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葛剑雄

历史民族地理是历史地理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与当代民族地理并无二致，即民族及其相关要素的空间分布与变化。但由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时间段是历史时期，所以有其特殊的难点。

首先，“民族”是一个近代才产生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现行的民族划分和识别更是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形成的。如何将古代见于记载或流传下来的“种族”名称转换成今天法定的民族名称，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古书中记录的这些名称，大部分是以“戎”“狄”“蛮”“夷”“越”“苗”等用于表示非华夏族系的名词构成的，一部分是由大小不同的地名构成的，往往很难判断它们是否构成一个族群，或者属于同一族群。

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完全采用原始史料中使用的族群名称。但这样做的科学性同样无法得到保证。因为存世的史料，特别是早期的史料，大部分出于华夏族系用汉字的记载，很难判断所记的族群名称究竟是其自称，还是华夏或其他族群对他们的称呼。即使是其自称，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难以肯定是否正确，是否有同名异译或异名同译。同一个族群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被使用不同的名称，被当作不同族群的例子比比皆是。

其次，研究当代民族地理的基本手段是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只要工作做得足够深入和细致，几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充分记录，积累资料，创造条件；自己解决不了的，可以邀集同行，或提交给相关学术界，或在现场讨论研究。但要研究历史民族地理，特别是早期的民族地理，在文献资料以外几乎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对于未留下遗迹、遗址、遗物的古代族群的迁移和分布，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都无能为力。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往往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样的成果与古代的实际存在相比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古代的存在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极少数，而其中被发现或发掘的又为少数，得到认定并能作出精确结论的就更少了。

至于涉及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思想的研究，更难在文献记载以外找到根据。在没有文字证据的情况下，考古成果至多能在生产和生活方式、原始崇拜、祭祀活动等方面提供一些不确定的信息。而汉字记录下来的内容，更多是基于华夏本位的价值体系，由华夏（汉族）选择、加工甚至曲解、编造才形成的。如对夷夏之辨的强化，对戎狄蛮夷的贬斥和丑化，对蛮夷“恭顺”“向化”的夸张，对“归顺”蛮夷地区、羁縻政区、土司辖区的程式化和理想化等等，都不能简单地认定为可靠的史实。

所以，尽管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早就指出民族史和历史民族地理的重要性，历史地理学界一直致力希望能构建和发展历史民族地理这个分支，但依然无法填补这一领域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的空白。

正因为如此，孙俊的《战国秦汉西南民族地理的格局与观念研究》称得上是一项新的探索，具有创新意义，值得重视。

战国秦汉有关西南民族的史料本来就有限，新出土、新发现的史料中也少有涉及，已被现有研究论著罗掘尽净。作者又做了一次彻底的蒐罗整理，旁及碑刻记录、地方文献、汉译彝文资料，又从考古成果中梳理图像资料。对现有成果，作者也一一研讨，巨细靡遗。再借鉴、融合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形象史、概念史等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作者揭示了在战国秦汉西南地区族群演进具有族群性、区域性双重特征，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态势下存在区域性与整体性协同演进的特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的区域性与整体性协同既受地貌、气候条件的影响，又受王朝国家建构的影响；汉族群体及其分布格局的形成既受移民因素的影响，又受巴蜀土著群体华夏认同的影响；民族地理观存在由族群与方位搭配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模式向族群与政区搭配的族群政区地理空间模式转变过程；族群地理空间的建构是以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构为导向的，并体现出结构化、秩序化特征；并得出了西南区域范围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的“自觉”阶段应始于战国时期的结论。

尽管其中一些说法的证据还显得单薄，尽管部分结论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际的支撑，本书无疑是一项探索性、创新性的成果。对于一位刚进入历史地理领域的年轻学者，在博士论文阶段就完成了本书的基础，更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相信这只是作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开端，有理由有信心期待他的新成果。

2021年8月6日