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过吗？”
“有点。”
“后悔吗？”
李想看着宋刚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不免泛起一阵酸楚，为的不是自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是将终变屠龙的屠龙少年推向悬崖的深深无力感。他心里清楚——他必须这么做，但他又内心惶恐——生怕自己是借着惩恶扬善之名对着劲敌痛下“杀手”。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面对杜康的提问，李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记着青年——”杜康自从戒酒之后性情大变，开始喜欢回望过去，“忠于内心的正义，并在人生的任何时期，势必要坚信自己的选择，不要后悔！至于你内心的惶恐不安，将会在你人生的十字路口给你指明方向……”
杜康记得，2000年的冬天大雪纷飞——
“杜康，你给老子等着！”宋斌指着23岁的杜康笑道，“你不是不喝酒吗？等考完人才引进考试，看我不把你灌成真'酒圣'!”
2000年的绿城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才引进，各行各业的人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绿城扎了根，杜康便是其中之一。
次日清晨，人才引进考试正式开始，杜康和宋斌坐在同一排。
临近交卷，睡眼惺忪的杜康答完了卷正准备补一觉，眼前突然飞来了一张纸条，让他突然来了精神：“第三题选A，把你的主观第一题抄下来给我，互帮互助，谢谢啦！”杜康一眼就认出来是宋斌的字。他惊恐万分，从小到大他从未作过弊甚至从未产生过类似的念头，他一直以为发小宋斌也会这样，可他今天的举动真是令杜康大跌眼镜。
这一幕让监考老师看见了，监考老师走过来，低声呵斥道：“谁传给你的？”
杜康的脑中翻起了一阵风暴：该不该说呢？不说！——宋斌是我的好朋友，虽然犯了错，但纸条上并没有署名，我可以包庇他。说！——犯了错就应该受到处罚，包庇是对他的不负责任……
二十几双眼睛同时注视着他，杜康的脸憋得通红：“字是他写的……”他指了指宋斌，宋斌握紧的拳头随即如地震般狠狠地砸在桌子上……
2000年的第一场雪，飘的是破碎的兄弟情，最终他们俩都没有被录取。
“杜康，你给老子等着！”杜康第二次听到这话时，显得手足无措。彼时的他和二十多年后的李想一样难安。明明是最好的兄弟，却因为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而和自己分道扬镳。这件事自己真的对吗？可错又错在哪里呢？自己难道是太无情了吗？
事业和友谊上的接连打击如洪水野兽般侵吞了年轻的杜康，于是他整天买醉，生活的不如意只能靠乙醇来消解。杜康那时认为自己一辈子也就这样了，直到一位“记者”的到来。
“杜先生，是吧？你好，我是绿城日报的一名记者，我姓陈。”
“陈记者，请问有事吗？”
他告诉杜康，他们报社非常关注前几天的考试舞弊案。作为为了维护公平不惜牺牲自己的“英雄”，他们报社想对他开展一次专访。他还暗示杜康说，可以稍微夸大一下宋斌的作弊性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增加浏览量……最后，他甚至还开出了“天价稿酬”。
杜康这么多天内心的不安终于在此刻燃了起来。
他在那一刻终于才想清楚，自己不是真的轻视这段友谊，而是出于对宋斌的保护——保护他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一点，他杜康能明白，难道说宋斌不明白吗？他开始相信宋斌不是真的恨他，而是不愿意接受犯错的自己……
“首先，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另外，宋斌只是无心犯了错，请你们不要打扰他……”
“那后来呢？”李想若有所思。
“后来呀，那名记者被证实是一个骗子，想要制造我和宋斌联手作弊的假新闻以牟取暴利。我心中的不安感让我逃过一劫——躲过了牢狱之灾。之后经此一事，我就选择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教师。宋斌之后痛定思痛，下海经商，小有所成。前几年我又遇到了宋斌，一笑泯恩仇，作为宋刚的老师和父亲……”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相信宋斌叔叔一定会以身作则，教好宋刚！”
“哈哈，不难受了？”
“嗯。”
校庆的余韵尚未散尽，绿城音乐学院附中的琴房里已响起新的旋律。李想站在窗前，望着梧桐道上飘落的枯叶，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锁骨处的骨传导贴片。远处操场上，体育老师吹响的哨声尖锐刺耳，他却只能感受到一丝微弱的震动——那是残存的低频听力在挣扎。
杜康推门而入，手里捏着一封皱巴巴的信。“维也纳的正式邀请函，”他将信丢在钢琴上，“他们想请你参加明年春天的‘新声代’音乐家巡演。”
李想展开信纸，烫金的字母在阳光下闪烁。他的目光停留在最后一行的演出要求上：“需提交未经电子设备辅助的演奏录音。”
“他们还是不信。”李想苦笑，将信纸折回原状，“觉得我的骨传导是‘作弊’。”
杜康从兜里掏出一枚生锈的铜哨，吹了一声——没有声音，只有气流摩擦金属的嘶嘶声。“1943年，你爷爷用这玩意儿在战场上传递密令。”他将铜哨塞进李想手心，“真正的音乐，从来不需要向谁证明。”
傍晚的乐器铺阁楼，父亲正伏案修复一把民国时期的老号。焊枪的火星溅在斑驳的铜管上，炸出细小的光点。李想蹲下身，从工具箱里翻出祖父留下的皮质日记本。
“爸，我想试试纯靠气息和肌肉记忆吹奏。”他翻开日记，指着其中一页泛黄的笔记，“爷爷写过的，1945年他右耳失聪后，靠‘唇齿间的触觉’完成了《黄河谣》的独奏。”
父亲的手顿了顿，焊枪的火焰微微摇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摘下护目镜，眼角的皱纹在灯光下格外深刻，“没有传感器，没有号嘴谐振——你连一个音准都听不见。”
“但我能感觉到。”李想将掌心贴在胸口，“就像爷爷说的，音乐是骨头里的震颤。”
父亲沉默良久，突然起身走向角落的樟木箱。箱底躺着一把缠着麻绳的小号，号管上刻着歪斜的“李云峰1946”。“用这个吧，”他轻轻拂去铜绿，“当年你爷爷就是用它在聋哑学校教孩子们‘听’音乐。”
深夜的排练厅，月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刻出明暗交错的条纹。李想赤脚站在钢琴旁，将祖父的小号抵在喉结处。没有电子设备，没有改良号嘴，只有铜管与骨骼最原始的共鸣。
第一个音符像钝刀划过砂纸，嘶哑得令人心惊。李想闭上眼，想象祖父在战壕里用冻僵的手指握紧号角的样子。第二个音符稍稳了些，喉结的震动顺着颈椎爬上天灵盖，像蚂蚁啃噬神经。到第三个音符时，他的嘴唇已磨出血痕，但旋律终于有了轮廓——那是《黄河大合唱》里最朴素的段落，冼星海曾在手稿上标注：“此处需如老农犁地，拙而有力。”
杜康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手里拎着一瓶碘伏和一团纱布。“够难听的。”他咧嘴一笑，却红了眼眶，“但比你爷爷当年强点——他第一次试的时候，把炊事班的狗吓窜稀了。”
元旦前夕，绿城飘起细雪。李想裹着军大衣走进录音棚，将未经改装的小号放在谱架上。调音师瞥了眼他脖颈上空荡荡的皮肤，欲言又止。
“开始吧。”李想深吸一口气，冰凉的铜管贴上喉结。
当第一个长音冲破寂静时，监控室里的制作人猛地摘下耳机。没有高科技的加持，这声音粗糙得像未打磨的木头，却让录音棚的玻璃窗嗡嗡震颤。李想的额头沁出冷汗，但嘴角却扬起弧度——他“听”见了，通过地板传来的震动，通过牙齿碰撞的酥麻，通过血液在耳蜗里冲刷的轰鸣。
最后一个音符结束时，调音师盯着频谱仪愣神。声波图像一片混沌，却诡异地拼出太行山脉的轮廓。
“这算什么流派？”制作人揉着发麻的后颈问。
“家传的。”李想擦掉唇边的血渍，轻声回答。
雪越下越大，覆盖了荣誉墙上李想的照片。宋刚拖着行李箱走过橱窗，忽然驻足。他摸出调音器贴在玻璃上，指针疯狂摆动——那把躺在展柜里的抗战军号，正在无人吹奏的情况下，与风雪共振出微弱的《松花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