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天，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屹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农业高科技城——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我国向四个现代化飞速迈进的进程中，它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排头兵。那儿有闻名中外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众多的科研机构和现代化的科研设施，农、林、牧、水等专业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渭河边那宽阔、笔直的马路，拔地而起的楼群，一望无际的各色精心培育的试验田，在后稷(1)深邃的目光下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从后稷数起，世世代代炎黄子孙的杰出代表耕耘在这片黄土地上。在这儿，他们寄托着自己的理想，付出了满腔心血，为大西北的开发胼手胝足奋斗不息。可以说，没有这些先驱者的胆识和努力，就不会有今天杨凌农科城的辉煌。
在今天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作为开发大西北的先驱，他们更不应被遗忘，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石声汉——一个生长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地道的湖南人。青年时代，他与恩师辛树帜(2)一道来到大旱之后的关中地区，目睹被干旱苦苦折磨的人民，立下了一定要以自己的科学知识开发这片黄土地，帮助这儿的人民摆脱干旱制约的誓言。1933年，他考取第一届中英庚款留学生，赴伦敦认真学习植物水分生理。学成归国后，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他先后两度奔赴大西北，执教于西农，将后半生奉献给西北的农科事业，直到长眠在渭水之滨黄土高坡的头道塬上。
1971年6月，年仅63岁的父亲病逝于天津，我们回到西北农学院料理后事，辛树帜伯伯曾再三叮嘱我们：“你们的父亲是个难得的人才，他的片纸只字你们都要妥善保存，将来都会有用的。你们要趁你们母亲还健在，尽早把你们父亲的一生记下来。”当时辛伯伯作为院长仍在“靠边站”，前途未卜；在“文革”中他的夫人和事业上的伴侣康成懿被迫害致死，他在凄苦中对我们的郑重叮嘱，其分量可想而知。可惜，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忙于各自的工作，直到1978年母亲去世也没能完成辛伯伯叮嘱的这件事。近些年来，我在退休后才有的闲暇中，得以对父亲的一生作了较深入的了解。在许多正直的人热诚、无私地帮助下，我对父亲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他和他同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是那样漫长、曲折、艰辛，而他们热爱祖国、人民的赤子之心却永恒不变，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于是我产生了要为父亲写一份传记的强烈冲动。在人类的历史上，那些在科技领域中埋头做学问的人，往往不及那些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显赫，也比不上那些文人骚客出名，但他们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却绝不亚于这些人，甚至超过这些人。我父亲正属于埋头做学问的人，更何况他后期所从事的古农学研究还是那种绝对的冷门。因此，知道他的人可能并不很多，但我还是下决心一定要写。写他那艰辛、坎坷而不平凡的一生；写他的爱国忠诚；写他的理想和追求；写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品格；写他在经常的挫折和病痛之中，以毕生精力献身祖国科教事业的执着；写他对祖国科教事业的卓越贡献；写他在不断求索中的困惑和苦闷；写我对他的深深思念和敬爱之情。
由于我动手太迟，真正熟悉了解父亲的亲友大多已永远离我们而去；而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政治运动波涛汹涌接踵而至，那无限上纲的批判，使父亲惧怕到时候“百口难辩”，也害怕连累亲朋好友，凡收到的信件都毁掉了（并告诫亲朋好友将自己的去信毁掉），就连他坚持写了二十余年的日记也在1957年秋被自己通通烧毁。虽然后来为了“交代”，凭回忆记出解放后日记的一些片断，但这一损失已无法弥补。幸得父亲的助手姜义安先生在1971年父亲去世后千方百计搜集了一些材料，但第一手资料毕竟不多。因此这本传记可能远远达不到我的预想，但也正是以上原因促使我抓紧时间完成这一工作。我担心由于自己的疏懒，使这些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材料也无法保留和发挥作用了。
(1) 后稷，古代周族始祖，舜的稷官，主管农事，教民稼穑。杨凌原属的武功县为古时后稷教稼之地，有教稼台遗址。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学院前身）当初选址于此，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杨凌辟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后，在来往此地必经的高速公路旁筑高台，立后稷巨像。进入示范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后稷像。
(2) 辛树帜（1894—1977），著名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农业历史学家。湖南临澧人，先后就读于湖南常德省立第二师范、武昌高等师范，留学英国、德国，历任中山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国立编译馆馆长、中央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校长、西北农学院院长。他是我父亲的恩师，从中学时代起，就关心、帮助、提携父亲，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们为祖国科教事业真诚合作，共同奋斗，为“科学救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