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经济危机及美英法的远东政策

（一）世界经济危机对美、英、法三国的影响

1929年10月29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二”[2]），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对美国影响巨大——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真实GDP下降了30%，失业率达到20%[3]。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甚至被民众称为“饥饿总统”。在1930—1933年，美国银行存款额损失高达250亿美元。农业总收入也从120亿美元下降到50亿美元。1932年，据当时粗略估算，美国25 %的劳力资源在失业状态，就业人数中还有1/3或遭削减工资或缩短工时，或两者兼而有之。[4]从危机前最高点的1929年5月到危机中最低点的1932年7月，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相当于1905—1906年的水平，倒退了26年。[5]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锐减。1929年美国的出口总值是52.41亿美元，进口总值43.99亿美元；1930年分别下降为38.43亿美元和30.61亿美元；1931年又降为24.24亿美元和20.91亿美元；1932年进一步降到16.11亿美元和13.23亿美元。[6]这也直接导致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财政赤字严重。图2—1展示了1926年至1932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receipts）、支出（expenditures）、赤字（deficit）或盈余（surplus）情况[7]。

从图2—1可以看出，在中间曲线支出中，1928年美国财政支出为25%，在最下面的收入曲线中，收入有30%；而到了1932年，美国的财政收入只有19%，而支出达到50%。

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美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对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一次世界规模的经济大危机。殖民地大国、与美国经济发展联系密切的英国也很快卷入了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从1929年的最高点到1932年的最低点，英国工业生产仅下降了32%，远低于美国，但还是损失惨重。尤其是主要工业受到严重冲击，钢产量下降46%，生铁产量下降53%，纺织品生产下降2/3，煤产量下降1/5，失业严重。据统计数据显示，1930年英国失业不断呈现上升趋势。“1月份，失业人数是1520000人；4月份，1761000人；7月份，2070000人；10月份，2319000人；而到了12月份，失业人数达到2500000人。”[8]对外贸易的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第一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危机。“英国的财政危机变得严峻，从7月15日到月底，英国银行正以每天损失2500000英镑的代价而维持金本位。”[9]这使英国最终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和金本位制，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英镑也大幅贬值。

经济危机给法国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1931年9月至1932年4月，法国工业生产下跌70%。请看1929—1932年4月法国主要工业下降情况图（图2—2）。[10]

从图2—2可以看出，在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期间，法国当时的主要工业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降，比如，建筑工业下降了55.6%。特别是传统的轻工业部门，受危机的打击程度更严重。比如，1932年法国轻工业比1928年下降了64%。工业的整体生产在1935年落到谷底。据估计，这次危机使法国的工业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11]经济危机给法国带来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首先，危机激化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危机期间，法国失业人数大量增加，1932年失业人口达到26万人，1935年增加到42.6万人。广大人民群众为改善生活状况，反对政府和资本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后果，并与其展开了顽强斗争。其次，危机使法国政局极为不稳，从1929年11月塔迪厄第一次组阁到1935年5月议会选举，因无力应付经济危机，法国共更换了8届内阁，每届平均任期不到4个月。1933年10月，德国为扩整军备，宣布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1934年4月，法国外交部部长巴尔都照会英国政府，提议共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英国政府对此反应冷淡。在这种情况下，巴尔都转向积极与苏联结盟，以把苏联拉入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东欧一些国家建立的条约体系之中，但巴尔都10月9日在马赛被民族主义分子刺杀。巴尔都死后，法国开始实行绥靖政策，主要代表是法国总理赖伐尔（Laval Pierre）。

（二）经济危机背景下美、英、法的远东政策

1.美国的远东政策

由于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问题和经济下滑，加之美国长期光荣的“孤立主义”的影响，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的经济恢复、解决失业问题等方面，对外则采取孤立主义政策[12]。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总统胡佛也采取了一些传统的积极政策和措施进行应对，但收效甚微。而在远东外交事务方面，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抢占中国的行为，当国务卿Stimson打算通过经济制裁来恐吓日本退出中国东北时，胡佛却害怕这种行动仅仅会进一步加强日本的军事行动，决定对日本采取提供经济援助的措施来帮助日本渡过危机，从而让日本放缓在东亚的扩张[13]，这是一种典型的“绥靖政策”。1933年，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新政”。其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改革（Reform）[14]。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对失业进行救济，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罗斯福总统领导的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把资金大量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和失业救济上，到1939年，美国联邦的财政收入真正用到此类项目的比例达到76.5 %[15]。

在对华政策方面，日本对中国大肆进行侵略，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并进而称霸亚太地区，这无疑是对“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建立的远东国际政治秩序的猛烈冲击，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势力的严重挑战。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初期，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詹姆森多次向华盛顿报告日军进攻情况，并说明日本的行动是蓄谋已久地、精心地、有步骤进行的，违背了非战公约签字国应负有的义务。但由于日本的侵略范围还仅限于东北诸省，而东北长期以来是日本和沙俄（此时是苏联）争夺的势力范围，美国在东北投资较少，故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对美国的经济危害不是特别大。加之，日本一再以反苏反共面目示人，并给美国等国造成日本即将进攻苏联的假象。因此，美国反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并不强硬。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和国务卿史汀生对“九一八”事变的基本看法是：其一，美国在华利益没有因为事变受到威胁；其二，事变既非日本文官内阁所策划，也未曾得到它的默许，它与币原外相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16]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比较一致的所谓“不干涉”和保持“中立”的绥靖政策。比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1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公开发言称：“假如日本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侧翼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给我们恢复在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17]美国国务卿史汀生24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同文照会，要求两国保持克制，避免用非暴力手段而应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来解决争端。针对日本进犯锦州，美国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国务卿史汀生指责日本扩大侵略的行为，认为这是日军破坏凯洛格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932年1月7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照会。主要内容是：凡是以损害美国的条约权利及其在华公民，损害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或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或损害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新情况，美国不能也不拟予以承认。[18]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把侵略方向指向中国关内，直接危害美国在华利益。美国东亚政策的侧重点已不仅是不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美国不仅强调国际条约的基本原则，而且包含制约日本侵略的因素，反映出美国对东亚政策有了新认识和新举措。美国开始向中国增兵。1932年1月31日，美国海军亚洲舰队7艘军舰调往上海，又派1400多人增援上海。并暗示，如果日本继续违反上述国际条约，美国将考虑增强在菲律宾等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力量[19]。尤其是1934年后，随着德国法西斯集团和意大利法西斯在西方的崛起，日本法西斯在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进而朝中国华北地区伸出魔爪，英、美、法等国家的态度有较大的改变。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对外联络处处长羽英二发表关于独占中国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在英、美等国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华盛顿合众社评析认为是“在远东事件中系二十一条要求以来最重要一幕”[20]，反映出美国与日本在华矛盾的加剧，但是美却相对比较谨慎。美国在华利益虽较以前有所增加，但国会中“孤立主义”一直占据上风，因此英、美、法政府保持相对沉默，只让媒体出面表示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对华侵略的嚣张气焰。

当然，在经济上，美国还是比较关注中国经济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采取措施，抛弃金本位制度，向中国等用银国家转嫁危机——大肆购买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外流严重。大量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当时人心恐慌、外贸严重入超、银根紧张、市面周转不灵、通货不足和物价下跌。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1935年11月3日，中国政府颁布《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实施新货币政策命令及章程》，实行法币改革：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规定法币不予兑现，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21]。发行法币需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保证金，美国银行家、中国法币改革的顾问杨格建议，推行的法币汇率最好“在0.29美元至0.30美元，或14便士至15便士的幅度之内选定”。美国政府在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之后，按每盎司白银0.45美元的价格收买更多的中国白银，以示支持中国。由此，中国的国际收支变为顺差，因此得到大量外汇，这些数目加上出售白银所得，使中国的通货储备于1937年中期达到三亿七千九百万美元。[22]

2.20世纪30年代前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面对经济危机的打击，英国也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恢复中，因此其主要聚焦点在国内事务。而在对外事务中，欧洲、美洲又是其重点，远东次之，虽然在英国人看来，远东利益也较重要，但其在远东的防御能力与日本相比非常薄弱，不愿意在远东与日本直接冲突。据统计，到1931年秋天，英国的中国舰队司令统辖的海军力量只有1艘航母、5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6艘小型护航舰、11艘潜水艇和少量飞行船。[23]而日本却拥有3艘航母、8艘重型巡洋舰、19艘轻型巡洋舰、110艘驱逐舰、67艘潜水艇。[24]两者在远东的海军力量悬殊。因此，英国外交部认为在处理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英国对华贸易固然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值得为保护它而遭受“与日本发生冲突的”重大风险。英国首相张伯伦竟然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原因采取了偏向日本的态度。他说，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初，日本曾容忍了中国方面无数次的挑衅，因此局势是非难分。英国甚至称日本“是维持秩序的堡垒和防止共产党人接管中国的主要障碍”。当然，英国也意识到日本的扩张与其维持中国现状的政策背道而驰。这使得它对日本在华扩张保持警惕，但不愿意对日本在中国尤其在东三省的嚣张行为采取积极遏制措施。1931年9月22日以英国为首的国联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动，而是做出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撤退军队，从而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等同看待。当然，英国从维护在华利益的角度出发，也一直不承认日本在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由于英国的妥协政策，日本加大了侵华力度，策划华北事变，直接影响英国在华利益，此时英国采取了相对较积极的对华政策。但在其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威胁（而此时德国却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关系非常友好）时，其在远东已无力与日本军事力量抗争。因此，当日本态度强硬时，英国在中日冲突中又转向所谓的“中立”“不干涉”政策。

在经济上，英国为了其远东利益，又曾大力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1935年9月，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李滋·罗斯来华，英国与中国单独开谈。李滋·罗斯来华后，赞同并支持了时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美国专家杨格等人的方案，并“出力协助提供意见”[25]。1935年11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公布“国王规章”并引述中国法令，明令禁止在中国的英国民众继续用银偿债或支付其他金钱业务；规定英国在华侨民要接受法币以代替白银和银圆。这些举措表明了英方对中国“法币”的信心及“给中国的改革举动以强有力的支持”[26]。

3.20世纪30年代前期法国的远东政策

经济危机对法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使同时需要肩负欧洲和非洲其他地区军事义务的法国，对远东地区的防御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带来的巨大破坏也导致法国在东亚的投资和势力被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削弱了法国在远东的基础，使得法国难以抵御任何一个强国对远东地区的军事进攻，而且法国在远东的国际地位主要依赖于它对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在内的印度支那的统治，因此法国采取了区域安全和势力均衡原则。当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的野蛮侵略也直接危害法国在华利益，并潜在地对与中国接壤的法国殖民地越南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法国政府认为日本侵略者对远东均衡形势的破坏应负主要责任。法国驻沈阳领事和南京公使均认为，尽管在“九一八”事变中发动进攻的部队没有收到日本政府及参谋本部的命令，但此机关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默许了事情的发生。[27]1931年9月22日，法国外交部收到中国驻日内瓦代表的电报，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在国联的帮助下和平解决此事，中国军队将尽力避免发生冲突。[28]1931年9月23日，法国驻东京大使戴马德（DeMartel）相信，“九一八”事变完全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29]然而，他给随后派往东北观察事态进展的两名军官的建议却充满警觉和策略：“重要的是不要让中日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感觉到我们在支持一方。”[30]法国官方报纸竟赞扬“日本是在一个混乱没有法治的国家里维持秩序的好宪兵”[31]。

但由于法国在远东防御空虚，加之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咄咄逼人，德国在欧洲的蠢蠢欲动，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的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认为，调节中日冲突需要小心和谨慎，以免调解人本身陷于危险的境地。鉴于以上原因，通过集体行动以求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冲突，即希望在各国（华盛顿九国公约签署国）的努力下，中日之间达成和解，就成为法国外交的首要选择。1931年9月22日，国联召开委员会讨论中国9月21日的调停申请。在此次会议上，法国代表马斯格里呼吁国联紧急干预中日冲突，监督双方各自即刻撤退军队，并停止进行任何有损和平与安全的行动。法国代表还要求将所有的冲突报告和文件递送一份副本给美国政府。[32]当日本于10月8日轰炸中国锦州时，法国迅即与英国驻东京大使一起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日本新的挑衅行为将迫使国联采取有利于中国的举动。[33]11月，白里安通过国联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日本最后撤军的期限。[34]白里安因病去世后，法国总理赖伐尔亲自掌管外交部，面对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崛起，他在远东向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因此，法国没有与英国、美国等一起抗议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上海事变。1933年，法国外交部内部正对日本的威胁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对法国在远东利益的威胁进行谨慎预估。有关研究报告指出，一年以来，日本政策已经朝着“亚洲主义”或“亚洲门罗主义”的方向倒退。在印度支那、太平洋、中国尤其是上海的财产，是法国的重要利益所在，不允许被攻击或损害，而随着日本的间谍活动以及海军的巡逻，再加之对中国铁路股权的购买尝试，都已经对法国的利益构成了损害。1933年1月上旬，法国驻华大使韦礼德建议，一旦日本军事行动很快威胁到平津地区，应尽快采取行动。[35]从2月到5月末，日军越过长城逐步南侵，法国外交代表建议各国外交人员采取集体行动，指出西方列强的沉默态度将被日本认为是“以武力分裂中国并破坏一切条约义务的默许”，但由于美国的拒绝和英国的不情愿，此举并未获得任何成效。[36]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法国通过国联对日本施加压力的途径消失。此时，法国极为担心日本对苏联开战。因为法国在面对德国崛起的威胁，曾与苏联签订条约。如果日苏开战，法国不得不支持苏联，将导致日本对印度支那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形，法国表达了援助中国的愿望，派遣赫曼（Rajchman）作为国联驻华代表，帮助中国抗日。[37]宋子文在1933年下旬访问法国，受到热情接待，积极参与国联的对华援助项目。针对日本于1934年4月17日发布的反对外国援华的声明，法国于4月27日正式抗议日本政府的声明。[38]当然，法国也曾“趁火打劫”——抢占南沙九岛。1933年7月19日，法国驻越南地方当局，出动军舰驱赶岛上中国渔民，并发布其占领南沙九个岛屿的告示。此时正值中国守军与日军在长城一带血战，需要争取英法对日强硬的南京国民政府于8月4日指令外交部照会法方，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