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回顾

上文已交代过，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地理观及其关联。总体上来说，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是民族地理观研究的基础，因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观的嬗变与调整，是以现实的民族地理为基础的，即历史时期族群分布格局的变动会影响民族地理观的嬗变与调整。安介生在梳理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知识体系时，已指出过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分布在民族史、历史地理（含边疆史地研究）、民族学三大领域中。[117]张勇曾梳理过民族地理观的知识体系，也认为民族地理观的相关研究分布在民族史、历史地理、民族学（或称文化人类学）中。[118]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地理观相关研究确实在民族史、历史地理、民族学中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从战国秦汉时期的情况来看，考古学、人口史及移民史中的相关研究亦不可忽略。为此，本节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区域民族地理研究的回顾，主要从民族史地、考古材料、人口史及移民史三个层面来梳理，民族地理观研究的回顾则另有专论。

（一）民族史地方面的研究

民族史地方面的研究，涉及西南区域者包括通史性民族史地、区域民族史地、族群（别）史地、政区研究四类作品。对于近百年来研究的文献概况，已有目录类文献资料及部分学者的梳理可资参考[119]，本节主要就其重要者加以爬梳。

1. 通史性方面的研究

通史性的历史民族地理研究通常涉及西南区域的族群。此类作品总的来说包括三类。一类是专门的通史性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作品，主要是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等。其中，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除单列“历史民族地理”一篇以区域为纲讨论各区域族群演进外，在“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各篇都涉及西南区域的问题。[120]特别是在“历史人口地理”篇中，除各节讨论到历史时期人口迁徙、分布所涉及的西南区域问题外，还专列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人口的估计”一节，讨论秦汉以降西南区域土著族群的户口问题，是所见西南民族人口史研究中所罕见的材料。[121]安介生的《历史民族地理》是国内第一部历史民族地理专著，以历史阶段复加区域为纲，从多个层面使用多种材料讨论不同历史时期各区域族群的演进，并注意历史民族地理学学科建构的讨论，备受学界好评。[122]对于西南区域的历史民族地理问题，《历史民族地理》一书既注重西南区域族群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的互动，又注重西南区域族群演进的具体进程，颇具参考价值。

除了以上专门的通史性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作品外，在通史性民族史中，也有丰富的西南区域民族地理研究内容。曾有学者说，“从历史上看，地理学与民族学是最接近的姊妹学科”[123]，因为地理学和民族学都对异域风俗和族群有强烈的好奇心。因地理学与民族学的亲缘关系，学人研究民族史，也必涉及地理的问题。安介生建构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知识体系时，将民族史研究视为历史民族地理学主要的知识体系之一，即缘此之故。[124]此类作品，主要是吕思勉、王桐龄、林惠祥三人各自完成的同名作品《中国民族史》[125]，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和田继周《中国历代民族史》中的两卷。吕思勉、王桐龄、林惠祥的同名作品《中国民族史》注重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整体性研究，虽然也涉及族群分布问题，但由于只讨论主要的族群，或者通过划分族系来讨论，于西南区域族群的具体演变特别是空间演变问题讨论较略。如在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中，第二章是通过分区来讨论上古时期各区域族群的演进的，但随后的章节中便按族系来讨论，并特别注意其与汉族的关系，涉及西南区域族群具体情况的内容比较简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虽从古代族群的立场来讨论民族演进及其有关的地理问题，但涉及族群不全，只有部分族群涉及西南区域。[126]《中国历代民族史》中涉及战国秦汉时期的两卷是田继周完成的[127]，其中的第2卷《秦汉民族史》采用区域为纲的方法，在“巴郡、南郡、武陵诸郡蛮和西南夷”一章中梳理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族群演变的问题，但于族群分布问题考论较略。

再一类是研究中以历史阶段复加区域为纲的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以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演进来划分族群发展的历史阶段，然后在不同历史阶段下进行区域性的族群演进研究。此类作品，安介生曾讨论过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一书，认为该书以区域为纲讨论各区域族群的演进，突出的是中华民族演进史上的区域差异和族群分布格局，实现了区域叠加民族的研究范例。[128]在该书中，陈连开将西南区域族群演进的历史过程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加以讨论，着重阐述各时期西南族群演进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多元一体演进的影响。[129]除了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一书，采用相似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作品是极为丰富的，包括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江应梁《中国民族史》、王锺翰《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史概要》、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王文光等《中国民族发展史纲要》等。[130]在这些作品中，不同族群演进阶段的西南区域族群通常被划分为“南方诸蛮”或“西南诸族”来讨论，并详及史籍所载的各个族群，对其渊源、分布、演化方向乃至户口情况、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特征等都有讨论，较前一类作品在区域族群演进的层面上更具参考价值。此外，在一些民族关系史和社会文化史作品中（此类作品属广义的民族史研究作品），也会采用历史阶段复加区域的框架来讨论各区域族群的分布问题，如翁独健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131]

2. 区域民族史地方面的研究

西南区域民族史地方面的研究作品，主要包括以西南区域为主的通史性和断代性研究作品。西南区域通史性作品方面，又包括以完整的西南区域为研究区域的通史性研究作品，以及以西南区域某一区域为研究区域的通史性作品。以完整的西南区域为研究范围的作品，包括尤中《西南民族史论集》和《中国西南民族史》、杨铭《西南民族史研究》、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龙晓燕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纲要》、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等。[132]这些作品虽是民族史作品，但对战国秦汉时期的主要族群，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其族属，不同群体的分布地。特别是，以完整的西南区域为研究范围的作品，需要考虑西南区域范围内不同群体间的关系，以及西南区域族群与其他区域族群的关系，在梳理民族渊流方面用力颇深，奠定了西南区域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族系”研究路径。

以西南区域某一区域为研究区域的通史性作品，以本书研究范围而论主要涉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地区。近些年来，这些区域的区域性民族通史，均有专著问世。[133]以某一省区为区域范围的通史性作品有一个突出特点，即特别注重对应区域族群演进的“多元一体”格局之形成。事实上，虽然历史时期的西南区域相对来说具有明显的一体性特征，但与其他区域相比，其内部的生境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童恩正就指出过，西南区域包括西部的青藏高原，南部为云贵高原，北部为四川盆地三大自然区，不同区域间族群演进态势有明显的不同。[134]研究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的李孝聪也认为，“从纯地理的角度看，西南地区并不是一个非常整合的统一的区域，整个区域由多个地理单元组成，单元之间甚至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135]不同区域生存环境的差异，对历史时期族群演进也有明显的影响。总体来说，巴蜀地区在历史时期是汉夷交替最频繁的区域，云贵地区则长时期为少数民族群体的演进所主导，且族群演进的东西差异极为明显。川西高原，其族群演进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氐羌群体在很长时期是这一区域的主体族群。

区域性断代民族史地研究方面，段渝《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和翟国强《先秦西南民族史论》是西南区域战国秦汉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代表性作品。[136]这两部作品以战国秦汉时期（有的内容也涉及战国之前）方国族群演进为核心，基于史料的详细梳理和考古文化的分析，建构起了西南区域方国族群演进的区域过程，揭示了西南区域文明演进的区域性特征，系统地理清了战国秦汉时期族群分布和族群演进态势。此外，罗二虎的《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虽涉及内容较广泛，但也专门讨论过秦汉时期西南区域的族群分布问题，也可视为西南区域断代民族史地研究作品。[137]还有一些西南区域断代性民族史地研究作品涉及战国秦汉时期，因这些作品主要基于考古文化的分析，后文专论。

3. 族群（别）史地方面的研究

族群（别）史地方面的研究，在汉族群体和西南夷群体方面均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汉族群体方面，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区域汉族的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主要分布在人口史研究和移民史研究作品中。全国层面上的人口史和移民史研究作品都会涉及西南区域，特别是巴蜀地区，但讨论往往简略，重在分析全国层面的户口格局和移民态势。其中，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都涉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区域的汉族分布和迁徙态势问题[138]，但因两汉户口数据均未区分族群，人口问题不能完全反映族群问题。区域性的汉族群体史地研究，则主要涉及汉族群体的迁徙问题。其中，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对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区域的汉族移民有较详的梳理[139]；谭红《巴蜀移民史》对战国秦汉时期汉族移民考论详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140]。

以上研究通常以史料记载为主要线索，但史料中还有一类特殊的材料未触及，即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大姓、士女资料。许倬云曾指出：“大姓之所在，当可作为汉人移民所至的指标。”[141]任乃强在校注《华阳国志》时，对各郡大姓及其族属问题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并列出各郡大姓、士女数。[142]后来，黄宽重、孙俊等均对《华阳国志》所载大姓、士女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和考论，并以之讨论了两汉时期汉族群体的分布问题。[143]

西南夷群体的族群（别）史地研究方面，当前的研究不可谓不丰富，各类涉及西南地区的民族史作品均会有相应的内容。但就综合性或某一群体的史地研究而言，则相对贫乏。当前最为重要的作品是段丽波的《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对战国秦汉时期史籍所见的氐羌群体（其中含有其他学者所说的“夷”群体）分布和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44]由于氐羌群体是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分布广泛的族群，相关的族群史研究也极为丰富[145]，除了段丽波的作品外，冉光荣、何光岳、杨铭等也有氐羌族群史研究成果的出版。[146]

氐羌族群历史地理的系统研究，还与彝族史研究有很强的关联，这主要是因为氐羌族群与现在的彝族有渊源关系。[147]在彝族史研究方面，方国瑜、马长寿、易谋远、王天玺、张鑫昌等均有代表性的彝族史研究作品问世[148]，其中包括有彝族历史地理研究的问题。其中，方国瑜《彝族史稿》、陇贤君《中国彝族通史纲要》、易谋远《彝族史要》等特别注重从彝文典籍方面梳理彝族的发展问题，包括不同时期的历史地理问题；马长寿《彝族古代史》注重彝文典籍与田野资料的使用，对不同时期各部族的分布也有简要的讨论；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在汉文史料、彝文典籍、考古材料方面均有系统的梳理，在第一编详细梳理并讨论了战国秦汉时期与今彝族有关的群体及其部落的分布问题。

无论是氐羌族群史的研究还是彝族史的研究，在涉及西南地区族群史地问题时，都有将羌或彝族先民泛化的倾向，有的氐羌族群或彝族先民分布区中可能含有其他族群。

除了氐羌系统的研究外，涉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百越族群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成果出版。其中的代表作应是《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和《中国南方古代僚人源流史》两部作品。[149]这两部作品是南方百越群体研究的力作，不过在讨论相关问题时需注意百越群体中涉及西南地区的群体有的存在族属争议的问题。

以上族群（别）史的研究，事实上有大量的考古资料可供参考，并有学者就考古材料所见文化类型讨论了不同文化与战国秦汉时期族群的对应关系问题。在考古材料中涉及汉族的考古材料除了数量丰富外，还有大量文字性的材料，为理解战国秦汉时期汉族群体的迁徙、分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支撑。此方面的研究详见后文考古材料研究方面的论述。

4. 政区方面的研究

政区方面的研究虽是政治地理学的内容，但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政区研究往往需要考虑族群分布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历史民族地理的代表性作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在讨论政区或地名问题时，往往要讨论相关的族群分布[150]，是公认的经典历史民族地理作品之一。[151]更为重要的是，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奠定的政区或地名研究，为后来学者研究西南地区历史民族地理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定位基础。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一书是典型的西南地区政区研究作品。[152]在该书中，尤中对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各县的族群分布状况有详细的讨论，也可视为一部经典的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作品。

除了以上二著外，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除标注秦、西汉、东汉时期的政区地名外，还标有主要族群的分布地望[153]，对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民族地理研究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郭声波《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是一部较为特殊的作品。基于翔实的道里数据梳理，该书还原、纠正了很多唐代西南地区的政区问题（主要限于当时的乌蛮地区，后续成果则还包括羌人地区）。[154]《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一书虽主要针对唐代的族群问题，但部分与秦汉时期有关的族群也得到了梳理，对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西南夷民族地理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考古材料方面的研究

史料与考古材料结合使用的“二重证据法”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155]在西南区域历史民族地理研究中，这一方法的使用在战国秦汉时期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史料所及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族群记载较为模糊，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对西南区域族群的认识。另一方面，关于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区域族群的考古材料特别丰富，学者们借此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区域族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30年前，童恩正就依据当时的研究，梳理了夜郎、句町、滇、靡莫之属、邛都、徙、冉駹、筰都等族群文化的考古发现研究进展[156]，反映了当时这些族群在考古文化上找到了对应的考古文化类型。近三十年来，考古材料发现和披露更为丰富，研究内容也更为丰富。《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和《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均专节讨论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云贵地区的主要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呈现了当时西南地区多元文化发展态势，并简要说明了其他区域文化对西南地区文化发展的影响。[157]霍巍《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一书中收录的《长江上游巴蜀文化探索的新进展》《蜀与滇之间的考古学》《西南地区秦汉时代的考古》三文，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主要考古学文化区考古及研究进展进行了新的总结，并讨论了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汉文化发展问题。[158]

因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族群演进具有明显的族群性与区域性特征，从族群性或区域性方面梳理相关的研究均是可行的方案。考虑到汉族群体分布广泛的问题，在此以族群性为视角梳理相关的研究进展。这里所说的族群性，本可包括史籍所载的各个族群，但因考古材料发掘的多寡不同，研究文献的数量也有很大差异，暂从西南夷群体、汉族群体两类来讨论。当然，也有一些综合性的成果，可事先交代。

综合性的成果，主要是涉及整个西南地区及其族群的成果。其中的代表作是翟国强《先秦西南民族史论》、段渝等《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159]在这两部作品中，翟国强和段渝等以主要方国为线索，依据翔实的考古材料和史料讨论了先秦至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主要族群的发展过程，其重点时段在战国秦汉时期。而且，在讨论各方国文化特征的同时，翟国强和段渝等均注重分析不同方国内部的族群结构，以及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这两部作品，应当是当前战国秦汉时期西南民族史地研究最为重要的作品，尽管其没有讨论汉族的问题（这不是其题中之义）。

西南夷群体方面，最重要的作品仍是翟国强《先秦西南民族史论》、段渝等《西南酋邦社会与中国早期文明》两部作品[160]，由于已交代过，不再赘述。除了这两部作品外，其他涉及西南夷群体的考古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包括两类。一类是川西群体的研究，另一类是云贵群体的研究。其中，川西群体主要涉及石棺墓、大石墓两类墓葬及其族属的研究。“藏彝走廊研究丛书”中的《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青藏高原东缘的古代文明》《交融与互动：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等作品[161]，其中的部分章节即大量使用考古材料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川西群体，包括有石棺墓、大石墓两类考古材料。

石棺墓的发现与分布问题，《中国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调查与发现：1938—2008》一书有系统的梳理，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一书则补充了新近发现的材料[162]，孙俊后来又补充了罗二虎著作出版后的相关材料。[163]石棺墓广泛分布在川西、滇西北、藏东地区，涉及的族群比较复杂。其中，岷江上游石棺墓，虽其族属有氐、羌、夷诸说，但其人群应为汉代的冉駹夷群体则为诸家所公认。[164]滇池洱海地区的石棺墓，一般认为是巂、昆明所留。[165]

石棺墓分布广泛，史籍所载秦汉时期川西地区的族群也比较复杂。石棺墓的对应族群，应不止一两个。近年来，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中的代表作是《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文化研究》两书。在《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一书中，罗二虎以考古材料为核心，结合史料，旁补民间传说和史诗，基本确定了战国秦汉时期史料与考古文化群体的对应关系，即冉駹与佳山文化、徙与卡莎湖文化、邛人与汉塔山文化、青衣夷与老场文化、徼外夷与扎金顶文化、邛都（濮）与大墩子文化和尔巴克苦文化、靡莫之属与石洞山文化、筰都与老龙头文化的关系。[166]《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文化研究》一书虽涉及考古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内容较少，但该书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注重碳化物的分析，如其中对种子的分析，对人骨的分析，为相关考古材料研究中所独有，对认识川西地区先秦时期不同人群的生计、社会经济、体质特征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67]，唯大多材料在战国之前，本书涉及的内容不多。

大石墓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洱海以东区域及安宁河流域。[168]大石墓的分布及演变问题，张增祺、赵德云进行过较详的梳理和探讨[169]，认为大石墓起源于滇西洱海以东区域，在秦汉晚期或战国早期北传至安宁河流域。由于大石墓分布于多个族系的过渡地带，其族属也未能获得共识，有濮人说、氐羌说、孟高棉民族说等。[170]

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地区的主要墓葬形式包括大石墓、石棺墓、土坑竖穴墓等类型。其中，大石墓、石棺墓分布在滇西地区，前文已就其与民族地理有关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论述。土坑竖穴墓主要分布在滇中、滇东南、滇东北、滇西地区。当前，关于西南地区土坑竖穴墓的发展演变问题尚无系统的研究材料，仅见杨勇、孙俊对相关的报道有详细的梳理。[171]由于相关研究的缺乏，目前尚难以从墓葬形式上来讨论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土坑竖穴墓与族群的对应关系。不过，云贵高原墓葬中出土的文化器物则很丰富，已有学者讨论了其文化分区的问题及文化区与族群之间的关系。此类研究集中于云南地区，各文化区的族群关系共识较多，族属方面则仍无共识。

在族群与文化区的对应关系方面，总的来说各家意见有如下类型。童恩正根据早期发掘的文化器物，将云南地区滇池、洱海两地的文化视为同一文化类型下的不同文化区，认为滇池地区文化代表的是滇文化，洱海地区文化代表的是“靡莫之属”文化。[172]此种观点为云南地区考古文化与族群关系的主要观点之一，后来的学者主要是注意到了特殊区域的族群问题。例如，范勇认为洱海周围地区的青铜文化为“靡莫之属”文化，但可能与巂、昆明有关；滇池周围地区的青铜文化为滇人所创造；红河区域的青铜文化与哀牢夷、鸠僚[173]有关。[174]另一种观点以王大道为代表，认为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可分为滇池区域，洱海区域，红河流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中、下游五个文化类型；其中，滇池、洱海、红河区域的文化为（滇）濮人所创造，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中、下游文化则分别为巂、昆明（巂、昆明被理解为一个类群）和滇越所创造。[175]王大道的云南地区陶器分区与青铜器分区相同，只是陶器资料有限，分区不全。[176]这两种观点中，洱海区域的族群与其他观点存在争议。例如，宋治民、张增祺等认为洱海区域的文化应为巂、昆明所创造。[177]与之相关，“靡莫之属”在新近的考古研究中认为应在滇东地区。[178]

在族属方面，彭长林认为滇池地区的滇人为百越、氐羌、百濮三系重组而成的复合型族群，滇南、滇东南地区则以百越为主，兼有百濮，滇西、滇西北地区主要为百濮、氐羌中的巂、昆明，滇东北地区主要是氐羌中的僰人。[179]杨帆认为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是北方青铜文化南传后与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可分滇西北及川西南、川滇黔交界区、滇池及滇东南地区三大文化区和一个文化交汇区（指楚雄至大理间的区域，滇南、滇西空白），分别代表着氐羌、百濮、百越三大族系的文化及巂、昆明这一特殊的文化交汇族群文化。[180]这些不同族属对应的族群往往也有很大的争论，其中尤为突出者是滇人的族属问题，百越、濮人、僰人、孟高棉系诸说均有之。[181]

云南地区文化类型与族群、族属关系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族群复杂性的反映。特别是在滇池地区，青铜文化反映了这一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生存着多个族群。冯汉骥、汪宁生、胡顺利、易学钟等曾就晋宁石寨山出土器物中的人物形象进行过系统的梳理，所见族群约十四个[182]，包括有昆明、哀牢群体，比史料所载的族群要多得多，形象地反映了汉初滇国“同姓相扶”“离难西夷”等主要社会事件的族群内涵。

受考古资料较少的影响，贵州地区的文化区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不过，贵州地区的相关考古材料，在确定战国秦汉时期这一断代问题的情况下，应为夜郎遗留无疑。存在的问题是，夜郎群体部族也较多，不同地区的文化与夜郎群体各部的分布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近来，张合荣通过比较青铜时代滇东黔西代表性陶器的墓地及其差异来解析夜郎故地位置，将滇东黔西“魋髻、耕田、有邑聚”的族群分为如下区域：滇东黔西包括云南昭通、曲靖、文山和贵州的毕节、六盘水、安顺、黔西等县及桂西北局部地区为代表的“夜郎旁小邑”活动区；北盘江以东的安顺、贵阳一带的且兰区；滇东南沅水上游、广南及桂西北右江上游一带的漏卧、句町活动区；以上区中间的南、北盘江所夹区域为夜郎活动区；夜郎活动区以西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人区包括陆良、寻甸、东川、昆明、禄丰及楚雄一带。[183]贵州地区赫章可乐墓群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战国秦汉时期贵州地区墓葬，其中的“乙类墓”为土著墓。杨勇通过比较可乐墓群出土器物与越南中、北部和柬埔寨波赫同期和稍后的墓葬出土器物，发现两汉时期可能有一支可乐群体南迁，并与史料记载相合，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184]

汉族群体方面，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汉族遗迹主要包括秦墓（含秦国墓和秦代墓）、室墓、崖墓三类墓葬。其中，秦墓虽不能等同于汉族墓葬，却可视为西南地区汉系族群的早期移民所留。当前西南地区的秦墓发现不多，仅见四川成都市龙泉驿，青川县郝家坪，荥经县曾家沟、古城坪四处，宋治民、李明斌已对其文化特征、族群特征进行了较详的分析。[185]室墓是两汉时期西南地区汉族所采用的主要墓葬形式，且一般认为为北方汉族移民所留。张增祺、罗二虎、孙俊等都曾对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室墓进行过较系统的研究，其中的代表作是罗二虎的《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一文。《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一文虽主要关注四川地区的室墓问题，但对四川地区室墓的结构与类型、分布、分期、演变等问题有系统的讨论，资料收集也甚为齐全，为相关的研究奠定了理论与资料基础。[186]孙俊对两汉时期汉族分布格局的讨论，在室墓分布的基础上，又充分考虑了各地室墓分布的数量问题，补充了罗二虎《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一文发表后的相关考古资料。[187]

崖墓是东汉时期西南地区以成都平原、峡江地区为中心的汉族墓葬。相对于室墓来说，崖墓在西南地区的出现要晚一些，一般认为出现于西汉末东汉初[188]，东汉中后期则有大量的发现，东汉晚期进入衰退阶段，但魏晋时期仍有少量的发现。[189]崖墓的出现虽晚，但数量规模却极为庞大，大多崖墓墓地其崖墓数量在数十以上，多的达到千余座。当前关于西南地区崖墓的来源有西方崖墓来源说、蜀人石棺传统说、南阳墓制影响说、崖葬来源说、崖洞墓来源说、北方窑洞来源说、中原横穴墓说、中原土洞墓说等[190]，一般认为是北方墓葬形制与西南地区地理环境结合的产物。崖墓的族属问题较为复杂，汪宁生、罗二虎、罗开玉、唐长寿、孙俊等均讨论过崖墓的族属问题。[191]以主要观点而论，崖墓族属有土著汉化群体、北方汉族移民两说，以前一种为主要观点。罗二虎曾表示：“砖室墓与崖墓的数量之比例和分布特点，也许大致反映了当时中原移民与原土著居民的数量比例和分布情况。”[192]依据近年来的考古文字材料，孙俊等认为崖墓的族属以土著汉化群体为主，但也有一定比例的北方移民群体。[193]但无论如何，崖墓为汉代汉族群体所遗留则是无疑的。

室墓、崖墓除了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外还有一个特点，即有丰富的纪年材料。由于数量众多，加之有纪年材料，室墓分布的伸缩，很大程度上即代表着汉代汉族群体分布的伸缩。此外，室墓、崖墓中出土的画像，也是汉族群体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高文等对四川汉代画像资料进行过系统的搜集，出版了《四川汉代画像石》《中国画像石棺艺术》《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巴蜀汉代画像集》《中国画像石全集：四川汉画像石》《中国巴蜀新发现汉代画像砖》《汉代画像石棺》等作品。[194]罗二虎曾对画像墓画像内容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画像墓墓主属于富裕阶层，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应是当时的豪族大姓。[195]此外，画像中的“左衽”现象，实际上也表示着当时四川地区土著群体的汉文化认同问题，以及秦定巴蜀后古蜀人群体的遗留问题。

两汉时期西南地区汉族考古材料还有石刻、碑文、石表等文字性的材料比较重要。这些材料，有的能够印证史料所记载的事件，如《汉碑集释·尹宙碑》说“秦并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离，或居三川，或居赵地”[196]，即印证了秦统一六国时期关东群体入川史料记载。但更多的考古文字材料，则能补充史料所载之不足。此方面的材料主要有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碑》、东汉《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碑》、东汉顺帝时期的《王孝渊碑》、成都近郊汉墓门枋石刻、昭觉县四开区好谷乡石表和石碑、成都东汉后期《裴君碑》、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HM3墓右门背面“石门关”刻字、中江塔梁子崖墓M3壁画榜题等。[197]此类材料往往会记载某一群体祖先处于何地，因何原因被迁往巴蜀地区，何时迁入等问题，对于认识两汉时期汉族群体的北方来源问题颇为重要。

（三）人口史与移民史方面的研究

人口史与移民史的研究通常涉及一定区域内的所有族群。不过，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群却无法通过人口史的研究来讨论。一方面，秦汉时期涉及西南夷地区时，户口数据较为模糊，包括了其时的汉族、西南夷群体数据；另一方面，即使某一郡尽为西南夷群体，也包括多个族群，户口数据仍然无法反映具体族群的问题。因此，战国秦汉时期人口史与移民史研究相关的民族地理问题，前文在讨论汉族史地研究时已对汉族的情况作了交代。在涉及西南夷群体时，则只有移民史的研究能反映相关的问题。

涉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移民史作品，当前所见主要包括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谭红《巴蜀移民史》、李禹阶《重庆移民史》。[198]此三部作品讨论移民问题时在族群结构上更完整，在史料使用上更为丰富，在叙述西南区域族群移民线索上更为系统，是研究西南地区族群迁徙的重要研究成果。

（四）民族地理观方面的研究

民族地理观是历史民族地理学中近年新兴的学术领域。作为“‘华夷之辨’思想在其地理空间上的认识和阐释所形成的理念、观念和方法”的民族地理观[199]，其本质在于建构和维护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观念。由此，民族地理观建构与嬗变的问题，以及民族地理观建构与嬗变所反映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问题，均应加以讨论。

1. 民族地理观建构与嬗变方面的研究

尽管当前认为民族地理观的研究涉及民族观、地理观、民族地理三大方面[200]，但主要的研究内容集中在民族地理观建构与嬗变、地理观（尤以区域意象为代表）两大问题上。民族地理观的建构与嬗变方面，早期关注的是“五方之民”的问题[201]，且未落实到大一统国家的层面上，西南地区的问题也鲜有触及。近十余年来，以黎小龙为代表的学者，不仅在大一统国家的层面上来讨论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问题[202]，而且将其落实到西南地区民族地理观的建构与嬗变问题上，初步理清了西南地区民族地理观建构与嬗变的历史脉络。[203]

在地理观方面，当前的研究以区域意象方面的成果最为丰富，主要涉及“蛊毒”“卑湿”“瘴气”等问题。“蛊毒”方面，于赓哲考论发现“蛊”在殷商甲骨文中或谓存粮器皿中的蠹虫，春秋时发展为疾病和巫术两种含义，且巫术之义逐渐成为“蛊”的主要所指。“蓄蛊”之地的范围，总体上有四个发展阶段：汉至隋末唐初，长江南北皆是，“蓄蛊”尚无明显地域倾向，但已有地域倾向之萌芽；唐初至唐中期，限于长江中下游和福建地区，“蓄蛊”“南方化”倾向开始；唐中期至明后期，岭南、巴蜀、长江中下游、福建地区均为“蓄蛊”之地，且在时间上依次成为“蓄蛊”的“重灾区”；明后期以来，今云南、广西、福建、湖南部分地区，“蓄蛊”尤以“西南夷”地区为盛。“蛊毒”到底存不存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于赓哲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蛊毒想象”，其依据包括：一者，北方人认为南方人“好巫鬼，重淫祀”；二者，南方一些部族善用“毒药”。此种“想象”并非一成不变，从“蓄蛊之地”的时空格局来看，“蓄蛊之地”的伸缩实与主流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碰撞有关，随着主流文化的伸缩而伸缩[204]。

于赓哲对卑湿问题的地理研究同样是颇富成效的。《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一文中，于赓哲统计所见因卑湿问题而导致的城市或治所改造事件时空格局是：唐以前南北皆有，尤以南方为重；唐时，仅见南方的案例，反映出唐人以北方原本的观念开始大规模改造南方地区，原则均是“居高避湿”。基于这种“卑湿想象”的时空格局，于赓哲提出了一种文化身份与文化融合格局的解释路径：过于强调差异，实是文化尚未融合的体现，也是强调族群边界的体现；出现对差异的怀疑甚至理解，是文化融合的开始；接受和修改诸多“差异”，则表明文化融合基本实现了。[205]

“瘴病”问题有较多研究。“瘴病”亦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兼有高原反应、肿瘤、浮肿、毒气、花粉过敏等多种情况。[206]关于“瘴病”时空分布的问题最早有龚胜生等的研究，他们揭示了中国古代“瘴病”的分布格局是：战国西汉时期“瘴病”以秦岭淮河为北界；隋唐五代时“瘴病”北界在大巴山长江一线；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之北界在南岭一线，滇西地区尤为“重瘴区”。[207]近来其他研究所得断代格局与龚胜生所得略同，但地域尺度更为精细了。[208]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琼对云南、西藏地区的“瘴气”研究，不仅详细讨论了云南地区古代“瘴气”分布的演变，并讨论不同类型的“瘴气”问题。[209]与之相关，王子今的研究也表明了除南方的“热瘴”外，青藏高原地区魏晋就有“冷瘴”之说。[210]关于“瘴病”的分布格局，有三种解释[211]：一种是认为“瘴病”与经济开发所导致的环境变化有关[212]；另一种是认为“瘴病”的分布与以汉文化为主的南方意象有关[213]；再一种是认为“瘴病”的分布实与生态环境有关。[214]但无论如何，“瘴”作为一种中古族群叙事概念，具有明显的空间意象，体现的是汉文化的地域意识。[215]

此外，民族观与地理观关系方面的研究也有较多成果，其重要者包括：张勇《唐宋三重格局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演变》[216]、邹立波《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217]等，讨论了封建王朝时期国家疆域建构对西南区域“徼内夷”与“徼外夷”划分的影响；马强《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以西南与岭南民族地区为考察中心》一文考察了唐宋时期汉族士人的南方体验对南方区域观的影响，认为唐宋时期南方体验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宋士人对南方群体文化的认同[218]；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一书讨论了中古文学中的区域意象建构问题[219]；方丽萍讨论了唐代北方士人的“北方情结”对南方区域意象建构的影响问题。[220]

以当前的研究而论，无论是民族地理观的建构与嬗变问题还是区域意象的问题，抑或民族地理观生成逻辑的问题，涉及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研究成果尚不算丰富，相关的问题也仍有讨论的余地。特别是，主流的区域意象研究“蛊毒”“卑湿”“瘴气”等问题，在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体现还不明显，区域意象的研究应另寻相应的表征符号。

2. 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方面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嬗变过程中，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并影响着民族地理观的建构。在政治地理的层面上，从理想的圈层政治地理结构到现实的政区划分，其中都有深刻的族群因素存在。[221]而且，中国古代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主流态势，是在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夷之辨”民族观影响之下进行的。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族群分布空间与政治地理空间高度重合，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存在明显的“内地区”与“边疆区”结构性特征。[222]在族群政治地理空间的“内地区”与“边疆区”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华夏群体如何建构统摄“四夷”群体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即“中国”如何与“天下”重合，并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始终是王朝国家建构、治理的重大问题。[223]

大一统国家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首要标志，在于不同族群区域在政区层面上纳入王朝国家版图之内。于战国秦汉西南地区而言，此方面的专门研究有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和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224]，详细梳理了西南夷地区郡县化过程。巴蜀地区的郡县化过程，则有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的详细研究。[225]需要略加注意的是，西南地区的郡县化过程，尽管主要受秦汉王朝的开边活动影响，但秦汉王朝的开边活动在西南地区的具体实施却受地缘因素的深刻影响。[226]西南地区不同区域的地缘问题（包括战略空间和地缘关系），战国时期秦定巴蜀时即已出现，宋人郭允蹈曾详细分析过巴蜀地区的地缘问题[227]，清人顾祖禹更是系统地分析过西南地区不同区域的战略地位及地缘关系。[228]近年来，刘逢春、萧映朝、方铁等对战国秦汉时期汉中、巴蜀、西南夷地区战略地位、地缘关系对其郡县化的影响进行了较详的梳理和讨论。[229]

西南地区的郡县化过程，在秦汉大一统时期主要是西南夷群体的郡县化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外蛮夷”不断演变为“内蛮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秦汉王朝发展了一套区分不同群体的概念框架，即“徼”的问题。关于“徼”的问题，当前已有较多的考论，吴宏岐等认为“徼”是区分不同蛮夷群体的重要地理标志[230]，石硕认为“徼”表征着不同群体是否为秦汉王朝所实际控制。[231]朱圣明则认为，秦汉时期的“徼”不仅区分国家疆域内外的蛮夷群体，也区分国家疆域内的汉夷群体。至少在观念的层面上，汉代存在“内徼”与“外徼”之分。[232]由此，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包括三个层级，即汉族区、蛮夷区和徼外蛮夷区。

除了“内徼”区分国家疆域内的汉夷群体外，秦汉时期形成的“边郡”“内郡”（或又加“近郡”）观念，也体现着民族地理观特别是其中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问题。关于“边郡”的问题，方国瑜、木芹、顾颉刚、李新峰、杜晓宇等均有考论，且列出了西南边郡。[233]在这些研究中，巴、蜀、广汉三郡有时被列为边郡，与武帝“广关”后巴蜀被纳入“大关中”区域的政治地理格局有较大的出入，尚需进一步的讨论。

“徼”“边郡”在秦汉史籍中往往与蛮夷有关，具体来说秦汉时期“内徼”之外为西南夷及“徼外”群体区域，西南夷地区也可以说是边郡区。此种区分反映出秦汉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具有明显的结构化特征，甚至是二元化的结构特征。[234]不过，“华夷之辨”思想影响下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却有明显的秩序化特征。[235]所谓“华夷秩序”，其中的“夷”既涉及“外徼”内的群体，也涉及“外徼”外的群体，但长期以来，“华夷秩序”被理解成一种“国际”秩序，即主要涉及的“夷”是“外徼”以外的群体。[236]程妮娜近年提出，相对于传统的“华夷秩序”，即“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华夷秩序”，还存在另一种“华夷秩序”，即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建构起来的，以维护和发展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政治隶属关系为中心的“华夷秩序”。[237]

就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地区来说，“华夷秩序”问题在制度层面上主要是第二种，即华夏群体与西南夷群体的“华夷秩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前文提及的“徼”“边郡”问题，虽有一定的二元论色彩，但也不乏秩序化倾向。比如，边郡在东汉政治家王符的思想中就是王朝国家必不可少的部分[238]，此种思想与动辄主张放弃边郡的思想极为不同。更多秩序化的问题，在西南地区典型地体现为“各以地比”的问题，黎小龙已从治边人才、治边军士两方面的施治措施上加以论述。[239] “各以地比”不仅体现在施治措施上，所谓“巴、蜀、广汉本南夷”“西南夷”“徼外夷”等族群身份的划分，均有着对应的地望，且这些地望均体现着“各以地比”的问题。东汉时期区域意象的建构，特别是晋人常璩区域意象的建构，均有其对应的地望，且也体现着“各以地比”的问题。此类现象的存在，表征着秦汉西南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的秩序化问题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