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地域文化视阈下的宋词研究

文学创作的地域差异，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古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地理环境对人的心理、性格、气质以及民风民俗、审美风尚的濡养作用，《荀子·儒效》篇有“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糜使然也”之言，即指出所处的地域文化对人的性格、行为习惯的影响。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其所处的环境也必然会对其创作产生影响。从史书中的地理志、地方志中由自然地理及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论说，到文学批评中的相关论著，探讨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由来已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7]指出山水风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屈原的文学成就即得于楚国江山景物之助。魏征《隋书·文学传序》则注意到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影响到六朝南北文学风格：“江左宫商发越，贵于轻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8]将南朝、北朝文学传统的差异归结为“轻绮”和“气质”的对立，这是受地域因素的影响而使文学呈现不同的特质。

文学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古人早就认识到，但是以地域作为文学研究的视角，则是近代的事情。1905年，刘师培先生发表了《南北学派不同论》，其中“南北文学不同论”一章，从声音、水土等角度论述了南北文学的不同点，论及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刘先生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9]刘先生也指出南北文学互相渗透的特征。之前对“地域文化—文学”之关系的探究都是只言片语式的论述，刘师培的这篇文章标志着地域文学研究进入理性研究阶段，稍后汪辟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都探讨过地理环境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如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指出：“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成派。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尤焉。”[20]并将清末之诗按地域分为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西蜀六派。

1990年，袁行霈先生根据他在日本讲学的讲稿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一书，其第三章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袁先生指出：“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21]在该书中，袁先生认为地域性包括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某些文学体裁是从某个地区产生的，在它发展过程的初期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地区的特点；其二，不同地区的文学各具不同的风格特点。[22]他还指出，中国文化的地域性，东西的差异不如南北差异那么明显。政治中心、交通枢纽、经济繁荣地区易成为文学中心，袁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以后的地域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代文人的地域文化意识较前代有所增强，主要表现在：一是宋代方志的大量出现，其数量远超前代，亦引领后来者，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见于著录的宋代方志600多种，数量上远胜唐代。诸多的宋代方志除记载地理民情之外，还特别关注各地的文化。二是宋人习惯于以地域来划分学派和文学流派，如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关学、闽学、永嘉学派，文学中的江西诗派、永嘉四灵等。三是宋人对编选地域性文学总集、选集充满热情，如孔延之编的《会稽掇英总集》、朱熹编的《南岳唱酬集》、李庚等编的《天台前集》、林师蒧等编的《天台续集》、林表民编的《赤城集》等。

宋代文人地域认同感的强化密切了宋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宋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个案的分析，[23]其中王水照先生的研究成果《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首次将文人群体活动与地域文化相结合进行考察，[24]论述了以钱惟演、谢绛为首的北宋洛阳西京留守府僚佐文人群体活动与洛阳地区的地域文化、自然环境的关系，对文人群体活动与地域文化关系的考察具有开创的意义。

就宋词领域而言，唐圭璋先生的《两宋词人占籍考》开启了对宋词的地域性研究，文中运用历史地理学中的地理分布理论来研究两宋词人的占籍，“考两宋词人之籍历，按省分列，藉以觇一代词风之盛，及一地词风之盛”[25]。对词学的地域性研究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同一时期的宛敏灏先生亦有意识地以地域为范围来研究词，他以词人占籍为限定，撰写了的一系列以“休、歙宋人之能词者”为对象的研究论文。[26]此后以地域为视角研究词学者，有日渐增多之势，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从地域视角研究宋词的文体特征。如清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中就曾指出南方地理环境对南宋词风格特征的影响：“予尝谓南宋词家，于水软山温之地，为云痴月倦之辞，如幽芳孤笑，如哀鸟长吟，徘徊隐约，洵足感人。”[27]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词体特征，提出了“词为南方文学”的论断，“唐宋词在其整体上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南方文学特色，它所呈现的主体风格是属于‘柔美’类型的”。“唐宋词人大多数都是南人和在南方久逗过的人。”[28]研究中不仅关注词人的籍贯，同时也强调词人的履历对词创作的影响。金诤的《宋词综论》着重从历史上南北经济文化变迁及地域文化特点等方面阐述词的体制风格特征和源流发展演变过程，指出“词是一种典型南方文化风情的文学体裁”[29]。

二是对宋代词人地理分布的研究。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撰写的《诗的地理》《中国文化地理》两书，对这一时期的地域文学研究有较大影响。《中国文化地理》中第一章“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对唐代诗人、北宋词人和宋代诗人地域分布进行了定量分析。[30]王兆鹏先生《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一文，通过数量统计，对宋词作者的地域分布和时代分布等状况进行了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宋词的作者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宋词作者80%以上是南方人，78%的作品是南方人写出来的。“宋词作者地域分布的密集区是在南方的浙江（含上海）、江西、福建、江苏、四川、安徽和北方的河南、山东八省。这南北八省的词作者共有813人，占作者总人数的92.4%；其词作量为16774首，占作品总量的93.5%。几乎可以说宋词并不是‘宋代’全境的人写出来的，而是宋代八省的人写出来的。”[31]钱建状《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的新趋势》一文以南渡词人的分布为研究对象，探讨宋室南渡所导致的南宋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格局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因南中国文学生态变化而导致南渡文人文化心理的变化及其词作意象的更新。[32]

此外，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叶忠海《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综合研究》等论文也涉及对宋代词人的地域分布的研究。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文详细探讨了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分布格局、分布重心、分布成因和分布规律问题；[33]叶忠海《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综合研究》一文从自然地理因素、政治区位因素、社会安定与开放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方面着重考察了南宋以后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原因。[34]

三是地域与词创作关系之研究。夏承焘先生的《西湖与宋词》，将空间限定在著名的景点西湖，专论宋代的西湖词。[35]唐圭璋先生的《唐宋两代蜀词》，以唐宋蜀地词人的创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于具体的地域与词创作的关系。[36]近几年来，将宋词置于地域空间维度下的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如：王毅的《南宋江西词人群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对南宋江西词人重要群体的酬答唱和活动予以考察，并从江西地域文化的角度对词作的发展特质给予一种文化上的观照；薛玉坤《宋词与江南区域文化——人地关系的视角》一书，运用区域文化视角，将唐宋词置于江南文化的视域下进行审视，并选取了金陵、镇江、苏州、湖州、杭州等江南文化中心区进行个案分析；[37]陈未鹏的《宋词与地域文化》从地名、自然层面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传统的地域文化等角度对宋词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加以审视和诠释，探讨了南渡、北行、贬谪三种情况引发的地域文化的转换变迁对宋词创作的影响，并以江西词人群体为例，探讨地域文化对词人群体的形成、发展的影响；[38]马俊芬的《宋词与苏杭》（苏州大学，2011年）将苏杭的现实影像与宋词中影像加以比照，从时空角度再现了词人在苏杭的行踪，论述宋词与苏杭的相互影响；姚惠兰《宋南渡词人群与多元地域文化》一书采用文学地域性的研究视角，具体考察了南渡时期浙江、江西、福建、岭南等地词人群体的活动与创作情况；[39]台湾学者林佳蓉的《杭州声华——以张镃家族、姜夔、周密之词为探讨核心》，以张氏家族成员张镃、张枢、张炎以及词友姜夔、周密等人的杭州词为探讨文本，分析词中书写的杭州城市景象以及杭州词中的表征意义，亦为探讨南宋浙江词地域色彩的一种实践。[40]

探究地域与词人创作之关系的单篇论文如：刘荣平《论宋末元初江西词人群》[41]、高利华《宋季两浙路词人结社联吟之风》[42]、谢皓烨《论宋末元初浙江词坛的审美取向》[43]、李精耕《论南宋江西遗民词人群体形成的原因及其特质》[44]，等等。

以上学术界以地域为视角的研究，涉及两个概念，即“地域文学”与“文学的地域性”，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地域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空间性（某一区域或某一空间范围内的文学），而‘文学的地域性’不仅强调这种空间性，更强调空间性给文学所带来的影响。因此，研究‘文学的地域性’首先要关注的不是它的空间范围，而是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关注文学与地域之关系以及地域给文学所可能带来的影响；而研究‘地域文学’则必须首先限定空间范围，然后再研究此一范围内的文学的表现和特征，尽管在讨论其表现和特征时也会涉及到地域性问题，但显然这不会是它唯一应关注的问题。”[45]词这一体裁的南方地域特色、词人地理分布的研究皆可归于“地域文学”研究范畴，目前，“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正成为词学研究的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由地域所造成的词学创作在内容与艺术取向方面的差异性。群体词学交往中的创作与个体的创作相比，因群体互动中的暗示、模仿作用，在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趋同性，而这种趋同性的一个显性表现就是对群体酬唱之场域空间的背景文化的关注或认同，并将之融入词的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