行研究的，一晃差不多两年时间了。进站后，她与其他博士、硕士研究生一起听课，随班参加课堂讨论。初期她总是远远地看着我，我对她了解也不多。时间一长，渐渐发现她在学术上有追求，也有一定的想法，功底也很不错。印象更深的是，她冷板凳坐得下来，苦吃得进去。对这样的中青年学者，你不会不逐渐产生好感、寄于期望。近两年，她的水平又有了较大提升，写出来的文字更具可读性，学术质量也明显提升。“重坐冷板凳，再吃一遍苦”，而后能不断成长，作为合作导师，我是深感欣慰的。

自从来到苏州大学，她的学术方向逐渐转到元明清诗文和地域文学研究了。这是学术空间的拓展，但我仍然希望她不要放弃对民俗与文学关系的多年研究，将前后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知识视野与学术面向。若能如此，则可以期待她写出更多佳作，为学界贡献更多成果。

是为序。

罗时进

2016年岁末写于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