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也是一种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浓缩了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上，地名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以“深圳”这一地名为例，它古属东官郡宝安县（东晋331年置），因境内有宝山产银，且山中水源丰富，农业旱涝保收，既产宝物，又有安定的农业生产生活，故名“宝安”；至唐肃宗时（757年），因憎恨“安史之乱”首领安禄山之“安”字，改“宝安”为“东莞”（因当地盛产莞草得名[1]）；明万历年间（1573年），又从原东莞县析置“新安县”，新安之名，取“革故鼎新，转危为安”之义；民国时（1914年），因避免与河南省新安县名重复，又恢复旧名宝安县；1979年撤销宝安县，设深圳市，深圳之名，得名于深圳河（“深圳”是早期的客家移民对深圳河的命名）。可见，地名和语言、历史、地理、社会、民俗、文化等密切相关。

深圳、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城市，不仅毗邻，而且同宗同源，历史上同属宝安县管辖，曾有古南越族、广府人、客家人和福佬（闽南）人在此居住。深港地名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至今两地都保留“车公庙”“笔架山”“东涌”“葵涌”“大磡村”“圆岭村”“田心村”“凤凰山”等相同的地名。深圳有5000余条街道、4000多个聚落地名和政区，香港有4000多条街道、5000多个聚落地名和政区，这些大大小小的地名，就是深港两地的历史文化大全，它们反映了深港地区共有的古越族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比如，深圳的“上輋”、香港的“坪輋”，应是古越族人留下的地名；深圳的“上沙”、香港的“尖沙咀”，都是广府文化在地名上的反映；深圳的“钟屋”、香港的“苏屋”，最早居住的应该是客家人；深圳的“田寮”、香港的“香粉寮”，应当和福佬人有关。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深港地名文化又有不同。深圳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新地名体现了移民文化和改革创新文化。比如，“同富路”“创业路”“华强路”“华富路”等地名就是改革开放的见证，“科苑路”“科创路”等地名则体现了深圳的创新精神。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又曾是殖民地，中西文化交汇于此，其地名又体现了多元文化和殖民文化。比如，“维多利亚港”“公爵街”“坚拿道”“轩尼诗道”“中英街”等地名，就是殖民文化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反映。

深港的地名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有华夏主体（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岭南特质；既是多元的，又有独树一帜的改革创新文化，甚至西域文化的熏染。

对深港两地的地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深入挖掘两地的人文历史内涵，促进两地的文化建设和深港一体化发展，有利于香港人的人心回归和文化认同。可惜的是，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任何有关深港两地地名文化比较研究的论文和专著。深港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尤其是深圳，可谓一日千里，一些地名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已经不用或渐趋消失，这就带来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本书立足深港地名的比较，从文化学的角度挖掘深港两地的历史和民俗文化，以期对弘扬岭南地域文化和创新文化、保护深港两地的地名文化遗产有所裨益，并为两地的地名规范化工作提供参考。在当今深港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本书还可以为解决粤港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如“反水货客”“港独”等问题），提供一个基于地名文化的宣传视角。

莲花山上，屹立的伟人铜像俯瞰着深圳的山城田海，见证了城市的沧桑巨变；狮子山下，栉比的寮屋唐楼倒映在香江维港，诠释了顽强拼搏的香港精神。如今，深圳文化建设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深港文化融合也在加快。但是，人们对深圳文化的认知更多的是其改革创新文化，对香港文化的认知多为中西融合的多元文化，两地的传统文化和岭南地域文化似乎都被其现代文化的光芒所遮掩。对于两地的历史，甚至一度还有“小渔村”“文化沙漠”的认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港地名，具有岭南特质，承载了深港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研究和弘扬深港地名文化，可以改变人们对深港文化的片面认知，同时也是深港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

兹以著名地名学先驱曾世英先生之语作结：

地名涉及国家尊严，领土主权，民族团结。研究地名及地名学，探其义，知其理，明其功，作用深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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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顺东莞旧志》卷一：“莞，草名，可以为席。邑在广州之东，海傍多产莞草，故名。其治旧为宝安县，故旧志犹名宝安。”

[2] 褚亚平、尹钧科、孙冬虎：《地名学基础教程》，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