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料中的铠甲

诸多史料中记录了汉军中使用甲胄的情况。《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多记载军将在陷阵之前，披甲持戟。

楚汉争霸时期，项羽是反秦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其军队的核心主要是战国时期的楚人，项羽“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汉书·陈胜项籍传》），其个人武技极高。刘邦与项羽在成皋之战中，对峙于广武，楚军不断在汉军阵前挑战，汉军的楼烦人善于骑射，挑战的楚军未及三合，被楼烦射杀于阵前，项羽听闻挑战的楚军阵亡，“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战”（《汉书·陈胜项籍传》）。楼烦本欲射项羽，项羽“瞋目叱之”，楼烦肝胆俱裂，手软不能持弓，退回汉军阵中不敢复出。“楼烦”系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属北狄一支，楚汉双方都有楼烦人服役，因其人勇武善骑射，军中对善射的武将都称作“楼烦”，未必是楼烦人也。

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灌夫率领一千人随其父亲灌孟从军。灌孟战死后，灌夫本应送其父丧归，但是灌夫奋言：“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之仇”（《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于是灌夫“被甲持戟”，领军中愿与他并肩作战的十余勇士直杀入吴军的将旗之下，斩杀吴军数十人，直至不能再进，又飞马返回汉军营地，所带去的勇士全都战死了，只身回营。灌夫此战重创十多处，亦因此战闻名天下。

东汉永平十七年（74），汉明帝派耿秉和奉车都尉窦固平定车师国，车师后王安得闻汉军至，深感“震怖”，带领数百骑迎接耿秉，但窦固的司马苏安想把全部功劳都归窦固，立即骑马去对安得说：“汉贵将独有奉车都尉，天子姊婿，爵为通侯，当先降之”（《后汉书·耿弇列传》）。安得于是返回去，改派他的部将迎接耿秉。结果，“秉大怒，被甲上马，麾其精骑径造固壁。言曰：‘车师王降，讫今不至，请往枭其首。’”（《后汉书·耿弇列传》）。耿秉为人勇敢，精通军事，行军过程中“常自被甲在前”，他扎营的时候不修营寨，远放斥候进行预警，一旦有警，军阵可以立刻成型，统军深得士卒拥戴，“皆乐为死”。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魏阵营的曹仁领军南征，屯兵江陵，周瑜率吴军数万来攻，前锋数千人至江陵城下，曹仁部将牛金率三百人出城迎战吴军先锋，牛金部众杀入吴军后，曹仁与长史陈矫俱在城上，见牛金等人垂危濒没，左右之众皆失色惊惧。曹仁“气奋怒甚，谓左右取马来”，众人劝曹仁不要出战，曹仁不应，“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第九·曹仁》）。曹仁与吴军距百余步之遥，迫近城沟，陈矫等人以为他只是在城沟上为牛金支持作势，谁料曹仁率骑兵冲入吴军重围，牛金等乃得救。但敌围之中有余众尚未尽出，曹仁复突入，将余兵从重围中救出，又杀吴军数人，击退吴军。

三国时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一种小规模精锐部队，全军人数不多，但是器甲精良，这些小股精锐部队往往作为军队的突击力量出现。吕布手下将领高顺掌握的“陷阵军”就是代表。高顺“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陈营”（《三国志·魏书·吕布张邈臧洪传第七·张邈》引《英雄记》）。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八月，孙权领军十万围合肥。东吴军的此次进攻曹操早有预见，他本人率兵征讨张鲁前，令护军薛悌给驻守合肥的张辽、乐进、李典送去一封信函，信函边还注明：“贼至乃发。”东吴军至，张辽与诸将打开信，曹操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曹操只在信中明确了三位将领的分工，完全没有提及拒敌的具体措施。因此，合肥诸将都感到疑虑，张辽指出曹操现下正在征讨张鲁，无法迅速回援合肥，认为应在还未被孙权大军完成合围之前，率先出击，挫其锐气，才能守住合肥城。李典支持张辽所言策略。当夜，张辽从军中募集八百敢战之士，杀牛以飨诸将士。次日魏军出击，“辽被甲持戟”，率先陷阵，杀数十人，斩杀吴军二将，高呼自己名号，直杀至孙权营帐前。孙权大惊，吴军被张辽一众的突击打乱了部署，陷入混乱。众人携孙权至一高坡，孙权“以长戟自守”，张辽便叱喝孙权，挑衅他下来对战。孙权不敢轻举妄动，随后孙权发现张辽所率领的士兵非常少，指挥部队将张辽部队重重包围。张辽见无法击杀孙权，率部“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吴军的包围被打开后，“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然而，当时在东吴军队的包围圈中，依然有张辽军余众，余众大声呼喊：“将军要舍弃我们吗？”于是，张辽带领着破围的几十人，又杀入了重围前去救援。吴军皆望风披靡，士气为之所夺，从早晨战至中午，吴军“无敢当者”。史料中并未记载张辽的八百勇士是骑兵还是步兵，笔者认为张辽与八百勇士应都是骑兵，只有精锐骑兵才能保证突击的迅猛，而且此战过程中张辽及其部属都应该穿铁甲。三国时期高桥马鞍已经成熟，东吴丁奉墓陶俑显示，此时已经出现单侧马镫，但目前尚无马镫实物出土。马镫出现，魏军穿甲持槊或戟冲阵，张辽所率领的此军作用与高顺的“陷阵军”相同。

汉朝史料多记载军中装备“玄甲”。汉武帝时，霍去病死后，武帝深为哀痛，“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祭遵“至葬，车驾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朱轮容车，介士军陈送葬”（《后汉书·祭遵传》）。《东观汉记》对祭遵下葬作了更详细的记载：“遣校尉发骑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车军阵送葬。”此种玄甲送葬的制度，是汉朝对功勋卓著将领葬礼的极高荣誉。

东汉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率军大破北匈奴，此役后，匈奴脱离了漠北高原，自西远遁。汉军的统帅窦宪为了留念这一场重要的战役，命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勒铭纪念此役，史称《封燕然山铭》。《封燕然山铭》被记载于《后汉书》，其中描述了汉军的威武：“……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这说明东汉军中大量装备了“玄甲”，“耀日”是说甲叶光亮，可以反射日光，可见此类甲叶表面非常光亮，应是铁甲。

汉匈战争中，相当一部分汉甲遗落在匈奴地区，近年俄罗斯考古出土了一些匈奴箭镞，是用汉军铁甲甲片制作而成（图1）。2017年，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合作，前往杭爱山实地踏察，判断杭爱山立摩崖石刻即班固所书《封燕然山铭》，《封燕然山铭》被认为是我国有史记载的“边塞纪功碑”的源头。

魏文帝黄初六年（225），魏王曹丕至广陵故城临江观兵，做马上诗曰：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

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猛将怀暴怒，胆气正从横。

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

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

古公宅岐邑，实始翦殷商。

孟献营虎牢，郑人惧稽颡。

充国务耕植，先零自破亡。

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

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

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

据记载，此次广陵阅兵“戍卒十万余，旌旗百余里”。可见曹魏军中装备“玄甲”的数量庞大。

《史记正义》中说：“玄甲，铁甲也。”杨泓先生认为“可能因为铁是黑色金属，所以铁铠就称为玄甲”。笔者认为此种解读不完全准确，首先要确定汉代的“玄色”，《周礼·考工记·锺氏》载“五入为緅，七入为缁”，郑玄注：“凡玄色者，在緅缁之间，其六入者与？”“玄色”是黑里带微赤的颜色。笔者认为铁甲叶出现这样的颜色，只能是髹漆才能达到。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汉朝时期铁甲甲叶表面进行了某种氧化处理，致使甲叶呈黑亮色。这两种工艺形式使甲片呈现玄色，因此大量的汉甲根据其颜色被命名为“玄甲”。

汉朝除了铁甲胄还有皮甲胄，《居延汉简》也常提到“革甲鞮瞀”《肩水金关汉简》显示戍边汉军装备有“革甲鞮瞀”“铁甲鞮瞀”。《居延新简》有“白玄甲十三领，革甲六百五十，铁铠二千七百一十二”的记载。这里的“白玄甲”中的“玄甲”可能是代指甲的形制。

三国时期铠甲的种类有了新的发展，曹植《上先帝赐铠表》中，就列举了曹魏的几种铠甲：黑光铠、明光铠、两当铠、环锁铠、马铠。蜀汉地区制作了“筒袖铠”，蜀汉军中装备的“筒袖铠”常被称为“诸葛亮筒袖铠”，杨泓先生推测，“可能是由于三国时期，诸葛亮在蜀汉很注意军事装备的生产，曾经制造过比较精坚的钢铠，后来就把这类铠甲冠上了他的名字”（杨泓《中国古代甲胄（下）》，《考古学报告》1976年第2期）。《南史·殷孝祖传》中记宋武帝刘裕曾经赠送给殷孝祖以名贵的铠甲，就是“诸葛亮筒袖铠、铁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诸葛亮《作刚铠教》曰：“敕作部皆作五折刚铠，十折矛以给之。”“五折”是指汉锻造兵器中的折叠锻造工艺，折叠锻造是为了将铁中的杂质挤出，这样保证金属组织致密。蜀地善造兵器，是因为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将赵国卓氏迁入蜀地临邛，卓氏本是冶铁世家，蜀地的钢铁冶炼技术由此提升，西汉时期就在蜀地设立“蜀郡工官”，是汉代设立最早的工官之一，曾生产“五十湅”铁剑。

三国时期的马甲也是军中铠甲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出现的马甲多为皮革制作，曾侯乙墓的皮马甲就是典型。燕下都考古有铁马甲出土，但因朽烂严重，其形制不得而知。曹操《军策令》曰：“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精练，不与今时等也。”曹植表曰：“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具，两当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太平预览·卷三五六·兵部八十七》）笔者推测三国时期马铠应该是延续战国风格，只是目前尚无考古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