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唐末至五代间是贵族时代进入平民时代的过渡期。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兴起，百姓的地位悄然改变，进入“平民发展”[1] 的时代。普通百姓的民俗生活日益受到关注，民俗诗歌兴盛于宋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学现象。而文学与民俗的交叉型专题研究则是一个“具有诱人发展空间的研究视角”[2]，因此，本书以民俗为切入点，研究宋代民俗诗歌的发展状况、民俗诗歌兴盛原因及对诗歌的影响。
早在周代，统治者就十分重视民俗，《礼记·王制第五》曰，“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3]《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曰，“天子省风以作乐”[4]，统治者选派官员观民风、察民俗，建立采诗制度。并且统治者还注重通过各种方式干预民风民俗，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例如，《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5]《荀子·乐论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6]《汉书·董仲舒传》：“变民风，化民俗。”[7]
而这种状况到了宋代达到一种新的高度。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异常繁荣，各种各样的传统民俗都被人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皇帝和各级官员还参与举办民俗活动，显示与民同乐之意，彰显太平盛世的景象。市民阶层的崛起也促进市民文化的兴起，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不同的社会风气和习俗，对于原来的习俗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宋代的官僚士大夫一直重视风俗的教化作用。司马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8] 又曰：“宫掖者，风俗之原也；贵近者，众庶之法也。故宫掖之所尚，则外必为之；贵近之所好，则下必效之，自然之势也。”[9] 所以，司马光重视社会风俗的培养，重视习俗上行下效的传播方式。他认为，要改变社会风俗，首先要正京师、宫掖的习俗。
正因为宋人重视民俗，宋人的民俗意识不断高涨，所以宋人民俗著作激增，史志著作、笔记随笔、家训著作都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民俗。与此同时，宋代诗人也用诗歌的形式反映民俗，宋代民俗诗歌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并且，因为宋代诗人具有明确的民俗意识，宋代民俗诗歌具有不同于前代民俗诗歌的特性，宋代民俗诗歌是以民俗作为主要创作对象的诗歌。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 民俗与礼俗、风俗之别
《说文解字》对于“民”的解释是“众氓也”。民俗一词的连用，较早出现在《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汉书·董仲舒传》：“变民风，化民俗。”这都表现统治阶级对于下层百姓习俗的引导作用。在宋代，民俗的含义也是指下层百姓的习俗。史浩曰：“今夫民俗之善，不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极则凿井耕田日用饮食而已。何有于君上哉？何知于礼节荣辱哉？唯夫士俗之善，则礼义廉耻由此而生。”[10] 其分“民俗”与“士俗”之不同，民俗的含义则特指下层百姓。现代民俗学也持这种观点，中国民俗学大师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并进一步说，“民间，顾名思义，是指民众中间，它对应官方而言。概而言之，除统治集团机构以外，都可称作民间。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广大中、下层民众”。[11] 另有一些外国学者如邓迪斯，认为民俗之“民”应该指“所有的人群”[12]，刘航先生在《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一书中采用“所有的人群”观点，她说：“这种认识诚然与唐人对于风俗的理解相距甚远，但拙作之所以择取民俗这一角度，乃是希望通过对中唐生活文化的考察，阐释中唐诗歌之嬗变。”因为许多诗歌反映朝廷或者各级州府机构组织参与的活动，如有时清明赐新火属于朝廷对于官员的礼遇，宫词中大量宫廷生活的描写等。这些是否属民俗诗歌？如果归于该文的考察范围，就涉及对于民俗之“民”的理解。刘航先生不得已而违背传统观念采用邓迪斯的观点，其实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笔者认为“民俗”之“民”主要指中下层百姓，“民俗”是中下层百姓约定俗成的习俗。但民俗活动的参与者不一定是下层百姓，也可能包括所有人。从民俗的形成来看，有的民俗是由于上层人士的提倡或者影响形成民间认可并参与的习惯，于是形成民俗。所谓“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13]（《礼记·缁衣》），如“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14]，说明上层人士的喜好对下层百姓的影响。再从民俗形成之后的影响看，有的民俗产生于民间，但是上层人士也积极参与，不能因为有上层人士的参与就把此民俗排除在外。还有一些民俗已经分不清楚产生之初是什么样的上下促进关系，但是却为社会各阶层所共同沿用遵守，如一些节令民俗等。所以，不同社会群体都可以参与民俗活动。本书所考察的民俗诗歌既包括反映中下层百姓所参与民俗活动的诗歌，又包括其他阶层参与民俗活动的诗歌。故而本书以“民俗诗歌”为题，其“民俗”的含义主要指中下层劳动者的民俗。
但所谓“民俗”不包括反映上层社会中的专有礼俗。礼俗，即礼仪与习俗，指婚丧、祭祀、交往等各种场合的礼节。传统的礼俗内容有冠礼、生辰、婚姻、祭拜、座次、丧葬等。 《周礼·天官·大宰》云，“六曰礼俗，以驭其民”[15]，中国古代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16] 的说法，所以中国的礼仪多为上层人士而设。但是，正如上文所言，统治者重视上行下效的教化作用，所以上层社会之礼仪也多为下层百姓所模仿，从而形成一定的习俗。一旦礼俗为下层百姓所习而形成风俗，自然属于民俗的一部分。司马光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17] 他的话说明由“礼”到“俗”的转化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内容仍然是皇室大臣专属的礼仪。例如，元日朝会、祭祀大典等。这些由皇室专门的礼仪官员负责，并形成一套严格的仪式。这些“礼俗”不属于“民俗”的范围。尽管在宋代诗歌中涉及这类朝廷皇室礼俗的诗歌也有很多，但宋代反映各种民俗的诗作，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由上层生活、朝堂礼仪向下层生活的转变。所以，本书的研究重点也在“民俗”研究而不在“礼俗”研究上。
中国传统“风俗”一词的使用范围很广泛，含义较为复杂。《孝经·广要道》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8]，其“风”与“俗”对举，互文则义现，所谓“风”者同于“俗”也。在其他先秦文献中“风”也有“俗”之意味，如《尚书·毕命》“世变风移”[19]，《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天子省风以作乐”，《吕氏春秋·音律》：“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20]，“风”与“俗”合在一起，也有风尚习俗之意，如《诗经·周南·关雎序》曰，“美教化，移风俗”[21]，《荀子·强国篇》曰：“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22] 则“风俗”连用，两句话的意思均为引导社会习尚向好的方向发展。强调声乐、教化与“风俗”的因果关系。
《重修玉篇》曰：“风以动万物也，风者，萌也，以养物成功也。”《康熙字典》引用《玉篇》解释“风”曰“教也”，《书·毕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孔传：“言当识别顽民之善恶，表异其居里，明其为善，病其为恶，立其善风，扬其善声。”[23]在这些解释中，“风”有自然界风吹动万物，养物成功的特征，引申为上层社会通过培植一种社会风气，来达到教化的目的。这里的“风”强调形成一种如自然风一样的，有上对下的引导作用的社会风气。所以后人也往往分开解释“风”“俗”二字。例如，《礼记集说》：“君上所化谓之风，民下所习谓之俗。”[24] 司马光在嘉祐七年（1062）上仁宗皇帝的《上谨习疏》中说：“上行下效谓之风，熏蒸渐渍谓之化，沦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25] 这样解释风俗，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经书多治理国家，管理民众之论，强调君王怎样培养社会的良好风气，强调管理者的作用，强调在社会习尚的形成中上行下效的熏染作用。例如，“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司马光关于风俗的解释也是为了强调上流社会的习气对于社会整体习俗的影响，他说：“故天子之令，必行于诸侯；诸侯之令，必行于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于庶人。使天下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26] 又说：“宫掖者，风俗之源也；贵近者，众庶之法也。故宫掖之所尚，则外必为之；贵近之所好，则下必效之，自然之势也。”[27] 上述例子尽管肯定上层社会在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中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只有达到“下效”之后，形成一定的习俗，才能称之为“风”。所以尽管分开解释风俗二字，但是不能否定“风俗”的合成意义仍然为习尚、习俗之意。
在汉代，因为地理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不同地区的人们习俗不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解释风俗的时候，重视风俗的地理特征。《汉书·地理志》曰：“凡民秉五常之性，而又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风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28] 东汉末年学者应劭认为：“风者，天地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29] 这样两种观点共同的地方在于，都认为由地理环境造成的习俗不同为“风”，由社会因素造成的习俗不同为“俗”。但是，其“风俗”连用也就包含所有因素造成的习俗之不同。张亮采认为：“风俗乌乎始？始于未有人类以前。盖狉榛社会，蚩蚩动物，已自成为风俗。至有人类，则渐有群，而群之多数人之性情、嗜好、言语、习惯，常以累月经年，不知不觉，相演相嬗，成为一种之风俗。”[30] 所以现代社会解释“风俗”，认为其是“历代相传积久成习的风尚、习俗”（《辞海》），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现代汉语词典》）。
所以风俗一词，在古代与民俗一词在词义上是相通的，但是使用时有所偏重。其一，因为重视教化，所以“前人观察风俗，其眼光所注射，不外奢俭、劳逸、贞淫、忠孝、廉节、信实、仁让等方面。而尤以去奢崇俭，教忠教孝为改良风俗之先著。历代帝王之诏令、士大夫之训诫，每兢兢于此焉”。[31] 其二，因为重视不同地域民俗之不同，所以在使用范围上风俗多用于地域习俗之不同。正因为“风俗”的含义有所偏向，所以本书题目舍“风俗”而取“民俗”。
二 关于民俗与诗歌
诗歌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的文学体裁，也与民俗的关系密不可分。诗歌自产生之初，就显示与民俗的关系非同寻常。周代的采诗制度直接促成了《诗经》的产生，《诗经》中的诗歌，尤其是“风诗”，直接来自民间的歌谣，反映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婚姻、信仰等方面的民俗。先秦时期文人创作的诗歌中屈原的大量诗歌也反映楚地祭祀等民俗。西汉时政府建立专门的官署——乐府，负责制谱度曲、训练乐工、采辑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作为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之用。汉乐府诗歌为读者呈现一幅汉代的民俗画卷。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同样是南北迥然不同社会民俗的明证。到了唐代，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直接推动诗歌与民俗的结合；刘禹锡的《竹枝词》反映诗人向民歌学习诗歌描写民俗的倾向；柳宗元被贬南方，写了大量反映当地生活民俗的诗歌。
宋代社会经济繁荣，宋人的民俗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宋代文人具有浓厚的民俗意识，所以这种诗歌与民俗相结合的传统被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诗歌与民俗的关系更加密切。许多诗歌不仅把民俗作为记人叙事、抒情达意的背景，还有不少诗歌本身就以描写民俗为目的，或者表现不同地域的不同民俗，或者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习俗，或者表现此时代不同于前代的民俗等。例如，范成大的《腊月村田乐府》以其客观的民俗描写树立起民俗诗歌的典范，说明民俗已经成为各类诗歌题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研究民俗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宋代诗歌，从诗歌中挖掘民俗成分[32]。但是很少有文学研究者把目光投向民俗题材的诗歌研究，也很少有文学研究者从民俗视角关注宋代诗歌。而宋代诗歌与民俗的关系十分密切，离开对于民俗题材诗歌的研究，对于宋诗的研究将是不全面的。本书把“宋代民俗诗歌”作为考察对象，加以具体研究，并通过这些民俗诗歌看诗人的民俗意识。反过来，理解诗人的民俗意识，亦有助于研究民俗诗歌。
三 关于民俗诗歌
“民俗诗歌”是以诗歌的题材作为诗歌的分类标准。此种诗歌分类方法出现很早，萧统《文选》把诗歌分23部，就是以题材为划分标准的。初唐的《李峤杂咏》也是以题材为标准的。顾陶的《唐诗类选》从题目可知也是以题材分类的，与《艺文类聚》相似，均以“类”划分诗歌。在宋代，《文苑英华》收编180卷诗歌，也是以类相从。单个诗人诗集的题材分类，如王十朋编写的《东坡先生诗集注》分苏轼诗歌为纪行、游览、古迹、咏史、述怀、书事等。由此可见，在宋代，诗人的题材意识增强。现在学界对于诗歌的研究也有按照题材进行分类研究的，如咏物诗研究，咏史诗研究，节令诗研究等，且各类诗歌研究均已成熟，民俗诗歌的研究相对较新，应该引起学界重视。
而到目前为止，关于民俗诗歌的定义，学界仍在讨论之中。《唐代民俗与民俗诗》一书认为：
我们说唐代民俗诗，是从其表现了某种民俗事象这一点来说的，它既不同于民俗学教程，也不同于民俗笔记小说，专门记载某一民俗物征、源流、传承、变异等等。作为诗歌，它有其自己的特点，民俗的内容是通过具体的形象而表现的，我们则从具体的形象中，把它抽象和概括出来。从我们所选的诗来看，表现民俗形式主要有几方面特点：（一）直接描绘某一民俗事象。……（二）在“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中反映出一定的民俗。……（三）诗的特殊手法的运用，表现一定内容。……（四）诗人在表现某种思想感情时，融合进某些民俗事象。[33]
王政先生认为：
我国古代各地风土民情、俗信事象以及习俗观念，一旦进入诗人们的创作视野与艺术描写，成为诗语、诗境、诗象、诗意等诗篇的构成因素，便不应将之排除在民俗诗研究之外。或许可以这样说：民俗诗应以古代民情风习、俗信事象与文人“诗思”间的互渗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核心研究对象，兼及这种关系所连带的各种俗事源流与“诗艺”内涵；研究者要拓荒的是我国传统诗学智慧中诗与民俗文化交叉的那一块。[34]
吴邦江先生认为，“民俗诗以诗歌记载或表现民俗生活、民俗活动和民俗事象”。笔者认为，《唐代民俗与民俗诗》重点突出了民俗诗歌的表现形式，王政先生突出了民俗诗的研究对象，都不能说是民俗诗歌的定义。笔者比较赞同吴邦江先生的观点，简单说来，民俗诗歌是以民俗，包括民俗生活、民俗活动和民俗事象、风土民情、俗信事象及习俗观念等为创作题材的诗歌。但关于民俗诗歌的范围还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诗歌反映民俗，其中“反映”的含义有主动反映与被动反映的问题，即一种情况是作者的主观目的在于反映民俗，另一种情况是作者的目的不在于反映民俗，但是后来的读者却从诗歌中看到了当时的民俗。例如，《唐代民俗与民俗诗》中选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该诗尽管反映当时以茅草作为房顶的民俗，但作者笔下的茅屋却不是以一种建筑习俗出现的。笔者认为，民俗诗歌首先是指那些作者明确以民俗为写作对象的诗歌，即使这些反映民俗的部分在诗歌中分量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而那些作为一般社会情况或现象的诗歌，即使其中有个别地方能够反映民俗，但是因为作者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此，笔者认为其不是民俗诗歌。如宋代诗歌中有大量的饮食类诗歌，如果该食物不是作为一种饮食习惯出现在诗歌中，那么，该诗就不属于民俗诗歌，不属于本书的考察范围。
其二，一般的人类生活活动与民俗活动的区分。例如，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属于人类所共有的生活活动，如果没有一种特定的仪式，没有大家要遵守的习俗，它只属于一般的人类生活的必需。而在这种活动中，一旦加入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之类的婚姻礼节，加入洗儿、周晬之类育子民俗等，就为人类生命本身的活动添加一些民俗的外衣。那么，民俗诗歌反映的是人类活动的外在的民俗形式，而不是反映一般的人类生活活动。例如，写结婚仪式的诗歌属于民俗诗歌，而仅仅表达结婚愉悦之情的诗歌就不属于民俗诗歌。
其三，一些诗歌尽管创作于民俗活动中，但是诗歌的内容是在特定环境中作者的言语，如催妆诗、洗儿诗、挽诗等。笔者认为，关于此现象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果其中反映了具体的民俗，或者对某一具体民俗发表看法、抒发感情，则属于民俗诗歌；如果只是表达特定场合中对于他人的祝福、期望、哀思等，则不属于民俗诗歌。
四 学界关于宋代民俗诗歌的研究现状
在诗词领域开展的民俗研究，就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各个时段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先秦时代距离我们最为久远，民俗的隔阂已经造成了读者的阅读障碍，正因为如此，学者对于先秦时代的民俗研究最为广泛。以《诗经》为例，关于《诗经》中的服饰习俗、婚恋习俗、生产习俗、祭祀习俗等都有了专门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如若不然，后来的阅读者将很难把握《诗经》诗歌的文化内涵。因此，可以说这也是文学研究的需要促成民俗研究的繁荣。
唐代诗歌领域中民俗的研究也是很突出的。较早的有何立智等人选注的《唐代民俗和民俗诗》，该书按照生产民俗、消费民俗、社会民俗、节日民俗、信仰民俗、游乐民俗、边塞民俗的排列方式，选录了一些诗歌来分析说明当时的民俗状况。刘航先生于2004 年出版了《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该书“从风俗诗兴盛于中唐这一引人注目的现象入手，从风俗角度观照中唐这一诗歌史上由唐音转入宋调的关键时期，在努力挖掘风俗诗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基础之上，力求准确地把握中唐的时代精神，寻绎中唐诗歌嬗变的轨迹及其缘由”[35]。换句话说，该书是以民俗为切入点，探究诗人是如何利用民俗这个主题来进行诗歌创新和突围并造成中唐诗歌嬗变的。赵睿才先生出版了《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36]，该书采用“互证法”研究唐代民俗与诗歌，他在《导论》中解释说：“以唐诗印证唐代民俗，以唐代的风俗诠释唐诗。”该书从服饰、饮食、居行、婚姻、丧葬、祭祀、节令七个方面探讨唐诗与民俗的关系，着重表现唐人的时代精神。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民俗视角下的唐代诗歌》[37]《试析杜诗中的唐代节日民俗》[38]《略谈唐四诗人诗中的民俗风情》[39] 等。可见，唐代的文学与民俗的结合研究也是蔚为壮观。
而在民俗与诗词的结合研究方面，宋代部分只有较少著作出现。1994年，程伯安先生就甄取苏轼的诗歌，编写《苏东坡民俗诗解》。该书从民俗学角度来研究苏诗，全书精选苏诗百余首，按照民俗学的分类方法，将全书分成岁时篇、生产生计篇、衣食住行篇、婚丧寿诞篇和祭祀占卜篇五大类，逐一评说。乌丙安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这部《苏东坡民俗诗解》的出版，不仅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有价值，而且具有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史的意义。”[40] 童庆炳认为该书“另辟蹊径”，是“一种创造性研究”[41]。但是，该书是以分析单首诗歌所反映的民俗现象的模式进行的，和《唐代民俗和民俗诗》的研究模式类似。二者可以代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民俗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就在2010 年，又有关于民俗与诗歌研究的新书出现，即《宋代民俗诗研究》，作者吴邦江先生，该书是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民俗与诗歌”的课题研究成果。该书“采用双向研究方式，不仅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研究诗歌，而且从诗歌的角度来研究宋代的民俗”[42]。在体例安排上，该书按照建筑、婚恋、饮食、农事、节令分类说明宋代各类民俗诗歌的状况，各自为一章，在每一章中首先介绍该类诗歌的源流演变，其次介绍其史学价值和民俗学价值及审美价值。附带提及，近年黄杰先生把宋词与民俗结合起来出版了《宋词与民俗》[43]，《宋词与民俗》从民俗角度切入，论述宋词与节序民俗、礼仪民俗、花卉民俗、宴饮民俗的关系，其实也是采用词与民俗互证的方法。诗词一家，词学的研究同样可以作为诗学研究的参考。
以上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用诗歌民俗互证的方法研究诗歌或者探讨诗歌的史学、民俗及美学价值，这样的研究仍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方法终究只是在诗歌的外部打游击，研究范围在诗歌与民俗的交叉地带。笔者认为，文学的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于文学本身。
五 本书研究思路
传统研究民俗与文学关系的学者往往以《民俗视角下的 × ×诗歌》为题，用民俗学的眼光去观照诗歌中呈现出的民俗事象及民俗观念等。本书不同于这类研究方式，而是研究宋代民俗诗歌自身的特点及宋代诗人如何以自己所见所闻的民俗作为诗歌的重点反映对象，并分析宋代民俗诗歌中呈现出的诗人自身对于民俗的主动观照以及诗人的世俗情怀。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侧重两宋的整体研究，以宋代民俗诗歌为研究对象；下编聚焦南宋，以民俗的视角重点考察南宋诗歌嬗变。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民俗，不同地域有不同地域的民俗，不同社会群体也有不同社会群体的民俗。甚至同一种民俗，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或者不同社会群体中表现形式也会有所差异。而这些民俗的差异变化促使诗人用史学去记录、用文学去表现。地域、时代、社会群体提供了考察民俗研究纵横交错的三种维度，现代的民俗学者往往以这样三种维度去研究。其实，今古相通，察己可以知人，古人并不异于今人。宋代诗人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异地民俗，以亲切的目光关注着农人的民俗，以艳羡或对比的目光思考商人与其他阶层的习俗，以自我参与的方式记载那个时代发生着的民俗，当然也对那个时代的民俗有自己的思考。所以，宋代诗人在关注民俗的时候也会注意到民俗的地域之别、社会群体之异以及时代之变。与之相对应的宋代民俗诗歌分为反映地域的民俗诗歌，反映社会群体的民俗诗歌及反映时代的民俗诗歌。因此，本书上编前三章分别论述宋代的地域民俗诗歌、社会咏“人”民俗诗歌及咏“时”民俗诗歌。同时，通过这样的研究，也有助于发现不同地域的民俗在诗人心中引起的感慨，发现诗人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观察和认识，发现时代的风貌及时代的变化在诗人心中留下的影子，也有助于探究各种不同的民俗诗歌繁荣的成因。
上编第四章分析宋代诗人由于民俗意识的高涨，在各类诗歌题材中注入了民俗的成分，促使各类文学与民俗的结合，使传统题材诗歌获得新发展。在旅行中关注民俗，促进纪行诗的民俗化；在田家诗中关注田家的民俗生活，促进田家诗歌的民俗化；咏物诗歌多选择民俗之物，并且其他咏物诗歌也注意与民俗的结合，促进咏物诗歌的民俗化。
宋代民俗诗歌之所以不同于前代而凸显出来，是因其自身特有的特点。由现象到本质，故而上编第五章在前面三章对于宋代民俗诗歌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宋代民俗诗歌的四个典型特征，即民俗主体化、人物具象化、风格俚俗化、民俗诗意化。这四个特征互相交融，使宋代诗歌展现出区别于前代民俗诗歌的特性，使其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
由表及里，故上编第六章从诗人自身因素深入分析宋代民俗诗歌繁荣及形成自己独特风貌的原因。因为在前面已经就每一章节的论点进行一定的原因分析，因此，本章重点在于进一步补充，更深入探讨诗人的官员之眼光、文人文学自觉之精神，以及诗人之眼光对于民俗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
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宋朝以靖康之变、宋王朝南渡为转折点，分为北宋和南宋。宋代文学及宋代诗歌也随之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南宋诗歌与北宋文学既一脉相承，又有很大的区别。在南宋时期，随着宋王朝及大批士人的南迁，带来了不同民俗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诗人因为流寓他乡，对于这些民俗变化感受更加深刻。随着“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斗争，官僚士大夫宦海沉浮，有时被远远地贬谪远方，士大夫看到不同于中原的民俗文化，往往用诗歌、笔记等形式记录异乡的民俗。在南宋末期，南宋的半壁江山也难以保存，在爱国爱家精神的激励下，诗人的家园意识更加浓烈，家园面临不保的局面，而诗人对于家园文化及家乡民俗资料的保存意识更加急切。在宋代，尤其南宋时期，史志、民俗笔记等民俗著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诗人对民俗的关注影响了诗歌的主题，使以民俗为主题的诗歌大量涌现。
下编聚焦南宋，重点以南宋诗歌为考察研究对象。下编第一章首先分南宋为南渡时期、中兴时期和晚宋时期，细致分析南宋不同时段的民俗诗歌创作状况。第二章则转换视角，不从诗歌的发展角度看民俗题材的逐渐繁荣，而是考察民俗题材的繁荣对于诗歌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在民俗视角观照下，发现南宋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化，农民、市人、儿童、游人成为表现对象；其二，在民俗视角观照下，发现南宋诗人带着审美的眼光，审视常常被诗人厌恶的市场和市声。
下编第三章、第四章进一步分析南宋民俗诗歌繁荣的原因。南宋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审美意识。第三章从民俗审美化谈起，从世人生活应酬、节日习俗、商业习俗三个方面的审美追求说明了民俗诗歌的繁荣。
靖康之变以后，南宋时期社会的高雅情趣不断消退，以此相随的是世俗情怀、庸俗思想的滋生。南宋时期白热化的党争使诗人对政治心存畏惧，人们的目光不由从匡时济俗转向身家的利害得失，由高尚转向庸俗。在朝廷不思进取的思想影响下，南宋人的偏安心理严重，也同时滋生了享乐之风。所以，南宋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世俗的精神。在诗人世俗精神的追求下，宋代的诗人日益关注民俗，呈现出对于民俗的主动关注。所以，下编第四章重点深入诗人内心，探讨诗人世俗化心态，包括其尚奇心态、家园心态与南宋民俗诗歌繁荣的关系。
[1].此观点来自19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中国历史应该划分为——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为上古时代、从后汉后半期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期为中世、唐末五代为第二过渡期；宋元和明清分别为近世前期和近世后期。见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中国上古史绪言》，夏应元选编并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宋代近世说”的提法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等。内藤湖南所说的“平民时代”的形成时间界定在宋代以后：“从宋代就是平民时代。……而到明清，平民精神就至此又盛行，怎么也回不到昔日的贵族时代。这就是在所谓近代的要素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平民发展。”见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东京：弘文堂书房1948年版，第149—150页。
[2].王水照先生在第七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致闭幕词说：“我们的文学研究观念新时期以来有了根本性的转换，从摆脱文学是政治附庸的长期桎梏、提倡回归文学本位以来，学者们又发现单纯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径的局限，于是兴起了一股 ‘交叉型专题研究’ 的热潮。就宋代文学研究而言，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党争、文学与地域、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这五个方面取得的成果更为突出，或可称之为 ‘五朵金花’。当然，还有其他角度，如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民俗等。这些都是具有诱人发展空间的研究视角。”见刘扬忠、王兆鹏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10—2011》，武汉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3].（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28页。
[4].（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97页。
[5].（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五，《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8页。
[6].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十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1页。
[7].（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9页。
[8].（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73页。
[9].（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5页。
[10].（宋）史浩：《尚书讲义》卷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锺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绪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2].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Dundes,Alan）在为《世界民俗学》中译本所写的序言里说：“我希望研究者们从我的书中，了解到 ‘民间（folk）’ 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农民或无产者，所有的人群——无论其民族、宗教、职业如何，都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民间，并具有值得研究的相应民俗。”见［美］邓迪斯《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1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五，《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8页。
[14].（清）王先慎撰，锺哲点校：《韩非子集解》，《韩非子·二柄》，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2页。
[15].《周礼·天官·大宰》：“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二曰法则，以驭其官；三曰废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位，以驭其士；五曰赋贡，以驭其用；六曰礼俗，以驭其民；七曰刑赏，以驭其威；八曰田役，以驭其众。”（汉）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正义》卷二，《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6页。
[1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曲礼上》，《礼记正义》卷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49页。
[17].（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18].（宋）邢昺注释：《孝经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2556页。
[19].（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5页。
[20].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3页
[21].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9页。
[22].（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十一，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303页。
[23].（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5页。
[24].（宋）卫湜撰：《礼记集说》卷九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26].（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27].（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59页。
[28].（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29].（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页。
[30].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序例》，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1].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序例》，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2].目前，关于宋代民俗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姚灜艇先生的《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柯大课先生的《中国宋辽金夏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朱瑞熙等著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陈高华、徐吉军主编，徐吉军、方建新等著的《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萧放先生的《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2002年版。
[33].何立智等选注：《唐代民俗和民俗诗》，语文出版社1993年版。
[34].王政：《关于建设中国古代“民俗诗学”》，《文艺研究》2011年第10期。
[35].见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提要》，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36].《唐诗与民俗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7].刘果：《民俗视角下的唐代诗歌》，《求索》1995年第2期。
[38].李霞峰、李桂英：《试析杜诗中的唐代节日民俗》， 《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2期。
[39].吴在庆：《略谈唐四诗人诗中的民俗风情》，《南平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40].程伯安：《苏东坡民俗诗解》，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
[41].见《〈苏东坡民俗诗解〉评介》，《咸宁师专学报》1994年第8期。
[42].吴邦江：《宋代民俗诗研究·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3].黄杰：《宋词与民俗》，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