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名和地名学

第一节 地名和地名文化

一 什么是地名

正如人都有名字一样，地亦各有其名。专业地讲，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

地名是人为赋予的，不是天生俱有的。“北京”历史上就曾有“蓟”（公元前1000年），“广阳郡”（秦）、“燕国”（汉晋）、“幽州”（唐）、“幽都府”（燕京）、“中都”“大都”（辽）、“北平”“北京”“京师”（明初）、“北京”（明清）、“北平”（民国）等名称；“深圳”之地名也曾经历“宝安”（东晋）、“东莞”（唐）、“新安”（明）、“宝安”（民国）等变化，正说明了地名的人为特性。

但是，这种人为特性不是随意而为的，它是生活在该地的人们长期共同约定俗成的，是集体认知的结果。比如，“宝安”之名使用了一千多年，即使后来由于社会政治原因而改名“东莞”，也是经历了漫长的约定俗成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地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其指称功能和标识功能就无法保障。因此，地名经过千百年来的口耳相传，最容易保留古音古义，这就是广州的“番（pan）禺”、深圳的“西涌（chong）”、山西的“洪洞（tong）”、江西的“铅（yan）山”、北京的“大栅栏儿（da shi la'r）”、河南开封的“繁（po）塔”仍读古音的原因。

地名是地理的反映。地理实体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和人文地理实体，自然地理实体如山地、河流、丘陵、湖泊、海洋等，人文地理实体如城市、乡村、道路、桥梁、街道、建筑物等。但地名在反映地理时仅仅表示具有指位性质的地域，比如作为深圳地名的“地王大厦”是指建筑物及其周边的区域，强调的是其位置和地域，和地王大厦的高度、建材、结构、内部设施等没有关系。“深圳市”作为行政区域的地名，是指位于广东省南部，东经113°46′至114°37′、北纬22°27′至22°52′范围内的1996.85平方公里的区域，和深圳市的其他方面，如高楼大厦、山川风物、经济发展、男性女性均没有关系。

地名作为地域的名称，其载体是语言文字。文字发明以前的地名仅仅靠口头表达，世代口耳相传；文字出现以后，地名得以用文字记录。因此，地名其实是语言文字符号，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解释地名的发展变化。比如，人们给地名命名时趋利避害、避凶求吉、避俗求正、避亵求雅，这和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也是一致的。连接镇江和扬州的长江公路大桥，起初命名为“镇扬大桥”，但“镇扬”字面就有压制、抑制扬州的意思，扬州人不接受，必须回避“镇”字；镇江古名润州，于是就有高人提出以“润州”代替“镇江”，命名为“润扬大桥”。“润扬”，滋润扬州也，扬州人自然乐于接受；同时使大桥的名称既有现代气息，又有历史文化底蕴，皆大欢喜。

地名是指位的，汉字是字形、字音、字义的结合体，因此，汉语里的地名至少包括四个要素：位（区域位置）、形、音、义。地名一般由专名加上通名构成，专名是指专用的名称部分，它是识别个体地名的主要标志；通名是指通用的名称部分，是识别个体地名所属类型的标志。比如，“广东省”“笔架山”，其中的“广东”“笔架”属专名，“省”“山”属通名；“南山”中的“山”是通名，“南”是专名；“南山区”中的“区”是通名，“南山”是专名。

二 地名蕴含历史文化

地名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为了指示区域位置的需要而集体约定俗成的，它是历史的见证。深圳大学临后海而建，校内的教工住宿区当年因为可临窗观海，就命名为“海滨小区”；但如今因为填海造地，该小区距离后海已有几公里之遥，即使是站在楼顶，也被鳞次栉比的高楼遮掩，根本看不到海了，但“海滨”之名却保留和见证了这段临海的历史。“汉阳”这个地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汉阳城本在汉水以北，“阳”本义就是水之北面（山的南面），故名汉阳；明代成化年初期，汉水改道，使得汉阳城位于汉水的南岸，但城市并没有更名为“汉阴”（阴本义是水南山北）。“汉阳”之名就是汉水改道的历史见证。

深圳有很多带“田”字的村庄，如田背、田心、田寮、田輋、田面、田头、田脚、坂田、水田、沙田、田径、田埔、田湾、田作、马田、黄田、金田、新田、洪田、稔田、荣田、格田、旱田、下田、西田、福田、罗田、田寮下、牛田埔、田心围、田祖上、田作村、田头埔、田段心、积谷田、良安田、深水田、乌蛟田、周田莆等。这些地方虽然经历沧桑巨变，如今高楼林立，喧嚣繁华，难觅昔日的田园风光，但这些“田”字地名则保留了其曾作为农田、农庄的历史，也反映了该地悠久的稻作文化。虽然深圳的盐田、盐灶、盐寮、盐村、盐寮下、盐排、盐场、盐田径、盐田排、盐田仔、盐田村（西乡）、盐田坳、盐下灶村等地早已不再造田晒盐，但这些地名则是它们作为古盐场的最有力证明。

深圳的车公庙是为了纪念车公而建的庙宇。相传车公本是南宋宋端宗国舅杨亮节旗下一名勇将，南宋末年，南方沿海地区疫症连连，车公威武善战，同时深谙医理，救民于水火。该庙已经不存在了，但作为地名的“车公庙”仍在使用，如车公庙地铁站、车公庙公交站等。香港目前有三个有名的车公庙，分别是元朗横洲二圣宫、西贡蚝涌车公古庙以及沙田车公庙。无论地理实体是否存在，“健在”的地名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

南海诸岛自古就属中国管辖，也可从地名的角度确证这段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南海有着不同的称谓，汉代称南海诸岛为“崎头”，三国东吴孙权命名东沙群岛为“珊瑚洲”，隋代为西沙群岛起名“焦石山”，唐代以“象石”称西沙群岛，《宋会要》第一次以“石塘”之名泛指南海诸岛，《元史》中的“万里石塘”指今西沙、南沙群岛，明《郑和航海图》以“石塘”“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为今之西沙、东沙、中沙和南沙群岛之名。清代为南海诸岛的命名就更具体，仅海南渔民使用的《更路簿》就有十多种，给各岛、礁、滩、洲所取的地名多达120个。可见，南海诸岛为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根据相关国际法，理应属中国领土。地名作为强有力的历史证据，就具有了国际政治和外交意义。

地名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还可以作为考史的重要依据。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沦陷，元帝南渡，中原诸民相继南迁；南迁的北人，怀念故土，不忘北归，就根据他们的旧籍贯侨置所居住的州、郡、县。比如，晋初兰陵郡和东莞郡在今山东省境内，五胡乱华后两郡诸民迁徙到现在的江苏省武进县境内，于是就在该地设置了兰陵郡和东莞郡，这就是“侨郡”。[1]北方原有的徐、兖、青、司、豫、雍、秦、幽、冀、并等在东晋都有侨州，仅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地，就侨置了徐、兖二州和10多个侨置郡。《宋书》所记载的侨郡有23个，侨县75个。这些民系迁徙，由于多发自民间，正史所载寥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撰《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2]一文就利用这些侨置的州、郡、县名详细考证了民系迁徙的踪迹。台湾人口多来自福建南部泉州、漳州、嘉应州和广东东部的惠州和潮州，这种民系迁徙，在地名上也留有踪迹，在今天的台湾地名中，就有9个泉州（5个叫泉州厝）、4个同安村、3个同安厝、2个安溪、2个安溪厝和5个镇平，还有3个海丰村及1个海丰庄、海丰坡和陆丰村。钱穆先生在《再论楚辞地名笞方君》中就指出这种地名“迁徙”的独特价值：“异地同名，绝非同时并起，亦非偶然巧合。古人迁居不常，由此至彼，往往以故地名新邑……故鄙论谓探索古史地名，有可以推见古代民族迁徙之遗迹者……故湖南地名有与湖北相同者，大抵皆湖北人迁徙至湖南，而挟故乡之旧名以肇锡兹新土，非湖南之山水地自始有此名，与湖北所有者暗合。”[3]

地名不仅是语言符号，也是文化的载体，它是语言和文化的结晶。地名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人文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二十四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上，确定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地名还能反映民族文化的特质。古代岭南越族以“鹤”“鸡”等禽鸟为图腾，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图腾文化，这种文化在地名上也有反映。至今，广州仍保留有白鹤洞、鹤边、鹤鸣，番禺有鹤洲、鹤溪、鹤庄，深圳有鹤园、鹤村，斗门有鹤咀、鹤兜山、鹤洲山，高州有鹤山、鹤山坡，惠阳有鹤埔、鹤湖、鹤山，博罗有鹤溪、鹤田、鹤岭，龙川有鹤市、鹤联，潮阳有鹤洋、鹤丰等带有“鹤”字的地名。[4]古代封建王朝唯恐百姓谋反作乱，尤其担心战略要地或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地区，就用带有绥、威、镇、宁、安、平、武等字的词语来命名这些地方，寓意是王朝能威震各地，四方能安宁归顺、太平长治，如归绥、迪化、镇东、西安、长安、镇西、北平、长治、吉安、平东、平西、平江，安邑、安岳、安海、南宁、靖西、靖远、靖江，宁南、宁西、宁陕，威远、威州、威县等地名。

“皇后大道”作为香港最著名的道路之一，其背后有一段将错就错的故事。皇后大道修建于1842年，是在填海区上建立的。当时港英政府的本意是修建一条“女皇大道”以纪念维多利亚女皇，所以将这条路命名为Queen's Road。但在翻译时，由于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知“Queen”指的是女皇，而将“女皇大道”错译成“皇后大道”。这个错误一直到1894年才被当局政府发现，虽在报上登过更正启事，但由于历时已久，地名早已约定俗成，民众无法接受这一更改，于是一直沿用至今。香港中西区有个小街叫列拿士地台（Rednaxela Terrace），是英国人为纪念一个叫亚历山大（Alexander）的人命名的，当时的中国人书写时还是按照从右至左的顺序，Rednaxela其实就是Alexander字母的倒写。可见，即使是中国的英语地名，也包含中国文化的元素。

地名反映地域文化的特色。冯骥才先生说：“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一个特定的文化象征，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5]北京的紫禁城、公主坟、八王坟、西苑、永定门、德胜门、安定门等地名，体现了其长期作为帝王之都的特色；作为帝都，历史上为了保卫京师，城内外都有大量驻军，进而出现了带有“营”“卫”的地名，如后营村、营防村、四营村、留守左卫、大兴右卫、羽林右卫等。北京的“胡同”地名文化景观，上海的“里弄”地名文化景观，长城沿线的“关口”地名文化景观，西南地区的“坝场”地名文化景观等，都彰显了地名的地域特色。

地名也反映民俗文化。有些地名包含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具有特别的文化内涵。比如，南京地名“达摩洞”“夹骡峰”就来源于一个传说：菩提达摩不辞而别离建康，梁武帝派人骑骡追赶，结果骡子突然被夹在山峰之间，达摩遂折苇渡江。湖北的孝感是著名的孝文化之乡，有着深厚的孝文化底蕴。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年），因此地“孝子昌盛”，遂置县名“孝昌”。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庄宗李存勖因孝昌县名之“昌”字犯了其祖父名讳，遂根据汉代董永卖身葬父、孝行感天动地的故事，改孝昌县为孝感县。《二十四孝》即载有董永卖身葬父的传说：董永少年丧母，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被董永孝行感动，特下凡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槐荫也因之改名孝感。“七娘山”是深圳的第二高山，其得名据说是源于一个传说：有七位仙女云游至此，沉醉于美景之中，不肯归于天庭；玉帝闻知，急召雷神追击，仙女们誓死不从，玉帝大怒，遂将她们变作七座山峰，七娘山因此得名。

三 改地名的得与失

地名是人为的，也是可以改变的。历史上就曾有大量的地名因为各种原因而改动，比如唐肃宗时，因憎恨安禄山，就改易了全国34个带“安”字的郡县名：“宝安县”改为“东莞”，“安定郡”改为“保定”，“安化郡”改为“顺化”，“同安县”改为“桐城”，等等。李德清先生《中国历史地名避讳考》[6]就考论了历史上因避讳改易的地名800余条。因避讳而改地名大约从秦始皇时肇始其端，汉代渐趋兴盛，六朝蔚然成风，唐宋登峰造极，至元而疏，明清又趋严苛，民国以后式微。其中，隋朝避讳地名45例，唐代57例，五代36例，宋代50例，共188例，约占避讳改地名总数的90%。可见，从隋至宋的700多年间，是历史上避讳改易地名的高峰期。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承载了该地浓厚的人文底蕴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如前所述，历史上地名曾因国讳、官讳而几多改易，这种地名改易割裂了历史，影响了历史、文化、民俗的传承，使得许多发生在该地的历史事实、人物、典故、民俗、民间传说，随着地名的改易而变得不为人所知。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指出：“避讳改地名，系一朝掌故；避讳改前代地名，则失史实矣，因当时并无此地名也。”[7]而且，这种地名改易在一定时期内还会造成地名使用的混乱，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于发展旅游经济的目的，改易了地名，如云南中甸县根据英国作家希尔顿193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遥远东方有一个叫香格里拉的世外桃源的情节，更名为香格里拉县；辽宁铁法市根据金代名将金兀术曾经在该市境内一座山上调兵遣将的传说，改名叫调兵山市；云南省思茅市因盛产普洱茶，改名普洱市；湖南大庸市境内有闻名遐迩的张家界风景区，遂更名张家界市；四川的南坪县改名为九寨沟县，灌县改名为都江堰市；福建的崇安更名为武夷山市；海南的通什更名为五指山市；辽宁的锦西更名为葫芦岛市。这些地名改易应该有得有失，是否成功，一时还难以评估；但既已约定俗成，就是重要的交流工具，业已成为地名文化的一部分。

拥有千年历史的太湖旅游代表地——苏州西山镇，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周边地区，找到的原因是“西山”之名不好，日薄西山不吉利，遂更名为“金庭镇”。改名一定能促进旅游和经贸发展吗？景区品质、旅游资源、经贸环境才是根本。试问，如果确实因为地名不好，为什么会有该镇曾有的辉煌？经济不景气应该有地名之外的原因。

徽州始置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作为当地州、路、府的名称，有800多年的历史。1987年因境内有著名的黄山，遂更名为黄山市，原来县级的小黄山市更名为黄山区。“徽州”之名的消失，意味着与这个地名有关的文献和史料、历史人物、民间故事传说将越来越鲜为人知。而且，这种更名还带来了混乱，有人要游览黄山景区，但到了黄山市区，居然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改名之初就争议不断，现在复名徽州之声又不绝于耳，是否复名，我们拭目以待。

“襄阳”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卞和献玉、宋玉楚辞、荆州学派、隆中对、筚路蓝缕、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百步穿杨、三顾茅庐、刮骨疗毒、相敬如宾、望衡对宇等典故和成语故事，都发生在襄阳。襄阳是一座典型的“双子城”，汉水将襄阳和樊城分为南北二城。“襄樊”作为政区名，始于1948年，而1983年政区变化，襄樊正式取代襄阳。但因此带来的文化传承、名实不符、指称混乱等问题，也给人们造成很大困扰，恢复襄阳之名的呼声高涨，终于在2010年11月2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襄樊市改回襄阳市。但这两次改易之间所浪费的巨大社会成本、对生产生活所造成的诸多混乱足以警示我们：改地名一定要慎重！冯骥才先生就曾呼吁：“改名易名当慎，切勿轻率待之。无论是城名，还是街名，特别是在当今‘城改’狂潮中，历史街区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倘再将地名删去，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我们已经感到这种失落和茫然了！”[8]

地名和其他语言符号一样，也不是不可以变化的。比如，北京有一条最早是杀牛宰羊之地的胡同，于是取名为“牛血胡同”，后来慢慢雅化为谐音的“留学胡同”；有一条买卖驴的市场叫“驴市街”，后也演化为高大上的谐音的“礼士街”；“狗尾巴胡同”也被叫成谐音的“高义伯胡同”。但这些地名的改易是渐进的，是人们在使用过程中自觉利用避俗求雅、避凶求吉的认知规律逐渐约定俗成的，也是符合语言学发展规律的。在中越边境，有一重要关口曾名鸡陵关、大南关，清时改名为“镇南关”，寓意“威震南越”，但到1953年，出于适应中越同志加兄弟之外交关系的需要，更名为“睦南关”，1965年又更名为“友谊关”。可见，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时代进步、政区调整、国家政策和人们语言审美观念的变化，地名也可以调整变化，但一定要尊重历史，注重文化传承，遵循地名使用的约定俗成规律。

据传，湖南新晃、贵州赫章、贵州水城等地正在为争夺“夜郎”县名进行激烈竞争，还有人建议将“土气”的石家庄更名为西柏坡，将新郑改名为更“悠久”的轩辕。争地名也好，改地名也罢，其实是求出名，趋“名”逐“利”，背后是利益在驱动，更深层的是政绩驱动：经济发展了，GDP提高了，这才有政绩。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马永立先生说：“地名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是地区信息的载体、信息交流的导向，频繁地改动不仅不会给当地经济带来飞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和公众的生产生活。”[9]

地名之于我们这个民族，更具特殊的意义。农耕民族居有定所，安土重迁[10]，乡土中国，乡土观念，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地缘和血缘一样，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自古及今，能回也好，不能回也罢，故乡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地名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是人们记住乡愁的地方，是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约定。地名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保护地名，就是保存大地上的历史，就是传承文脉，就是延续我们的文化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