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研究综述

国际环境作为影响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国共争相扩大国际影响、争取政治“话语权”的竞争场域之所在，也是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因素。国外学者对之进行了一定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著的《美国与中国》《与中国的五十年不解之缘》《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二）》，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汉学家范力沛（Lyman van Slyke）著的《敌与友：中共党史中的统一战线》（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片冈铁哉所著《中国的抗战和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74年版）[3]等成果；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学者H.Л.玛玛耶娃所著的《中日战争时期的苏联、美国和国共“统一战线”》[4]一文，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米德（Rana Mitter）所著的论文《中日战争期间英国的外交及英国对中国政府态度的演变》[5]等研究成果，都对国际环境嬗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了一些论述，但没有深入探讨国际环境嬗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系。James Reardon Anderson 在The Origins of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1944-1946（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一书中认为，抗战期间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广泛接触外国人士，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推行“人民外交”，争取了一些国家政府和外国人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使中共的国际形象大为改观。日本土田哲夫的《中国抗战的展开与宣战问题》一文，对中国抗战的展开与推迟宣战的国际环境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所写的《国共合作》一书（罗可群译：《国共合作》广东档案史料丛刊（增刊）,1982年版），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有所论述，但限于当时的资料收集困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该书论述有些不足和偏颇。特·海茵茨希著、张文武和李丹琳翻译的《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不仅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作了翔实的描述，而且对中苏的一致与矛盾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和若干历史著作中的观点发表了看法。Henry Wei PH.D所著的China and Soviet Russia一书对20世纪以来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其中也涉及抗战时期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6]。英国专家Martin H.Brice 在其所著的The Royal Navy and the Sino-Japanese Incident（1937-1941）[7]一书里，对从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至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后又进攻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新加坡）期间，英国皇家海军的应对、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Tetsuya Kataoka 在其所著的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8]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涉及中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对策、措施，成效分析等内容，这是外国学者第一本较为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著作，但是因该书成书比较早，受当时中美关系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加之一些档案资料没有公布，故该书的观点有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日本学者矶野士子所著的《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一书认为，作为美国人的拉铁摩尔担任了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希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并与周恩来交往，反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军事冲突[9]。美国学者Arthur N.Young所著的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美籍华人历史学者Tang Tsou所著的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Charles Loch Mowat所著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1938-1940），美国学者威廉·哈代·卖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美国学者巴巴拉·W.塔奇曼著《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对华经验》，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Lioyd E.Eastman）所著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Rana Mitter 先生所著的 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II,19371945），剑桥大学方德万（Hans J.vandeVen）教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战争（1925—1945）》[10]，这些著作，都对战时中国与盟国的关系、盟国与中国国共两党合作的关系及影响虽也有所涉及，但更偏向于中国政府与盟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

在中国大陆，自1981年8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11]以来，诸多专家和学者掀起了研究国共合作的高潮，这也包括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此背景下，学界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专著、资料汇编、研究论文等研究成果都较丰富。在专著和资料汇编方面，主要有：童小鹏著《第二次国共合作》（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林家友等所著《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杨世兰等主编《国共合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张广信等编《国共关系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田克勤所著《国共关系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修荣编著的《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柳建伟的《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郝晏华的《从秘密谈判到共赴国难——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探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范小方等编《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1945.1—1949.2）（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等。在以上论著中，学者们其一，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合作关系形成的背景、原因进行了较细微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国共两党合作对抗日战争胜利所起的巨大作用。其二，学者们亦研究了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在抗战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并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什么没能实行党内合作进行了具体研究。[12]其三，有学者对国共的摩擦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并认为当时两党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是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13]其四，学者们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的历次谈判作了详尽研究，并探讨了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分析其对国共力量的影响，同时给予了恰当的评价。其五，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主要标志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在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应以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制宪“国大”，关闭国共和谈大门，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离开南京，返回延安，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标志。一些学者则认为，应以1947年1月国共南京谈判失败、美国特使马歇尔黯然离开中国，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的标志。这些都对以前学界的看法——认为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进攻中原解放区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的标志——有明显的不同。

中国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环境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有一些成果发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综合性专著。陶文钊、杨奎松和王建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第一次对战时中外关系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述，认为外国与中国关系的亲疏、敌友，是以这些国家自身的民族利益为转移。杨奎松教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从国际形势的角度，论述了1921年中共建党以来与国民党的合作与博弈，中共如何在国际环境嬗变中，实力经历了弱—强—弱—强的转变，并最终在解放战争中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取得胜利，尤其是对苏联的作用作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以胡德坤教授领衔、国内30余位“二战史”专家通力合作并精心撰著的九卷本的教育部社科重大公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系列研究丛书[14]，也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韩永利的《中国抗战与美英东亚战略的演变（1931—1945）》一书，认为中国抗战是推动美英东亚战略转变、战时中美英三国建立战略关系的关键性因素，它推动了美英东亚战略向援助中国、制约日本侵略方向发展。其次是双边关系的专著。李世安的《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英国》一书，详细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对华政策，揭示了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制定过程、实施过程及其对战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陶文钊的《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一书，使用了大量的美国第一手档案资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美国对华政策，具体细致地描述了美国政策的变化过程、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后果。汪金国的《战时苏联对华政策》一书，采取历史顺叙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体例，将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新疆问题、东北问题和外蒙古问题置于整个苏联对华政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马振犊的《战时德国对华政策》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德两国围绕德国军事顾问来华、原料和军备的易货贸易及经济建设等多方面开展了实质性的外交，德国人参与了中国的内战及后来的全面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因全球战略的需要，逐渐弃华联日。胡德坤的《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的演变》（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日本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对日本侵华进程的影响，美国、英国、德国和苏联，尤其是苏联对日本侵华战争战略的演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的吕迅博士所著的《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1944—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利用丰富的第一手的档案文献资料和报刊资料，对1944—1950年的国际环境大棋局下的国共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认为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并不是全心全意的，认为冷战是内战的继续，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继续。认为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中国内战中发挥的明显作用和潜在影响，苏联对中共或隐或现的支持以及挖国民党的墙角，都是影响1944—1950年国共关系的重要国际背景因素。最后是论文。研究者分别对此时的中国与美英苏日德关系进行了论述。张宪文的《三十年代中德关系初探》（《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德双方关系达到高峰，两国政府从各自的军事、政治战略出发，密切了经济、军事合作。赵士国的《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世界历史》2007年第1期）一文认为，国际形势嬗变使苏联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初期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中期因为主要精力在对付德国法西斯，向日本让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其对华关系逐渐变冷；后期，苏军为了远东利益，出兵我国东北。但不管动机如何，苏联的对华援助客观上避免了中国为取得最后胜利可能出现的更大牺牲。沈志华的《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一文认为，抗战结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使其在中国东北有特殊利益，加之与美国在远东的博弈，曾经暗中在东北等问题上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影响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朱贵生的《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一文认为，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关系经历了隔岸观火，坐收渔利—援华抗日，联盟作战—抬举中国，壮大美国—考察延安，促蒋联共—扶蒋反共挑动内战的嬗变过程，美国的这一切都是为保障美国在远东和全球的利益服务的。李时安的《英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42—1946）：薛穆大使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25）]，该文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角度，对此时英国与中共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抗战时期中共与美英苏关系的专题研究方面，学者们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主要专著有：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和《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王真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庭岳的《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金城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刘德喜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外交战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许文鸿的《中共“一边倒”政策的形成》（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的《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的《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汪朝光的《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以上专著对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与美英关系的演变，所导致的中国政治格局的嬗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于中共斗争策略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台湾，学者们也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和关注，有一些成果发表。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二、三册），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十一册），梁敬錞《开罗会议》和《史迪威事件》，张力《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1945—1949》，张玉法编写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论》，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许倬云、丘宏达《抗战胜利的代价》[15]等。这些著作都对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初期的国际关系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展进行过论述，但论述角度主要是从国民党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抗日成效、国共军事冲突等问题上，都有许多不实之词。

通过梳理和分析，既有成果也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成果主要集中在从国内政治上谈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形成、发展及破裂过程。很少有专门从国际环境嬗变的角度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其二，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美、英、苏、日、德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主要集中在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方面，而对国际环境对国共合作关系的影响探讨较少。其三，成果对美国和苏联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影响相对而言研究得多，而对英国的影响研究太少。其四，随着近年来共产国际和苏共档案的解密、英国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部分档案解密，已有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论述不完善的地方。其五，已有成果没有对外国执政党与在野党、民众团体对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其对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本课题拟在以上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研究此时英、美、苏、日、德的国内环境以及对华政策嬗变的历程及原因、采取的相关措施、对国共合作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国共在应对国际环境嬗变方面的措施、经验和教训，为当今中国政府正确处理国际形势并采取应对措施起一点借鉴作用。当然，以前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在客观上给本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首先有大量经过考证分析的基础材料。其次，方法论的启示，拓宽了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